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气费，为何上涨？｜我们的钱
燃气费用上涨的原因有多方面，相比于纠结燃气公司是否在电表上“做手脚”，更值得关注的是过去几年天然气的“顺价”改革提速。处于市场化改革中的天然气，其价格面临着上游相对放开、下游严格把控的矛盾中。而在全球能源价格高涨、地方财政紧缺的大背景下，涨价只是时间问题。
事实上，除了燃气，水、电、汽油、地铁和公交——国家集中控制的公共服务都在普遍涨价。地方财政大规模补贴公共服务的时代过去了，燃气费上涨所揭开的，不仅仅是普通居民对于价格的敏感，相关地方和企业的捉襟见肘，更是一种经济系统的路径两难，而这早在过去就埋下了伏笔。
文｜李厚辰
编辑｜阳少
燃气费是怎么涨的？
燃气一般包括天然气（含煤层气）、液化石油气和人工煤气等。同我国很多领域一样，燃气也存在价格双轨制，即居民用气和非居民用气，前者比后者便宜得多，因为后者的定价已经基本市场化。根据2020 年《中央定价目录》显示，国产陆上气和 2014 年底投产的进口管道气门站价由政府管制（绝大多数人的家用天然气都来自于此）；海上气、页岩气、LNG、直供用户、2015 年投产的进口管道气等门站价由市场形成。
一般来说，上游的天然气开采或进口企业（例如中石化、中石油），加上他们的管道或液化气运输成本，这部分气被卖给下游的城市燃气公司。燃气公司再加上配气费用就卖给了居民。但是，城市燃气公司的“门站价”被发改委完全控制，这个价格是城市燃气公司向居民消费价格的基准，仅在部分地区允许少量上浮。尽管从2011年起，天然气价格改革便强调并轨和全面市场化，但卡住产业中间价格，改革无从说起。
而在产业上游已经基本市场化的背景下，城市燃气公司更面临尴尬的局面。2022年俄乌战争开打后，全球能源价格暴涨，但由于城市燃气公司向居民销售的天然气被长期管制，门站价格调整很少，那自然是输多亏多，亏损部分多由财政补贴，而过去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的大头，则是土地。
从这个视角去看，此次天然气涨价的原因也不复杂。房地产市场一直不振，连带影响土地出让收入，而这笔收入的下降对地方财政的影响是深远的。过去可以用卖地收入补贴亏损的公共服务，现在这个补贴逐渐捉襟见肘。
相比于纠结燃气公司是否在电表上“做手脚”，更应该关注的其实是过去几年天然气的“顺价”改革提速，顺价是一个来自计划经济时期的词汇，指销售商品价格高于收购价格，而顺价的目的是“企业盈利修复”。过去盈利靠补贴，现在得靠涨价。当然并不说此次涨价意味着市场化，因为它依然是行政主导的。
所以，如果有人要总结房地产市场的危机带来了什么衍生效应，恐怕公共服务价格的上涨就是一个重要体现。这在其他国家闻所未闻，但在我们的社会却是一个基础逻辑。某种程度上，过去十几年大规模城市化过程中低廉的公共服务价格，就是背负房贷的购房者为全社会支付的，现在这笔钱消失了，公共服务自然要慢慢回到其应有的价位。
我国的公共服务为何如此“低价”？
事实上，与人均GDP相比，我国的水电气费和公共交通费用都是比较低的。一份2022年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均GDP当年位列全球第68，居民电价则位列全球第153，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电价大幅低于经济发展水平。
在低廉的价格下，公共服务企业几乎不可能实现盈利。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地铁。有一个在基建领域的概念叫“超前建设”，即基建水平超出现在城市规模的需要。为什么要超前建设呢？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是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提高GDP的政绩指标。我国的地铁覆盖率在二线以上城市中高得可怕，已经有55个城市开通城轨线路，而这些城市的常住人口数量还无法支撑一个高密度的地铁运营。并且，和其他国家建造大量成本较低的轻轨线路不同，中国建设都以造价最高昂的地下轨道为主。
在东京，地铁日均乘客数量是1100万人，地铁里程为304公里，每公里日均客流量3.6万人。这个数字在上海是1.1万，北京是1万人，深圳是1.3万。但其他城市远小于这个数，成都是0.8万人，武汉是0.5万人，杭州是0.7万人，合肥是0.4万人。从这个数据上，就能看出地铁建设的“超前性”。以合肥为例，以目前的客流量，若要实现地铁盈利，地铁票价只能大幅度上涨，而这会导致选择地铁的人数大幅下降。
因此，超前公共服务越多，财政需要补贴的项目越多。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业不能够追求“利润最大化”呢？
这又关联到另一个问题，大家可以设身处地的想象，如果你是某个自来水厂的厂长，你是愿意背“营业额最大化”的KPI，还是愿意背“福利服务”的KPI？在产权共有、没有足够激励和灵活的市场化运作下，我想没有人会愿意去实现某种营业额或利润的最大化，毕竟价格的变动都需要发改委下文件才行。
总而言之，超前建设的属性和产权制度的限制，导致我国的公共服务企业势必只能成为“福利企业”。
从“低价”到“低效”
当然，世界上还有一种截然不同的公共服务供应方式——市场化。水电气服务由多家不同的企业提供，在公共交通领域，也由不同的企业运营建设。各个企业都以产权相对清晰的方式运作，你能看到琳琅满目的销售和促销政策。
例如东京地铁，除了两个政府所有的企业东京Metro地铁和都营地铁外，还有五家私营业者在东京建立了各种长度的线路。
而在俄乌战争早期，欧洲的能源和电力系统面临涨价的压力，德国柏林当时很多电力供应企业就推出了相对价格较高不限用电量的“吃到饱”套餐，且可以锁定价格6个月，相当于用这个方法和用户进行“对赌”。
