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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上涨的二十年,被错置的人与土地

问题青年 青年志Youthology 2023-10-06


过去二十年,伴随着经济增长,中国的房价上涨到了不成比例的高度。对于早年“买房上车”的人来说,房子是得以完成财富积累的条件,但对于更多买不起房的人而言,则是无法翻越的大山。


在经济学家陶然看来,房价一路飙升的背后有着盘根错杂的历史成因。一方面,自加入WTO后,凭借着低廉的劳动力和工业用地成本,外加政府压低人民币汇率所导致的贸易顺差,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为了对冲涌入的大量外汇,央行超发的货币随即流入楼市,造成了地产的泡沫化;与此同时,地方政府通过“招拍挂”限量供应住宅用地,形成了垄断局面,开发商需向政府支付高额的地价,也进一步催化了房价的上涨。


然而,在出口贸易受阻、地方债务高筑的今天,传统“以地谋发展”的模式变得难以为继。随着恒大、碧桂园等房企的暴雷和崩盘,泡沫化的高房价也面临着被刺破的风险。


在今年出版的《人地之间:中国增长模式下的城乡土地改革》(以下简称《人地之间》)中,陶然分析了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土地政策和经济增长模式,梳理房地产泡沫背后的多重原因,并试图探寻更加良性的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房地产的泡沫是如何形成的?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又是如何兴起的?而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政府该如何拿出行动找到出路?个体又能做出怎样的选择?


带着以上问题,我们与陶然在「问题青年」聊了聊。从学者的角度出发,我们也将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他人与这个时代的困境。



  本期问题青年  


■ 陶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教授

■ 郝汉,媒体人,节目策划人

■ 阳少,青年志编辑



 🎙️*描文末图片二维码或点击阅读原文收听这次访谈的播客




从分房、买房到炒房:房价“狂飙”史


郝汉

过去二十年,中国人对于房子的认知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我小时候在一个国营的厂矿单位里长大,房子是父母单位分配的,对我而言,那只是工厂职工生活居住的地方。到了大概零几年的时候,单位在市区拥有了一块地皮,职工需要出一定的钱买房,房子也就变成了可以交易的商品和资产。而在2009年爆火的电视剧《蜗居》中,不断飙升的房价更是带来了阶层的固化:早早买房的人顺利“上车”,并且有着稳定的资产和社会地位;没有房子的人,可能掏空家产都买不起了。陶然老师能否先简单讲讲,这种认知变化背后的经济和政策背景是什么?


陶然

我是一个 70 后,你提到的我也十分感同身受。我父母在一个科研单位工作,刚开始我和家人们住在筒子楼。到了80 年代,国家给单位分配了土地,单位出资盖房子,房子盖好后进行福利性的分配,但职工需要交付一部分的租金。在“福利分房”制度下,纳入国家体制的人全部按照职务级别分配住房。当时我们家就分到了一楼,房外有一个小院子,院子里还可以种果树,这是我童年的记忆。


中国商品房的元年不太好界定。尽管在1987年,深圳有过低中土地拍卖,建了一些商品房。到了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推动了市场化的浪潮,很多房地产公司在各个城市也建造了商品房。中国商品房市场真正大规模的发展起来,是在1998年以后。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原本效益不佳、面临破产重组改制的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前景更加堪忧,原来的福利分房更是给企业带来很大的经济压力。在此背景下,政府推出“98房改方案”,将提供住房的责任交还给市场,人们需要到市场上购买商品房。


此时,中国经济仍然处于低迷状态,人们的收入不高,实际上买房的人并不多。直到2002年,中国商品房市场才得到激活。这一时期,中国发生了两个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国土资源部要求商业住宅用地在每个城市必须进行“招拍挂”,即城市建立一个土地储备中心,每年限量供应住宅用地。“招拍挂”以地方政府垄断供应的方式,最大化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这实际上意味着地方政府垄断住宅用地供应。


我可以举个例子。在2002年之前,上海已经实行了“招拍挂”,北京还没有实行这一制度,每个区都能供应部分住宅用地,所以房价一直不高。2002 年以后,北京开始实行“招拍挂”,房价很快便追平了上海。


