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毛泽东社会——目的思维与方法论
一、 “为什么”和“如何”改变世界
在马克思的墓碑上留有他的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特别有名的话并不是来自于某个马克思的大部头专著，而是来自于一篇看起来并不正式的手稿。当初写的时候甚至只算是一个研究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的心得笔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个笔记只有区区2000字左右，是卡尔·马克思于1845年春天在布鲁塞尔时，写在他的1844—1847年的笔记本中。1888年，恩格斯把它附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单行本中第一次发表出来，并标明了它写作的时间和地点。这个提纲总共有十一条，这句名言就是最后第十一条的全部内容。
如果我们接受了马克思的这一论断，马上就会面临一个实际的后续课题：“如何改变世界？”。并且，在解决如何改变世界的问题之前，还存在一个极为关键的前提性问题：为什么要改变世界？如果没有任何前提的话，仅仅说改变世界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存在的这个世界可观测的范围有930亿光年，在138.2亿年前从一个奇点发生大爆炸至今，它一直都在按照自己的规律改变着自己。并且，它改变自己的动作惊天动地，任何一个小小的星球碰撞都会让人类的一切行为如同尘埃一般。
在我们的太阳系刚刚形成的5千万年左右，那是地球形成的早期，有一颗与现在火星大小差不多的行星，被科学家们以“忒伊亚”（Theia）的名字命名，以较为倾斜的角度撞击了地球，导致地球上较大的一块物质以及前来撞击的忒伊亚部分物质一起飞了出去，并围绕地球旋转。这些物质此后上千年时间里逐步聚拢，就形成了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月亮。这个太阳系中的小小事件带给我们的却是一个如此重大的地球家园的守护神。
6500万年前，一颗直径区区10公里的小行星撞击了墨西哥湾的尤卡坦半岛，形成了直径180-200公里的希克苏鲁泊陨石坑。这次撞击被科学界普遍认为导致了统治地球达1.6亿的恐龙家族以及其他大量生物灭绝。
1994年7月，人类第一次测量到了太阳系内的天体相撞事件。被分裂成21颗碎片的苏梅克-列维9号彗星以让人类心惊不已、毁天灭地的势头连续撞向木星。这次的撞击能量达到了十几兆亿吨TNT当量，其中最大的一颗彗星碎片的撞击能量约为6万亿吨TNT当量，相当于全球核武器当量总和的750倍，是人类曾拥有的威力最大核武器沙皇炸弹的12万倍。它在木星撞击后所形成的疤痕达到数万公里，可以装下整个地球。如果苏梅克—列维9这样的天体撞上地球，还有没有生命能够幸存也是一个未知数。
我们发现的越来越多的黑洞，其质量和毁灭能力的宏大程度更会让人类感叹自身是何等的渺小。中子星上1立方厘米的物质其质量就能达到1亿吨。即使地球上的一次地震，也可能会是天崩地裂的结果。核武器是人类掌握的能量最大的工具了。常有人说人类储备的核武器可以毁灭地球多少次，千万别搞错了，对地球来说人类这点核武器的当量连塞牙缝都不够。核武器能毁灭的只有人类自己。
人类的力量与我们生存的世界相比实在是太渺小了，世界本身并不需要我们为它做什么，它也实在看不起人类的这点力量能搞出多大的动静。
我们改变世界只能是为了人类自己。
曾有国外的客人当着毛泽东的面赞扬他改变了世界，他只是平静地说，我只是改变了北京周边很小一些地方。
当我们沿着“改变世界“这个哲学原点出发，并走出这个原点之后，很自然地就会逻辑地推导出：”为什么要改变世界？—— 改变世界的目的、阶段性目标，”如何改变世界“——改变世界的方法论，战略、策略、政策、路线、战术、技术。只有当我们走出哲学的原点，才能将它变成科学，变成实用的、可操作的工程技术。一切方法都不是自洽和空洞的，它们都必须以最终结果是否能够更好地满足或实现目的为评价依据。方法是否能满足或实现目的，以实现满足目的的程度，就是所谓的价值。如果离开了这个定义的基础，任何所谓的价值或价值观都是荒谬的。二、 理解“德先生”的目的与方法两个不同路径
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时《新青年》编辑部已经搬到北京，十月革命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又成了《新青年》新的主要宣传内容。
古希腊雅典人创造了民主(democracy或demokratia)一词。这一词语来源于希腊语demos(即人民)和希腊语kratos(即统治)两个词的组合。合起来的“民主”(democratia)一词的原意为“人民的权力”。因此，用“民主”一词来翻译似乎也算是很准确的。林肯对民主的表述是“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and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这就是所谓林肯的三民主义。它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民权和民生主义）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且孙中山在《文言本三民主义》中明确承认他的三民主义就是来自林肯的三民主义。
