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出门遛狗时，认识了一位法国老太太，我们的狗一见如故，我与她也成为朋友，拿流行话来说，成为“狗搭子”。某天坐在草坪上晒太阳，她忽然讲起不久前回里昂探亲，三年多不见，家里人朝她惊呼，说她面相和气味都变了，不知怎么搞的，“变成了一个亚洲人”，身体里长出某种“亚洲性”。
我问，什么是亚洲性。
她眯眼思考，然后说，我也搞不懂，不过有种说法是夫妻相处久了会越长越像，我在上海待了27年，这大概是我们给彼此留下的记号？
几天后我在永福路的茶室见到沈恺伟（Christopher Saint Cavish，朋友们都叫他Chris），那个眯眼思考的神情也出现在他的面孔上。我常在弄堂爷叔们的脸上捕捉到类似的五官角度。Chris 24岁来到上海，马上要待满24年。他是千百万“沪漂”大军的一员，轻装上阵，年少，崭新，在21世纪初中国经济发展的心脏处挥霍好奇心与时间。他也是沪漂族里特殊的那一个，与他同时出发的人大多为计划中的到达而活，青春换来存款、婚姻酒宴、老家的房贷、应予父母的归期。而Chris漂得彻底，先做专业厨师，然后做专栏作家和博主，租住在市中心的老公寓，超过1年的事情暂不考虑，存款不多，买房买车听起来像天方夜谭，这部分源于性格，部分源于身份——他是个蓝眼睛的外国人。
两个月前，Chris的新书《洋盘：迈阿密青年和上海小笼包》出版，讲述了一个在上海住了近20年的外国人眼里自己的生活，“洋盘”在上海话里是形容那些局外人的。新书上市后，中国读者的回应潮水般涌来。我给他复述了豆瓣app里，媒体人熊阿姨的评语：“...作者时时刻刻都在自我审视，中国是他观察自己的透镜...而他倾诉的对象是我们这些中国读者...就像一本平民版马男波杰克在上海的心理咨询记录。”
Chris说，Oh，我快哭了。
我说，先别哭，你觉得为什么我们会感觉和你如此贴近，就像彼此是彼此的一员？
Chris说，Cause I'm not born and raised here, but to be honest, I grow up here.
在“泡泡圈”里，过一年算一年
从面积上来说，迈阿密当然不能算“小”镇。Chris出生的地方靠近海滨，孩子们总是很小就学会游泳。从玩乐，到求生，人就这么在水里扑腾，然后长大。如果说做题是一代中国小镇青年的岸，对从小反感朝九晚五的迈阿密青年Chris来说，那道岸堤叫厨房。作为一个年轻厨师，他有手艺，也有欲望，总在不安分地寻找机会走出去，再走远点。2005年夏天的一个夜晚，他来到上海，给他工作签证的是拔地而起的浦东香格里拉酒店，这间位于顶层的餐厅主攻分子料理。后厨的一天从中午备料开始，哪些需要预处理，哪些要解冻，一切都在规模化的流程下进行。等开市的时钟敲响，空间变成战场，噪音，高温，紧张，持续出菜，永远汗淋淋，主厨总在咆哮，从直系血亲问候到猴子的祖先，14小时站立，没法规律吃饭上厕所，同时要面对客人即时且残酷的反馈，比如平平无奇，或难吃重做。当厨师做六休一，每晚收工临近深夜，整理完毕就是午夜。一群年轻人从高压锅里释放到街道上，没人舍得立马睡觉，他们成群结队在上海的街巷里穿梭，像同一时间在中国其他城镇里无事可干“晃膀子”的青年一样。旧瓶装新酒，如今人们叫这种行为city walk。一天结束于日出前两三小时，一觉睡到中午，然后进入又一轮循环。
