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第一大法学院换帅！80后教授出任院长！
来源 | 法学茶座
陈柏峰教授，1980年生，湖北咸宁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学士（2002）、法学硕士（2005），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博士（2008），香港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2011），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2012-2013），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2017年3月，获第八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提名奖。2020年11月，获第九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是第九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获得者中唯一一名“80后”。
陈柏峰的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法社会学、基层治理。主讲法理学、法社会学、当代中国法治等课程。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100多篇，其中CSSCI期刊收录90多篇，SSCI期刊收录1篇；出版《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传媒监督的法治》《半熟人社会》《乡村司法》等专著6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重点、青年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年度、后期资助项目，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基础性研究项目等10多项；获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省部级领导咨询报告批示20多次。
陈柏峰兼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学会法律社会学理事会副会长，湖北省法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法律顾问，湖北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委员，襄阳市人大常委会法律顾问等社会职务。
据《法律与生活杂志》报道：
大学四年级时，陈柏峰和几位喜欢在论坛里发帖子的同学引起了当年还是讲师的徐涤宇（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助理、法学院院长）的注意。徐涤宇常邀这几位学生一起吃饭聊天、探讨学术问题。
田野调查现场，左一为本书作者陈柏峰
作者简介
陈柏峰 1980年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等杂志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乡村江湖》《传媒监督的法治》《乡村司法》等6部著作，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霍英东基金项目等10余项课题。
评语
此作我前后翻过三遍。初稿的一些浮躁、夸大的地方都已经过修改，结果是一本好书：题目新鲜、重要；材料比较难得而又相当丰富：分析比较平稳、多面。这是一本开创性的学术专著。
黄宗智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历史系教授（荣休），中国人民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这是一篇相当优秀的博士论文。选题就很出色，切入点很小，但关注的社会问题和理论论题都颇大。作者有足够的学术训练，对相关理论和文献娴熟在心，关注理论，却不拘泥于图解理论。作者充分运用了多学科的知识，贴着社会生活去分析，分析细致，也比较深入，思路灵活、流畅。论文有理论意义也有实践意义。