但是，如果我们要这么来理解今天美国所说的民主，那就大错特错了。在今天美国等西方国家所说的民主，就是严格地指一种“投票产生政府权力“的政治制度。所以，美国人输出的民主就是：通过大选产生政府最高领导人，由选举产生的最高领导人组建内阁。如果再说更多一点嘛，就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三权分立“。
以上两种理解的关键区别是什么？方法论理解的民主 | 目的论理解的民主 | |
目的与方法的关系 | 只是一种方法 | 理解为目的 |
检验或评价的终级标准 | 过程本身的合法性 | 能否实现满足或实现目的 |
简单来说，理解民主有“目的“与”方法“两个路径。以中国为代表的是目的路径，以美国为代表的是方法路径。
如果你告诉中国人，民主就是“你只要投票了就可以了“。那如果你不满意投票结果呢？你可以上大街表达你的不满，可以去法院打官司。那如果还是达不到最终目的呢？这个完全不予考虑。你投票了、上大街了、打官司了，这就是终极的价值。这个……如果你清楚地告诉中国人美式民主的这个准确含义，中国人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 你这都糊弄谁呢？
很多美国“学者“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是什么“？合法当然是很重要的问题，但它的重要性能到终极标准（注意是最高级别的“终极标准”）的程度吗？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合情、合理，最后才是合法。一切法都是人制定的，如果不合情理，法是可以改的。一旦法律制定了，它的执行必须具有严肃性和所有人强制遵守的性质，但建设法治只是一种维护社会正常运行，将客观规律、一定时期内人与人之间合情合理的相互利益关系规范下来的方法。情理，才是对法律自然的、客观的和终极的评判依据，也是制定和修改法律的依据。
仅仅一百多年前美国的黑人和妇女还没有选举权呢！那时让妇女和黑人投票就是非法的。后来让妇女和黑人投票的合法性是怎么来的？还不是人为制定的。
投票规则是太阳系天然的规则吗？是天赋的吗？当然不是，全都是人类自己制定的。人为什么要制定这样的规则？它一定是出于服务特定的目的。如果你说它本身就是价值，它不是为任何目的，它本身就是目的，那它背后就一定会隐藏着其他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我们并不反对投票这种方法，反对的只是把投票当成评价、判断和检验人类社会终级标准的观念。
美国总统林肯也是按目的来理解民主的，但这个理解方式并不是美国文化的主流。很遗憾，林肯在美国被一个名叫布斯的精神错乱的演员暗杀了。三、 什么是“毛泽东社会”
至此，我们明白了一切人类文明的问题都不外乎是两个方面：
认识世界
改变世界
认识世界就是科学的方法：数学与测量。要认识社会，就是以数学为基础的“理论社会学”与“社会测量学”两门学科解决的问题。
改变世界，就是解决改变世界的目的，改变世界的方法，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
测量是检验一切认识（真理、科学理论）的唯一和终级标准。 目的是检验一切方法的唯一和终级标准。 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公开、明确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理解了以上三点，就理解了毛泽东社会的一切奥秘。也理解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的一切奥秘。
非毛泽东社会，就是不把测量作为检验一切认识的唯一和终极标准；不把目的作为检验方法的唯一和终极标准；不公开自己的目的。
对于目的与方法的关系，以及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也是为社会制定的目的，后来的领导各自用不同的语言去持续深入地进行了阐释。邓小平著名的“猫论”，就是很典型的阐释目的与方法基本关系的。简单来说，评价猫好不好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它是能否实现抓老鼠的目的。当然了，如果有人咬文嚼字说现在大家养猫大多不是为了抓老鼠，就是因为好看，喜欢，那道理其实也是一样的，就看你目的是什么。如果你的目的真的只是为了好看，喜欢，那是不是好看就是评价是不是好猫的标准了，还是目的决定方法。这只是一个用很朴素的方式表达的目的与方法关系的语言。
“三个有利于”：
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更是说一切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全部都应归为方法性质，它们必须服务于目的。这是两者间最基本的关系。并且具体指出目的是什么：生产力，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个代表”：
