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研究丨关于“双减”的重要性、成效及问题、对策——从义务教育阶段的“内卷”谈起
关于“双减”的重要性、成效及问题、对策——从义务教育阶段的“内卷”谈起
本文作者：杨德广，上海师范大学长三角教育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当前我国义务教育领域“内卷”严重，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和负面作用。这一现象，源自有限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以及由此带来的学校教学“双超”（超大纲、超教材）问题，而这无疑又会进一步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这不仅伤害了孩子，拖累了家长，长此下去，还要影响我国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危害极大。在此背景下，“双减”政策的出台就显得尤为必要。但在如何落实“双减”这个问题上，仅仅着眼于当前的减负是不够的，必须进行综合治理。比如，严格执行标准化教学，注重因材施教、分类管理、分层教学，强化学生的课后服务和管理，逐步实施10年义务教育制等。
关键词： 义务教育；内卷；双超；双减；综合治理
针对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长期以来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文，出台《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引起了教育界乃至全社会高度关注、热烈响应。为什么此事惊动了高层领导？学生课业负担重以及导致“内卷”的严重性、危害性在哪里？其源头在哪里？一年多来“双减”的效果如何？为什么至今仍有许多家长把孩子送到“地下培训班”？怎样切实落实好“双减”政策，促进义务教育阶段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笔者对上述问题做了一些调研和探索，并提出一些粗浅的建议和对策，企盼教育界的同行共同关注这一问题，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把“双减”落到实处。
一、我国义务教育领域
“内卷”的缘起和危害
多年来，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对教育资源的激烈竞争，导致学生课业负担越来越重，“内卷”愈演愈烈，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和负面作用。“内卷”原本指一类文化模式达到了某种最终的形态以后，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也没有办法转变为新的形态，而只能不断地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致使社会文化模式在发展过程中停滞。“内卷”现指非理性的内部竞争，指同行间竞相付出更多努力以争夺有限资源，但对参与竞争的个体没有带来什么好处，也即个体“收益努力比”下降了。有人称之为“努力的通货膨胀”。其最终结果是，努力程度提高，但个体收益下降，幸福指数下降，人人感到生活很累。于是有人选择“平躺”，更多人为了生活、生存,为了孩子、家人，仍然在继续努力、打拼，其中不少人“打鸡血”投入竞争。
“内卷”反映在教育上，家长、学生对教育资源的竞争愈来愈激烈。有人不解地问，为什么现在对教育资源的竞争如此激烈？20世纪五六十年代，教育资源远没有现在发达，为何没有竞争的压力？
的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教育资源极大丰富，远超成立初期。数据为证:2020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有21.08万所，在校学生1.56亿人，小学入学率达到99.96%，初中入学率为102.5%，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1.2%。高中阶段教育资源也很丰富，2020年共有学校2.44万所，在校生4127.80万人，毛入学率91.2%。再看高等教育的资源，2020年全国普通高校共有2738所，在校生3285.29万人，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为4183万人，毛入学率为54.2%，已进入普及教育阶段。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资源已遍及全国各地，每个适龄儿童都有学可上。其实，现在人们追求的不是有学上，而是要上“好学校”。竞争激烈是为了争夺优质教育资源。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们之所以不像现在这样追求“好学校”，两相对比，原因大致如下：一是当时学校比较少，有学上就满足了，而现在学校多了，选择余地大了，于是竞争的人也多了。