从《狂飙》到《消失的她》：爆款影视背后的阶级叙事
曾几何时，中国的影视剧似乎出现了这样一种叙事模式：贫穷是一种原罪，相比较光鲜亮丽又单纯善良的富人，穷人则是心理不健全且富有不恰当野心的望。热映电影《消失的她》中，主角何非出生底层，为了改变命运，他在大城市苦苦打拼，却只收获了失望，在心智迷失后，他先是迷恋赌博，继而有意接近有钱人家的女继承人，甚至在婚姻危机之后，他选择了杀妻自保……故事的另外一边，则是被杀妻子的闺蜜跨洋复仇，上演了一出girls help girls的故事。
乍看上去，这是一部批判“渣男”的电影，似乎在主动迎合当下的女性主义思潮。但事实上，整部影片的视点始终围绕着何非展开，观众被动地跟随着这个人物的行动，直到他最后的覆灭。
《消失的她》上映后，关于这部影片的讨论没有停止过。评论家们或者不满意其“厌女”的视角，或者被其高高在上的阶级观念所冒犯。但不管持有什么样的观点，都无法掩饰这部电影背后的焦虑：是什么让普通人失去合理的上升通道，继而走向癫狂？
截至目前，这部影片已经获得近35亿元票房，跃居2023年电影票房第三位。这篇文章想探究一个有趣的现实：一部充满bug以及冒犯女性的作品，为何还能如此受到欢迎？对比今年另外两部热门剧《狂飙》和《漫长的季节》，尽管三部作品的落点不同，趣味各异，却又被一条隐形的线索绑在了一起，它们都是男性中心叙事，在将女性客体化的同时，将时代的悲剧加在男性身上，仿佛只有他们才是历史的承担者。
当然，正如本文的作者写到的那样：“毕竟，被鼓励人们奋斗的体制所许诺，被消费世界的琳琅物质所宣传与诱惑，最终却在固化板结的社会结构中，迟迟得不到兑现的阶级跃迁，是属于绝大多数当代青年的痛点。”
文｜吴泽源
编辑｜叶倩雯
01
《消失的她》剧照
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消失的她》其实是一曲男性视角下的男性悲歌。除了纯粹为履行解释性功能而存在的陈麦（倪妮饰）身份反转桥段外，影片全部内容的叙述角度，都和男主人公何非（朱一龙饰）的视点完整贴合。我们当然能感觉出，何非不是一个可靠的叙述者，在药物影响和对律师的隐瞒策略下，他的记忆与感知都带有偏差，不会是百分百的现实。
然而，即便脑子会出问题，情感却骗不了人。《消失的她》的绝大部分段落，都把我们放置在注视何非，陪伴何非，同时也借助何非的双眼看世界的位置上。处在这个位置上，久而久之，你也自然会理解何非，并与何非共情。
如果说“戳穿恋爱脑”和“女性互助”元素，是女性观众最开始被《消失的她》吸引，看完后出离愤怒的原因，那么在片中表面上遭受批判的男性群体，之所以为这部电影买单，个中原因，或许就在朱一龙的这几句困兽嘶吼中。
毕竟，被鼓励人们奋斗的体制所许诺，被消费世界的琳琅物质所宣传与诱惑，最终却在固化板结的社会结构中，迟迟得不到兑现的阶级跃迁，是属于绝大多数当代青年的痛点。
《狂飙》剧照
高启强的阶级跃迁之路，就此开启，且一发不可收拾。他参透了地下世界的丛林法则：在这个世界里，只有动物，或者说是食物，不存在所谓的人，一旦你把其他人当人看，那么你离灭亡也就不远了。在丛林世界中，或许有情义、信任、尊重、互惠，但在基本的食物链规则面前，上述一切都不值一提。这个世界中的所有玩家，都恪守着基本游戏规则，在食物链中占有着自己的位置，吞噬弱者，壮大势力，到最后则被更大的势力吞噬。这个游戏无休无止。
高启强的故事，无疑也是丛林故事的一种，正如那些经典的黑帮故事《教父》《疤面煞星》《格莫拉》和《毒枭》。主人公在故事轨迹之中终将坠落，但故事结局不重要，重要的是主人公速度如流星一般的崛起，为寻求上升通路却无门可寻的观众们带来的爽感。从衣衫褴褛、人见人欺的卖鱼佬，到衣冠楚楚、人人仰视的黑帮大佬，高启强的故事线，以爽文的形式，不知满足了多少受社会规则压制，却无法将其化为己用的观众的幻梦。
03
《消失的她》，与陈思诚的贫富观
如果说《狂飙》中高启强故事线的重点，聚焦在他打江山的部分，那么《消失的她》中何非的故事线，就既强调他是如何凭借心机和手段实现阶级跃迁，又强调着他在获取新的社会地位之后的焦虑：在德不配位的情况下，该如何向世界证明自己地位的合理性？又该怎样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中，牢牢保住这个得来不易的位置？
部分对《消失的她》的差评，认为影片将何非描绘得如此负面，又将其富家出身的妻子李木子呈现得如此单纯善良，纯粹是出于某种嫌贫爱富的心理。其实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毕竟简单和单纯，是我们最不可能用来形容陈思诚的词语。在我个人看来，陈思诚对穷人和富人的观点，可能更近似于奉俊昊电影《寄生虫》中的那句台词：“富人不是有钱却善良，而是因为有钱所以善良。（而穷人则没有做这种选择的机会。）”
