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创新环境上最缺的是车库” ——2年前对中国创业环境预言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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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12号，我作为创业导师参加了中港澳青年创业中心的第一次路演活动。京港澳青年创业中心是带有一定程度政府行为的，目的是在全新的港澳与内地发展格局形势下，为促进三地青年创业交流和改善创业环境，由北京与香港市政府首脑推动设立。
据提供场地支持的海科建副总张凯先生介绍，海科建尽最大可能地以市场价一半的租金为青创中心孵化器提供办公楼。此次路演的项目水平的确是相当高的，而更让我受益匪浅的是在路演之后与多位重量级的投资、创投孵化、创业导师等行业资深人员的交流。通过这些交流，我有充分信心确认了2年前我在《生态社会人口论》中对中国与硅谷创新环境所存在差距问题的论述。
中国在创新环境上最缺的是车库
即使一些非常热心支持我的读者，也对我所提出的车库与创新环境的关系（参见《生态社会人口论》第十章 第三节 车库与创新）感到很诧异。这个观点并不是我拍脑袋拍出来，而是我在对硅谷的投资实践中对硅谷创新环境进行大量各个层面深入分析和研究，以及与硅谷投资界大量创投界人士深入交流之后得出的结论。
硅谷第一个高科技企业诞生之地，爱迪生大街367号的车库
在该书中，我提出了以下建立创新社会的公式：
创新社会 = 天才+资本市场+创新文化和制度+车库+市场空间
天才可以自已培养产生，也可以从外面引进。
资本市场可以是自己的资金，也可以引入外面的资金。
市场空间可以是自己本地市场，更多需要依赖外界，甚至全球市场。
创新文化和制度是主要靠自己努力建立的。这一点，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因为只要政府大力倡导，是比较容易建立起来的。
唯独车库问题，不是想拥有就可以拥有。甚至它的巨大价值是什么，至今中国政府、相关学者、创投和创业的专业人士在认识上还都差得太远。
“硅谷之所以成为硅谷，是因为这五个条件她都良好地具备了”。
为什么车库具有这么巨大和重要的价值，不仅仅是因为硅谷产出的科技巨头们几乎都是从车库生长出来的，更重要的是车库的确是至今所证明的创新种子发芽生根，最后成为可以野外生长苗子的最佳环境。
一个全新的创新企业最重要的是在最开始能否生存下来，创投界把这个阶段的项目称为“种子期”是非常有道理的。企业的成长过程与一个原始的种子最后变成参天大树的过程极为相似。在种子阶段需要非常好的最佳营养哺育、最高效率的运作以及接近零成本的发芽生根过程。车库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是接近最佳的。当我提出这一观点时，张凯总拍案叫绝：中关村创业大街上的“车库咖啡”起的名字确实是有道理的。但是，车库咖啡毕竟还是咖啡店，不是车库。
车库的巨大优势
所谓车库，其实就是在中国被称为别墅的独栋房子。之所以称为车库，是因为独栋别墅里的车库主要承担了对外的办公和生产的场地。它的巨大优势在于：
（一）最低的综合成本
一套别墅不仅提供了办公或生产的车库，而且为一个种子期的企业提供了全部生活工作环境，包括饮食、起居、停车、会客......一个孵化器可以尽最大努力为创业者提供最低成本的办公场地，但是在办公场地停车，上下班交通，生活居住，在居住的地方停车......全都是要钱的。但在生活工作完全合一的别墅里，不仅省掉了上下班交通的时间和成本，停车也基本是不要钱的。一个最低人员数量的团队一起生活在这一套别墅里，平均每人的房租比单独租公寓更便宜，生活条件还好得多，并且平摊下来相当于办公，仓库，生产厂房完全免费了。这样低成本的环境可以为一个种子期的公司提供3年甚至5年的优异孕育环境。而在任何孵化器或其他环境里，1年之后赚不了钱、或找不到下家的，创业之路就算走到头了。这种1年之内必须有结果的环境，怎么可能是真正的创新？种子期之后需要天使轮的投资，可别以为天使投资者真就是“天使”，你想找天使的结果很可能遇到的是魔鬼。
