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总有一种无法消除的疲惫感？哪怕没有工作缠身、难得休假，也依旧不能真正放松下来，甚至感到越来越累。
在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看来，这是因为21世纪的社会，已经不再是一个规训社会，而是绩效社会。在绩效社会中，人们的身体不再被外部力量严格监管，而是成为自由的个体，却又陷入了新的精神规训，在过度的积极性和过度地寻求肯定中自我剥削。
换句话来说，从规训社会到绩效社会的转变，就是从被驱使的“你应该”变成了自我鼓励式的“我能够”。真正无孔不入的统治是以你我的心甘情愿为基础，直到你我卷不动为止。正如他笔下的那则普罗米修斯寓言：
“诸神累了，老鹰醒了，伤口在倦怠中愈合了。”
尽管韩炳哲的这一论断对当下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但不同领域的学者，都曾对此提出过异议。在早前“问题青年”的《倦怠、抑郁、自我剥削…韩炳哲能治好我们的现代病吗？》节目中，青年学者余明锋就指出，韩炳哲的判断有夸大，夸大的地方就是规训社会在世界范围内其实并没有过去，我们仍然处在一个规训社会和绩效社会结合的状态，两方面的暴力都同时存在。
今天这篇文章，我们邀请到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民安，从韩炳哲所代表的这一关切「当下」的法国哲学潮流讲起。汪民安认为，与其说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绩效社会之中，不如说我们还未走出德勒兹意义上的控制社会：
“绩效实际上还是人和人的战争，而不是自己对自己的战争。没有人天生想摧毁自己，没有人想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绩效理想。”
现代人追求绩效，其实是被迫的。摆脱了规训的我们，依然还在被控制。
文 | 汪民安
编辑 | 青青子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生巨大影响的当代法国哲学，发展到今天大概有这样两种关切：第一种是对未来的关切。人们对未来有很多的想象，最重要的大概可以称之为新的末世论的想象——这是由技术引发的想象。关于技术的未来，关于地球的未来，关于人类未来的讨论等——很多这样的讨论是跟德勒兹和海德格尔的哲学有关联的。这种讨论不再将最重要的焦点放在人身上，而是放在物、物种、气候、技术或者大地方面。这是后人类的取向，反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的终结成为重要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种末世论的焦虑出现了。另外一种关切是对现时的关切。这是法国理论一以贯之的一个重要特征。福柯和巴迪欧都曾提出有关现在的本体论。如果说对未来的关切更多地是讨论人的终结的话，而对现在的关切更多地讨论当下人的存在的状况。当然并不是说两种关切完全不同。它们有密切的相关性：思考未来总是和思考现在结合在一起的，未来总是以现在作为起点的。他对现在的基本概括就是倦怠社会。他有时候也会说是绩效社会。他是从批判福柯的规训社会开始的，他认为福柯的规训概念过时了。福柯的规训社会讲的是17、18世纪在欧洲开始出现的社会。规训社会的特点是对人的身体进行严格的时空管控，通过监视和检查的方式来管理身体，让身体变得驯服而有用。韩炳哲说，这样的规训基本上是一种否定，它会产生效果，但是规训到了现在已经达到极限，它通过对身体的否定性而获得产出和效用已经变得非常有限了。为了能够有更好的效率，现代社会放弃了规训技术：规训所依赖的封闭和隔绝的工厂消失了，取而代之的空间场所是开放的机场、健身房和银行大楼等等，它们成为城市的新标志。在这些新空间中身体并未受到严格的时空管理和监视。现代社会在不断地去规训化，“禁令、戒律和法规失去主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种种项目计划、自发行动和内在动机”。现在不是一种严格管理的封闭机构迫使你产生效用，而是在一个失去禁令的世界中人们开始自己创造和生产。也可以说，创业取代了规训，积极的主动性取代了规训的否定性。绩效社会的“我能够”取代了规训社会的“你应该”。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希望自己获得最高的绩效。这当然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倾向：社会不再限制我，我自己可以创业，我自己开个咖啡厅，我能够干好这件事，我能够取得最大的功绩。或者说，我要非常努力，我要力争考班上的第一名，等等。这都是所谓的在自由状态而不是被迫规训状态下的“我能够”。这也变成了今天现代社会的法则，就是自我加油法则，我自己给自己加油，或者大家彼此加油。家长对孩子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你真棒”。简单地说，规训社会提高产量和效率的原则是：你应该你必须（这是被动的），绩效社会提供产量和效率的方式是我能够我可以（这是主动的）。