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研究丨重教尊师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的现代化
作者简介：吕一民，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法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著作、译著有《法国通史》《法兰西的兴衰》《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历程》《法国知识分子史》《知识分子的鸦片》《自由的声音：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公民的加冕礼：法国普选史》《法国史》（3卷本）《罗伯斯庇尔传》。主要学术兼职包括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历史学会副会长；2020年10月当选为法国海外科学院通讯院士。
重教尊师与法兰西
第三共和国时期的现代化
吕一民
法国自大革命以来的现代化历程中，历时70年之久并兼涉近代与现代的第三共和国，堪称起着独特承前启后作用的关键阶段。第三共和国素有“教师的共和国”之称，[1] 不仅在重教尊师、借助教育改革推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方面举措颇多，成效显著，还由此从多个重要维度为此时期法国得以基本完成现代转型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因而，聚焦和审视法国在第三共和国时期的相关历史并就此予以反思，颇有必要。
一
第三共和国是拿破仑三世战败垮台之际应运而生的。普法战争中的惨败令法国大国地位一落千丈，而向来以霸主姿态傲视其他欧陆国家的祖国竟然蒙受割地赔款的耻辱，更是激起了法国社会各阶层民族意识的爆发，导致朝野各界人士纷纷聚焦如下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即至少看上去足以称霸欧陆的头等强国何以会在普法战争中如此不堪一击？其间，众多有识之士不约而同把败因与法国在教育体制方面的多个弊端和缺失，以及德国在类似方面的种种明显优势，联系在了一起。于是，诸如此类的说法在“六边形土地”上相继不胫而走：一些对本国初等教育深感不满者宣称，“击败法国的并非撞针步枪，而是普鲁士的小学教师”；[2] 而另一些人则把矛头指向高等教育，宣称法国之所以败北，乃是因为德国的大学在许多方面都明显优于法国。
再者，第三共和国起初不过是个战火中诞生的“早产儿”。作为“权宜之计”被接受的它甫一成立，“合法性”就颇有争议。围绕着在法国到底该实行共和制还是君主制，各派政治势力在共和国初期展开过激烈之极的政体之争。为让共和制真正落地生根，共和派人士展开了异常艰巨的斗争，才最终如愿。凡此种种，势必令共和派人士掌权后愈加清醒地意识到，要在法国确立共和制度，就必须改变国民的头脑，使之具有共和主义思想观念。而要做到这一点，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由此，共和派在执掌政权后，始终把教育改革作为优先关注的重要任务之一。
由于执政之初的当务之急是巩固共和政体，共和派首先推出的教育改革遂以“反教权和世俗化”为中心任务，确立了初等教育改革的义务、免费、世俗化三项原则，并为坚定青少年共和信念、加强其爱国主义情感，在中小学校增设了道德与公民教育课。就后者而言，第三共和国时期的史学家起了很大作用。例如，当时身居学界高位，在史坛更是犹如“教主”的欧内斯特·拉维斯觉得，法国历史学家亟待像德国同行在德国统一前后所做的那样，致力于构建一种符合第三共和国现实需要的史学。这种史学书写的历史当以民族—国家为叙事框架，并致力于协调民族观念与共和制度。换言之，它须具有这两个特点：首先，它是民族的，应当大力强调民族发展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其次，它是共和的，应当彰显第三共和国是法国历史发展和理性进步的自然产物。在共和国的引导下，法国不仅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而且也是一个经济繁荣、军事强大的国家。在这一理念驱使下，拉维斯本人还亲自撰写了多种小学历史教科书，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一代又一代法国孩子讲述本国历史。拉维斯在此时期的法国几乎家喻户晓，当之无愧地被誉为“整个法兰西民族的历史教师”。