另一个变化是中国加入了WTO。全世界 100 多个 WTO 成员国的市场对中国打开了大门,中国制造业产品逐渐行销到全球市场,带来了大量的外汇。老百姓的收入也开始较快提高,为人们购房的需求增长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同时,地方政府垄断住宅用地,供给减少,房价上涨就是自然而然的过程。


然而,我们谁也没想到,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更没有想到商品房价格的增涨速度如此。我在书里强调,住房市场化是一个正确的改革方向,但是由于我们国家特定的土地管理制度,加上对冲外汇储备超发的30万亿人民币基础货币,从商业银行以广义货币的形式加杠杆释放出来, 住房从“居住”这一耐用消费品的属性,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就更多具有了“投资”乃至“投机”的属性。中国城市的房地产市场过去20年逐步吹起一个巨大泡沫,这个泡沫已经被吹得太大,不仅对年轻人住房消费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也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风险。


纪录片《少年,小赵》


郝汉

您能不能再解释一下,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与对外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


陶然

中国加入 WTO 以后,出口增长加快,关键原因是政府一直压着人民币不升值,或在该升值时缓慢地升值。正常情况下,随着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外贸顺差逐步加大,人民币也应该逐渐升值。但为了增加出口创汇,拉动经济增长,中国政府推动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的步伐较慢。加上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工业用地成本较低,环境成本也很低,中国的制造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非常具有竞争力。从02 年到 08 年短短六七年时间,中国就形成了中低端消费品的世界工厂。


在这一情况下,人民币如果不及时升值,就会导致外贸顺差越来越大,投机者预期人民币在未来一定会升值,从而就会把很多热钱也带进中国,外汇储备也进一步增加。中国的外汇储备从本世纪初的几千亿美金,很快上升到了上万亿。到 2014 年,外汇储备更是达到接近4万亿美元的历史高点。在现有汇率制度安排下,央行为对冲外汇储备超发了接近30万亿元的人民币基础货币。


所以像李嘉诚这样的投资者看到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后,预测人民币将来会升值,便到中国进行投资房地产。他们希望在赚取房产收益的同时,还可以获得人民币升值的收益。而拿了美元的企业或老百姓,也基本都选择把美元卖给央行,央行对冲这些外汇,直接印发了30 万亿的人民币基础货币,这些钱进入商业银行就变成了中国经济中超常的流动性,这些流动性在过去的十到二十年内,逐渐流入了股市和楼市。


为什么流入楼市的资金会多于股市呢?这是由于中国的股市机制不健全,对于中小投资者的保护严重不足的,放几个大盘股可能即刻就能将流动性吸收掉,所以投资者把资金投到股市以后经常赚不了钱。


而楼市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住宅用地的供应是限量的,炒楼就有了体制性的基础。过去一二十年,中国绝大部分城市的住房一直在上涨,这就形成了投资股市可能会亏损,投资楼市会一直赚钱的预期。


特别是在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为了缓解出口增速大幅下降对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国在2009年进行了第一轮大规模的财政和信贷政策刺激。过14年里,中国一共进行了四轮的主动货币超发和大规模的金融刺激,分别是 2009 年到 2010 年、2013年、2015 年至 2017、 2020 - 2021 年。这四轮的大规模信贷投放,不仅把 09 年之前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锁住的部分人民币放出来了,还把 09 年之后为了对冲出口顺差所超发的人民币全面地放出来了。这样就导致了房地产价格在全国各线城市大幅度轮番上涨,地价也随之上升。各级地方政府又以房价和地价的大规模上涨为依托,进行了超常规的基础设施建设。


2002 年,我在北京工作,当时北四环附近的房价大概4000-5000元,到了 2008 年,就涨到了两万多。所以那段时间北京的老百姓怨声载道,不断要求政府控制房价。但到了2009年之后,反而公众舆论中抱怨房价上涨的声音逐渐减少了——对于没能尽早上车的人来说,买房已不再可能,那么也就没有了抱怨的资格。而且就算是凑钱上了车的人,也要背负高昂的房贷,成为“房奴”。