苏力（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大国宪制》作者）
这是我近几年评审过的最优秀的一部博士论文。作者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其学术旨趣在于理解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而非单纯与西方“接轨”或“对话”。作者选取了一个重要但被人忽视的问题作为切人口，提供一个理解乡村社会变迁的新视角，因而具有创新意义。该文资料翔实、结构合理、行文通畅，确实是一部优秀的博士论文。
曹锦清（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黄河边的中国》作者）
这是一本以独特视角研究农村的著作。作者有深入的调研经验和足够的学术敏感，抓住了“乡村混混”这个被学界忽视却十分重要的社会现象，其分析建立在对农村社会透彻把握的基础上。这本著作提出的“乡村混混”问题应当引起社会足够的关注。
李昌平（著名“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乡建院院长、中国体改研究会研究员，《我向总理说实话》作者）
节选
乡村江湖的英雄主义
（摘自本书第96-105页）
从档案材料中看到的诸多事件，常常让我感到无法理解。在过去二十多年后的今天，1980年代的乡村江湖似乎非常遥远，其中的许多故事不但我这个后来者和研究者感到莫名其妙，即使是许多当时的经历者也都觉得难以琢磨，甚至当年乡村江湖的主角们现在也感到了那时的荒诞和不可理喻。在现时情境的映衬下，才过去不久的那个时代就似乎已经开始显示出它的神秘感来。
张传荣现在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农民，与其他村民几乎没有任何不同，见到他时，我几乎不敢相信，他就是1980年代初楚江市沙桥一带最有名的“顽孩子”。当时，附近几个乡镇的人都知道他，都有些怕他；一直到现在，附近还有许多农民仍然记得他当年的“威名”。他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规矩”的农民。本来我想了解他作为“顽孩子”的青春期经历，未料访谈难以按照原计划进行，因为他在言谈中充斥着不满，以致无法进入我的访谈逻辑。他对他作为“顽孩子”的那个时代不满，更对今天不满。这本身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据我访谈前对他的侧面了解，他似乎不应该如此不满。他的妻子来自邻近的曾集乡，1980年代所有的年轻人结婚都需要彩礼，而他却凭借自己作为“顽孩子”的“威名”不给彩礼，并威胁他后来的岳父母说，倘若不将女儿嫁给他，就将他们家的房子拆掉。他的岳父母出于害怕，只好答应了他。张传荣在后来的“严打”中并未受过大的冲击，没有被判刑，而附近几个村与他同样“有名”的“顽孩子”几乎都被判刑蹲监狱。他最后一次与派出所打交道是在1992年，他将一个村民打成重伤，最后也逃脱了惩罚。即便这样，他居然也有着诸多不满。
张传荣1978年高中毕业，父亲很早就和母亲离异，独自一人养活六个儿女，生活非常艰难。张曾到广州贩手表回来卖。当时村里有个叫杨广的村民，曾去广州卖乌龟，知道贩卖手表的信息和方式。张传荣跟他一起去广州，从家里带着收集到的银圆，到广州后与小商贩交换手表，然后拿回来卖。那时手表很少，一块表在当地可以卖60元。按他的说法，那时所干的“坏事”，也就因为没有电视看，同龄的朋友只有一起玩，看着不公平的事情，就喜欢上去打抱不平，与人打架；碰到女孩子，也喜欢上去蹭一下。也没做什么坏事，更谈不上伤天害理。他说：
那时刚开始有电影，喜欢电影上的武术，有人来教武功，我们就跟人学。那时喜欢争名声，听说你如何如何狠，你狠我就要和你“单挑”，我就是要将你打下去。我不怕狠，打架多，将别人打伤，到处都蹲够了，派出所、看守所，还出了不少钱，吃了很多亏。1983年，我从广州回来，在沈集捅伤了一个人，因为他调戏我们队的一个姑娘。我因此赔偿了300元，当时一只肉猪才卖60元。
那时做什么胆子都不大，也不敢玩，弄不好给你戴个高帽子，政府也不罚你钱，就是拉你游街，让你做不了人。那时我们这些“顽孩子”连老婆都娶不到，现在坐牢回来比当兵回来还热闹一些，现在讲狠能挣钱。