共和政体巩固之后，尤其是19世纪90年代激进共和派开始执掌政权以来，第三共和国政府在教育领域除继续致力于温和共和派的“反教权与世俗化”的未竟事业外，日趋把主要精力投入以振兴经济，亦即适应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的需要与满足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要求为导向的教育改革中。其采取的主要措施大致如下：
首先，将一些高级初等学校改建为商工实科学校，以满足各地区工商业发展对熟练工人的需求。此类学校由国家、市镇或省政府共同资助、建立，以劳动人民子弟为培养对象，所授课程多为应用算术、簿记、会计、手工等实用性课程。学生在12岁时入学，修业3年，从二年级起，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志愿和特长，在工业、商业等类别中任选一组进行学习。
其次，改革中等教育，使其更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费里教育改革虽然使中等教育与小学教育一起实现了世俗化，但距中等教育的“现代化”还相去甚远。当时中等教育仍以讲授古典著作为主，脱离实际生活。有鉴于此，里波委员会曾于19世纪90年代后期提出报告，要求改革中等学校的课程，使之多学科化，尤其是引入现代学科。此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还初步确立了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制度。
再次，改革普通高等教育，使之进一步重视科学和技术教育。法国的高等教育实行“双轨制”，大致分为两大系列：其一是普通的综合性大学，其二是各类被称为“大学校”的高等专科学院。如果说第二类院校的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等不仅从创办之初起就比较好地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那么第一类院校则不然，其学科设置的僵化、教学内容的陈旧与脱离实际等问题显得较为严重。为此，法国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对普通综合性大学的学科布局、课程设置等也做了一些改革，力图使其进一步重视科学和技术教育，以满足以科学为先导的技术革命对人才培养的迫切需求。
二
第三共和国在教育领域相继采取的上述改革举措，对于推进法国现代化进程，促使法国社会基本完成现代转型，可谓成效明显，不容低估。这方面的成效至少体现在以下几点上：
1.确保共和制得到认同
第三共和国是在第二帝国战败垮台时作为权宜之计推出的，成立伊始即颇多争议，甚至在初期还一直饱受严重威胁。但恰恰就是这样一个被人戏称是“从窗缝中潜入的共和国”，实际上却不仅持久存在，而且成为迄今为止法国共和制度史上最长命的共和国。它既比第一、第二、第四三个共和国存在时间的总和还要长，且还暂时未被目前仍在运行的第五共和国所超越。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法国从19世纪跨入20世纪时，在绝大多数法国人心目中，法兰西已和共和国融为一体。对于这个欧洲大陆当时唯一实行共和制的大国，人们大可如是断言，自1789年革命爆发以来，还没有任何制度创造过如此奇迹：虽然这个制度并没有使大家都满意，也没有使每人得到应有的地位，甚至没能保证大家每天都有面包，然而，在绝大多数法国人看来，共和国仍仿佛是最好或最可以接受的制度。
在此，不妨特别审视此时期仍属法国最大社会群体的农民的政治向背。[3] 如果说在第二帝国，刚获得普选权不久的农民往往会把选票投给拿破仑三世，那么在第三共和国最初几年过后，他们开始逐渐成为共和国的支持者。而这种转向的出现是与这一时期法国农民已越来越相信进步、笃信教育分不开的。19世纪90年代，法国有份共和派报纸《帕特内回声报》（Echo de Parthenay）在当地乡村广泛流传。该报1893年8月20日刊载的下述文字，可谓淋漓尽致地揭示和反映了费里等共和派人士推行的教育改革，究竟如何导致了这些农民的思想变化：“我们无须回首往事，只要为我们的孩子们想一想，充分理解共和国是劳动者的政府这一观念。为什么贵族和教士反对共和制，这是因为共和政府给所有的人都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教育可以消除无知，这样他们就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奴役我们了。”[4]
