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未“中产”过
近年来，社交媒体上刮起了一阵阵以“中产”为命题对象的造词运动。从生活方式上的“Citywalk”、“老钱风”，到直戳阶层焦虑的“中产防坠落指南”、“中产消亡史”等等，中产的喜怒哀乐似乎覆盖了我们的许多议程，但究竟什么是中产，又很难说清。
根据QuestMobile数据显示，截止到2023年7月，在中国，25-40岁之间、身处三线及以上城市、线上消费能力1,000元及以上、线上消费意愿为中、高的新中产人群规模已经达到2.45亿。
然而，人们对于中产的定义无法像数据这般明确。你一定经历过这样的场景：看上去像“中产”的朋友，总会先否认自己是中产。这个词所蕴含的模糊性与流动性，恰恰映射了中间状态的转瞬即逝：只有不断努力，才能有所维持。
什么是中产？不同国情下的中产又有何分别？中国人对于“中产”概念的日常使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其意涵又有哪些变化？以中产为根基的橄榄型社会想象，是美好的愿景，还是永远无法实现的泡影？
带着这些问题，本期「问题青年」邀请到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的黄剑波教授，以最新出版的《我们从未中产过》一书为契机，一起对“中产”追根溯源。
本期问题青年
黄剑波，人类学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郝汉，文化记者，节目策划人
中产是如何诞生的？
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流动性想象与
橄榄型社会结构的政治意涵
郝汉
今天，“中产”成了一个流行语，但很少有人能说得清它的界定标准是什么。在不同的国家与社会，“中产”的具体意义更加不同，黄老师是否可以先溯源一下，中产这个概念是如何诞生并流变的？
黄剑波
中产，相对于我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更强调的是一种中间的状态。它是一个取巧的概念，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流动性。既然是“产”，它与资产、财产也有一定关系。很多时候中产后面跟着“阶级”这个词，但其阶级的意涵也是被弱化的。
今天这个概念深入人心。但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一方面，有些人是中产阶级，但他拒绝承认；另一方面，从资产角度分析划分，一些人不是中产阶级，却认为自己是，或者至少向往自己是。这也显示出中产概念显著的模糊性与流动性。
而“中产”的缘起与人们对社会流动性的想象是有关系的。人通常想象自己能够向上流动，但流动性永远存在双向性，较高的阶级也有可能向下滑，可我们一般假定它不存在：就算不能往上，也期望可以保持原有状态。
这也和资产阶级革命，即欧洲现代性的过程有关。在工业化、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社会分层与现代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大背景下，1950年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社会学的想象力》作者赖特·米尔斯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曾用白领（white collar）来对应这一中间形态。白领通常指穿着白衬衫、在办公室上班，且收入比蓝领要高的人群。由此可见，这一概念显然来源于欧美现代发展的过程中，再发展到后来遍及全球、与城市化与现代化紧密关联，到如今在中国流行。
此外，“中产”还隐含着一种对健康社会的想象与假定。按照多数主流理论，会认为中产阶级越多，社会越健康，即橄榄型社会结构——最精英、最富有与最底层、最贫穷的人都是少部分。这一假定是用于回应古代金字塔性社会、缓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直接对立与阶级性对抗的一种方案，也因此具有一定的政治意涵。
综上所述，中产阶级看似是一个流行术语，实际上它具有其社会来源与政治意涵。按照《我们从未中产过》作者豪道斯·魏斯的说法，中产阶级更是一种意识形态。
阳少