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还是强调目的：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文化，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科学发展观”：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还是目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不忘初心。初心是什么？为人民服务。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
只要理解了目的以及它与方法之间的关系，就理解了中国的一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自身社会状态、外部国际环境、科技发展状态等都会有巨大的变化，因此目的在不同的时期会表现或被分解为不同的“目标”，与时俱进。目的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目标的实现而实现的。不同的五年计划或更长时期的发展计划，虽然会被贯之以“计划”的标签，但如果你把它理解成计划经济性质的“计划”就大错特错了。它的确具有某些特定工作计划性质的东西，但这种五年计划从本质上说是“五年发展目标”。它更大程度上是目的性质而不是方法性质。不同历史时期领导人的表述不同，只是对目的在不同历史时期以目标进行的落地。
为什么我要说自1.28万年前新仙女木事件之后，进入农业时代的人类社会可以科学地被分为“毛泽东社会”与“非毛泽东社会”？因为如果不这样划分的话，你根本无法科学地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和现在的人类社会。
人们普遍认为中美之间有“意识形态”的差异，有“价值观”的差异。如果用这样的概念体系，你就无法理解清楚两者之间真正的差异是什么。“毛泽东社会”根本就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也不是一种价值观。它就是一种与一切科学一样的认识世界的测量标准，以及以目的为最高评价标准，为人民服务为目的的社会。一切意识形态、价值观在“毛泽东社会”看来都是属于方法性质，它们与目的相比，是低一个层次的、更次要的东西。对于目的来说，只要能够更好地实现它，并不绝对排斥任何方法。也就是并不绝对排斥任何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但却不会把任何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当成目的，当成最高级别的东西。
所以，美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中国并没有根本矛盾，它们也根本就没有资格说与中国有矛盾，只不过它们可以成为方法库的一部分。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美国在疫情中都已经死了62万人了怎么还不惊醒呢？因为美国人已经投完票了啊，只要投完票了，就民主了。死多少人与是否民主没有任何关系，你投完票了就足够了，就已经充分享受到民主了。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什么叫美式民主。它是“不证自明的”，不为其他任何目的，只要有它，其他一切都不再重要。
有人认为，中国持续地改善人民的生活，经济、科技持续地发展，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基础。但从“毛泽东社会”角度可以更准确地说，实现了为人民服务的目的，这就是最高评价依据。实现了目的，就是实现了目的。合法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目的，而实现目的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合法。合法性很重要，但没有那么压倒一切地重要，实现终极目的才是压倒一切的。在这个基本关系上千万不要搞反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民主讨论或争论目的是为集结更多数人的智慧。但在美国争论已经完全变成为争论而争论、为民主而民主了。一切基础建设工程都要经历无限延长的争论，使得今天任何一项基础设施建设都变得极为漫长而昂贵。凡是超过3个星期的争论一般都是无效和无意义的，因为任何人对同一个问题在3个星期内能产生和讲出来的智慧都该讲完了。如果还讲不出来，就表明他没有更多智慧了，再争论也没用。或者属于全新的课题，需要深入的科学研究。而美国为任何一项技术上本来没有任何新东西的基础设施建设都会向3年、13年甚至30年的争论周期延展。美国也曾是世界上最顶级的“基建狂魔”，但却被自己的民主硬生生搞成“基建蜗牛”了。为什么？
投票了就足够了，国家发展好不好没关系。
按照程序争论了就足够了，能不能争出好的结果没关系。一个地铁争四十年才建成也没关系。
随便发新闻体现新闻自由就足够了，至于是不是真实的没关系。