从19世纪结束到1914年“一战”爆发，在法国通史中往往被称为“美好年代”（la belle époque）。而这一“美好年代”得以在此前因巴黎公社之类事件被严重撕裂的法国出现，无疑与共和精神令人满意地“起着黏合剂作用”大有关系。更有甚者，这种共和精神还如同法国史学名家指出的那样，与“饱受质疑却最终得以确认的均势社会形态，以及不断遭到权威主义者们诟病，但在1899年到1914年之间却相对稳定的议会政治”一起，共同构建了“美好年代”的主基调。[5]
2.促进经济稳步发展
“美好年代”也是法国经济快速发展期。学界普遍认为，法国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结束了多种原因造成的停滞状态，进而在1896—1914年间迎来了近现代史上少有的一轮经济高速增长。其间，与其他工业发达国家一样，法国走向了以使用电力和石油等现代能源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道路。新的技术革命的开展与新兴工业部门的兴起，已然成为这轮经济高涨的动力，相关统计数据亦大多显得相当亮丽。当时，法国在汽车制造等方面引人注目地起着先锋作用。1904—1913年间，法国汽车产量年均增长28.3%。法国非但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汽车生产国，还是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法国新兴化工工业也有长足发展，产量仅次于德、美，名列世界第三。法国新兴工业的发展还明显带动了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例如，水电发展对机电工业提出更高要求，也促进了建筑业和公共工程建设发展。至于汽车、飞机制造业，则极大地刺激了钢、铝、玻璃和橡胶等产品的生产。[6]
在此需强调的是，凭借多年积累起来的科研优势及其惯性，法国仍继续在技术创新方面居于世界前列。毋庸置疑，这是法国能够在此期间保持强劲发展势头的一大重要原因。事实上，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来的这一轮科技竞赛当中，法国不时出现能大大推动生产发展以及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发明创造或重大改进。而这一切的出现，与第三共和国适时推出的各种教育改革及其取得的成效显然是分不开的。
3.引导社会观念及时更新
共和思想的传播和技术的进步，势必会带来社会生活深刻变化。就引导国民及时更新观念，与时俱进地适应社会转型和现代变革而言，第三共和国时推出的教育改革同样可圈可点，成效突出。在当时特定背景下，为使共和制得以扎根与巩固，共和派政府不仅坚持把民主的教育奉为一种享有优先权的行动，还在着力强化国人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培养其公民责任感的同时，把“知识”（le savoir）当作“进步”最理想的标志。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费里等人士眼里，让第三共和国更多地赋予国民各种各样知识，不啻是一项足以和第一共和国在大革命中借助对外战争大大扩大法国版图，以及第二共和国赋予男性公民普选权之类的丰功伟业相提并论的壮举。[7]
唯其如此，共和派人士一旦大权在握，便尽其所能地借助教育改革大力推进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于是，原本就在法国有影响的理性主义，随着实证主义的发展，在第三共和国日益被赋予科学和意识形态的色彩。知识也开始更多地被视为“理性启蒙下的权力”统领的现代公民社会的基石。因应知识体系的发展完善，致力于获取知识的人员得益于当局的倡导和支持，专业化程度亦不断提高，并借此给法国社会带来了多种积极影响。一些科学家不仅迸发出了强烈的求知欲，还显示出了非凡的创造力。法国当时在放射性等领域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便是很好的例证。其中，路易·巴斯德尤其值得一提。这位在当时法国知识生产方面功绩卓著的人物，在成功研制出多种能拯救众多人生命的疫苗的同时，还始终抱持这种强烈愿望，即借这些突出成就彰显法国科学的进步大于德国。当时，不少出类拔萃的法国学者也凭借自己知识生产的骄人业绩，成为广受同胞推崇乃至膜拜的英雄人物，在撒手人寰时甚至有可能享有包括国葬在内的哀荣。[8]
路易斯·巴斯德
4.强化、提升法国文化影响
