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戈里与《钦差大臣》。歌德派与缺德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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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5年，俄国作家果戈里创作了喜剧《钦差大臣》。一个小城市，从市长到官吏都是腐朽又没文化的笨蛋。这时候朝廷派出了钦差大臣，每个人都惶恐不安。他们听说一个叫赫列斯塔科夫的人住进了城里唯一的旅馆，于是误认为这就是钦差大臣。市长立即周密部署，把官邸粉饰一新，召开盛大的欢迎会，拼命巴结这个年轻人。

其实年轻人是个输光了钱财的小文官，他发挥无穷的想象力，吹嘘自己有权有势，有文艺修养，是普希金的好朋友。他向市长的妻子求婚，又转而向市长的女儿求婚，市长欣然应允。在骗了众官吏一大笔钱之后，年轻人匆忙逃走。

戏剧的高潮，是骗子留下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大肆嘲笑这些笨蛋，说市长是“一匹灰色的骟马”，邮政局长是个坏蛋加酒鬼，医院院长是头“戴着便帽的猪”，督学“浑身散发着臭葱味”，法官是个没教养的粗坯。

市长的台词最具讽刺意义：“我做了三十年的官，没有一个商人和包工头能骗得了我，连最狡猾的骗子也都受过我的骗，就连那些想偷遍天下的老奸巨猾的骗子手也中过我的圈套；我还骗过三个省长！省长算什么！省长不再话下……”

这时候，真正的钦差大臣到了，所有人呆若木鸡，戏剧落幕。

这部剧本的题词是：自己脸丑，莫怪镜子。

《钦差大臣》首演，沙皇和王公大臣都去观看。所有人都在笑，沙皇也笑。笑过之后，他说跟大臣们说：“在座的所有人都挨骂了，我挨骂最多。”

政府部门开始组织一些文痞攻击这部作品。有人说，该剧严重不实，我俄罗斯怎么会有这么一群笨蛋、蠢货、可怜虫呢？找遍全国，根本没有这样一个城市。还有人说，剧中没有一个正面人物，只表现了人的愚蠢和社会的腐朽，没有道德教化功能，只有讽刺和嘲弄，这是恶意歪曲我大俄罗斯。

人们开始大骂果戈里，因为他们在作品中找到了自己，他们认为果戈里侮辱俄罗斯人。果戈里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官吏骂我在意料之中，但“所有人都反对我，警察反对我，商人反对我，文学家反对我。一边骂，一边去观剧。”

在另一封信中，他说：“现代作家，戏剧作家，有性格的作家，应当离自己的祖国远一些，在祖国，先知是没有荣耀的。”

于是他出国了，只为躲清静，安心写作。

果戈里虽然挨骂，但是这部剧并没有被禁演，果戈里在信中说很清楚，是由于沙皇的庇护。

2

在国外没有干扰，果戈里终于完成了不朽名著《死魂灵》。

上大学时老师说，《死魂灵》里有五个地主，要把人名背下来，考。《死魂灵》我们都没看过，一晚上就背这五个地主了。现在可好，俄罗斯文学忘得差不多了，这几个地主仍然记得。

最近乱翻书，看到《死魂灵》第七章，果戈里写了这样一段话：

一个作家，他不去描写他们的真实生活和悲惨命运，而去描写那些富有人类美德的人物。这样的作家是幸福的。他高高在上，不愿屈尊去接近那些贫穷微末的弟兄们，不愿接近生活的底层，而热衷于描写那些超凡脱俗的高贵人物。……他用令人陶醉的烟雾迷惑读者的眼睛，巧妙地讨好他们，隐瞒生活中的阴暗面，只向他们展现完美的人。人们为他欢呼，为他喝彩，跟在他的华丽的马车后面奔跑，称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把他捧上了天，说他是高于世界上所有的天才，就像雄鹰翱翔于一切飞鸟之上。热情奔放的年轻人一提到他的名字就激动不已，热泪盈眶……