二是当时毕业生是由国家统一分配的，中专生之间、高校毕业生之间收入相差不大，而现在的毕业生是自己选择工作，用人单位自主招聘员工，不同单位、不同毕业学校的学生工资差异很大。由于毕业生多了，用人单位挑选余地也大了，不少单位只要重点高校、名牌高校的毕业生，于是学生必须考进这类学校，将来才能找到好工作，才有好收入、好待遇。而要考进好大学，必须考进好高中，要考进好高中,必须进好初中、小学。目前家长们给孩子“打鸡血”补课、加压，目标是锁定在将来考上好初中、好高中、好大学。尤其是高中阶段的分流，直接关系到孩子的前途。绝大多数家长、学生都希望进普通高中，因为这样毕业后才可以报考普通高校、重点高校。如果进了中专职校，就失去了直接报考普通高校、重点高校的机会。三是“好学校”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尽管近些年来党和政府在义务教育均衡化及教育公平、公正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教育公平总是相对的，于是，就产生了对有限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战。
当下，教育通道是防止“阶层固化”的最有效途径。中等收入家庭想成为高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想成为中等收入家庭，都想通过教育通道跨过去。他们都不满意目前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因而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一些有历史的学校基础好、教育质量比较稳定；一些民办学校由于有政策优势，如可以自主招聘教师、自主招收学生、高收费、接受赞助,办学条件好,质量高，便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好学校”。“好学校”共同的特点是起点高、要求高、抓得紧，学生课业负担重。“好学校”还有一大特点，即教学内容、考试内容“超大纲、超教材”（简称“双超”），以彰显自己的高水平、高质量。于是其他学校也跟着在教学内容、考试内容上“双超”，加大学生的作业量，以此来提高学生的考分，形成学校之间的激烈竞争。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早就引起全社会关注，各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三令五申，要求学校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但效果并不好。过重的课业负担，导致学生睡眠不足，体质下降，厌学情绪加重，思维能力下降，人文素养缺失，更加重了家长的精神负担和经济负担。
学生课业负担重已在社会上引起负面效应，许多年轻人看到为孩子读书如此拖累，如此疲惫不堪，甚至不愿意结婚成家，不愿生育，或甘为单身，更不要说生二胎、三胎。近些年来，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严重，原因之一就是，人们看到家长在孩子教育上付出的代价太大、成本太高，望而生畏，望而却步。
总之，“内卷”不仅伤害了孩子，拖累了家长，长此下去，还要影响我国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危害极大。
二、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内卷”的根源
义务教育阶段“内卷”的根源在哪里？不少教育主管部门和媒体把矛头指向培训机构，认为是“培训机构惹的祸”，是培训机构在“忽悠、欺骗孩子的家长”。于是教育主管部门接连下发红头文件，要求“集中力量下重拳全面整治校外培训机构”，查处取缔了一些违规违法的校外培训机构，并对学校在教学内容、做作业时间、考试等方面做了一些减负规定。然而效果并不明显。因为学生课业负担重的源头是学校在教学上、考试中存在的“双超”现象。
辩证唯物论告诉我们，世上任何一件事物的发生发展都不是孤立的，都有一定因果关系。所有培训机构都是瞄准学校“双超”状况，应学校和家长学生教学、考试需求而开设培训项目的。只要有一个家长把孩子送到培训机构补课，其他家长也就跟着送去了，于是产生了教育的“剧场效应”。何谓“剧场效应”？在剧场里，只要有一个人站起来，其他人也跟着站起来，谁不站起来就看不到戏。在学校里，谁不去补课就考不出高分。竞争越来越激烈，“剧场效应”在放大，教育“内卷”在加剧。
因此，不制止学校教学中的“双超”，就不可能阻止培训机构的设置。培训机构瞄准了“双超”内容和市场需求，越办越兴旺。据调查，“双减”政策出台前，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一线城市中参加课外辅导的中小学生占在校生的70%。我国校外培训机构数量超过70万个，从业人员超过千万人。而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数仅为21.08万个，专任教师1029.4万人。[1]取缔培训机构是“治标”，扼制“双超”是治本。为什么“双超”制止不了呢？正因为长期以来本末倒置。