法国向来是文化强国，巴黎更是世界文化之都。共和派执掌第三共和国大权之后，在继续提升法国文化影响力，强化被誉为“光明之城”的巴黎世界文化之都的地位上，非但全力以赴，而且还卓有成效。由此，巴黎日益以自己浓厚而独特的艺术与文化氛围神奇地吸引着众多有志青年，其中包括诸多从外国来到巴黎并获得成功，从而享誉世界的学者、艺术家或作家。更有甚者，即便是在吸引外国留学生方面，巴黎似乎也绝不输于德国包括柏林在内的任何一座城市。当时在巴黎的外国留学生是柏林的两倍还多。而且，虽然巴黎的大学教学在物质条件方面不如柏林，但“巴黎各种教学条件的集中（如图书馆、实验室、教育基地），对大学生及青年研究者提供了方便”。[9] 1891年从波兰前来巴黎留学的玛丽·居里就是这些人中的佼佼者。此外，如果说“美好年代”为巴黎和法国今日所享有的声誉做出了重大贡献，那么，1900年举办的世界博览会更是居功至伟。它不仅再次让巴黎成为世界的橱窗，同时还以当时留下的一些至今仍堪称巴黎“地标”的场馆，如大小皇宫等，见证了这一时代的美好。
三
以上，扼要梳理了共和派执掌第三共和国大权后推出的教育改革举措和成效。篇幅所限，难免挂一漏万。但不管怎么说，法国在第三共和国时期走向现代化的历程和举措，实有不少值得中国学人关注、反思乃至借鉴之处。其中，以下几方面似尤为值得我们更多了解与重视：
1.构建契合时代需求的全新教育体系
共和国初期的政体之争使共和派人士深刻体悟到，要在“六边形土地”上确立共和制，就得改变国民的头脑，使之具有共和主义思想观念。要完成这一任务，则非彻底打破法国原有教育格局，构建契合时代潮流与需求的全新教育体系不可。由此，费里等人大权在握后，就着力向实现这一目标推进。为让共和精神能在刚刚经历动荡、分裂的国家与社会中有效地起着“黏合剂作用”，费里等人更是力求以历史教学、公民意识指导和非宗教的道德培养来构建新的共和教育体系。这一体系的中心思想，归根结底就是悬挂在各个市政厅堂上的铭文：自由、平等、博爱。[10]
就此不妨补充与强调一点，现代化很大程度上亦是合理化或理性化（la rationalisation），而第三共和国时期主导这种新教育体系的共和价值无疑有其丰厚的哲学渊源——理性主义(le rationalisme)。诚然，在19世纪更早一些时段，这种理性主义就已经可通过孔德的《实证政治体系》感受到，但它的大行其道毕竟还是在第三共和国前期。进而言之，如果说在孔德看来，人类知识的每个分支都要经过前后连续的三个阶段（先是神学阶段或叫假想阶段，其后是形而上学阶段或叫抽象阶段，最后是科学阶段或者叫实证阶段），因而，要把现代社会组织起来，就必须把它建立在实证政治的基础之上，那么，“根据理性的法则从政治和社会方面组织社会”，恰逢其时地为甘必大、费里等共和派人士提供了治国理政时亟须的理论基础。[11]
2.倡导“教育优先发展”，尊重并善待教师
共和派人士在执掌第三共和国政权后，大力倡导“教育优先发展”，并且还在发展教育事业上明显舍得投入。这种投入不仅表现在兴建学校建筑、购置教学设备和实验装置等硬件建设上的大把花钱（人们在当今法国看到的不少著名院校的标志性建筑多投建于这一时期），同时，更体现在明显扩大教师队伍尤其是小学教师的人数，以及确保乃至提高他们的待遇上。根据维诺克的统计，及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法国的小学教师已构成一个人数达12万的公务人员群体。[12] 法国史学界一般认为，小学教师群体这一时期对实施公民文化和知识教育多具有强烈使命感；同时还认为，共和国能在此时期法国社会深入人心，是与这一群体的努力分不开的。正如天主教会竭力保卫旧制度，教士们几乎个个充当了共和国的敌人，在费里实施教育改革后，世俗小学变成了共和国的“幼儿园”和反教会的学校，而小学教师则无一例外地成了共和主义信仰的传授者。当时，不仅这些小学教师以令人感动的热忱使市镇小学的学生热爱共和国，还由于其中不少人经常兼任市镇政府秘书，从而同时卓有成效地充任了对身边成年人施以道德和政治影响的宣传员。
需特别强调一点，小学教师此时期在课堂上发自内心地赞颂共和国，心甘情愿充当共和制度的传授者与服务员，与第三共和国力求尊重、善待小学教师，包括令其薪金待遇与社会地位都得到明显改善大有关系。进而言之，小学教师即便出于感激，也应该属于共和主义者。
就充当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通道而言，此时期法国实行改革后的各级教育亦表现不俗。多从师范院校毕业的广大教师自身升迁的轨迹，更是在彰显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社会流动性方面具有极佳示范效应，从而让更多的人体认到知识改变命运，或曰教育提升地位。鉴于从师范院校毕业的教师当时在法国社会广受尊重，加之此时期政坛上教师出身的著名政治家不乏其人，第三共和国亦往往被称为“教师的共和国”。由于有关方面向来格外重视师资培养，而通过巴黎高师培养优秀师资又是此中的重中之重，遂使这所顶级名校很快步入其发展的“黄金时代”。凭借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和可观投入，巴黎高师办学条件大为改善，对优秀师生的吸引力与日俱增，进而在此时期法国社会上的地位也更加突出。有鉴于此，20世纪20年代中期，阿尔贝·蒂博代那本轰动一时的《教师的共和国》出版时，出版商贝尔纳·格拉塞有意在封面印上这样的广告语——“领导法国者乃巴黎高师和法兰西学院”。[13]