黄老师提到中产同样也是一个政治概念，但《我们从未中产过》却否定了中产的政治性，作者认为中产强调自食其力，独自在玩资本主义内部的自我增值和升级打怪的游戏，相对来说没有政治潜能与公共性。但在欧美，最近几年关心环保议题、性别议题中的年轻人，很多都是中产阶级的孩子，最典型的就是格蕾塔·桑伯格，所以我们该如何定义中产的政治潜能？以及相比于上下两个阶层而言，它的介入是否会更加温和与循序渐进？
黄剑波
一般认为中产阶级在政治上比较冷漠，或者说不愿意参与。社会学学者周晓虹也提到“消费前卫，政治后卫”，即个人的消费、生活以及与自己相关身份认同的价值是更重要的，而政治概念会涉及到更大的公共性。我认为作为一个群体来说，这有一定的解释力。
但我们一直强调中产阶级本身概念的模糊性、复杂性和流动性。它有新的政治可能性，或者说它不是革命性的，因为从原有的阶级之争来看，中产阶级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相对来讲是改良性，而非革命性的。如果我们借用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概念来解释，这是一种修补方式，而非推翻重来。所以我不认为中产阶级就一定没有政治性的可能。只是这种政治性与我们过去所理解的革命性与颠覆性不同。
人人皆可中产？
美好生活的朴素向往、
无止境的欲望和阶层滑落的焦虑
郝汉
黄老师提到，中产这个概念诞生于欧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之前我看到一篇文章也提到，中产是战后人类快速财富积累阶段的特殊产物。而这种特殊性今天反而被遮蔽了，反之大家觉得中产具有普遍性，即人人皆可中产。但这种特殊性是致命的，戳破了人人中产的愿景。您怎么看这种情况？
黄剑波
刚才你提到的中产出现在社会快速发展、变动的时代，与它本身是一个相对特殊的现象，如今变成一种普遍性想象，这两点都值得我们去反思。前段时间「GQ实验室」做了一个好玩的选题叫作《最新中产标准》出炉 ，它用一种调侃的方式，指出这个概念的欺骗性，比如里面提到的“只要敢于定义，人人皆可是中产”，这意味着定义本身是可移动的、模糊的、具有一定任意性的。
首先，人们希望过好生活，这是一个天然而朴素的想法，但人对自身生活的想象可能是有欺骗性的，被某种的意识形态所塑造、引导、欺骗或者扭曲。人总想过好一点的生活，但问题在于我们要好到什么程度，这是比较麻烦的问题，因为人的欲望无止境。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问题从根本上是人性问题，即人如何理解所谓良善的生活。
其次，我们今天提到中产的时候，假定的是在衣食住行、文化消费这些方面都比较富裕的生活想象，但实际上我们整体的感觉正好相反，现代人过得非常疲惫与焦虑。当我们讨论时代普遍性焦虑时，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背景在于，我们假定许多资源的有限性，由于资源是稀缺的，所以每个人都努力去占为己有。
这是根本性的问题。1973年，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在《石器时代经济学》里提到一个概念叫原初丰裕社会。我们常常以为，原始社会的人类过得很凄惨，但萨林斯不这么认为，他观察到那个时代的社会反倒非常丰裕，这种丰裕是相对单位时间中投入的劳动，以及相应获得的资源与生活质量而言。这个视角可以给我们现代人对于资源、社会、以及生活的理解予以提醒。
郝汉
黄老师提到的欲望问题，与《我们从未中产过》中对于中产的意识形态描述相似。中产的一个核心概念即投资：投资自己、孩子、财产，并要求在未来产生效益，但无穷尽的焦虑本质上并不一定导向幸福。刚才您提到的GQ实验室《最新中产标准》，它对每一个中产的调侃都内含于所描述的中产形态中的不知足。每一种中产都想再上一个台阶。当然，如果你拥有足够的资产、财富，或者没有足够的资产可投资，可供孩子教育，可能也就没有这份焦虑了。
阳少
随着经济发展放缓，大家开始反思欲望，这个反思当然有其价值。但另一方面，我在想单方面降低自己的欲望是不是可以自洽？尤其在社会保障体系亟待完善的过程里，中国的中产大多时候都在赚养老的钱、救命的钱。所以告诉大家身处在一种意识形态里面，可能是残忍且无解的，因为人很难从结构中抽离出来。
也想问黄老师，能否从人类学角度为我们解答，中国社会到底是从什么时间节点，开始谈论中产的，谈论的方式又有什么变化？在我的印象中，“中产”这个词第一次大规模出现应该是08年前后。
黄剑波