此外，在“双超”问题上还存在几个认识上的误区：
一是有人认为教师仅教授课本知识，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因此必须拓展教材内容，超越大纲要求。这其实是为“双超”找借口。难道课本教学中就不能进行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培养吗？在教育部门组织的多次课程改革中已关注到这一问题，现有课程大纲和教学内容已能满足学生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的培养，教师只要认真实施课程大纲就可，没有必要超越教材增加其他内容。
二是有人认为全部教授和考教材中的内容，学生区分度不大，不利于拉开差距；教学难度小，体现不出教育质量，学生会放松学习。这是非理性的诡辩。义务教育主要是养成教育、合格教育，学生达到教学大纲上的要求就是有质量。用出难题、超大纲的教学来体现有质量，是错误的、有害的，致使学生课业负担加重。学校不应刻意地在学习成绩上人为拉开差距，搞所谓的“区分度”。如果大多数人都学得很好，都达标，成绩都在优良以上，岂不更好？学生学得轻松，压力不大，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精力用在参加一些有益于身心健康的课外活动上，有助于全面发展。
三是有人认为学生中有一些是学习超前的优秀学生（提前在培训班学习过），教学中应就高不就低。提高教学和考试的难度，有利于培养拔尖人才，有利于带动其他学生进步；教学难度小、要求低，不利于拔尖人才的培养和脱颖而出。但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义务教育是面对每位适龄儿童、少年的均衡教育、合格教育、达标教育，不能为了照顾那些提前学习的学生，而把其他所有学生都捆绑在一起，增加学习和考试的难度。义务教育应立足于面向大多数学生开展教学活动。当然我们不能忽视对少数“超常”（天才）学生的关心，应采取“超常”的方式进行培育（见后文）。
四是教育主管部门没有认识到“双超”的严重性，没有把它列入对学校督导和考评的范畴。正如“剧场效应”的产生，表面上是少数观众不自觉违反了看戏道德和规则，但实际上是管理人员的失职。后来严格了管理制度，大家都有序地坐在剧场里，就没有出现站着看戏的现象。教育的“剧场效应”为何一直没有解决，“内卷”化日趋严重？关键在于教育主管部门对“双超”未严格限制或制止。教育主管部门每年组织专家到学校督导检查时，有几十个观察点、检查点，包括校风、教风、学风方面的，学校办学条件、设备方面的，教师队伍建设、学生素质教育方面的等，但就是没有包括教学内容、考试内容是否超大纲、超教材方面的。一些教育主管部门一直在搞每门课考试排名、学校排名，导致“区长压局长、局长压校长、校长压教师”，于是，教师压家长，最后受压最大的是年幼的小学生和初中生，他们整天被教师、家长逼着看书、做作业、进培训班，应付考试。一些教育主管部门甚至还表扬这些“双超”学校在进行拓展性教育，在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创新能力。最终，“双超”学校因考分高，升入名校比例高，成为高质量学校、重点学校、示范学校，成为领导最喜欢的学校。而那些严格按教材、大纲教学的学校，因考分低、升名校的比例低，成为“菜校”、被人冷落的学校。
三、“双减”出台后的效力和反思
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业负担越来越严重、社会负面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双减”政策的出台体现了党和政府对青少年学生的关怀，震撼了教育界和全社会。各地纷纷颁布实施方案迅速落实执行，很快形成“强化组织领导，构建上下统筹联动、部门协同配合的‘双减’工作格局”。[2] 例如，政策公布不到四个月，作为试点的广州，“学科类校外培训周课时数由高峰值91万课时下降至19.1万课时，减少了近80%”。[3]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董圣足等人在2021年底对全国10个省域开展“双减”实施效果大规模抽样调查，结果显示，“75.5%的学生表示没有参加学科类培训，80%的学生表示学校作业量变少”；同时，“90%以上学生表示‘双减’有效减轻了自己的学业负担”。[4] 教育部委托第三方开展的调查也显示，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负担和家长相应的精力负担均有效减轻，学生的睡眠、运动、实践时间普遍增加，家长更加关心孩子身心健康成长。[5]因此，不少知名度很高的培训机构已关门，或面临破产。