自由了就足够了，至于有没有饭吃、能不能活下去没关系。
楼塌了按程序表示到就可以了，请注意一定是程序压倒一切，而不是时间压倒一切。花献了、蜡烛点了、哀悼的歌唱了、新闻自由地发了、该露的脸都露了……就可以了，至于人能不能救出来一点关系都没有。
……
一旦任何方法完全失去了目的，就会越演变越荒谬。这就是当搞错了目的与方法之间的关系之后很可能会带来的结果。四、为什么目的思维如此具有先进性
毛泽东在1954年9月15日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讲话的结尾处说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如果我们把目的与方法的关系摆在桌面上说清楚的话，道理其实一点都不难懂，而且似乎应该是天经地义，根本就不应该有其他理解的。但为什么过去对这个问题如此“理解不清”呢？原因只能是：不是因为道理本身有多复杂，而是因为不愿把这个道理讲清楚，甚至是要刻意掩盖这个道理。
人类的一切目的都是来自于人自身的需求，但是，不同人的需求之间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是不一致的。说个极端点的案例，军事对抗的双方，一方的作战目的就消灭另一方。他的作战计划或作战意图能够透露给敌对的另一方吗？当然不能。所以要尽可能隐藏其目的。只要目的是矛盾大于统一的，就不好公开。如果目的是矛盾的，那怎么让目的不一致的大众接受呢？这就得找个其他的，让人必须得接受的说法或说词。所以，我们在人类社会历史文化中见到太多的这类说法：
这是神的旨意、主的旨意
这是上天的安排
这是上帝应许的
这是命运的安排
这是为了天皇
这是天赋的权力
这是不证自明的
这样做可以进天堂
……
中国古人的解决方法有所不同，它设定的是道义、仁义、道统、孝道、忠君等等
以上是从正面来说。如果从负面来说：
这是邪恶的
这是要受惩罚的
这是不合法的
这是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的
……
人类社会最初只是通过亲缘关系形成的村落或游牧的社群。更大社会的形成往往是通过暴力，这个过程中不同人群的目的显然是不一致甚至对立的。但是，如果要形成稳定的城邦或国家，就不能仅仅依靠暴力，而必须依靠一定的文化去抵消不同人群目的上的矛盾甚至对立。这种文化只能是通过掩盖目的，以及目的与方法之间的关系来实现的。通过固化等级观念，使得不同人群目的实现的长期不统一在相应的社会得到合理化。直到现在我们还可以在世界上见到种姓制度，等级制度等留下的遗痕。甚至公开的、明确的、法律上的奴隶制度和等级制度被消除也就是近百年间的事情。
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简单的掩盖目的可能并不一定足够说服人。因此，这种“掩盖目的”就不断地发展并越来越精致。例如，通过理论甚至数学公式来给出证明。这就是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功能之一。亚当·斯密的一句话对他被奉为神明起到极大作用：
“每个人都试图用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来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清楚增进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个人的利益，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达到另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个人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效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
这就是所谓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并且，证明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动地实现帕累托最优就成了经济学的核心使命。所谓帕累托最优，比亚当·斯密表达的看不见的手还要极端。亚当·斯密只是说看不见的手“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效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但帕累托最优理论是说这不仅是“更大“，而且是“最优”。不是“经常促进”，而是“一定会促进到最优”。但是，这种理论证明是不允许通过经济测量在现实生活中进行检验的。他的理论本身的数学公式证明过程非常优美就足够了。
我的《科学经济学原理》一书就是要证明：一切科学的规律，如果它真是客观规律的话，都不可能是自动符合人类目的和利益的。一切客观规律可能符合人类的利益，也可能不符合（有负作用）。西方经济学就把这不符合的称为“外部性”。这就是说，本来无形之手是一定会实现帕累托最优的，但因为有“外部性”，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也可以有解释”。对外部性是否存在，西方经济学界一直有很多奇怪的争论。其实，一切规律要符合人类的利益，同时又不能有负作用，必须得经过人类去主动进行“开发”。你只要经历过任何产品的开发过程就明白了。哪有只要是个汽车就一定符合人类福利的？无形之手真的在很多时候可以极大促进社会效益，可有些时候不仅不能，甚至对社会产生极大的危害和破坏。没有任何可以自动实现人类福利的规律。