的确，在《消失的她》里，何非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这样懒惰无耻。从小县城来到上海的他，也曾想象过自己能在这个大舞台上实现自我价值；初来乍到时，他为了在城市站稳脚跟，任劳任怨地在底层打拼：做过外卖员，当过酒吧调酒师，兜兜转转之后，才终于找到了潜水教练这份还算稳定的工作。
《消失的她》剧照
与何非在片中的自我粉饰一样，作为编剧，陈思诚在《消失的她》里，也通过各种叙述手段，在暗中替这个角色做了不少辩护。而这些辩护与修辞，放在阶级叙事的语境下，无疑显得更加合理。对于拥有资本和后路的富人来说，善良可以成为一种选择，而对于一无所有的穷人来说，这个选项根本不存在，除非让穷人放弃生存。这或许就是《消失的她》击中下沉市场男性观众痛点的原因之一。
04
《漫长的季节》：难以冲破的阶级壁垒
在《狂飙》与《消失的她》中，主人公虽然在最后重归一无所有，但至少在故事行进过程中，他们曾经短暂实现过目标。而观众的情绪，抑或是通过他们的成功，或是通过他们在彻底失败后歇斯底里的呼喊，得到了尽情的释放宣泄。这便是两部影视作品大火和大卖的理由：通过爽感，它们为观众提供了些许情绪价值。
与它们相比，今年的新剧《漫长的季节》虽然同样引爆了舆论场的讨论，却不会像前两部作品一样，实现全年龄段和全阶层的辐射。原因无他，只因为《漫长的季节》没有提供前两者那样直截了当的情绪释放。这部剧的主题，也涉及阶级，但是在剧中，所有的问题、困境与情绪，似乎都是以盘根错节的纠结形式来呈现的。
从明面上看，《漫长的季节》讲述的主人公困局，比《狂飙》和《消失的她》更糟糕。后两部剧里的主人公，面对的还只是受困于自己的阶层中无法跃迁的境况（当然他们也退无可退），但《漫长的季节》的主人公们，要面对的却是变动时代的阶级下沉风险。面对汹涌袭来的下岗潮，桦林钢铁厂的所有人，无论是男职工王响，女职工李巧云，医务人员黄丽茹，还是保安队长邢建春，都无法保证自己能免于此难。于是在改革大潮的来势下，不同角色做出的不同回应，人性所显现出的种种面向，便成了这部剧的显在看点。
《漫长的季节》剧照
但从一个并没有没那么明显的切面来看，剧中几位年轻人的故事，也同样组成了某种微观阶级结构。其中，王响儿子王阳的处境与心境，是最值得留意的。
与剧中其他几个孩子相比，王阳处在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位置。他出身于钢铁工人家庭，子承父业对他来说，已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唯一能逃脱这一出路、向上跃升的方式，便是在学校努力学习，考取一流大学，离开桦林，进入一线城市，就像王响后来的养子王北做的一样。
可天生叛逆爱自由，且有些艺术气质在身的王阳，对这两种路径都不感冒。他向往一种系统与体制之外的浪漫生活，那种生活不必被人规划，也不必受阶级跃升的社会压力所规训，一切目标与动机都由他自己决定。
出于这种浪漫憧憬，王阳时常对王响的爹味训导表示抗拒，并自然而然地被气质神秘的女孩沈墨，以及她所来自的那个更无保障，更危险，却也更具魅力的世界所吸引。为了追求沈墨，他去了全然不属于其阶层的维多利亚夜总会打工，并最终牵扯进与沈墨有关的命案，替沈墨销毁证据。
但王阳命运的最关键节点，发生在沈墨央求他与其一起逃亡时。面对这个重要抉择，王阳却最终退缩了。他可以为沈墨出头打人，可以为沈墨灭迹，甚至说不定能为沈墨杀人。但当他面对的是有可能再也见不到家人的未来时，他给出的答案是拒绝。
这是全剧最让人痛心的时刻。因为它无情地向观众展现着，没有人能逃脱自己原本属于的世界。作为普通工薪家庭的孩子，王阳可以做出一系列拒绝世俗的选择，甚至为心爱的女孩做了命案共犯，但这已是他能抵达的极限。面对彻底缺乏确定性的未来时，他的选择与在社会上毫无身份可言的沈墨、傅卫军和隋东不同，因为他还有能够回头的后路，而其他三个孩子一无所有。
《漫长的季节》剧照
讽刺的是，正是这种夹在理想与现实间的摇摆不定态度，最终间接导致了王阳的悲剧命运。他是处在阶级夹层中的尴尬存在，在主观意愿与客观条件方面都难以实现社会地位跃升，但其本身所拥有的一小部分资本，足以让他为了安稳，而规避某些根本性风险。处于不上不下阶层中的王阳，在奋力挣扎了许久之后，终归还是没能冲破不同阶层与世界间的壁垒。这显然是个极其纠结、不带有任何爽感的结局，但话说回来，这种结局，不是恰恰映照着当下许多年轻人的真实处境吗？
《狂飙》《消失的她》《漫长的季节》——2023年迄今为止的三部话题作品，展现了当下阶级问题的三重面向，最终击中的，却是大众心理之中的同一种焦虑。在阶级固化时代，影视作品已成为映照现实的或写实或虚幻的一面镜子。人们可以通过它沉入梦幻、宣泄情绪，或是陷入更深的思考和困惑。
但不论人们对这些作品和它们映射的社会问题，选择何种应对方式，有一点可以确定：在可见的一段时间内，这些问题不会走远，而对它们的各种显性或隐性呈现，也将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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