然而，面对“双减”的实施，各种态度都有。有人认为这是“动真格”的，对“双减”充满了信心，但也有人在观望、忧虑。有些家长很高兴，认为“孩子的负担减轻了，家长的压力也减轻了”；有些家长很担心，忧虑“今后孩子到哪里去补课，学习上不去怎么办”。也有些校长、教师说，虽然减负可减轻学校的压力，但课后管理的压力加大了。因此，客观上讲目前还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社会上仍然有不少人对“双减”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因而培训机构、培训市场依然存在。有些培训机构改头换面，地上变成地下，线下变成线上，居外变成居家；内容上则是语文课变成“国学”，数学课变成“思维拓展”，外语课变成“国际视野”。二是不少家长仍然把孩子的考试分数放在第一位，忽视身心健康和全面素质的提高，对取消培训机构很失望、失落，没有停止送子女补习功课。“为了孩子们的未来”，不少家长仍悄悄地把孩子送到“地下”培训机构（或个人处）培训、补课。据调查，高达87%的受访者表示不会因为校外培训机构整治而放弃子女的校外补习。还有37%的家长愿意接受“一对一”（或小班化）家教作为校外培训机构的替代形式。[6] 三是由于公开的课外补习取消了，收费较高的隐性课外补习依然存在，导致补习学生间的各种社会背景因素差距突显，如中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参加课外补习较多，中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因缴不起高额培训费被挡在培训大门之外；由于教育资源和经济差异，大中城市学生的补课情况多于中小城市的；独生子女的补课情况多于多子女的。总之，如果仍坚持“考试主义”“分数至上”的招生选拔制度，课外补习不会终止，这些差距还将会扩大，又会产生新的社会问题。四是在不少省市制定的贯彻中央政策的文件中，很少提及严格限制“双超”，这是认识上的缺失。事实已证明,“双超”不制止，“双减”减不了，培训机构不会消失。五是“3+2”是减负的具体措施，很受家长和学生欢迎，对减负有积极作用，但这增加了学校和教师的负担，是难以持久的。应考虑为教师减负。
因此，仅着眼于当前的减负是不够的。要切实稳妥地解决好“双减”，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综合治理、齐抓共管。首先就是要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尤其是要正确认识义务教育的目标和任务。
四、正确认识义务教育的目标和任务
长期以来存在的义务教育阶段课业负担重问题，严重影响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是违反义务教育法的。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我国于1986年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2012年、2018年做了两次修正。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三条明确规定，义务教育的目标是“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使适龄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基础”。义务教育具有普及性、强制性、免费性、统一性等特点。实施义务教育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进一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义务教育是面向全体适龄儿童、少年提供的基本公益服务，它提供平等、均衡的教育。本质上说，义务教育主要立足于国家功利主义。只有提高每个儿童、少年的基本素质，才能提高全社会国民素质。一个文盲充斥的社会，不可能建设国富民强的国家。
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少年年龄在6—15岁，正是生理、心理的发展期、转折期，也是人生观教育的启蒙期，这一阶段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养成教育、基本素质教育。要把身体健康、品德放在首位，而不是文化知识学习。笔者曾征询过不少家长、同事的意见：“在孩子成长中的三个要素身体、品行、学习中，你认为哪两项最重要？”绝大多数人的回答是：身体和品行。而当问到三要素中哪一项最重要？绝大多数选第一或第二项，很少有人选第三项。可见，在人们心目中，都是把孩子的身体和品行放在第一位的，因为决定孩子未来成长、成才最重要的因素是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品行，而不是考分。品行和身体，以及学习动机、学习态度、学习能力，远比知识和分数重要得多。有了健康的身体、良好的品德和好的行为习惯，便会努力学习，为学习文化知识奠定坚实基础。
然而，在现实中，很多家长和学校都完全违背了义务教育的目标和任务，以及儿童、少年的身心发展规律和教育规律，都是把学习放在第一位，在精力和时间投入上占绝大比重，身体和品行二者加在一起的投入比重极少。当前的“双超”现状不解决，长此以往，将严重影响学生的身体健康，并导致厌学情绪。
