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关注｜海外藏中国近代史料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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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关注

作者简介：汪朝光，著名民国史学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曾赴斯坦福、哥伦比亚等大学访问研究，任日本京都大学、东京大学客座教授等，是权威版本的《中华民国史》的主要编著者之一，也是《中国近代通史》的主要作者之一。

海外藏中国近代史料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汪朝光

在以文史哲为中心的人文学科中，不似哲学那般讲思辨，也不似文学那般讲情感，历史关注的中心是事实（即通常所说的史实），也即过往所发生的一切，而事实是否存在以及如何言说，首先依靠的是能够证实或证伪事实的论据（史料），所以，历史研究的基础是史料。这是历史研究的独特之处。也正因为如此，历史学者常说的一句话是，历史研究是以实证为基础的学问，它在最大限度内依靠于各种各样史料的发掘，及在此基础上所做的解读。进而言之，近代史研究与古代史研究的史料基础又有很大的不同。古代史，尤其是距今相对久远的古代史，留下的文字史料是有限的（在印刷术未发明前更是如此），以致研究者可以基本通读某个朝代的大多数甚或绝大多数文字史料。与此相应的是，实物（考古发掘）史料在研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补文字史料之不足。近代史则不然。随着印刷的普及，近代文字史料数量之庞大，已经到了没有任何学者有可能通读哪怕是其中一小部分了。而且，近代史料的形式也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发展，既有文字类的档案文献、著作、报纸、期刊等，也有影画类的图片、影像等，还有讲话录音等，其数量之丰富，形式之多样，可谓浩如烟海，无所不包。这既为近代史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可以使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但也为他们带来了一定的苦恼：从哪里去找，以及如何去找到自己研究所需要的史料？何况，在近代以来全球化的进程中，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与这个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有着密不可分、千丝万缕、勾连一体的关系，研究某国的历史，其史料往往并不局限于该国所存，而很有可能也存于他国，从而更需要研究者放宽眼界，广为搜求，以使其研究建立在更为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本文即以本人若干年来在海外的访学及搜求史料为例，结合其他方面的材料和研究，谈谈中国近代史研究与海外所藏史料的关联，期以贡献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于万一。

一

其实，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对外学术交流的发展，中国的近代史研究者已经日渐注意及大力发掘海外藏中国近代史料，运用于研究中，且有了相当可观的成果。例如大家熟知的日本各公私图书馆所藏中国近代史料，英国所藏外交部档案（FO），美国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哥伦比亚、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所藏民国史料，等等。这些史料对我们研究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史、孙中山和同盟会的历史、中外关系史、国民党及其重要人物的历史等，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尽管如此，在海外有关中国近代史料的发掘方面，能做的事、可做的事仍有很多。例如，同样是收藏中国近代史料甚为丰富的国度，俄罗斯藏中国近代史料目前被发掘利用的就比较少。这当然与很多因素有关，如档案文献的开放度不那么够。我去过两次俄罗斯，感觉查阅档案的手续有些繁难，确实不够开放。再有，懂俄文的学者数量远少于懂英文和日文的学者数量，年轻一代学者中同样如此。但是，这些都不应该是忽视俄罗斯藏档重要性的理由。俄罗斯与近代中国尤其是中国革命的关系非常密切。这方面的档案文献，如共产国际和苏共的档案，绝大多数都藏在俄罗斯。前些年中国学者已经翻译出版了不少共产国际以及苏联的历史档案，对研究非常有用，但还有大量的相关档案文献需要我们去发掘。

再比如说，德国和意大利，在20世纪30年代与当时的国民政府有不少经济乃至国防的合作，也值得我们去关注。

还有法国。在论述中国对南海的历史主权问题时，就需要去关注法国档案，因为法国曾经是与南海相邻的印度支那殖民地的宗主国，藏有不少与此有关的法文档案文献。

再有，中国在近代以来屡受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对殖民地国家的遭遇感同身受，中国对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始终给予相当的同情和支持，因此，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进而言之，研究近代亚洲殖民地国家（如印度、韩国、越南等国）的独立史，就需要发掘印度、韩国、越南等国所藏的相关档案文献。