中国的创投行业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非常混乱的行业，鱼目混珠的成堆，太多人只是在提供单纯的说好听点是FA、说不好听点就是文秘性质的中介。这些中介就想从大量创业团队那里弄点创业者才应当拥有的股份，然后拼概率坐等其中能有极偶然的几家成功退出就算赚翻了，或者指望通过政府补贴孵化器赚点租金。现在政府已经在逐渐退出对孵化器的补贴，很自然地，一大堆单纯靠政府补贴混日子的孵化器就很难再生存下去了。真正能深刻理解创新内在规律，并能在孵化与创业者之间实现共赢的只是少数。
作为一个多家孵化器的创业导师，我在这里就不过多去爆料自己行业内部的事情了。只是做了很多孵化器的创业导师之后，其实最想“导”的不是创业企业，而是中国的孵化器行业——你自己的商业模型都没想清楚，凭什么还在妄想去指导在你这里创业者的商业模型？毕竟孵化器也是一个企业，必须要能在为初创企业提供有效的最佳质量服务的同时，自己也需要获得正常的合理的利润。
惠普的创业车库
（二）最高的工作效率
一个种子期的创业团队5到10个人全部一起生活工作在这一套别墅里，很自然的除了睡觉的时间以外，其他时间，甚至吃饭的时间全都用在工作上了，并且完全不觉得是在加班。一般公司上下班的时间全都省了，这样每人每天从上下班交通中节省下来用于增加工作的时间一般会在2个小时以上。仅此一项5个人的团队就相当于每天至少增加了10人时的工作时间。如果有两人同住一间房子，直到睡着觉梦到项目成功之前、躺在床上的时间都可能是在讨论项目。这些从日常生活中增加工作时间每人每天至少又有4个小时以上。因此，5个人的团队总计每天可增加至少30个人时工作时间。如果算上周末很自然地一起工作，有效工作时间几乎翻倍，而这些是通过很轻松的过程实现的，并不会觉得很辛苦。
（三）自动优化的团队数量
有很多种子期的，尤其是没有创业过的人员很难理解一个最佳团队的核心人员数量有多么重要。曾经有个投资者谈到他投资的一个大学生团队存在的很令人头疼的问题，他们核心团队有23个人员，股份几乎是一样的。这样的团队最后很容易（甚至可以说肯定会）散伙。但在车库里渡过种子期的团队很自然地进行了数量上的自动优化。一套别墅最多也就住5到10人，而这就是一个创业核心团队最优化的人员数量。
（四）核心团队向心力可接近亲人
一个团队的向心力和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所有人类（而不是哪个国家、哪个党派、哪个民族、哪个公司）都是类似的，天然存在自由和离心倾向，不同人之间性格和脾气很可能存在巨大差异。如何克服团队成员，尤其团队核心成员之间的人类天性离心倾向，是维持一个团队长期稳定的极其重要的难题。在一个企业最艰难的发展阶段，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工作过1到3年的团队，很自然地就会形成家人一般的兄弟姐妹感情，对相互的脾气性格、优点弱点都会了解地很透。这是孵化器或其他创业过程很难具备的条件。人性都是类似的，就算亲兄弟、亲父子母女都有闹矛盾的时侯，何况是一个创业团队成员？是否有这种特殊的粘合剂，就成为能否解决最疑难问题的关键。车库不是唯一解决问题的途径，也不是一定能解决问题的途径，但它的确是非常优异的、可以有最大机会有效解决问题的途径。
创业中的乔布斯
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在与董事会闹翻出走多年后，居然还能回到苹果公司并创出惊天业绩，与这种车库里生长出家人般的情感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没有这种感情，一旦被公司董事会赶走，基本上就可以肯定是一辈子的仇人，不一生一世地相互对掐就算不错了，哪里还会在自己新公司日子过得非常舒服、钱赚足了之后，居然还跑回去为苹果公司股东和公司数以万计的员工未来前途拼上老命？虽然理性上说在苹果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业更为有利，但后来苹果成功的故事应当说绝大部分是乔布斯个人全新的产品和经营思路，他也完全可以另起炉灶做这些东西，就算要利用原来苹果的资源，也可通过正常的市场竞争把苹果搞破产，再把苹果收购来解决问题。这样的案例即使在美国也大把地存在。
在会议电视领域，Picturetel是较早提供会议电视服务的公司，Polycom是从Picturetel分离出来的，最后却把Picturetel给收购了。这种儿子吃掉老子的事情在美国并不鲜见。乔布斯完全有条件这么做，也能做得到，但他没有。在他重回苹果时，其实苹果就已经是濒临破产，而乔布斯却因运作皮克斯动画公司的成功正处于另一个事业巅峰状态。他因经营皮克斯动画公司赚的钱超过了他在苹果赚的钱。乔布斯是通过苹果收购他的NeXT电脑公司的方式重回苹果的。