电视剧《蜗居》



房地产:中国经济的晴雨表


郝汉

过去十几年,某个地块出现“地王”是经济报道中常见的新闻。而在最近几年,也有不少大型的房地产企业凋萎乃至崩盘。房地产行业怎么成了中国经济的晴雨表?它在我们的经济发展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陶然

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在过去二十年能够获得如此快速的发展,根本原因是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出口所带来的整体国民收入的提高,如果没有出口进行的外汇积累以及对应的超发的人民币,房地产不可能炒到今天这一步。地方政府在以“招拍挂”的方式出让土地时,企业要向政府支付很高的地价。商品房的房价里有相当一部分是地价。假定一个地方的商品房一平米卖6万块钱,那么其中 3.5万到4万是用于向政府支付的地价,剩下部分是房地产企业的建安成本、税费以及利润,所以实际上大部分钱是被地方政府以出让金和税费的方式拿走了。


房地产价格涨得快,地方政府也能够获得很高的土地财政收入,以此来用于建设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包括工业开发区、新城区。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不断上涨,中央政府开始进行一轮又一轮的调控。房价涨得太高的时候,中央政府会通过行政性的调控手段来压一下。但本质上,各级政府都不希望房地产价格下跌,因为这对于地方政府的财政会有重大的负面影响。所以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房价上涨,中央政府采取调控措施压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出现问题,中央政府又不得不进行下一轮的财政和信贷政策刺激,导致房价进一步上涨。很多房地产企业大概预测到政府的调控周期,在中央政府进行调控时低价收购地,一旦放松调控的时候他再去卖房,以此获得了很高的利润。


2020 年到 2021 年上半年的宏观的刺激政策,导致各个地方的房价又进一步上涨,中央政府采取了比以往更为严厉、远远超出房地产商预期的宏观调控政策,极大地打击了房地产商和购房者的信心。


疫情之后,尽管中央政府不断地向房地产市场“加油”,房子依旧卖不出去。尤其是碧桂园、恒大等房地产集团,在三四线人口流出地城市购置了大量土地,由于这些城市住房供应严重过剩,回收现金就会出现巨大的困难,就很容易出现暴雷问题。


电视剧《狂飙》


郝汉

最近,很多楼市也出台了相应的措施,包括“认房不认贷”,放松买房的户口限制等。但这些政策每次出台时,在大众的社交平台上就会出现很多声音,认为这是治标不治本的,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您认为合理的解决方案有哪些?


陶然

根本原因是我们的政府没有下定决心去早点打破地方政府对住宅用地供应的垄断。过去十多年里,中国的城市土地改革没有太大的进展。一旦经济增速下滑,政府就会将刺激房地产市场、增加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稳增长的手段,这样也容易导致过度刺激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一旦泡沫变大,政府又用行政性手段来来抑制泡沫,循环往复,最后必然导致各线城市房价普遍上涨,国民经济就被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绑架了。


房价一旦涨的很快,政府则通过限购限贷等政策暂时抑制住房投资需求,但同时也会对开发商的销售和融资进行约束,抑制需求的同时,又更有力地压制了开发商购买土地、增加商品房供应的能力。当政府行政性调控导致经济下滑时,政府又会再一次放松政策,推动下一轮刺激。此时,被压抑的住房需求正好与被强力压制下的住房供给相对应,自然而然地,城市房价引来又一轮暴涨,政府采取下一轮调控政策,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


就房地产市场而言,早就应该通过土地改革来防止泡沫,但事已至此,我们就最好不要去主动刺破它,因为这必然会带来巨大的风险。1990 年代,日本主动刺破了房地产泡沫,这对日本经济长期发展以及资产负债表的修复,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目前来看,尽快将原先不合理的、破坏市场机制运行的限购、限价、限贷政策取消,让市场重新开始运作,重振房地产市场的信心,这是十分有必要的。但我认为这还不够,当前市场的信心损失非常严重,除了取消限购、限价、限贷,我认为还应该再推动两个短期便能实施的制度性改革措施。


第一个措施是政府要明确地向社会承诺,未来 15 年到 20 年,不会针对住宅地产征收房地产税。如果征收房地产税,很多拥有多套房产的人会在市场抛售房子,这时税还没收上来,房地产市场已经崩了,地方政府土地创收会大幅度减少。