所以，我们关注与中国近代史有关的档案文献时，不仅需要关注美英日这些国家所藏的档案文献，也需要关注那些我们平时注意不够的国家的档案文献，这样才可以使我们的研究主题有更多、更深的开拓。

并且，即便是在学者已经关注和发掘较多的国家的藏档中，其内部不同区域、不同机构的不同收藏领域也值得我们去关注。

举个例子，学界都知道美国对中国近代档案文献的搜集比较下力，收藏颇丰。但我们目前关注较多的是与民国政治史相关的档案文献，如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藏顾维钧档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民国人物档案（如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档）等，却相对忽略了其他一些与经济、社会、生活类相关的文献，而那些文献的数量及其对相关领域研究的重要性，或许并不亚于上述文献。我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待过大半年，每天去珍本与手稿图书馆查档，但就在离这个图书馆一步之遥的地方，就有哥伦比亚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我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图书馆，觉得神学院与我的研究无关。但后来我偶然在闲暇时去了一次，才知道神学院图书馆藏有大量教会和传教士的档案文献，而这些档案文献中有相当一部分与中国有关，不仅是关于教会和传教士自身的历史，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相关历史记载。我们知道，南京大屠杀之所以当时即为世界所知，与留在南京的教会人士有不少关系，那么，近代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他们留下的历史记载，应该还有很多可用的史料，尤其是与当时中国的地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物相关的记载。这些记载对我们研究这段历史应该非常有帮助。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

二

当我们发掘海外藏中国近代史料时，有时也难免一些局限或误区。比如说，我们去俄罗斯时，可能比较关注共产国际和苏共与中国历史有关的档案，这当然是应该的。但是，俄罗斯与中国近代史的关系并不仅限于共产国际和苏共。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史料可以去发掘。例如，1931年日本入侵并占领东北之后，在伪满的“新京”（长春）投资建了一个号称当时亚洲最大的电影制片厂——“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满映”）。“满映”存续期间拍了几百部电影，其中包括大量的纪录片，从中可以看出日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东北进行侵略宣传，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在日本统治下的东北社会状况，尽管这种反映是扭曲的或粉饰的。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苏联军队攻进并接管了东北，日本占领时期形成的大量档案文献和影像资料等也被苏军接管，并在苏军撤退之后被带到了苏联。1991年苏联解体后，日本方面随即从苏联发掘到这些“满映”当年的出品，并制作成系列影像集（DVD）而公开。所以说，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应该破除那些认识的局限，不受先入之见的束缚，开动脑筋，广为求索，如此方可发掘到各种有用的史料。

首先，不仅是档案文献，与中国近代史有关的图书、报刊等，在国外的各大图书馆其实都有比较丰富的收藏。历史研究者对档案类史料有偏好，因为档案是历史研究最重要、最基础的史料，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其他种类的史料也很重要，就例如图书和报刊。甚至在某些方面的研究上，例如社会史，可能报刊史料的重要性要超过档案，因为社会层面的内容不一定是公家档案收录的重点，倒是报刊可以广泛地反映社会的生活面相。例如，电影是20世纪最为普及的大众娱乐方式，通过电影，我们不仅可以知道大众的娱乐喜好，也可以知道大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关切，而研究电影，一个非常易行且不可缺少的工具便是报纸刊登的电影广告。再有，很多近代来华人士都留下了回忆录和著作，也都很有价值，例如广为人知的斯诺的名著《西行漫记》。这些都可以在图书馆中搜集查考。我去过美国排名前十的几乎所有大学，得益于其相对开放和便利的查阅条件，哪怕研究者进去只待半天、一天，在开架式收藏的浏览中，或许也能找到令你感兴趣或者与你的研究相关的材料。而且，图书在图书馆开架摆放的主题及其展示方式，可能激发你的思考，从而形成新的研究思路及研究论题。