如何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学校必须正确认识上述义务教育的目标和任务，执行标准化教学，严控超大纲、超教材的教学。要科学地实施义务教育阶段的标准化统一性教育，也即针对大多数少年儿童的达标教育、公平教育，以确保教育质量，提高办学效益。
具体来说，6—15岁的儿童、少年如含苞待放的花朵，必须有优秀的园丁给予适当的阳光雨露和肥料；犹如一块晶莹剔透的玉石，必须有优秀的雕刻大师镌刻美丽的塑像；犹如一张洁白无瑕的纸张，必须有优秀的教师教他们书写美丽的人生。如何愉快、健康地度过小学、初中这一极为重要的9年，必须科学、精心地设计，构建德智体美劳五个维度上的教育体系。在德育方面，小学低年级时要立足于良好的行为习惯教育和训练，小学高年级时要教育学生了解中华文化传统，开展“五爱”教育；初中阶段，要进行中国革命传统教育、“四史”教育。在智育方面，每个年级都要有课程、教材，安排一定的课时、作业，构成完整的教学体系。在体育方面，小学生每天应有体育课、体育活动；初中生每周应有三次体育课，每个学生要参加一个体育活动项目，按照各年级、各年龄段设置的体育锻炼标准，开展达标运动。在美育方面，要有音乐课（文艺课）、美术课，还要组织学生参加丰富多彩的课余兴趣小组活动。在劳育方面，小学低年级时要学会生活自理，打扫教室卫生、公共环境卫生，简单家务劳动，高年级时要学会洗衣、帮厨等家务劳动；初中阶段要参加一定的农业劳动、工业劳动、社会公益劳动及志愿者服务。
特别是对小学生来说，生理、心理尚未成熟，承受不了繁重的学习压力，因此他们在校时应该一半时间学习，一半时间玩，实施动态的教育教学活动，包括每天有体育课、游戏课，增加音乐课、美术课、讲故事课时间，每学期组织2—3次校外参观活动。例如，加拿大的小学并不灌输多少知识，孩子们没有沉重的学习负担，边学边玩，在讲故事当中学习语言，在旧货买卖中学习数学，在天文馆里学习天文，在食物品尝会上学习营养成分。他们经常去拥抱大自然，有时到海边出游，有时在山地露营，有时爬到山顶观看落日，有时在星空下开篝火晚会。对孩子们来说，学校是他们上学的地方，也是他们玩的地方，学得有乐趣，越有乐趣越愿意学。[7]
五、因材施教、分类管理、分层教学
当然，义务教育阶段也不宜搞“一刀切”，还要注重因材施教、分类管理、分层教学。
义务教育阶段的因材施教，并非指对每个学生都制订一个教学计划，而是指教育教学计划必须“面向中间、关注两头”。所谓“中间”，即指占大多数的学生，对他们的教学主要由普通学校承担。所谓“两头”，指占少数的“特殊”学生，对于他们，应釆取特殊的教育方式。其中，一类是“问题”学生，如残疾、智障学生以及基础差、学习困难的学生，应由“特殊学校”培养；一类是智力“超常”或“天才”的学生，应由“英才学校（英才班）”培养。
义务教育阶段的因材施教，首先必须立足于“面向中间”，即教育教学内容、考试考核内容要适合大多数的学生。他们在身体、智力、品德等各方面都比较好，将来是我国各个领域的骨干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各种人才，家长和学校要从每个学生的实际出发，要在夯实养成教育、素质教育方面多下功夫，然后引导他们发展兴趣爱好和职业取向。
任何一个国家、社会、企业的人才结构都是呈金字塔形的，塔基、塔身人才占大多数，塔尖人才是少数。今后我国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要成为制造强国，急需培养大批应用型、职业技能型、工匠型人才，即塔基、塔身人才。许多家长热衷于把孩子送到培训班，盲目追求高分数、名学校，一心想培养成塔尖人才，背离了因材施教原则，结果不仅未能进名校、成为塔尖人才，反而使体质、素养又下降了，得不偿失。人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揠苖助长违背客观规律。建议广大家长们不要立足于让孩子“成龙”“成凤”,而要立足于“成人”,努力培养他们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有文化的身心健康的劳动者”，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的塔基人才、塔身人才。
其次，要重视“关注两头”，有针对性地实行分类管理、分层教学。
对“问题”学生，一方面，要给其中的残疾、智障学生以特殊关心、特殊教育。我国在这方面已采取了有效措施。教育部批准同意22所高校面向残疾学生釆取单独考试、单列计划、单独录取，鼓励高校开设特殊教育专业。2012—2019年全国共有7.5万名残疾学生考入普通高校学习，2021年全国有1.4万名残疾学生被普通高校录取。[8] 另一方面，对其中基础差、学习困难的学生，要帮他们克服学习中的心理障碍，激励他们的学习动力，与家长配合做好思想教育工作，通过辅导、补课帮助他们，适当降低一些要求，减轻一些课业负担。对实在不愿学、跟不上的学生，按规定补考、留级，颁发结业证书，或劝退学，以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对一些身体较好、不愿继续学习的学生，则可培养他们有一技之长，提前分流到就业岗位。
对智力“超常”或“天才”的学生，要高度关注“英才”教育，适时把他们招收到专门培养优质学生的优质学校（或特色班、尖子班）中，可作为塔尖人才后备队培养，不宜将他们混同大多数学生一起培养。我国在义务教育阶段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长期以来忽视了对智力“超常”或“天才”学生的选拔和培养，没有被教育部列入“特殊教育”范畴，这是一大失缺或失误。