他们挣得少，玩得花，对周围一无所知，莽撞的探索总是依循“先做，做错了再道歉”的法则。来上海5年，他一句中文也不会，但逐渐在其他外国朋友的带领下，了解到这里存在一个“外国人的上海”，舒适昂贵，移植了他们原本熟悉的英语世界里一切事物的影子，进口超市，外国餐厅，外籍医院，外籍托儿所，专属司机与保姆，这一切建构起一个“泡泡圈”，并按收入与居留时长，形成独属他们的社会层级。泡泡圈里的外国人被分为3类，A类是那些金字塔顶端的人，公司高层，商务精英，行业专家，他们是国家渴望引进的“人才”。C类是那些被称作“外籍劳工”的人，在各个服务业做着基础工作，他们是国家陷入右翼叙事时最先排斥的群体。而大部分工薪阶层的外国人属于B类，和Chris一样，他们是被这个国家半推半就的人，领取一份薪资，努力让生活稳定、体面。职业与生活转机出现在2013年，那时他已经辞去厨师的工作，在媒体供职，工作主体依然围绕美食。他决定从当时深陷的婚姻危机和对自我价值的过度思考里浮起来，主动做点什么，比如用定量的方式测评小笼包：用剪刀剪开面皮，测量面皮厚度，肉馅重量，汤汁的量以及每只小笼包的总重量。这份耗时18个月完成的《上海小笼包指南》在2015年4月面世，指南涉及100多只小笼包，Chris火了。媒体争相报道，有关机构主动提出愿意支持后续调研，他记得自己躲在走廊，为得知的消息哭了起来——来到这里10年，他第一次感受到一种来自当地的主动接纳。想要找到自己在环境中的确切位置，这是每一个流动漂泊的人无法抹除的冲动。如今盛行的社畜惨遭pua的故事，与羡慕00后整顿职场的叙事背后，藏着一整代在漠视或打压环境下长大的普通人的需求：想要找到自己被需要的理由，它最好足够坚定，不会在面对“我存在的价值是啥”的诘问时，让自己败下阵来。
Chris也没什么两样。他总在自问，这里为什么需要我，“说到底，中国为什么需要外国人？”居留中国的签证以一年为单位，每年都像是一次对自己存在的正当性所发起的小型听证。年份越高，硬币的另一面就越是不可想象与无法承受。于是被他称作“明天综合征”的迹象出现了，抱着“没打算在这里待这么久”的心情过一年算一年，“我们这些已在此待了一阵子的外国人一直在谈论这个问题——要是能知道自己能待多久，那该多好。我们哀叹：要是早知道会待这么久，我们就会买房子，现在就会很有钱。我们哀叹：我们就会多上几节中文课，现在中文就能说得很流利。我们哀叹：我们本可以成立自己的公司，现在就是大老板啦。”抚养自己的小镇在遥远的脑后，托举自己成长的城市却总显得庞大而漠然，身处北上广的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很少的答案。每到这时，对Chris而言，美食成为最好的借口。——哑巴中文、发财梦，
和不断折腾的身份转变
在上海的第五年，Chris决定开始学中文。离家不远的一栋小楼里提供官方运营的语言教学，老师是位已经退休的优雅上海老阿姨。教学方法直截了当，每周两节一对一辅导课，没有课本，没有英语解说，阿姨用中文给他讲故事。前面六个月像在梦游，之后居然能听懂，也能逐渐对话了，再之后到如今，他已经可以分辨广东和四川口音。特别之处在于，Chris继承了这片土地上的语言教育特色，他学的是“哑巴中文”：听力很强悍，要自己开口却很难。为此他给出诸多理由：入门时习惯于听故事而忽略了口语；用非母语表述时总觉得“中文人格”与本身人格有所偏离；还有自己的语言天赋有限，如果硬要在倾听和表达两者中做出选择，他认为倾听更为重要。他有一半的朋友是中国人，人们用中文聊天，然后他自然地用英语加入——一种流畅而有趣的跨文化交流实践，倒也和持有“哑巴英语”的人们形成完美的闭环。离开高压的后厨环境，他有了更多时间走上街道，观察和接触周围过日子的普通人，卖牛油果的姜勤，爱喝啤酒的张银娣，手打铁锅的陶师傅，一个懵懂但探索欲强烈的外国人串联起十年前属于牛油果阿姨、啤酒阿姨和上海最后一代手工锅匠的故事。写作成了他熟悉且舒适的表达方式，而这通常与滋味无关，“我对你是不是喜欢某道菜并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你为什么要吃这道菜，为什么要这样做这道菜，谁为你做的，他们的故事，你为什么吃这道而不是那道菜，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千个问题。”2015年，啤酒阿姨
