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与价值丨新中国伦理学的理论特质、历史地位和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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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与价值

新中国伦理学的理论特质、

历史地位和未来展望

本文作者：王泽应，男，1956年生，湖南祁东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系国家重点学科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副所长、湖南师范大学池田大作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管理科学院特约研究员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伦理中心兼职研究员。

摘要：新中国伦理学既是五千年中华伦理文明和近代以来伦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人类伦理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批判继承古今中西伦理文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了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以社会主义为基本价值追求的伦理学，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形态和学科体系，成为人类伦理学发展史上引领潮流并呈现出蓬勃发展生机与活力的伦理学类型。新中国未来伦理学的繁荣发展要求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朝着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相鸣应、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相契合、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一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相衔接的方向迈进，致力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伦理学理论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传承传播体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                  

关键词：新中国伦理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

新中国伦理学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中华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伦理文化、精神文明、价值追求、道德建设等方面确证和凸显出中国共产党百年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的独特建构和思想深蕴，既接续并发展着中华文明史的优良传统，又将中华文明史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和水平。新中国伦理学已经取得了彪炳史册的理论成就，其未来发展要求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伦理深蕴，探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伦理内核和价值特质，致力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伦理学理论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传承传播体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一、新中国伦理学的理论特质

新中国伦理学是新中国史特别是新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新中国的精神文化、伦理文明建设密切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学术建构的成果总汇，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围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题、主脉和主旋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相对于旧中国伦理学而言的崭新伦理学类型。

新中国伦理学从其理论特质来说，既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又是社会主义伦理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既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世界谋大同的初心使命及伦理精神谱系学的价值确证，又是中国人民爱国敬业、团结统一、热爱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诚信友善等伦理品质学和伦理精神学的理论结晶和学理呈现。它有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科学性，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或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性，以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实践性，以及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和外国伦理思想遗产辩证对待和批判借鉴的扬弃性，同时具有面向未来、始终富含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理想性，是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继承性和理想性的有机统一；不仅具有“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学术理论建构特质，而且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学术价值追求特征；既效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伦理文明伟大复兴的价值目标，也效力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神圣事业。

新中国伦理学是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指导下，在自觉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来研究伦理道德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成为新中国伦理学的主要理论来源、发展方向引领和科学理论指导，这就决定了新中国伦理学不同于旧中国伦理学的本质区别。如果说旧中国伦理学主要是非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那么新中国伦理学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发展方向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道德生活实际相结合、与中华民族优秀伦理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也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有机结合起来的产物。尽管新中国伦理学在发展中经历过特有的曲折和坎坷，并具有值得深度总结的经验教训，但它总体上与新中国史的进程一致，总的方向是朝着繁荣、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思想，探寻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和中国人民道德生活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相结合的目标迈进，并取得了历史性的发展成就，助推着中国伦理文化的伟大变迁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不断发展。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建立在人类道德生活一般发展规律基础上特别注重揭示无产阶级道德、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发展合理性及其发展规律的伦理学，是为无产阶级道德、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类型做理论论证的先进的科学的伦理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创立是人类伦理思想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变革，指出了人类道德文明发展的方向、目标和任务。