第二个措施是完善产权制度。目前住宅的产权年限为 70 年,我建议将70 年产权改为永久产权,这样能够稳定房地产市场的信心。


这两个政策都具有一定的制度改革特点,不是简单的行政调控或松绑,而是政府对于社会作出一个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有效承诺,先把市场稳定下来,恢复一点信心。但是光这两个政策仍然不够。待人口流入地主要城市的房地产市场稳定之后, 未来我们真正需要的仍然是打破地方政府对于住宅用地的垄断,在一线和二线城市,通过城中村老旧小区的拆除重建式的改造,让城市中存量的低效用地的业主,也能供应更多的住宅用地,在主要的人口流入城市内增加商品房和租赁住房的供应。


我在《人地之间》里也提到,泡沫太大时,直接打破地方政府对于住宅用地的垄断也非常危险。因此,我设计了一个机制,比如一公里的住宅用地里必须有一部分来自于城市的存量低效用地的业主,包括城中村、老旧小区以及一些低效工业用地等,允许业主们通过分享部分住宅用地出让金的方式,进入到城市的住宅用地市场。这样一个城市内就会有多个住宅用地的供应者,住宅用地的供应也会相应增加。未来 5 到 10 年或 10 到 20 年内,人口流入城市的住房供应就会得到有效的增加。


《人地之间》
陶然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23年2月


郝汉

我之前读到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它分析了中国的一些城市,例如昆明对很多大规模的城中村以及其他城市中央低效用土地进行了改建,包括整合再出让、新建等,但这些城市的房价反而没有上涨,从而限制了地方政府的融资能力和经济发展。作者还将成都与昆明做对比,这两座城市都位于西南地区,但昆明无法达到成都的金融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这背后可能源于两者对于城市的低效用地改建上做出了不同的决策。


陶然

昆明的例子比较特别,它对上百个城中村同时进行了大规模的拆迁建设。但由于昆明的经济发展基础较弱,如此大规模的建设必然会使得地方政府债务过高。同时,房地产商拿到土地进行改造后,楼盘的供应速度太快,也会导致房价出现崩塌。所以,对老旧小区和城中村的改造,要循序渐进。如果政府强力进行拆迁,不仅会引发社会矛盾,还会导致住房供应速度过快,房价出现崩塌。


所以我在书里提到了一个机制,叫“两个竞争加一个腾挪”。这一机制的第一步就是在整个城市或市辖区内制定未来5-10年的中期更新计划。比如,某区现有 50 条城中村要推动更新,那么政府就可以规划每年平均更新5-7条村,10年内基本完成更新工作。这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每年增加一部分商品房和租赁住房的供应,但是要确保本地房价的平稳可控,既要防止更新过快带来的房价过快上涨,又要避免更新过快带来的房价下跌。


电影《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土地财政”的兴起与困局

阳少
与地产行业起落相呼应的,是地方政府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兴起的“土地财政”,为什么地方政府形成了对于“土地”的依赖?以及,“卖地”作为地方财政的主要增长方式,是否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或者说,过去有没有更加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

陶然
所谓土地财政,是指地方政府通过压低工业用地价,招商引资,带动本地经济的发展,形成住房的购买力,再通过垄断限量供应住宅用地去盈利。这确实是在90年代中后期以后逐步形成的,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有一定的关系。由于分税制实行,中央将财权上收,地方政府为了谋发展,投身于土地财政中。

但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能够发展到今天的规模,本质上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前面提到的,加入WTO后 ,中国获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居民收入提升。中国政府通过超发人民币,给经济注入了巨大的流动性。如果没有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土地财政、土地金融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状况。

第二个原因是“三个垄断”:国企在能源、原材料行业的垄断;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业行政性垄断;地方政府对城市商用地的行政性垄断。