和这片土地上的人展开对话莫名让他更自在，大家默认他是外来者，对此地此物一无所知，反而更愿意主动讲述那些最为基础的、偶尔也不为人知的故事。他跑到兰州学拉面，去云南吃猎奇的孔雀肉，或者在新疆尝试骆驼奶，人们抱着新奇的目光打量眼前的“老外”，然后爽快地向他展示此前缺失于视野的中国碎片，那是少有的令他享受于自己“外来者”身份的时刻。和厨师一样，媒体工作也只能提供微薄的收入，于是，和千千万万个有着发财梦的你我一起，Chris这些年也尝试了不少“旁门左道”。把西北旧货店里找到的带有毛主席时期烙印的“芒果徽章”转卖到朋友圈里——小赚一笔；在云南找到手工酱油，打算分装一下低买高卖，甚至亲手把酱油倒进带橡皮塞的玻璃瓶里——无人问津，因为他把静脉输液瓶当作了分装器，没有人会买输液瓶里的可疑深色液体；最近一次阵仗最大，和一个土耳其朋友撺掇着临街卖kofte（科夫塔，一种土耳其传统肉串），花一下午时间把洋葱、香料和羊肉混合着串好，在街边搭好木炭烧烤架开工，香味很快吸引了大量排队者，且很幸运地没有招来警察——但梦碎于烧烤架头顶正在晾晒被子的邻居，她们对洋葱和羊肉的回应是一盆从天而降的水。木炭熄了，同样熄灭的还有他的致富之梦。他偶尔怀念以前做厨师的日子，当然，只是怀念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比如用双手劳作的踏实感，做出菜肴的成就感，还有顾客的即时反馈——好或坏当场就能得到答案。他如今的工作小组里有搭档多年的研究员兼翻译，需要出差去外地考察某种饮食文化时，他们总在一起。通常由Chris提出问题，搭档将问题翻译成“对的提问方式”传达给当地人，然后，他安静聆听对方的答案。没有人给他翻译答案，他靠自己听，自己理解，再书写出自己的声音。
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泡泡正在破裂。按照官方的数据，2010年至2019年，上海的外籍人士数量由20万+降至15万，再往后不再有统计数据公布，但显而易见，数字会持续下跌。过去三年，从上海返回家乡或去往其他二三线城市的年轻人数量逐年攀升，没有确切的官方数字，专家的预估是百万量级。起高楼，宴宾客，楼塌了。不久前，Chris家不远处的餐厅后厨几乎解散，所有的年轻厨师都走了，他们说无力支撑生活，有的要回乡，有的要试试别的营生方法。他在大厂上班的朋友被裁在家，偶尔帮他做做内容调研。有人去了大理，去景德镇，当起数字游民，或者游山玩水。那些离开的外国朋友与中国朋友，都让他想起20年前的自己，背个包，满世界寻找意义，在一个此前缺乏语境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或是自以为新的生活。一些事情在起变化。早年的外籍医院如今接线电话的顺序变了，前台接线系统会说，“中文请按1，for English please press 2”；从前他们会聘请外国医生以服务外籍人士，如今则更偏爱在国外接受教育的中国医生——占据数量和支付能力优势的客群已经悄然变成本地中产阶级。
当然也有相对不变之处，20年前的房价也并不比此刻美丽太多。上海让人想起热带雨林，新生事物很快繁荣，再很快衰败，餐厅迭代了一轮又一轮，bistro的风潮还没过，自然酒又火了起来。预制菜被喷得厉害，而巨型自动炒菜机已经面世，如果说20年经验换来了什么生活智慧，那就是“无论如何，一切都会过去的”。也有更沉重的问题，像如今年轻人热衷讨论的“五险一金”一样，普通外国人没有医保，就医需要前往费用昂贵的外籍医院，所以“唯恐受伤、被车撞甚至染上小毛病”，我们共享“生不起病”的困扰。