其实在社会平稳增长的周期，市场化的供应方式和我们熟悉的、以行政主体为核心的模式，两者看不出什么优劣。过去大家普遍对于国内水电气和公共交通的供应应该是满意的，甚至都认为可以永远这样下去。
可一旦出现经济下行、通货膨胀等问题的时候，两套系统间的差异便显现出来。前者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经济体系，每个企业自主决定自己如何实现经济收益，越是这种时候，越是服务创新的时机，企业间彼此的竞争也让消费者本身可以作出选择。而当整个系统在通胀和经济下行冲击过于剧烈，也就是达到公共服务价格与居民收入波动不成比例时，国家就介入对居民进行直接补贴。
俄乌战争后的第一个冬天，德国政府采取一边向能源企业收取能源暴利税，再向居民推出650亿欧元的能源价格补贴的方式。补贴根据学生、低收入人群的方式还可以进行不同的福利政策调整。
在这样一个去中心化的经济体系中，企业间充分竞争，产权清晰，进而在服务上可以充分创新，实现本身营业额和利润的效率最大化；居民在服务选择上有充分的选择权利，且接受政府的物价补贴，也有自己支配物价补贴的自由；政府采用的是税收和福利补贴杠杆，不直接下场影响“价格机制”，且在福利支出上可以更加精确。
反过来，在一个强调“中心化”的经济体系中，地级市市委以财政收支计划性调整所有企业的收支平衡表，决定对不同企业补贴的多寡，企业根据补贴情况来决定经营成本。企业在这里甚至没有价格决策权，没有补贴收入的决定能力，极为被动，且从未进行密集的市场化运营。在提高收入这件事上毫无经验，除了涨价，就是一系列荒腔走板的灰色操作。全市居民不管收入多寡，一律同等享受政府对公共服务的补贴，这本身也是一种福利体系的“无效率”。
这会造成 “三段低效”，第一段是市委层级在分配财政资源时，缺乏价格信号和市场手段，用行政配置带来的低效；第二段是公共服务企业，既缺乏经营的自主与灵活性，又无市场竞争的催促，还没有明确产权制度作为保障；第三段是居民端，居民既无法面对公共服务进行自主选择，在政府补贴上又是被动的间接接受者，还会造成普遍的被剥夺感与不信任感，带来沟通上的低效。
如果我们要想象这两个系统，前者像是由大大小小的不同齿轮互相咬合构成的一套体系，在外力大幅变动时，齿轮间通过互相改变咬合方式，重新达成平衡，从而避免里面绝大多数齿轮受到过多冲击；而后者则像是一个交响乐团，每个人都等待着指挥的命令，当乐曲演奏已经走样时，指挥可能就会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
此外，市场每个环节的“自主选择”也是积累经验的机会，不管对于企业还是对于消费者都是如此。可以想象，对于一个市场化的电力企业，如果他们需要提高收入，应当有多种不同的手段和这些手段的组合方式，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在抄表上做文章。中心化的经济体系是对每个人经验和能力的剥夺。
行政化涨价及其风险
现在，水电气等公共服务的价格上涨几成定局，这会导致企业产生与服务过程中成本的上升，进而导致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上涨。有一种声音认为，上调水电气价，不仅可以增强公共事业单位的盈利，减轻地方补贴的压力，还有利于“促进物价温和回升”，帮助我们走出当前面临的通货紧缩（ 注：当商品和服务的普遍价格水平下降，通货膨胀率降至0%以下，就会发生通货紧缩，这会导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持续下跌，消费需求与意愿降低）的风险。
事实果真如此吗？通货膨胀有不同的成因，我们在这里遭遇的是成本推动型的通胀。而另外一些，例如经济过热的通胀是需求拉动型的通胀，通过信贷扩张提高需求的通胀才与解决通缩有关。而成本拉动型通胀，相反会让经济陷入滞胀。
当每个人的公共服务支出增加时，他们用于其他消费的资金收到了限制，导致需求减少。按理说，需求减少，会导致企业降低价格，但这个时候企业受到水电气等成本上涨的影响，反而还无法降低价格。这个时候企业会怎么做呢？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进一步提高价格，来对冲成本上升和销量降低带来的影响，这进一步恶化了消费者的支出能力，来到一个恶性循环，经济活力快速枯竭。
这就是滞胀比通缩更难处理的原因，经济陷入了矛盾的境地，企业没有足够空间来遵循供需调整价格，导致企业竞争力和消费者能力都快速下降。经典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效果有限，还可能互相冲突：例如用加息来抑制通胀则抑制经济发展，反过来降低利率则会加剧通胀；提高物价则居民消费能力更困难，但降低物价又会让企业无法抵御水电气成本的上升。政府需要同时控制通胀与刺激经济增长，这会难上加难。
过去，政府习惯用补贴来帮助企业平抑成本，但在今年一季度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双降的背景下，这种政策的空间又有多大呢？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恐怕会加剧以上困境，那就是行政决策的不透明。这些并非以市场机制运转的公共服务企业，向来都缺乏与社会沟通的意愿与能力，因此在产生任何价格与服务变动时，解决问题的方法必然是欲盖弥彰的，行政通报无法增加透明度，只会进一步让企业的运转在“蓝底白字”间变得更为不透明。
一些过去在社会运行中没有什么存在感的企业，可能会成为接下来社会矛盾的高发点，而矛盾不仅没有被灵活的市场机制来消化，反而在强调“中心化”的行政逻辑中容易被激化。对社会信心和安全感的冲击，也许远比公共服务价格上涨带来的伤害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