新中国伦理学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战胜其他非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而获得巨大发展的伦理学，是致力于共产主义道德研究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伦理学，也是伦理文化向着人民主体、人民中心并以促进和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为根本价值追求的伦理学。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时代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实现了中国化的伟大转变和中国伦理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或以人民为中心为新道德的核心，以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为基本价值追求和伦理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行为规范，从而为道德生活领域的革故鼎新、移风易俗、敦风化俗和推动整个社会与民族精神风貌的巨大变迁奠定了基础。毛泽东伦理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伦理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思想在全社会的大普及，凝结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道德文化和伦理文明的重要成果，不仅极大增强了当代中国道德文化的吸引力、影响力和软实力，而且使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道德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助推中国道德文化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道德文化日益深入地走向世界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新中国伦理学的发展历程中，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获得全面的发展与普及，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体系、理论体系、教材体系和话语体系。张岱年、冯定、周辅成、周原冰、李奇、罗国杰等人对建设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体系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唐凯麟、魏英敏、许启贤、宋希仁、宋惠昌、章海山、朱贻庭、陈瑛、甘葆露、温克勤、徐惟诚等人对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体系也多有建树。与此同时，一大批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中青年伦理学工作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深入系统地开展中国伦理思想史和外国伦理思想史的研究，形成并发展起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伦理思想史学科和外国伦理思想史学科，出版了数百部史论结合、史思皆重的学术著作，发表了数以千计研古论今、会通中外的高质量学术论文，凸显了中国伦理学人“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学术胸襟和博大情怀。在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原理和伦理思想史的同时，我国伦理学工作者面向当代中国、世界道德生活的具体实际，着眼于当代中国、世界各种实践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的研究，形成并发展起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伦理学、应用伦理学及一大批应用伦理学的分支学科。整体而言，新中国伦理学在理论伦理学或道德哲学、规范伦理学、美德伦理学、实践伦理学、应用伦理学、元伦理学、描述伦理学、价值伦理学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一批彪炳史册的学术成果，体现出一个正在飞速崛起和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东方大国在伦理学方面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以及引领世界伦理学发展潮流的精神风貌和风骨。

新中国伦理学在整体上是坚持人民至上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伦理学，坚持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的伦理学，同时还是放眼世界、胸怀天下的伦理学，有着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本原理与中国现当代具体道德生活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相结合的学术努力和价值追求。同时，它又展现出面向未来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伦理精神、道义支撑的独特魅力和发展前景，书写了人类伦理文明发展史上辉煌壮丽的伟大史诗。

二、新中国伦理学的历史地位

认识和研究新中国伦理学，必须将其置于大的伦理思想史格局和框架中予以观照，即同近代以来中国伦理思想史、五千多年中国伦理思想史、当今世界伦理文明发展格局等联系起来才能看得更清晰，把握得更精准，认识得更全面，才能把握其主线主脉和独特贡献，领略其独特神韵和历史意义。

1.新中国伦理学创造性发展了中国近现代伦理学

新中国伦理学是近代以来伦理学发展史上最具有活力、发展得最为出色和最有成就以及贡献最为突出的伦理学，既具有对近现代中国伦理学精华和优秀传统的继承发展，也有着对近现代伦理学发展的种种误区、理论偏弊和方向迷失的深刻批判、理性反思和谬误匡正。旧中国的伦理学，除了为创建新中国而上下求索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毛泽东伦理思想以外，基本上可以用“苦于寻找真理，每每陷于盲动”或者复古、西化的偏狭主义来形容。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逐步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相表里的是“文明蒙尘”。一些思想家在反思“国家蒙辱”“人民蒙难”的同时将其归咎于传统伦理思想的阻抑，从而造成了要救出民族的物质生命只得彻底否定民族的精神生命的二律背反现象，使得近代以来的文化自虐和伦理文化自虐或自残乃至全盘西化倾向愈趋严重。辛亥革命时期有人形容为“尊西人如帝天，视西籍如神圣”。^[1]与西化主义伦理思想迥然有别的是复古主义或保守主义的伦理思想，其对否定传统、抛弃传统伦理思想根脉的自由主义西化派伦理思想予以坚决痛斥，主张复归孔孟儒家道统，弘扬忠孝节义的儒家伦常，并将之视为近代伦理文明重建的根基。介乎自由主义西化派和复古主义之间的调和主义则主张“淬厉所固有，采补所本无”，既强调超越“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又强调超越“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2]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围绕东西文化展开了长达十年之久的论战，形成并产生了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家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三大伦理思潮。经过数十年的思想论争特别是对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不同认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取得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胜利，并成为新中国伦理学的思想主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发挥了“化理论为德性”“化思想为精神”的重大作用，不仅促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培育出了一大批具有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和道德品质的共产主义先锋战士、顶天立地的革命军人，形成并发展起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内含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伦理思想和精神价值的基础。新中国的成立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开启了中华民族自信自强、不断发展壮大和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新中国伦理学是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指导下发展起来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化建设为主旨的新型伦理学。它在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伦理道德加以深刻批判基础上，主张对人类历史上的伦理思想遗产予以辩证弘扬，重视对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的伟大社会变革与道德生活的巨大变迁和发展成就加以全面系统的理论总结，并把目标集聚于中华民族和中华伦理文明的伟大复兴。由此，又展开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着眼未来”的伦理文化和伦理文明的大创造大发展运动，在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建设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批判借鉴西方伦理文化以及全人类伦理文化，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应用伦理学和实践伦理学等方面，都做出了历史性的巨大贡献。