我刚才也有讲到，人们希望能够过好生活，这是一个非常朴素的、值得尊重的基本向往。所以我们一方面需要反思欲望的无止境，戳穿中产意识形态的谎言，另一方面，每一个人活在社会结构中，会发现自己是无能为力、必须卷入其中的。在我看来，内卷的真正问题也在于我们被卷入一个更大的体系，而这个体系超出我们个人反抗的能力。这一点正好可以帮助我们作为观察者与当局者，了解和戳穿中产所描述的美好前景。
而每个人的生活有一个个现实问题摆在眼前。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卷也卷不动，躺也躺不平”的窘境。因为躺下去就会面对你所说的，比如老年生活保障等现实问题。
对于中国中产概念的出现时间，我并没有做一个准确的追溯，但我大致同意阳少的观察。因为2008年一般被认为是“东升西降”的开始。当欧美，特别是美国出现一定程度上经济危机，中国正好经历进入世贸之后的经济飞速增长。这也和我们的都市化人口红利有关，这一时期乡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城市化进程加快，这是中国中产拥有全球层面大格局变化的特点。
我们现在谈中产的情绪与十五年前的情绪很不一样。那时候谈中产是一种欣喜的、向往的、充满对未来的想象。而今天谈中产，在憧憬与希望外更多的是焦虑。这与经济状态的大环境与每个人具体生活处境有关。
而谈论氛围的变化也让我们反思在国际全球环境中和在中国的庞大社会里，个人能够做些什么。虽然我不完全同意《我们从未中产过》所做的分析，但我认可作者所暗示的，现代人的困境在于每个人被分割为单独的个体。面对庞大的社会或国家，回到传统寻找资源时，会发现我们从来都在一个社群中生活。
这是现代人生活比较可惜甚至遗憾的状态，即我们各自为政、各自努力，却忘记自己处在群体之中。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家庭亲属关系，还是现代社会的工作关系、友谊关系，我们都处在“community”中，彼此的关照是现代社会个体化孤独中重要的解毒剂。越是在鼓励大家各自升级打怪的个体主义时代越需要亲密关系。这种亲密关系可以是与性有关的，但更重要的，亲密是指你和他人可以建立深度交谈联系的关系。
明天会更好，
一个未经审视的基本假设
线性时间观下，
难以平衡的意义感与安全感
郝汉
黄老师之前在学理上对“中产”进行了概念梳理，请问在中国的语境下，中产到底有哪些元素或者衡量的标准，是我们值得注意的？
黄剑波
我认为中国中产有两个东西值得注意：住房和汽车。美国加州大学的张鹂老师在《寻找天堂——中国大都市中产经济生活》一书中，关于都市生活的描绘主要讲到了商品化住房、豪华社区。住房作为个人主要资产，其阶层性很容易被观察。而私家车，它显然是在加入世贸以后，近20年才开始普及，但我们仍可以看到它的阶层性。在我看来，如果从物质层面讨论中产阶级，这两样物品比较容易观察。
郝汉
《我们从未中产过》认为，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是“投资”。如央国企的工作就像债券，它长期收益，且稳定；在互联网行业或者金融行业，人力资本像股票，风险大，时间短，但短时间收入高。如果是小企业主，工作介于债券和股票之间，经济环境好的时候，可能有稳定的收入，反之可能承受比较大的风险。这一分析从工作角度划分的中产阶级，十分精辟。但今天我们看到的谈论中产的氛围变成“为什么要进行这么多投资”，因为投资往往不带来回报。当投资所指与意味发生变化，它本质上与“中产坠落”这一话题高度相关。
阳少
我认为中产其实是跟预期有关。预期暗淡，所以对投资不那么敏感。我们也提到中产始终是一个流动的状态，而流动也与预期高度绑定，一旦没有预期，就没有流动，那么中产自然而然就瓦解了。
黄剑波
无论投资还是预期，我们都尽可能地希望生活更好。这其中更深刻的是它与人性，特别是我们现代人的思考方式的联系。我们的时间观更多地是接受从过去到现在，现在到未来的线性变化，这带来的问题是，我们有一种未经说明的想象：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而这一想象并不具有普适性。
从历史上看，它的最高点是在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期，特别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崛起时期，它的基本设定是，人类文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阶段性的：从低到高，从简单到复杂。这种进步主义叙事如今被接受成为主流观点。换言之，一个东西如果停止前进，就说明是在倒退。因此我们常常患得患失，担心输在起跑线上，比如家长开始鸡娃，这都显示我们对与发展的理解是不进则退的。