微软的盖茨和艾伦也是从车库里生活工作过来，后来两人意见不合，艾伦也离开微软了。但就算是人不在微软，艾伦也时常在必要的时侯出来为微软站台，在没有经历过车库阶段的公司里，这是无法想象的。能好和好散就不错了，哪有气得出走以后还经常回去为老东家站台的道理？在一个办公室里就算一起工作一辈子的人，也只是职业关系，未必是兄弟。但在一个屋檐下能天天心甘情愿一起生活超过1年的人，在一起工作合作一辈子就不难理解，甚至打一架之后也还能再做兄弟。这是车库所具有的，其他任何创业环境都难以比拟的巨大优势。
电影《中国合伙人》以新东方的创业团队发展经历为背景，这个电影是王强和徐小平与俞敏洪散伙以后拍的，带有前两人自传性质。该电影对主角成冬青原型俞敏洪的描写委婉点说叫“不算高大上”，俞敏洪本人在媒体等公开场合也对他们曾经的合伙和散伙经历略有微词，但最后人家俞敏洪还是出席了这个电影的发行仪式，为王强和徐小平站台。这不是看重他们是“前合伙人”的职业面子，而是大学同窗的哥们情义。就算是作为合伙人有矛盾散伙了，作为同窗好友也还是哥们。
因此，在学校的同学和室友一定程度上也有可能实现车库的情义。不过，室友关系一般是学校安排的，如果性格合得来是好兄弟，合不来你也得面子上一起熬过这几年学校同窗生活。实在受不了最后竟然也有把室友投毒或直接用刀子给干掉的！（谢当年室友不杀之恩）。但在车库里创业从来没听说过把合伙人给干掉，不愿在一起合作最多散伙就是了。车库里的情义都是自愿形成。
一个真正好的团队并不仅仅是靠股权设计、职业培训、企业文化建设、制度设计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我们中国这些年听到的依赖制度设计的话听得太多了，以为只要有制度和合约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完全不是这样，尤其是要建立一个具有强大战斗力、生命力和稳定性的核心团队，不是单纯靠制度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一个成功的企业绝不能单靠哥们义气，但也不是单纯的制度和合约，而必须是这些不同方面最有机的结合。
一个成功的企业必须确保领头者的绝对权威，同时又不要让其他核心团队成员整天有伴君如伴虎，不知哪天被炒掉的忧虑，从而全心全意为企业操劳。仅靠制度设计如何去平衡？
在保证领头者拥有绝对决策权威的同时，核心团队成员还能对其决策提供有效的信息支持，同时对其有差错的地方坦诚建言，仅靠制度设计如何平衡这种艰难的深刻矛盾？ 正因为没有经历过车库的磨合，纯粹职业方式引进的高端人才很容易陷入主要依赖职业合约追求短期最高利益的状态，另一方面，一些企业高薪引入高端人才也从一开始就盘算着把自己短板补完就做其他考虑。正因如此，双方要真想建立牢固的信任关系非常困难。如果这种模式与企业的发展阶段是吻合的，这没问题。如果不吻合，就很少成功机会了。
马云曾努力吸引很多外来的高端专业人才，最后却全都走了，不得不重回依靠最初一批创业者的状态，并且不断在后来的演讲中把这一段经历当作自已深刻的教训。当然，没准人家马云也就是补完自己短板就放人走，再到公开场合一再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让自己原始创业团队成员温馨一下，其实从自己企业角度也没什么错。
（五）相对封闭的保密环境
一个创业团队之所以能够成功，毕竟是需要拥有一些成功的创新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车库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比较容易做到保密。但孵化器，尤其孵化器里开放的空间要做到保密很困难。而且总是与大量其他公司创业团队接触，发散性的信息太多了，好处是可能接触到其他人有价值的信息，但不利方面是也很容易对自己团队人员的心理和想法产生不可控的大量冲击，毕竟在这里的都是初创公司，很难互相提供真正有力度的帮助。而大量必然遇到的失败，会使这里不象一个朝气蓬勃的幼儿院，而是如同一个养老院，整天听到的都是离世者的消息。在这一点上，菏光三月商会联盟的裴红英女士和聚元通和的曹海涛先生所一再强调的观点我非常认同：要尽可能提供独立和封闭的办公室，以便为一个独立的创业团队提供相对保密和独立的环境。
中国如何获得车库的环境？
2年前当我在书中提出车库与创新环境关系的观点时，中国的孵化器正热火朝天，我还有点疑惑中国是否会在创新上真的拥有超越硅谷的解决问题奇异途径。况且孵化器也算是硅谷创造的模式，著名的有Y Combinator孵化器等。但是，客观规律就是客观规律，违反它终究是要现出原型的。