报刊史料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近代史研究学者大概没有不利用报刊史料的。但是，我们利用较多的还是中文报刊，而对外文报刊的利用度其实是不够的。比如说当时的一些大报名刊，如英国的《泰晤士报》，美国的《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生活》周刊，苏联的《真理报》，等等，都有大量关于中国的报道。举个例子说，以图片报道为主的《生活》周刊关于中国抗战的报道，反映出1937－1945年全国抗战期间的多样化面貌。如果再结合它对1945－1949年中国内战的报道，又可以观察它对国民党态度的变化。抗战时期《生活》周刊展示的国民党军队官兵的形象，多半是正面的、积极的，因为美国当时对日本的扩张不满意，并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已是同盟国，共同抗日，所以不能把同盟国的形象表现得太差。而到了中国内战时期，国民党军队官兵的形象往往是负面的、消极的。尤其是1948年以后，《生活》周刊上出现的国民党军队官兵形象，不少都无精打采、狼狈不堪。这说明这时的美国主流舆论对国民党已经失去了信心，不认为它能打赢。这也成为杜鲁门政府一度准备抛弃国民党的形象写照。所以，对于海外图书馆所藏的报刊和图书史料，我们理当给予充分的注意。

其次，随着技术的发展，图片和音像史料的重要性在近代史研究中日渐凸显。所谓有图有真相，而活动的有声影像所含的信息量更胜静态的图片。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图片和音像史料的重要性也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图片不仅有摄影照片，也包括招贴画、宣传画、漫画、连环画等，音像则包括影片、录音、唱片等。当然，在现代技术的加持下，图片和音像也是可以被修改、剪辑甚或伪造的，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犹如档案文献、日记、回忆录等也都可以被删改甚或伪造。我们这里说的是建立在真实基础上的图片和音像史料，对于揭示历史的真实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

举个例子，1941年长沙市民庆祝长沙大捷的街头游行留下了纪录片（藏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影片的配乐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由此我们可以知晓，《义勇军进行曲》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中华民族不屈奋斗的象征了。再往前追溯，《义勇军进行曲》是1935年上映的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风云儿女》则是左翼电影的代表作之一，而左翼电影又是中共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关联起来看，便可以理出以《义勇军进行曲》为表征而形成的中国近代争取民族独立和复兴的历史脉络是如何形成及建构的，音像史料的作用也因此得以凸显。

由于近代中国的经济不够发达，工业比较落后，不能自产电影摄影机、照相机、录音机、电影和摄影胶片、录音带等，所以音像史料的留存远少于文字史料。抗战时期，由于进口渠道受阻，留下的自产音像可能更少。不少与中国有关的图片、影像、录音等都是当时在华的外国人拍摄制作的，他们的作品也随之藏在国外的各个机构，需要我们下力去发掘。这些年来，我们看到的不少过去从未见过的中国近代的图片和影像，都是学界努力发掘的结果。如革命先驱李大钊1924年在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五大的影像，便是迄今发现的李大钊唯一留存的影像，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再如美国人甘博 (Sidney D. Gamble)，从清末到民国多次来华，从事社会调查，又痴迷摄影，拍下了数以千计的摄影图片和数十部电影纪录片，反映了当时中国从城镇到乡村，从政治到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广泛、真实、变化、多样的景象，具有相当的价值，也为我们研究那个时代的历史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材料。我们现在看到的北京纪念“一战”结束阅兵和五四运动等图片，不少便来自甘博的摄影。甘博留下的摄影图片收藏在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已经经过整理对外开放，但还有不少如同甘博这样的来华人士拍摄的图片和影像，可能还收藏于某个机构中而不为人所知，需要学界继续努力发掘。