在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增长下滑,如果这时我们能够打破“三个垄断”,那中国经济仍然能够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房价不会涨得这么快,中国经济也会从依赖外需拉动转变为依赖内需。但是在2009 年,我们政府的选择通过大规模的财政和信贷政策刺激,造成了如今房价和地方债务的上涨。所以分税制改革与当今政府依赖土地财政有一定的关联,但并非必然,还是取决于政府在关键时期的选择。如果你选择结构性的改革调整,我们不会走到今天的局面。

打破三个垄断,实际上是通过降低电价,降低能源、原材料价格等方式,强化竞争,增加供给。房价、电价、煤价、油价以及电信的通信费用随之下降,也能够降低老百姓的生活成本和企业的生产成本,老百姓获得更高的收入,社会的就业岗位增多,内需就会更充足。这样以来,对美国和欧洲出口市场的依赖减少,国际贸易的冲突也会少,国内的内需也会加强。

现在有很多学者经常强调,中国要搞创新,依赖创新,但这个说法实际上有一定问题,长期来看经济增长是要依赖创新,但中国经济更根本的问题仍然是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地方政府在三个领域的行政性垄断。如果能把垄断打破,就能够拉动经济增长,让中国继续保持5% - 6% 的增长10年左右。而且打破垄断,最终也将会有利于中国的创新。否则,创新可能也进行不下去。

阳少
说到地方债务,恰恰是因为许多地方政府在过去完成了一系列超额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为什么地方政府习惯性把资金投入到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而不是教育和医疗等服务设施?超额的基建又带来了哪些问题?

陶然
中国的地方政府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其主要资金来源于土地出让金,尤其是住宅用地出让金。当房价上涨,住宅用地的价格也会随之上涨,地方政府也相应地获得土地财政收入,再将财政收入用于建设更多的新城区、开发区。由于地价高,地方政府会将部分土地储备,也就是未出让的商业住宅用地,向银行抵押贷款,借更多的钱去扩张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

前一种方式用土地财政收入建基础设施,我们狭义上称之为“土地财政”;将土地储备作为抵押,向金融机构贷款进行扩张建设,我们把它叫做“土地金融”。中国过去十几年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基于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这两种模式。为什么要进行大规模地盖新城区、工业开发区,却没有把资金用于为本地的老百姓以及外来农名工提供教育或医疗等服务?这是因为物质基础设施的建设比较容易被看见。除此之外,它对增经济增长拉动作用也更为直接。

更重要的是,在大规模的建设过程中有很多“寻租”的机会,大规模的基建一般对应着大规模的工程。地方政府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时,一般由地方的国有企业或地方国企与央企合作,作为工程项目的总承包。同时,工程项目分包给下游的民营企业,那民营企业实际上就是这些利益集团的“白手套”。

所以从地方角度来讲,最终能够获得一部分私人收益,当然更愿意去推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过去几十年,“寻租”都出现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这一方面能够有助于解释为何地方政府往往建设超过地方需要的、高标准的基础设施。

电影《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普通人,何以为家?

郝汉
在过去接受的采访中,您似乎都不太建议今天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买房,这是基于什么考虑呢?以及对于个体在工作和城市的选择,您还有什么建议吗?

陶然
年轻人要到有机会的城市去找工作,但是有工作机会的城市往往房价会比较高。如果在房价很高的一二线城市,我的建议是短期内没有必要买,因为这可能意味着要把“ 6 个口袋”全部掏空,自己也会承受很大的经济压力。与其这样,不如先租房,腾出来的钱用于其他消费,包括旅游、养育后代等。

经常有人说,中国人大多有一个执念,就是一定要拥有自己的住房才能成家。我认为这个说法其实有误导,因为中国商品房市场大规模的发展仅仅只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大家都强调买房,就是因为怕房价涨赶不上车,但现在房价一直上涨的预期也改变了,所以年轻时结婚就要买房的思路也必须变化。

在很多发达国家的特大城市,都有30%-40%的人租房,而且也没有买房的意愿。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们带来了自由,比如,换工作就换一个地方租房,如果买了房,反而可能对换工作构成限制。第二,如果每个月不用支付房贷,人们可能会有更多的钱去消费。

只要改变观念,租房和买房也许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政府也在逐渐推动租购同权,未来租房者也能够享受和购房者相同的公共服务。所以购房要慎重,尤其是在房价很高的城市购房。而且未来的房价也很难判断,有可能人们在购房后,房价下跌,反而在资产上变成了“负翁”。