义务教育阶段的优质学校，应以民办学校为主（即主要由非纳税人的钱举办）。当然，公办学校也要关注智力“超常”或“天才”学生的培养，如可以开设“特色班”“尖子班”，吸纳优质学生，加强培养力度。此类班级的学生应不固定化，应每学期流动一次，以激励学生积极进取、互相竞争。
虽然对智力“超常”或“天才”学生采取“超常”的方式进行培养，有人认为这有失义务教育的公平、公正，优质学校应面向所有学生采取摇号入学，但其实，这种观念是片面的。优质学校是有限的，智力“超常”或“天才”学生也是有限的，只有具备“高智商、髙情商、高创造力”、肯吃苦的学生才能彼此适应。要认识到，进优质学校不是一种荣誉和待遇，而是在为国家培养拔尖人才，要担负艰巨而崇高的责任和使命，关系到国家的未来。习近平总书记也说过，“顶尖人才具有不可替代性”。
六、综合治理、多管齐下，
坚决落实“双减”措施
如前所述，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业负担重的直接原因是“双超”，而“双减”政策下达后，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仍存在上述的一些问题。为此，只有加强党的领导，依靠党的领导，加强思想教育工作，提高思想认识，齐心协力，综合治理，多管齐下，继续坚决落实“双减”措施，方能取得好的效果。这里，再具体提一些建议如下：
1.制定义务教育阶段各年级各门课的教学标准
为了防止“双超”，建议制定各主要学科试题库，试题全部出自教材和教学大纲之中，起名为YKS（义务教育阶段课程试题）。各校、各门课教师可以从YKS题库中选题给学生测试，学生也可以从中自选。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学内容、测试内容必须严格限制在教材和教学大纲之内。教学要从零起点教起，循序渐进，不让超前学习的学生占便宜，不让未进培训班的学生吃亏。对小学一二年级孩子，刚从幼儿园进入学校，应以养成教育为主，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不宜在课业上要求太高，一般不布置纸质家庭作业。对小学三四年级学生，每天纸质课外作业控制在三小时之内。对初中阶段的学生，每天纸质课外作业控制在四小时左右。要多开展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增长知识才艺方面的课外活动。同时，教育主管部门要加强“双减”的督导工作，把严防“双超”、执行“双减”列为对学校考评的内容。
2．加强对学生的课后服务和管理工作
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自觉性、自律性不够高，自理能力、自控能力不够强，必须加强引导，妥善安排。周一到周五下午，学生三点半之后可留在学校两个小时，这深受家长和学生的欢迎。这两小时利用好、管理好，对学生完成作业、发展个性、全面发展有很大作用。做好“5+2”课后服务和管理工作的主体应是学校，但完全依赖在职教师有较大困难。建议利用学校刚退休的教师、在校大学生、老年大学学员、社区志愿者等多方面资源，担负起课后服务和管理工作。根据家长和学生的意愿，可组成作业班、各种课外活动小组班；或者，一半时间做作业，一半时间参加文体类、科技类兴趣小组活动。课后服务和管理工作产生的费用可以政府补贴一部分，家长交一部分。
3．改革义务教育阶段办学体制
目前义务教育阶段的办学体制有两种，一种是小学与初中分开，一种是小学与初中合校办，实行九年一贯制。二者相比，合校更有利于教学的管理和组织工作，更有利于育人。因为年限长在人才培养方面更有连续性，更能彰显学校办学水平和办学风格。同时，小学毕业后可以直接升入初中，无须“小升初”考试，对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和升学压力也有作用。但是，也有一些九年一贯制学校，重视初中阶段的质量，而对小学阶段的管理投入精力不够。当前仍存在较严重的竞相去培训班补课，原因之一就是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育质量参差不齐、差距较大。对此，有些地区采取“校长轮岗制”“教师轮岗制”，这是一个有效的好办法，应总结经验，制定相关条例，全面推广实施，持续进行下去。这对均衡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消除家长们的顾虑，会产生一定效果。
另外，义务教育是国家公益事业，具有强制性、规范性、公平性等特点，为确保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更加均衡，帮助薄弱学校提高质量，教育行政部门应加大调控力量。不仅要在经费、教学设备方面加大投入力度，而且要在学校管理队伍、教师队伍方面加大调控力度。当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质量普遍提高、基本均衡后，家长们自然不会千方百计让孩子去补课了。
4．改革高中阶段办学体制