但是一个人的理想的绩效实际上很难满足的，也可以说，一个理想的自我类型是很难实现的，实际的自我和理想的自我之间总是存在着一个距离。为了达到这种理想的绩效或者理想的自我，每个人都拼尽全力，每个人都盘剥自己，每个人都奴役自己，这样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施暴者和被施暴者——这就导致了自我对自我的不满，自我对自我的谴责。在这样一个追求理想绩效的过程中，人们会变得筋疲力尽，人们会变得倦怠。正是这绩效的永恒压力导致了抑郁：“并非过多的责任和自主性导致疾病，而是作为晚期现代社会新戒律的绩效命令。”“抑郁的人是一种劳作动物，他在没有任何外力压迫的情况下，完全自愿地剥削自我——当功绩主体不再能够（继续工作）时，抑郁症就在这一时刻爆发。它首先是对工作、能够的倦怠感。”也就是说，对于抑郁者而言，不再是一切都是可能的，而是不再有什么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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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韩炳哲的基本观点，我们可以对这些观点做一点回应。首先，福柯的规训社会的概念确实过时了——但福柯谈论的规训社会很明确地指的是17、18世纪的欧洲社会。从19世纪开始，尤其是他所生活的20世纪，福柯更多说这是由安全机制所主宰的社会。这个社会的特点和规训相反，权力不再是对个人身体进行规训了，20世纪的治理技术，就是要限制原先那种无处不在的权力管制，就是要尽量地少管，权力不要无事生非。他将这一变化过程谈论得非常复杂，我非常简要地说，就是17、18世纪的权力从什么都管，演变为19世纪开始的权力什么都不要管。这实际上是欧洲的自由主义的历程。而这个自由或者自发都和市场密切相关，这个自由确实摆脱了规训权力。但是，它的另外一面是带来了竞争，无论是企业的竞争，还是个人的竞争。从某种角度来说，摆脱了规训的现代人的自由，实际上是竞争的自由。自由就意味着自由竞争。为什么要追求绩效？就是因为竞争，就是因为要胜出，就是因为有对手。绩效不是一个人内在的自我理想的实现。讨论绩效应该跟资本主义竞争结合起来。即便是个人给自己设置了绩效，这也是在一个市场竞争中的绩效，是一个比较的绩效。所谓的绩效也只有在竞争中才有意义。
韩炳哲注意到了绩效的重要性，但是，他在这里完全没有讨论到竞争的维度，他没有将绩效看作是竞争的后果。他没有讨论新自由主义固有的对竞争的推崇。绩效实际上还是人和人的战争，而不是自己对自己的战争。没有人天生想摧毁自己，没有人想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绩效理想。如果说，人们想绝对地创造一个自我的话，那肯定不是一个绩效自我。如果说人们对自己的绩效不满意的话，更主要的因为自己的绩效不如别人的绩效，是因为自己的绩效在竞争中败北。也就是说，这种绩效的追求是被迫的。不仅如此，现代人追求绩效，不仅跟竞争相关，绩效也源自控制——大部人还是受到公司的控制，是公司要求你获得绩效。这点跟规训工厂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并非像韩炳哲说的那样，现代人摆脱了规训就变得独立了，就变成了自主选择。相反，摆脱了规训但人还是会受到控制。这就是德勒兹说的，现代社会是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控制和规训的差别在于，控制不是对身体进行严格的管制，控制是弹性的，看起来可以让身体获得自由，可以让你摆脱空间和时间的严格栅栏——就像在疫情期间，你不再受到公司的严格监视，你可以在家自由地工作，你看起来甚至有许多自由的时间，没有一双监视之眼无时无刻地盯住你。现在，有许多灵活的公司代替了原来僵硬的工厂。公司是控制，而不是规训的场所，用德勒兹的说法——它是流动而平滑的空间，它代替了规训的严格的栅栏式的条纹空间。规训的对象是密闭洞穴中的鼹鼠，而控制的对象则类似于滑动的蛇。一种所谓的柔和的公司文化取代了原有的严格的工厂纪律，企业灵魂取代了工厂制度。
德勒兹说的控制社会，也是不同于规训的新的控制方式。无论这种控制性的公司推崇的公司文化或者企业灵魂是什么，它根本上都还是以各种方式来鼓励竞争，它隐秘的律令就是绩效要求。绩效是一种最终的控制方式：你如何分配你的时间，分配你的空间，分配你的行为，这些看上去都有灵活性，你看上去有自由滑动的机会，但是，一个最终的绩效问题像噩梦一样横亘在那里。对控制社会的大学生而言，你可以经常缺课，你可以不用去图书馆学习，你可以有丰富而自由的校园生活，但是期末你一定要有成绩，一定要达到某个成绩，也就是说，一定要有确切的绩效。而规训社会的方式相反——很多中学依然是以规训的方式来管理的——一个中学生每一天的每一刻都要受到严格的管理，你的身体都要受到严密的监视，你每天都要完成作业甚至考试，也就是说，你每天都被要求绩效。绩效是规训的结果。这是规训和控制的一个根本差异。控制社会看上去是自由了，但是，一个总结性的绩效在最终控制着你。而规训是通过对你的身体进行全部紧张的管理的同时也在时时刻刻创造出你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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