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国内新增各类创业孵化器4000多家，而在2015年之前，28年来的孵化器数量总计还不到1600家。有人惊呼中国孵化器数量快赶上创业者的数量了。孵化器的确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也会为适合它的企业提供创业的环境，毕竟这是一个认识合格的创业导师和投资者的途径之一。
但是，车库所能提供的条件，尤其是为种子期的创业团队提供的条件远远优于任何孵化器。其实，孵化器并不是将没出壳的蛋孵化成小鸡，而是为已经有一定基础的、已经出壳的小鸡（接近过了天使轮，产品已经上市并有收入的企业）提供一个低成本的起步环境，称加速器更为合适。
北京市现在下大力气清走不鼓励再发展的产业，将北京市政府迁到东部通州，建立雄安新区成规模地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人口......所有这些努力依然远远不够，并且没有触及到真正根本性的问题。
只有当北京可以大量建设别墅，能够为创业者们提供车库的时侯，北京才有可能拥有真正与硅谷可以相比拟的创新环境。这只有将北京现在超过3分之1以上、甚至达到一半的常住人口疏解出去才有可能做到。
2年前，在我刚刚出版《生态社会人口论》时，我所住的回龙观很多别墅租金还很便宜，租客主要是居住用途，从投资角度看这种租金是很不划算的。但今年，因观察北京的房地产市场，我突然间发现回龙观的别墅大量被一些初创公司租下，有些甚至在地下室为这一个初创公司所有员工建立了自己的食堂。租金也比2年前上涨了很多。
如果清华和北大等北京的优秀高校都能迁到六环以外，并在其附近有数以万计的独栋别墅（只租不卖）可以成为车库，中国10年内就可以在科技创新上全面超过美国，北京中关村就可以成为真正的硅谷。
车库不是婴儿已经出生后的孵化器，而是真正让受精卵发育成婴儿的子宫，是让种子发育成秧苗的苗圃。
如何为车库进行城市规划？—— 彻底改变火锅乱炖式的城市结构
让现在北京3分之1 以上的常住人口疏解出去，这怎么可能呢？很多人都曾和我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人以住在城中心为荣，不理解为什么西方人现在以住在农村为荣，住市中心的基本上都是穷人。事实上，国际上发达国家大都经历过先城市化，后郊区化的过程。
中国现在城市化已经进展到超过一半，还会继续城市化。不过，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日本在完成城市化之后就没有明显的郊区化过程，直到今天也还是在不断地往东京市中心挤。这里面或许有文化和习惯因素，例如，日本人就以能住皇宫附近为荣，这属于文化和社会心理问题。中国也有很多人以能住在故宫附近为荣。
但更重要的是，欧美绝大多数国家在郊区化的过程中，为郊区提供了与市中心一样的生活服务设施，使得住在郊区不仅生活环境更舒适，而且生活条件与市中心一样方便，甚至更加方便。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城市和社区基本结构模式进行全新的设计和规划。
在美国，生活社区里是绝对不容许有任何商业设施的，在多个生活小区中间的一定位置，都设置了专业的商业区。下面照片是从GOOGLE地图上截图的一个商业区照片，这样的专业商业区相对均匀地分布在全美国城市与乡村，如果你查详细地址，一般根本就搞不清楚这是哪个商业区。在专业的商业区里提供了服务质量都是标准化的超市，餐馆，药店，汽车服务，加油站，咖啡店......各种各样的日常生活设施，并且有数量极为庞大的免费停车场，不会为找不到停车位而发愁。城里与郊区的生活服务不仅没什么区别，甚至在郊区的设施更好。例如又便宜货又好的OUTLETS一般都开在郊区，没人在市中心开的。你要想到OUTLETS买一堆衣服、鞋帽、箱包等，如果住城中心那就得堵上很长时间车才能到达了，而住在郊区就不会的堵车之忧。
位于加利福利亚旧金山以北小镇圣罗莎（Santa Rosa）的一个商业区，而这个商业区就算在小镇圣罗莎也算是属于郊区位置。