2.新中国伦理学是五千年中华伦理文明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承和发展

新中国伦理学是中华五千年伦理文明在当代中国的集中体现和价值辉耀。五千年悠久而深厚的伦理文明只是到近代才产生了真正学科化、体系化的伦理之学，只是到新中国才真正建构起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现代意义上的伦理学科。从整体上看，虽然中国古代有博大精深、悠久绵长的伦理文明和思想传统，但是它是与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军事、宗教、文艺等杂糅在一起的。诚如蔡元培先生在《中国伦理学史》一书中所言，一方面可以说“伦理学宜若为我国唯一发达之学术”，但是另一方面“我国伦理学者之著述，多杂糅他科学说，……欲得一纯粹伦理学之著作，殆不可得”。^[3]直到近代蔡元培著的《中国伦理学史》、刘师培编著的《伦理教科书》、谢蒙著的《伦理学精义》等一批学科化、体系化、独立化著作问世，这种情况才得到好转。相比蔡元培、刘师培、谢蒙等人只是借助近代西方伦理学框架体系来编撰伦理学和中国伦理学史的状况而言，新中国伦理学则在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为指导和价值依托基础上实现了伦理学范式的转变，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伦理思想成果，从而将五千年中华伦理文明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和水平。

面对中国历史上伦理思想与“他科”思想杂糅的状况，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伦理学人开始试图建构“纯粹伦理学”和有相对独立性、体系性的伦理学学科，并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本原理为指导，开始了对五千年中华伦理文明进行系统总结、发掘整理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工作，相继推出了《中国伦理思想史》《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发展史》《中国德育思想史》等著作，并推出了数百部中国伦理思想断代史、人物史、专门史、范畴史著作，使过去一度被忽视、遮蔽、误判、冷漠的中国伦理思想及其史料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接续并活化了五千年中华伦理文明的传统、道统和学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讲话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命题，极大地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根源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也是中华民族在当今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体系和精神谱系中，伦理道德始终占有核心和根本的地位。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以及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对于促进中华文化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华五千年的伦理文明经由新中国70余年伦理学的传承、发展，获得了新的青春与活力，彰显出一个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不断发展的风采。

新中国伦理学传承并弘扬了五千年伦理文明的精神、统序和价值，对之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又为之增添了许多新内容、新观念、新思想、新智慧，一些前所未有的新学科、新命题、新论域，如人工智能伦理学、生物技术伦理学、网络传媒伦理学、空间开发伦理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伦理精神、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竞相提出并被深入论证，真可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这一切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华五千年伦理文明，使其在当代世界更加熠熠生辉，体现出更加诱人的发展前景。新中国伦理学一改近代以来伦理文化发展的徘徊、彷徨乃至沉沦状况，朝着激浊扬清、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和中华伦理文明伟大复兴的方向奋力前进，用几十年的时间迅速跨越了近代以来民族伦理文化迂回发展所造成的坎陷或峡谷，使中华伦理文明不仅恢复往日的光彩，而且呈现出超越春秋战国、汉唐宋明等文化盛世的宏博高远气象。无数大儒先哲所渴求的伦理文明理想在当代中国获得真真正正的实现。新中国伦理学对中华五千年伦理文明的意义不仅是极大规模地赓续其精神血脉、义理学脉和发展谱系，而且在传承弘扬的基础上予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旧邦新命的价值特质和发展生机，谱写成一部大国文明崛起的伦理史诗，铸就一个古老而伟大民族的精神成长史和品质传承史。由此使我们深刻感受到新中国伦理学70余年研究应有的盛世华章及其独特贡献，这种历史地位随着时代的发展会更加彰显而毫无争议地光耀史册。