无法适应当地饮食，餐饮只能选择远高于家乡物价却不一定口感相衬的西餐，“他们不知道如何获得价廉物美的食物，只要不走出泡泡圈，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还有每个人都回避讨论的死亡。据Chris查到的数据，每年有1500名外籍人士在中国死亡，但从2008年开始，外国居民就不能在中国的墓地下葬了。“老外死了”，“就这样凭空消失了”，圈子里的青壮年们像永远年轻且长生不老般继续生活，死亡不在讨论范围内，生命的终结是不可见的。这些离开的人去哪儿了——一家国际遗体遣返公司的创始人告诉Chris，他们会被专门的业务公司承运，被从中国送回家乡。通常来说，他们的亲属会在目的地等着那只特殊的运输箱。这项遣返委托服务的费用通常均价10万，包含遗体防腐、遗体存放、机票及其他杂费。“我老了，我在这里长大，又在这里变老”。现在他每天晚上十点前睡觉，天亮前醒来，房间里不拉窗帘，这样能躺着看到第一缕天光。自从几年前开始服药治疗抑郁症，酒也不再喝了。最近的娱乐是在晚上和朋友去宝山逛海鲜市场，在摊位间可以消磨掉整整两个小时。回程时路过襄阳南路，堵住了，发现那里也不再是外国人的天下，现在挤满cool kid，听有趣的音乐，穿个性的衣服，喝松弛的小酒。他觉得挺好。一些Chris的朋友告诉他，如今的外国人社交圈就像回到了15年前。那些属于阿根廷人、智利人、澳大利亚人、美国西岸或北非的小泡泡因为人员锐减而坍缩，人们反而像世纪初刚来上海时那样，回返为一个名为外来者的大泡泡。日本人会和法国人勾肩搭背，西班牙人和加拿大人把酒言欢，在逐渐缩小的疆域内，生活仍在继续。中国到底需不需要外国人？马上又到续签新一年签证的时节，他还是没有得出答案。在《洋盘》的最后一章，他努力列出大段大段的独白，“为了每一个大喊‘老外！’的小屁孩”、“为了在外滩、在西岸的每一次散步”、“为了出租车和网约车里的每一次闲聊”或是“为了向你证明，我们都是老百姓”。对他自己来说，为了在“每个人都需要一些什么来提醒自己，有比所知更大的世界”的时刻，能够在场，哪怕说词不达意的中文，长着蓝眼睛，他与中国彼此需要，他在努力相信这一点。新经典文化《洋盘：迈阿密青年和上海小笼包》
Chris开始写一本关于面条的新书，不久前他在个人公众号上发出推文，向自己的中文读者发出征集求助；他还计划在年底做一档youtube节目，让更多非中文世界的人了解他所了解的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当然，依然是通过美食。他给我形容现在住的老公寓，天花板很高，房子的形状是不规则的。他不信风水，虽然他的妈妈很信，平时在家摆放家具总有诸多忌讳。但他觉得如今挺好，他喜欢那种不规则。与Chris的聊天过程，像是一场对预先设立的坐标系的校准。有无数个时刻，我感叹着他身上那些令人如此熟悉的特质，他的MBTI，他的敏感与内耗倾向，他的神态与表情，他学习的“哑巴语言”，一切都显示出某种联结，通向一种模糊的“中国性”。但说到底，我又懂什么中国性呢。像Chris所说的那样，某些时刻他近似认为自己已经全然了解这里发生的一切，有些时刻则又发现自己对这里一无所知。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们一起在历史分配的某条大船里，在生活这片海的表面，做这个世界的外宾。偶尔看到海岸线上一点熟悉的东西，比如家乡的香料，家族的口音，走了十年的梧桐小路，老公房里只闻其声的邻居，或只是辨认出彼此的一种眼神。于是怀疑或者挣扎的日子里，我们依然愿意相信，I'm not born and raised here, but to be honest, I grow up here.tougao@chinayoutholog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