进步主义的时间观和我们对于历史、文明发展的观念是同构的：人类从原始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再比如婚姻，由最初没有任何规则的杂交状态，到有一定规则的母系或父系划分，到后来明确的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再到现代社会法律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你发现没有，几乎所有领域，无论婚姻、家庭、宗教还是国家层面与社会发展，我们都认为今天比昨天更好。
但在今天这样普遍焦虑的时候，大家越来越多去寻找其他的时间观。很多人尝试理解佛教所讲的“循环时间”：为什么一定要相信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为什么不可以是一个阶段性的事情？或者它可以是一个重复、回到原点的事情？如果是线性，每个人都会不愿意去接受，不愿意往下走。但如果是一个圈，我们不过是在圈上行走。
这帮助我们看到另外一种可能。不要将世界与未来看成强目的性的东西，而是把握当下。这一时代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只看到一个赛道，指望把别人干掉，自己胜利。在这套逻辑中，人首先会疲惫，其次，别人的存在将变成资源上的威胁，他占用你本来的资源，或你想要占用资源。严重的话，这会变成“丛林社会”，大家彼此踩踏。当然这个描述的境况是比较极端可怕的，我相信人们依然存在着对彼此的友善和关怀。
郝汉
这其实也涉及到意义感的话题。之前看过一篇剑桥的人类学博士的论文，他专门研究在最高等级咨询公司里的人，最后发现，有时候最顶级的咨询公司，仅仅给最顶级的资本与企业的背书提供合法性证明。比如说企业决定要裁员，他需要寻求某一个顶级的咨询公司给出报告说明裁员的合法性，而咨询公司是服务于这个需求的，这让咨询公司员工陷入意义焦虑。假设他们已经是中产了，获得非常高的收入，但中产的工作意义受到挑战，这种精神危机是不是和生产型社会到消费型社会的这个转向有关？
阳少
在谈论意义感之前，我想稍微做一些补充。中国人的意义感在改开以前是和国家、集体高度绑定的，而个人主义的合法性慢慢在改开后被构建起来，至今都不能说是完善的。这或许和《我们从未中产过》中对于个人主义的批判不太能匹配。其次，意义感不能被提纯存在，它跟安全、风险放在一起去聊或许才更“实”，当然我并不认为，意义感和后两者是完全对立的。每个人的安全阈值是不一样的。假设一个中年人在过去二十年完成了一定程度的财富积累，那TA现在去学习另一种时间观，比如灵修、学会放下、让自己不难么焦虑，这种实践似乎不那么有说服力？
黄剑波
意义感实际上与很多东西关联，包括安全感。所以我完全同意关于意义感的讨论要落实到具体现实生活处境中。另外一个值得反思的点是，我们在借用这本书的观点时，也要意识到作者豪道斯·魏斯是一个在美国接受学术训练、在德国做研究的以色列人。她在欧美生活，看到问题并提出见解，这些研究帮助我们理解在欧美社会中出现的问题。
这些思考，包括对意识形态强烈的批判，因为处境不同与时间的错位，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他们的问题直接移到中国。中国社会中更大的问题是我们被捆绑在一个巨大的集体当中。在我们的社会，现在的问题不是个人的追求或者权利受限，而是个体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欧美社会中的批评往往是在自由主义过渡的个体主义社会里进行的反思，所以不能简单地把理论移用。
电影《完美的日子》
跑步、健身与中产的自我管理
从“自律即自由”到“至少还能掌控身体”，
我们对自身的把控到底有多少？
黄剑波
两位作为90后，出于自身的经验与对周遭的观察，你们对于中产阶级有什么感受？
郝汉
我之前在北京、广州、上海待过，观察城市中产，北京与上海可能是两个最重要的样本。基于投资、交换、社会交往管理，上海有很明确的“中产性”。比如工作社交与日常聚会中大家都带着强烈、明确的目的去参与，但北京没有这样的感觉。
阳少
这是我在北京生活的第四年，社交圈子比较窄。我过去长期生活在深圳，也会感觉北京的中产性会弱一点，但不代表它没有中产。如果你在海淀区，天天与“黄庄妈妈”打交道，可能会看见不一样的“中产性”。但在深圳，大家的“中产性”会表现得更直接，因为深圳相对于其他一线城市，增长相对强劲，大家还有一种强烈的向往，会热情谈论赚钱的具体路径。