3.新中国伦理学是当代世界伦理文化最富创发力的国别伦理学

新中国伦理学既是世界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以其特有的方式、独特的功能以及博大精深的伦理智慧和伦理学学科成果作用于世界伦理学，成为世界伦理学宝库中别开生面而又引人注目的明珠。新中国伦理学是面向世界、博采人类伦理文明有益成果借以发展和繁荣自己的伦理学，极大地彰显了自身博采广纳、兼收并蓄的开放性品格。新中国伦理学除了富有自己的民族根性灵魂和特质外，还展示了认真学习和汲取世界各国伦理学智慧和成果的博大深厚和包容互鉴品质，包括学习苏联和俄罗斯伦理学研究成果，广采博纳西方希伯来和古希腊伦理文明优秀成果、近代英法德美诸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优秀伦理思想以及现代西方伦理学研究成果，同时还对东亚、南亚、中亚、非洲、南美洲等地区伦理学优秀成果尽情吸纳，体现了一种面向世界的开放视野和洋为中用的伦理文化品质。据不完全统计，仅改革开放以来翻译出版的各类伦理学著作就多达300多种，涉及古希腊罗马伦理学、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伦理学、经院伦理学、近现代英法德美意诸国伦理学以及当代外国伦理学，包含美德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元伦理学、应用伦理学、描述伦理学诸学科。这种对世界各国伦理学著作的翻译、介绍和传播，凸显了一个正在崛起的东方大国的学术文化自信和伦理精神自信，也是其博采广纳、兼收并蓄之伦理精神的价值确证。与此同时，新中国伦理学积极走向世界，主动与世界现当代各国的伦理文化进行交往交流，展示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以强化各国对其认同，推动共建公平正义、健康合理的国际关系伦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首先，新中国伦理学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的视野和价值追求著称于世，其中吸收外来、面向世界，对人类伦理文化坚持批判性借鉴和为我所用的原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新中国伦理学对世界伦理学优秀成果的接纳、吸收和消化最先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伦理思想、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系统研究和深度发掘方面，如章海山著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的历程》，宋希仁著的《马克思恩格斯道德哲学研究》，宋惠昌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学》，安启念的《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研究》，谭培文的《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论》，向玉乔的《英美新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张之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等，可谓这一方面的代表性成果。

其次，对西方伦理思想也做出了全面系统的总结、介绍和论述，涉及古希腊罗马、中世纪基督教伦理思想和近现代德法英美意等国重要人物、重要著作、重要流派的伦理思想研究，周辅成、万俊人、何怀宏、廖申白、戴阳毅、姚新中、王正平、陈泽环、甘绍平、姚大志、龚群、田海平、向玉乔、陈真等人翻译了一大批西方伦理学著作，推出了一批专门性的研究著作和学术论文。周辅成编辑的《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主编的《西方著名伦理学家评传》和撰写的《希腊伦理思想的来源和发展线索》等学术论文，章海山著的《西方伦理思想史》和撰写的《西方伦理史话》，罗国杰、宋希仁著的《西方伦理思想史》，宋希仁主编的《西方伦理思想史》，万俊人著的《现代西方伦理学史》《萨特伦理思想研究》以及编著的《20世纪西方伦理学经典》，龚群著的《当代西方道义论与功利主义研究》《道德乌托邦的重构：哈贝马斯交往伦理思想研究》以及他与陈真合著的《当代西方伦理思想研究》，何怀宏著的《契约伦理与社会正义：罗尔斯正义论中的正义与理性》，高国希著的《走出伦理困境：麦金泰尔道德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陈真著的《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田海平著的《西方伦理精神：从古希腊到康德时代》，向玉乔著的《西方元伦理学》《人生价值的道德诉求——美国伦理思潮的流变》等，都对西方伦理思想做出了自己的独创性研究和总结评价，初步建构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西方伦理思想史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再次，对东方诸国譬如印度、日本、新加坡、韩国以及澳大利亚、南美等地的伦理思想也做出了一定研究，推出了一些填补空白的学术成果。如李萍的《东方伦理思想研究》对印度、日本、韩国等国的伦理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总结，并对之做出了自己的评价。王中田著的《当代日本伦理学》对当代日本几种有代表性的伦理思想和伦理学流派做出了比较全面的阐释评说。