然而还有一种作家，他敢于揭示每时每刻发生在我们眼前的、冷漠的眼睛却看不到的一切，敢于揭示那些阻碍我们的生活前进的令人震惊的可怕的生活琐事，敢于揭示那些麇集于我们的土地上、在有时是痛苦而乏味的人生道路上随处可见的冷酷、平庸并且受过伤害的人物的灵魂，并且以无情的笔触鲜明生动地将他们刻画出来，展现在世人面前。这种作家的命运和遭遇就完全不同啦！既没有人向他鼓掌喝彩，没有人为他洒下一滴感激的泪水，没有人为他兴奋和激动，更没有十六岁的少女为他神魂颠倒，像迷恋英雄一样投入他的怀抱。他最终逃避不了伪善而又麻木的当代批评家的评判。他所珍爱的作品被称为猥琐庸俗的东西，他本人也被目为亵渎人类的作家，落到一个屈辱的地位。……于是他无人理睬，得不到同情，像一个没有家室的单身旅人，孤苦伶仃地站在驿道上。他的前景是阴暗的，他感到凄苦、孤独。

然而，一种奇异的力量支配着我，去纵览包罗万象的广阔的人生，去透视世人所熟悉的笑和世人看不到的、莫名其妙的泪！

这是果戈里的文学观。原文太长，我删减了几句，若窥全貌，请参见河北教育出版社的《果戈里全集》第四卷，162页。

3

1979年，《河北文艺》发表一篇《“歌德”与“缺德”》，核心是说文学的根本任务，一言以蔽之，就是“歌德”二字。

文中说：“向阳的花木展开娉婷的容姿献给金色的太阳，而善于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则只能诅骂红日。”

这可不是德国那个歌德，而是“歌颂太阳的恩德”，花木为谁展开容姿呢，只能是向着“金色的太阳”；谁不“歌德”，谁就是“缺德”，是“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

“歌德派”振振有词：“河水泱泱，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如此美好，为何不可‘歌’其‘德’？”

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等媒体迅速还击，《读书》杂志作为知识分子刊物，从学术上连续展开了讨论。1979年第7期《读书》杂志发表了《论“歌德派”》，文中说：“原来我们是生活在新的桃花源中，或者人间的仙境里啊！吃的是玉液琼浆，住的金殿银阙，共产主义早已实现了！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现实问题，那还要唯物主义做什么呢？还要实事求是做什么呢？还要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做什么呢？”

文章毫不客气地指出，歌德派，“除了虚伪还是虚伪，除了粉饰还是粉饰”。

文中有几句话感觉很近：“谁要想知道一点当今世界的科技文化和生产状况，谁就是崇洋媚外，里通外国；要要见过外国人以至归国华侨，谁就要被当成特务整。封锁，封锁，第三个还是封锁！”“谁讲了几句中国还有落后的地方，还应当学习一点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就要受到种种不堪的责骂。”

经过这次讨论，“歌德派”不吭声了。

4

“歌德文学”古已有之，东西方宫廷里养的那些御用优伶、诗人，就是干这个的；苏东坡这种朝廷大臣，也有颂圣的义务，逢年过节都得上颂圣诗。

文学争取到独立地位，说明思想进入了现代。尼古拉感到自己“挨骂”，但是他并没有禁演，因为他觉得那样有点丢人。

1842年，果戈里出版《死魂灵》，审查机关否定了这部书，后来经过别林斯基斡旋，又删去了个别章节，总算付梓了。

如果是100年后，果戈里这本书只能被深深地埋葬。

1945年，二战结束，苏联希望作家歌颂战后农村生活。一个叫巴巴耶夫斯基的人，写了一部《金星英雄》。这本书里，到处鸟语花香，一片生机勃勃，主人公谢尔盖带领村民，修了一座水电站，改善了农村面貌。

这本小说根本谈不上什么人物塑造、故事情节、艺术手法，却获得了1948年斯大林文学奖一等奖，巴巴耶夫斯基飞黄腾达。而二战后的苏联农村，搞的集体农庄，人们抱怨，这就是沙皇时期农奴制的翻版。

对斯大林文学奖的获奖作品，斯大林都要亲自审查，确定奖项，有时候他还亲自下达写作提纲，按照他的提纲来写，一定可以获奖。你说这个奖项，不就是个狗屁吗？

《金星英雄》问世以后就死了，没什么人看过它，《死魂灵》永垂不朽，但是“歌德文学”却仍然有市场。既然如此，果戈里180年前的感触，就一直会有它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