这种专业的商业区能够生存下来，前提必须是其他生活和工作区严格禁止商业设施。否则的话，如果你能在办公楼地下室就能下馆子，干嘛要开半个小时车到商业区去？而这种办公楼里的餐馆服务对象主要只能是就近地区工作和生活的人，必须人口很密集，其生意才能有保证。在人口稀疏的地区，如果不进行严格的功能切分，不可能维持专业的高品质商业区的生存。在美国很多这类专业商业区初看起来周围空空荡荡，周边很广大的地区人烟都很少，但进去以后却发现客流如潮，全都是从周围很广大的地区开车汇集过来的客流。这在中国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中国的城市和社区结构是什么样的呢？下面就是前几天刚刚因着火而被关闭的回龙观鑫地市场，右边就是生活小区。这还算好的，大量生活小区周边的房子一楼临街全是商铺，停车位怎么解决呢？大街上随便停吧，中国城市里不都是这样。每个商铺好像都有生意，但都活得不是很好，活不上档次，也经常见到“清仓大减价，旺铺出租”的消息。为什么？总有无止尽的商铺和街边摊位加入恶性的价格竞争。要想更低成本只有把摊位恨不能摆到大街中间去，车走不动，人也走不动为止。本来花了很多钱建设的市政行车道路，最后却大都变成了停车场，而大量市政人行道，最后却成了街边摊位。问题不是不能建停车场和商业摊位，而是明知道建完了肯定最后要变成停车场和摊位，当初何必要装模作样还是按市政道路的设计不伦不类和最低效率地建呢？
“火锅乱炖式”的城市结构，不断变成停车场的市政道路
在这种“火锅乱炖式”的城市结构里，只有住在人口密集的地方，生活设施才会齐全和方便。别说是2、3万人的小镇，就是2、30万人（在美国已经算大城市）的城市里，生活设施也会差太远了。人越多，人口越密集，生活设施就越多；生活设施越多越好，就会有越多的人希望住在里面，从而形成恶性循环。火锅乱炖的锅里塞进去的东西越多，味道越浓，口感就越好。这就是中国城中心房价永远停不下来，无止尽往上涨，而同时郊区有很多价格低很多的房子却无人要的关键原因之一。
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城市结构，必须将生活工作区与商业区严格地分离，只有这样，独立的专业商业区才有可能生存和发展下去。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作不同的考虑。几十年前中国社会市场功能非常虚弱，一方面为了搞活经济，另一方面为安排当年的回乡知青、后来下岗的国企员工就业，就放开各种渠道和地产资源经办商业。但到了今天，情况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了，需要对未来发展作完全不同方向的考虑。
日本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提前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作出相应的发展规划，至今与中国现阶段是类似的火锅乱炖式的城市社区结构，城中心就会象黑洞一样无止尽地增加对人口的吸引力。城中心人口越密集，在这里的商业设施生意就越好；他们生意越好，就会把商业设施建设得越好，越全，尽管成本不断上涨，但市政建设也不得不持续地投向市中心区，从而就有更多人只愿意在城中心居住。由此就造成人口密集区与人口稀疏区域生活服务质量天壤之别的差异。很多落后国家也一直处于这种中心城市甚至城市中心区域无止尽吸引人口的状态，同样是因为这种极为糟糕的落后国家混乱原始的“火锅乱炖式”城市结构造成。
只有在宏观上将生活、工作、商业区严格分离了，才有条件使全社会土地资源的效率全都最大化，从而在微观上为初创企业营造大量的生活工作高度一体化的车库环境。而这并不仅仅是为创新一个目的，也是中国整个社会发展彻底摆落后国家命运所必须的过程。现在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为中国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更好的客观条件。如果三环以内住的都是富人和贵人，整个中国不仅不可能普遍地富贵起来，也不可能真正是一个创新的和发达的社会。
作者简介
汪涛
曾任中兴通讯国际市场副总裁，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际市场总经理，现为数码视讯国际投资总裁。
出版专著
《通播网宣言》
《生态社会人口论》
《纯电动拯救世界》
《超越战争论——战争与和平的数学原理》
《实验、测量与科学》（即将出版）
《科学经济学——看见看不见的手》（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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