最后，新中国伦理学还主动参与同世界各国伦理学人的对话、合作与学术交流，与韩国、日本、俄罗斯、德国、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希腊、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埃及等国的伦理学学人建立起比较长期且友好的学术交流关系，与许多国家共同举办国际性伦理学学术会议，出版各种专论性的研究文集，发表一批合作性的学术成果，共同探讨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伦理挑战和伦理难题。中国伦理学人被邀请参加一些国际性的伦理学会组织并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将中国伦理学的声音传播到世界各地，展示了一个开放的中国、开明的中国和友善的中国的学术形象，有力地推动了世界伦理学的国际交流，并为建设各种伦理文明包容互鉴、相互学习的人类伦理文明格局做出了贡献。

三、新中国伦理学的未来展望

新中国伦理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历史性的发展成就，它理所当然并得以无愧地立于近现代中国伦理文化和五千年中华伦理文明的发展谱系、当代世界伦理学发展格局中，并且呈现出引领潮流的勃勃生机。其历史地位不容忽视也不能小视。但是，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应清醒地意识到，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相比，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伦理学学科和体系的发展目标相对而言，新中国的伦理学研究还存在诸多亟待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还存在不少研究的短板，一些已经有所研究的课题还存在有待深入提升和完善的状况。面对新时代、新征程、新任务和新使命，中国伦理学的发展既面临着各种挑战和考验，又有很多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应当在总结新中国伦理学发展成就的基础上更好地擘画未来，在自信自强的基础上坚持守正创新的原则，朝着解答伦理学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的方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1.新中国伦理学繁荣发展的整体要求

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朝着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相鸣应，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相契合，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一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相衔接的方向迈进，致力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伦理学理论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传播传承体系。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进程的深入推进，我们既需要深入思考“世界怎么了”和“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智慧，又需要坚持“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的精神品质。同时，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变得愈发重要。无论是对内凝聚人心，形成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砥砺前行的民族素质，还是对外化解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需要直面当代社会道德生活和人类伦理文明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需要伦理学人从大本大源、大道大德、大仁大义等角度提供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伦理智慧和价值导航。与此相关，中国伦理学也必将迎来一个全面发展和繁盛的时代，成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中一门备受人们重视并引领时代潮流的“显学”，在吸纳世界伦理文明先进成果的同时贡献给世界伦理文明更多的精神财富。

2.新中国伦理学繁荣发展的战略重点

从其战略重点上讲，主要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形成共识、合力攻关，推出系列标志性著述，打造新中国伦理学的创新性品牌，凝结成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和当代中国伦理文明新成果。

第一，挺立伦理精神主体性，在增强伦理精神自醒、自强的基础上凸显伦理精神自信。

新的时代新的征程，无论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还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无论是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还是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都要求我们增强文化自信，而增强文化自信的核心内容则是增强伦理文化自信和伦理精神自信。从某种意义上说，伦理文化自信和伦理精神自信是文化自信的核心和灵魂。中华伦理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连续性文明的典范，是与其历史上的仁人志士、思想先哲、民族英雄有着强烈而持久的伦理文化自信和伦理精神自信密不可分的。孟子的“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凸显了伦理精神自信的意义和价值，而他的“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伦理主体精神自信兼含了敢于担当、不负使命的价值伦理和责任伦理要义。王船山在明清鼎革的“迷乱之世”，在“上不获君，下不获民，志勿为之苶”的艰难情境下，依然坚定信念要去寻找华夏民族和文明的“衰而复兴”“阙而复振”的道路和理论，充满着一种“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精神风骨和信念，并认为中华民族只要合力同心，一定能够“保延千祀”；中华文明只要能够弘扬其内在的精神，一定能够“取威万方”。青年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4]并形成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精神信念。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文化自信，并认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就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以说，没有高度的伦理文化自信和伦理精神自信，就无法真正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伦理学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学科体系和传播传承体系。