3.采取稳妥可行的实施路径
教育改革在第三共和国时得以顺利推进并取得较大成效，与主政者着力采取稳妥可行、循序渐进的实施路径密切相关。甘必大、费里等温和共和派也被称为“机会主义派”（les opportunistes），得名于其早年曾明确提出等候“适当时机”实行改革的主张。他们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清楚地意识到，为确立和巩固共和制度，共和派尚面临许多有待克服的困难，因而在治国理政时切忌操之过急，更不可因轻举妄动引发新的社会动荡。鉴于此，费里在组阁宣言中还明确宣称，所谓正确的方法，就是指“一个政治的和议会的方法”，具体涉及三点：一是“不去同时涉及所有问题”；二是“谨慎地限制改革的范围，以便有把握地加以解决”；三是“减少采取个人行动”，把“主动权”留给政府，也即改革必须由政府统一部署统一行动，纳入既定的轨道。[14]
在教育领域推行改革时，费里等人基本奉行了上述准则，从而得以取得较为理想的成效。例如，在素有“天主教会长女”之称的法国展开教育世俗化改革时，费里尽量避免与教会势不两立的立场，同时不放过任何机会阐明世俗化改革的防御性质，强调其要旨在于保护共和国免遭教会破坏，而绝不是侵犯宗教原则。他甚至还在责令有关部门实施教育改革法令时，再三告诫下属要力求避免发生“事故”。费里在推行教育世俗化改革中表现出来的“容忍”与“和平征服”精神，无疑充分显示了“机会主义派”在特定背景下治国理政时的“温和”与“谨慎”。而从法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以及实际成效来看，类似做法还是明智可取的。
4.显示兼容并蓄的胸襟和姿态
19世纪晚期，法国社会各方在不少问题上还普遍显示出兼容并蓄的胸襟和姿态。且不论法国技术人员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在引进、改进外国先进技术方面不仅显得极为敏锐，同时还颇为开放；即便在因此分别涉及早年国内的死硬对头或当时国际舞台上的强劲敌手时，法国社会各方也难能可贵地力求同样如此。例如，共和派人士虽在第二帝国晚期和第三共和国时期大肆抨击拿破仑三世的统治，但由于这位“圣西门主义君主”毕竟上台后同样曾致力于实现现代化，且多有举措，导致共和派执掌第三共和国政权后，在不少问题上实际上仍在沿袭第二帝国时的某些成功做法，大张旗鼓举办世博会即属此例。而且，无论是1889年还是1900年举办的巴黎世博会，对于展示法国综合实力、提升第三共和国形象，无不成效显著。
就连第三共和国有关历史教育的举措，在一些法国史学家眼里，也不过是对第二帝国时杜律伊政府的做法的承继。[15] 如果与长期作为法国强劲对手的德国相联系，法国此时期在高等教育领域推行改革时，实际上也在或公开、或隐蔽地效仿德国大学的诸多成功模式。就此还必须提及一点，如果说第三共和国时的法国史学颇受德国同行影响，那么，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对于法国历史学家来说，考察和学习德国历史研究的新方法、新制度，理解史学和历史学家在国家崛起和民主复兴中的作用，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在本国的学界进行类似的变革，在愈合本民族的战争创伤和恢复民族自豪感上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且，正像拉维斯所言，他们从不讳言，“想要比我们的邻居做得更好的抱负”。[16]
四
以上，对本文聚焦的问题与现象进行了初步探讨和反思。当然，仍颇有必要在最后补充和强调的是，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在重教尊师、借助教育改革推进社会进步、促成现代转型等方面固然举措多，成效大，但若以后人的眼光来严加审视，也并非没有缺憾。例如，由于法国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中央集权的王朝特性一定程度上仍在共和制下得到延续，当局此时期相关举措多带有过浓的中央集权色彩，致使在推进改革过程中，政府意志与力量，或曰行政权力的介入无不如影随形。诚然，行政权力的介入和适当的集中化自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但是，倘若它们被过度倚重和实施，难免也会造成诸多严重后果，如其中包括导致首都和外省之间的反差会到令人震惊的地步。法国有识之士在《巴黎与法兰西荒漠》等书中揭示的现象，不少实际上可在很大程度上溯源于此时期的举措。[17] 还可提及的是，当时，法国科技人员的研发模式、思想观念等在总体上亦已开始不如美国、德国同行那样更能适应科技革命发展的需要，从而使法国在第三共和国后期，亦即“一战”后，在科技方面逐渐失去原有的领先地位。而这种局面的出现，显然也与上述因素不无关系。