再举个例子。1927年中国拍了部电影《盘丝洞》，是中国早期电影史上一部挺有名的武侠片。但是，早期电影的胶片不易保管，容易自燃，加以战乱等因素，《盘丝洞》的胶片后来不知去向，电影史研究者只能根据当时的电影广告、电影介绍等材料研究这部电影，这与实际看过这部电影的研究差了许多，电影史家也都觉得很遗憾。不过，事有出人意表之处。十几年前，挪威国家电影资料馆在进行馆藏电影拷贝数据化处理时，意外发现了《盘丝洞》的胶片，经过考证和研究，证实这是中国电影《盘丝洞》。随后，挪威国家电影资料馆在2014年将这部电影的修复版高清拷贝赠送给了中国电影资料馆。不仅如此，挪威学者还在当时的挪威报纸上找到了《盘丝洞》上映的广告和评论。这真是令人惊喜的发现！中国的电影研究者，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看到了这部著名的武侠片，从而可以对中国早期电影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还不仅仅如此。过去我们都认为，民国年间国产电影出口的主要去向是南洋各国，因为那里有比较多的华侨，他们与国产电影有文化共通性和认同感。然而，《盘丝洞》却可以漂洋过海出口到挪威并进行商业放映，且挪威既非电影出品大国，挪威的电影市场也没有那么大，这就使我们有必要和理由重新认识当时中国电影业的发展以及文化与产业的关系。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高，未必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挪威观众，为什么会对《盘丝洞》这样的电影感兴趣呢？它是通过什么途径走向挪威的呢？它在挪威上映的前因后果又是什么？其中反映的是文化特殊性还是一般性呢？这不仅与我们深入认识中国电影史有关，也与我们深入认识中国近代史有关。广而言之，还对文化的国际传播路径及其影响具有参考意义。这也是史料发掘的意义及其迷人之处吧！

再次，私人史料，如日记和书信，对历史研究的价值毋庸置疑，学界也非常关注。但比较而言，近代来华外国人写的日记或他们的通信利用还比较少，也值得我们去关注。不仅是来华访问和在华居留的那些外国名人，很多来华的外国普通人士，他们留下的日记和书信，如果我们能够发掘利用，想来对于社会史研究是很有用的。例如，如果我们能够发掘到来华的普通外国人留下的日记或书信，可以知道他们在上海或天津的租界是怎么生活的，在租界之外又是怎么生活的，再对照当时中国普通人的生活记载，可能对我们认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面相有所助益。再如，不少外国传教士去了当时还很偏远且交通很不便的滇西北山区传教，如果我们能够发掘到他们的日记和书信，甚或他们留下的实物，我们对当时的滇西北处在什么样的社会状况便可以有更多的了解，从而也可以加深我们对历史的多样化认识。

三

总而言之，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史料，中国的收藏无比丰富，海外也有不少的收藏；不仅大国有收藏，中小国家也有收藏；不仅有档案文献的收藏，也有报刊图书的收藏，还有图片和音像的收藏。中国国内没有收藏的史料，我们应该努力发掘；即便中国国内有收藏的史料，因为保管和借阅方式的差别，也可能在搜集时有其便利之处，也值得我们去关注。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及其越来越便利，不少史料已经在网上被公开，还有各种各样的数据库可以利用，较过去方便了许多。但这只是史料搜集方式的变化，并不是史料本身的变化，史料的发掘及其利用仍然在于史家的艰辛努力。在可能的情况和必要的条件下，亲临现场（档案馆、图书馆等）搜集资料，仍然是必要的、对研究大有助益的。

研究近代历史，有无限丰富的史料，也因此有无比广阔的空间。借用先辈学者傅斯年先生的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历史研究者的第一要务，便是动手动脚找东西（也就是找材料）。中国近代史的材料，不仅要在其发生地中国找，也要在其关联地外国找。当我们将所有这些能够找到的材料都汇合起来，我们便可以在这样充实的基础上，进行无限广阔的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丰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也可以以史为鉴，为中华民族复兴提供历史的借镜。

▲原刊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5期

（图片源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编辑：梁钰妍 王雅梅

校对：李嘉君

审核：陈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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