第二，深度研究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产生的重大伦理道德问题。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和经历着历史上空前的革命变革和实践创新，改革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与之相适应，也产生了一系列有待深入研究和正确认识的重大伦理道德问题，给伦理学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对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重大伦理道德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加以深度研究并提供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是中国伦理学理论创新的根本任务。伦理学人必须而且应当直面现实生活的重大伦理道德问题，聚焦当代道德生活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中存在的深层次道德矛盾问题、人民群众民生保障中存在的“急难愁盼”及其利益实现问题、国际关系大变局中出现的重大利益调整及其治理问题，深度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伦理道德内涵、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伦理道德机理，把引领时代潮流、服务人民大众和为文明担纲、为国家立言有机地结合起来，不断提出真正解决现实伦理道德问题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只有这样，才能不断促进中华伦理文明的新发展，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明新辉煌。

第三，强化中国品质、中国精神、中国道德的全面系统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任务，主张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海洋强国”“贸易强国”“文化强国” “教育强国”“人才强国”，而这些强国建设都内在而深刻地呼唤“品质强国”“精神强国”“伦理强国”“道德强国”，因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强盛始终离不开崇高品质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的支撑和引领，离不开同心同德、固本培元的伦理文明精神的锻铸和核心价值观的敦风厉俗，离不开公民道德建设和人心向善向上的文明肇造。因此，强化对中国品质、中国精神、中国道德的全面系统研究，进一步打造和提升中华伦理文明的核心竞争力，更好地陶铸中国精神，培育中国品质，彰显中国风骨，涵容中国气象，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对建设中国特色伦理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均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第四，建构命运共同体伦理学、新型国际关系伦理学、全球治理伦理学。

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表里的是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同时也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或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加的时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战略构想，并在实践中开始了创造性的建设努力。从理论上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以及致力于全球治理，都包含了一系列极其深刻而丰富的伦理内涵，需要伦理学人做出深度和全面的系统研究。只要我们深度研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精义和价值内涵，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价值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推进和加强全球治理中的重大伦理道德问题的研究，就有可能建构起命运共同体伦理学、新型国际关系伦理学和全球治理伦理学，为全世界走出零和博弈和丛林法则的陷阱、走向共同繁荣和和谐共生的发展目标，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道义。

第五，注重对未来伦理学、预测伦理学和发展伦理学的前瞻性研究。

真正时代的伦理学不只是面向传统做扎根与传承的工作，更重要的是面向未来做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的研究。因此，注目于未来伦理学、预测伦理学和发展伦理学的研究，提出系列应对未来道德生活挑战、创造新型伦理文明的构想，擘画未来道德建设蓝图，设计实现道德理想的种种路径和方案，凸显为中华民族生存发展乃至为人类未来担纲的伦理学使命，理应是中国伦理学发展的神圣职责和历史宿命。中华伦理文明素有“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智者因时而变，明者随时而制”以及“神以知来”等着眼于未来的价值理念和伦理智慧，弘扬这些“虑后”“思远”“开来”的伦理文明精神，对于中国伦理学的未来发展和引领人类伦理文明发展潮流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5]新中国伦理学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我们也有了一个总结新中国伦理学研究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理论回溯或归因探寻，同时我们更有了一个“无愧于今天的使命担当”和“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6]的“再出发”“再赶考”和“再创辉煌”的问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和迎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在深沉而又强烈地呼唤中国伦理学的不断发展和再创辉煌。

▲原刊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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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邓实：《国学保存论》，《政艺通报》（上海）1904年第3期。

2 梁启超：《新民说》，载王德峰编选《梁启超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版，第45—47页。

3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载《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页。

4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载《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6页。

5 韩愈：《答李翊书》，载《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89页。

6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载《〈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83页。

编辑：霍侠利‍‍‍‍‍‍‍‍‍‍‍‍‍

校对：李嘉君

审核：洪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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