▲原刊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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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其法文原文为la République des professeurs，以往多译为“教授的共和国”，但笔者以为，鉴于professeur在法语里不仅用于大学教师，加上其他层级的教师同样表现突出，作用巨大，故似译作“教师的共和国”为宜。
2 乔治·杜比主编：《法国史》（中），吕一民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207页。
3 法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农村人口比例仍大大高于城市人口。
4 参见许平：《法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19世纪—20世纪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8页。
5 米歇尔·维诺克：《美好年代：1900—1914年的法国社会》，姚历译，吉林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21页。
6 参见齐世荣、钱乘旦、张宏毅主编：《15世纪以来世界九强兴衰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7—318页。
7 费里在第三共和国早期初掌政权时会如此说道：“第一共和国给了我们土地，第二共和国给了普选权，而第三共和国赋予了知识。” 参见Jonathan Fenby, France, A Modern History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War with Terro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16, p.174.
8 例如，巴斯德于1895年去世时，第三共和国当局为其举行了国葬。
9 参见克里斯多夫·普罗夏松：《巴黎1900——历史文化散论》，王殿忠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5—106页。
10 参见米歇尔·维诺克：《美好年代：1900—1914年的法国社会》，第7页。
11 乔治·杜比主编：《法国史》（中），第1158页。
12 米歇尔·维诺克：《美好年代：1900—1914年的法国社会》，第296页。
13 Pascal Ory et Jean-François Sirinelli, Les Intellectuels en France, De l’affaire Dreyfus à nos jours, Paris, Perrin, 2004, p.120. 关于巴黎高师，还可参看吕一民：《巴黎高师：法兰西的“袖珍”顶级名校》，《光明日报》2016年8月6日，第11版。
14 M. Chaulanges, Textes Historique (1871-1914), Paris, Delagrave,1977, Tome I , p.70. 转引自楼均信主编：《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页。
15 参见德拉克鲁瓦、多斯、加西亚：《19—20世纪法国史学思潮》，顾杭、吕一民、高毅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37—138页。
16 参见顾杭：《普法战争后法国史学发展中的德国因素初探》，载李宏图主编：《法国史研究的新视野》，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155页。
17 1947年，让-弗朗索瓦·格拉维尔出版《巴黎与法兰西荒漠》，尖锐地指出了巴黎与外省之间的巨大差距，轰动一时。参见J.-F.Gravier, Paris et le désert français, Paris: Flammarion, 1947。
编辑：梁钰妍 王雅梅
校对：李嘉君
审核：陈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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