黄剑波
两位都提到大城市，包括我提到张鹂老师的那本书，她的副标题是“中国大都市的中产阶级生活”，书中讨论的也是大都市现象。我们知道北上广深不成比例的影响力与经济体量本身很大，虽然对于整个中国来说也十分有限，可它外溢的生活方式、观念在各个方面仍有很大的影响。前面提到说观察住房、私家车是比较容易的，但这些年热度相对降低。前几年有一个新说法是“长跑成为中产阶级的新宗教”。很多人只要一有空，不光自己跑，也打卡每一地方的马拉松比赛，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你们对此的观察是怎样的？
阳少
长跑和健身，就我观察大概是在15、16年随着第二波互联网的创业热潮而火热，当时诞生了像keep这样的App，以及它的slogan“自律即自由”这样充满新自由主义意味的话术，也随之流行。如果说那会儿大家谈论长跑和健身还带着某种乐观、奋进和向上的氛围，那么现在大家谈论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自律即自由”不奏效了，取而代之的是对“身体”这个最小单位的掌控——世界有那么多的不确定，至少我还能掌控自己的身体。
郝汉
我认为这也是人力资本、自我管理的一部分。中产需要证明自己有信心掌握或者打理好一切事务。我很早之前采访过一个研究伦敦精英女性的教授，他提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这些精英女性住在伦敦西区，有很大的房子，老公也有很高的收入，作为全职太太，她们会把自己叫作家庭CEO。这是一种管理者的心态，它遍布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育儿、运动。这是强调绩效的自由主义。如黄老师讲的，在中国大陆的语境下，虽还没有到批评自由主义这一步，但这些东西混杂在一起，又有相似的部分。
黄剑波
刚才两位讲的让我想到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人类学博士彭馨妍写的《当代中国的白领女性》。她发现上海白领女性除了工作场所外，家庭和休闲生活也变成职场工作伦理的延伸。也就是说，勤劳工作，不仅仅是在工作上，也包括下了班以后如何提升自己，甚至是带着相当目的的社交活动中。
而从“自律即自由”到“我的身体至少是我可以掌控的”这一变化，反映我们的身体已经被不由自主地纳入到一个更大的体系里，成为生产的一部分，或者说成为再生产体系中的一个零件或过程。私家车、住房都处于物的层面，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去消费、去购买、去使用，它们是被动的消费品。而身体，它不仅仅属于通过健身或跑步来掌控自己身体的感觉，也包含着身体已经被异化成为更大体系中的一个零件。
郝汉
最后我想跟黄老师聊一个现在很流行的说法，叫“中产防坠落指南”，您对于大家心态与行动调整有什么建议？
黄剑波
首先，也许我们可以在线性时间发展观上做一些调整。人生的轨道不仅仅只有一条。我们知道这个主要的轨道已经被社会结构性规定，那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些问题？从个人角度，我们在降低欲望、断舍离的层面外，也可以调整自己的时间观。
其次，人是社会中的人，在群体生活中需要有彼此，以及各种意义上的亲密关系。尤其是在如今大都市生活孤独状态下，人与人的关系变成纯粹工作关系，甚至像现在我们聊天一样，是一个远程的、没有直接面对面的、虚拟的关系。今天AI发展如此迅速，可我仍觉得人是不一样的，人的不一样，就在于我们是碳基生命，有情感，有意志的，而不仅仅是理性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人是可能犯错的，人是软弱的，而非像AI或者其他东西那样，努力想把所有人的缺点或者问题全都战胜。
当然，我还要强调人的自立性，前面提到《我们从未中产过》作者写，中产是自食其力的个体，是能够自我掌控，自我管理，自我完善的个体。但是我们仍然要承认人的不完美。这也许不能解决所有人的问题，但是，我相信在彼此的关怀当中，我们可以更好地去面对接下来的种种的挑战、痛苦、问题、挣扎与纠结。社会不应该是一种冷冰冰的，只有竞争，而没有人与人之间温情、真实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