广大学生家长最关注、最焦虑孩子的“中考”考个好学校，为此从小学、初中起就要送他们去“地下补习班”。因此，应改变我国目前的高中办学体制。建议高中阶段实行分流教育，可分为四类学校：一是文理高中，招收智商高、思维能力比较强的初中毕业生，培养学术型、研究型人才。二是职业高中，即中专、职业学校，招收智商高、动手能力比较强的初中毕业生，培养应用型、技能型的人才。三是一般高中，招收学习成绩中等的学生，可报考普通高校（本科或专科）。四是特教高中，其中又分两类，一类是招收智障、残疾学生，给予特殊的培养；一类是招收智力“超常”“天才”的学生，实施英才教育。像德国的小学生四年级后就开始分流到不同类型的中学，主要由老师与学生商定，而不是由家长主导，因为老师更了解学生的学业和素养，也比较客观、公正。
另外，目前高职高专学校毕业生就业难、工资待遇低，也是导致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普通高中）”的主要原因。建议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改变这一状况。可向德国学习，把职业教育当作一种不是低一等的教育类型，毕业后工资待遇与学术型大学没有什么差距。目前不同工种、不同岗位、不同高校毕业生在工资收入上差距太大，这不符合“共同富裕”理念，应改革分配制度，缩小工资差距。当职业技能型人才收入提高后，就能吸引广大学生报考高职高专学校。
5．逐步实施10年学制和10年义务教育制
我国基础教育长期以来模仿美国实施12年学制，即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我国有些地区曾实行过10年学制或高中两年制。实践证明，这是可行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少年儿童的智力也随之发展，其学习能力、大脑功能有了很大提高，生理、心理承受度提前，完全有条件将12年学制压缩到10年学制，即小学5年，初中3年，高中2年。从国家的负担来说，仅增加一年义务教育经费，压力不会很大。凡有条件的，应尽可能建立10年一贯制学校，这样就不必实行“小升初”和“初升高”考试了。或者，也可建立5年制小学、5年制中学。高中阶段归属于义务教育阶段后，就属于国民教育、普及教育范畴了，这样就不用再分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了。初中阶段有少数学生如果不愿意继续读高中，就可以进一些技能型的职业班，或到工厂企业参加职工培训，合格后即就业。而大部分学生到了高中阶段，基本上可显现出其智力、情商、兴趣爱好，可以理性地选择上研究型高校、研究应用型高校、应用型高校、职业技能型高校或专科高校。还可以保留少数职业高中，让一部分初中阶段的学困生、对理论学习不感兴趣的学生去学习一技之长，培养技能型、工匠型人才。
另外，把基础教育改为10年学制义务教育后，毕业时学生大致仅16岁，再读4年大学，也只有大致20岁。建议高中毕业后，可有三分之一的优秀学生到部队当两三年预备役军人，接受国防教育、军事训练。就如以色列的高中毕业生必须到部队当两年兵，复员后还可以到各地去旅游一年，然后再上大学。有了这样的经历，他们读书的欲望很强烈，学习动力足，很珍惜上大学的机会，学习目标明确，学习效率提高。我国可以仿照这一做法。
▲原刊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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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朱益明：《“双减”：认知更新、制度创新与改革行动》，《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11期。
2 王阳、张利军等：《“双减”一年来，九个全国试点地区权力塑造基础教育新生态——担当使命勇探路》，《中国教育报》2022年8月29日。
3 王红、陈陟：《“内卷化”视域下“双减”政策的“破卷”逻辑与路径》，《教育与经济》2021年第6期。
4 董圣足、公彦霏等：《“双减”之下校外培训治理：成效、问题及对策》，《上海教育科研》2022年第7期。
5 赵婀娜、吴月：《〈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印发一年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人民日报》2022年7月27日。
6 余晖：《“双减”时代基础教育的公共性回归与公平性隐忧》，《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第1465页。
7 《小学就应该这样上——中国妈妈眼中的加拿大小学教育》，中国新闻网，https://www.chinanews.com.cn/edu/2012/02-13/3665419.shtml
8 杨德广：《加强“超常”教育的紧迫性及实施路径》，《教育发展研究》2022年第20期。
编辑：王雅梅
校对：李嘉君
审核：洪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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