把民主、自由、人权等等作为一种价值观，一种意识形态，同样是一种精致的“掩盖目的”。
如果一个社会不仅把目的完全公开，并且是作为核心理念，就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一定要解决人与人之间利益的不一致问题，从而这种公开的、明确的目的才能为社会大众所接受。
明确目的是有很大好处的：
目标管理是高效企业管理中的最先进的管理方法之一。
目的思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创造性思维方法。因为明确了目的，就可以不受具体方法的制约，去创造各种新的能够实现目的的方法。有一个反对这一点的理由是“为了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吗？”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目的思维为了目的要尽可能地选择和创造更多的手段，从而可以从中选择到效果尽可能大，效益尽可能好，负作用尽可能小的方法和手段。方法和手段是服务于目的，而不能反过来。
什么样的目的才能为整个社会所接受呢？当然就是使全社会利益更大化的目的。如果不公开目的，却制造出一大堆掩盖目的性质的说词，那就只能是为了社会中的部分甚至少部分人利益更大化。
能够让全社会利益更大化的，最终也很有可能有利于任何部分人利益的更大化。因为更多人富裕，会创造出更多的市场，更多的科技。在过去，就算一个大地主拥有其他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人的财富，他也享受不到今天我们这样的汽车、飞机、高铁、智能手机等科技生活。当然，我们也同样要说这不是一定能自动实现的，而是要靠我们自己有目的，有意识地主动去开发利用才能实现。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也是分为目的和方法两个层面。过去之所以一直不能真正从理论上理解清楚马克思的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就是因为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马克思的理论之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公开声明自已的目的就是要为广大的民众——工人阶级服务的。其社会主义的方法体系被认为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方面。这个目的思维的理论体系在中国首先被发展为工农联盟，因为当时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农民是占主导的。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使其拥有了最广泛的扩展框架。在改革开放后，在政治上又明确将几乎所有守法的公民全都列入“人民”的范畴。 其方法体系是服务于目的的。要更好地服务于目的，必须要通过学习和创新获得尽可多的更有效的方法。因此，目的思维必然带来的就是方法论上的“改革型文明”。改革并不是因为某个阶段存在问题就需要改革，而是目的思维必然要求将改革作为一项永续的工作。社会现状在不断发展变化，科技在不断发生变化，因此在不同历史时期必然要求是在继承以往基础上持续地学习与创新。实现目的，不是靠任何命中注定的东西，不是靠任何制度优越性的证明，而是靠对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对客观规律的开发利用，靠自己的劳动干出来的。理解了毛泽东社会，就理解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世界、今天和未来的人类社会。
作者简介
汪涛
“人类第三次科学革命”倡导者，纯科学和科学经济学理论体系创始人，致力于将完善的科学方法引入社会领域。
上海析易船舶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总经理
云铝股份（000807）独立董事
浙江宇视科技 顾问
《科学经济学原理——看见看不见的手》
《实验、测量与科学》
《超越战争论——战争与和平的数学原理》
《即将来临的粮食世界大战》
《纯电动：一统天下》
《生态社会人口论》
《通播网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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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经济学原理：看见看不见的手》
汪涛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