郝汉
您讲到中国人有着“一定要拥有住房”的心理,哪怕这需要承担很大的贷款压力,也想把房子买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中国经济经过了很多年的发展,但消费水平依旧不高。

陶然
房价太高必然会阻碍生育率和消费的提升,因为大家都把钱用于买房了。中国人有购买住房的执念,这种观念是在过去二三十年房地产市场发展、房价持续上涨的背景下,由开发商乃至整个社会的大力宣传而产生的。而如今,中国的房价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来说已经过高了,未来可能持平,甚至在很多城市,房价下跌的概率会更高。在这一趋势下,如果仍然抱有买房的执念,只会对个人的经济造成损失。

电影《买房》

阳少
在中国,尤其是一线城市,房租也并不低,为什么房子的“租售比”还是会出现失衡?

陶然
还是因为房价过高,导致“租售比”仍然不合理。但另外一方面,在中国的一线城市,租赁住房供应仍然太少。有很多学者强调,政府未来应该建设更多的保障性租房。这在短期内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我认为,这些措施根本不应该是政府应对房价泡沫的主要对策。在城市房价较高、地方财政收入减少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根本不会有积极性去大幅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应,即使供应了,也往往到不了真正需要的人手里面。

与其这样,不如允许城市里的城中村、城郊村,包括低效的工业用地的业主们,在原先的土地上大规模地建设租赁住房。例如,珠三角地区的城中村有两类土地,一类是村民的宅基地,另一类是村集体的工业开发用地。所以在城中村拆迁的过程中,政府除了要给村民盖一部分安置房以外,还要向村集体赔偿一部分物业。过去广东的很多村集体,他希望要的是一些办公商业物业。实际上,中国很多城市商业和办公业都已经严重过剩,现在也收不到多少租金,而且会越来越低。但是租赁住房如果能够盖那种高层的租赁公寓,租金会很高,而且需求也会很大。

所以,利用城中村的集体土地以及国有的工业用地,大规模地建设租赁住房,能够为大批外来人口提供可支付的住房。如果租房达到一定年限,租房者向政府补交一部分土地转让金后,可以从业主手中购入房子,变为自己的产权房。与此同时,村集体获得的租金还能很快覆盖租赁房建设的成本并给村民带来分红,从而解决了村集体和村民的收入问题。

通过引入市场的机制来改革土地制度,给现在买不起房的人提供足够的租赁住房,这将会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相较于中央政府强制性要求地方政府建设保障性住房,这一改革方式的经济效率更高。

阳少
您在《人地之间》里还提到,由于城乡土地制度和相关户籍、规划及地方财政体制改革滞后,无法满足外来流动人口在城市里举家居住的住房条件,子女的平等就学和升学条件。这背后反映了“土地过度城市化”和“人口不完全城市化”之间的矛盾。人们一直呼吁的户籍改革并未得到真正的落实。但在今天,“土地财政”、“土地金融”等模式已难以为继,这样的现状是否能促使地方政府做出更加务实的、以人为本的一系列改革?

陶然
危机可能是促进改革的契机,我们也希望中央和地方政府能够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在现实中,情况可能未必那么乐观。比如我们希望打破地方政府对于住宅用地供应的垄断,但地方政府背负了很多债务后,希望继续垄断土地来获得收益,以此还清债务,接着又开始进行更多的建设。所以改革有压力,同时也有巨大的阻力。

过去这十几年来,地方政府对于住宅用地的垄断不仅没有减弱,还在进一步加强。石油石化、电力等行业的垄断也在进一步加强,涉及的相关利益集团也更多,因此,改革所遇到的阻力就会越大。即便如此,未来我们依然要继续推动改革,因为不推动改革就会面临危机,所以改革要与危机赛跑。从学者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责任是做好研究,尽量提出一些政策建议,希望引起政府部门和全社会的共鸣,希望未来经济的下滑速度能够减慢,通过改革拉动增长,也让年轻人能够看到未来发展的希望。

文字整理|诗淇
编辑|郝汉,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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