张传荣1982年结婚时，前来祝贺的“顽孩子”就有一百多人，附近几个镇几乎每个村的“顽孩子”都来了，可见张当年的“威名”和关系网。放在现在，这么大的关系网，可以用来谋取很大的利益。从这里可以理解了张传荣的不满，这种不满来源于同当前“混混”的比较。当年如此之大的关系网，并没有为他带来实际的利益。不但他没有依靠这种关系网来谋取利益，而且当时也没有这种可能。因为，1980年代的乡村江湖是个“英雄主义”的去处。乡村江湖中的年轻人不再像他们的父辈一样，被人民公社体制裹挟进集体主义和对民族国家未来憧憬的理想主义中，但他们有着那个时代的英雄主义，它寄托在那个“名气”重于一切的乡村江湖中。这种英雄主义让今天的后来者觉得难以理解，甚至也让当年乡村江湖的亲历者追悔、遗憾不已，因为当年的英雄主义在今天看来是一种“愚蠢”。
英雄主义的乡村江湖中，名气重于一切。获得名气则与当时的社会潮流和年轻人的亚文化密切相关。在乡村江湖中，穿着打扮是获得名气的标志性前提，争勇斗狠则是获得名气的主要方式，此外，讲义气、朋友多也是获取江湖名气所不可缺少的。在当时年轻人的亚文化中，穿着打扮、争勇斗狠、讲义气、朋友多确实是很受欢迎的主流。在这种氛围下，乡村中流传着许多“美女爱英雄”的爱情故事。1983年“严打”时，楚江沙桥村一个打架斗殴致人重伤的“顽孩子”外逃时，周围村庄里居然有好几个姑娘愿意和他一起外逃并都想嫁给他。
那时，一个人要获得名气，其穿着打扮首先要符合乡村江湖的理想。花衬衣、喇叭裤、小腿裤，这是乡村江湖中的年轻人的理想穿着，墨镜、小军帽、太阳帽则是他们最想拥有的装饰。衣服和装饰品都有其特定的穿戴方法，尤其是小军帽，不能戴得整整齐齐，总是要歪着斜着才有“派头”。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这样，但大家在内心都希望这样。因为有的人家里没钱，没有条件这样；有的人则惧于村民的否定评价而不敢这样。张传荣告诉我，尽管他那时很有名气，但在村里还是非常小心，不敢造次，他那时喜欢穿喇叭裤，但在村里不敢穿，只能在外面穿，通常是将裤子提到大路上，穿上后就搭车走。临江县的鲁某讲：
1980年代开始讲享受，那时的享受不怎么讲吃，主要讲穿着，看一个人的打扮，当时打扮是一个人的体面。一般农民也开始有这种意识，他们有钱后开始讲究盖房子，也开始讲穿衣服。年轻人就讲衣服样式、讲派头，喇叭裤、小腿裤、墨镜、太阳帽、小军帽，所有的年轻人都想拥有这些，但只有有钱的人才能做到。农民说这些穿着是流氓的表现，老一辈的人都反对，但他们管不住年轻人。分田到户后老人就管不住年轻人了，之前是集体在管，集体解散后，条条框框就没有了。现在想来，解放前也应该是这样，但那时还要讲孝道，因此年轻人也形成不了这种风气，外加那时社会乱得很，没有土壤和空间来形成讲穿着风气。这些只有生活稳定了才会有。
可以说，1980年代解决了温饱问题，农村社会非常稳定，人们在集体化时期被压抑的欲望开始释放，也有了被释放的社会基础，这时新衣服、新房子开始流行。不过年轻人和老一代的农民对新观念的接受程度有所不同，老一代的农民把年轻人的时髦打扮当作流氓行为，但年轻人对于那些“出格”的打扮却非常羡慕。其中一些人为了获取名气，“想出风头”，就跃跃欲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装酷”。这一“装酷”，虽然在年轻人中获得了认可、羡慕和赞美，获得名气，在村庄主流中却不被认可，受到压制。这种压制可以被认为是当时年轻人的亚文化受到了排斥。但无论如何，老一代对年轻人的控制力开始下降。年轻人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思维和标准，“顽孩子”是这一标准的主导者和先行者，他们通过穿着使自己区别于一般年轻人，这是在乡村江湖中获得名气的前提。
在1980年代的乡村江湖上，年轻人蠢蠢欲动、按捺不住地想表现自己，比讲究穿着更突出的是争勇斗狠。争勇斗狠的范围很广泛，“你不敢偷我去，你不敢抢我去，你不敢打我去”。那些敢于滋事的年轻人因此在同龄人中获得了名气和地位，在年轻人中就比较突出。许多当年的经历者告诉我，其实当时的许多人并不坏，也不想做坏人，那个年代每个年轻人的理想都是做解放军，而不是做坏人，但他们好于表现自己，在表现自己的过程中却变成了坏人，不自觉地走到坏人那边去了。那时“顽孩子”的状态与现在的“混混”和“黑社会”有很大不同，“顽孩子”最多就是乡村地痞而已，对乡村秩序的破坏大多无组织、无计划，“碰到什么搞什么”，他们聚在一起时争勇斗狠，在玩的过程中会对村民财产和乡村秩序造成伤害，惹得村民痛恨。争勇斗狠的情形，在今天看来几乎觉得无法理解，在当时却非常普遍。下面两起事件在当时具有一定代表性：
六月十八日晚，××乡张明灿等7人前往沿江村串门。走至沿江二组田边时，正在抓青蛙的青年余生田无意用手电照了一下张等7人，张等一伙不分青红皂白上去将余按倒在地，拳打脚踢。余拼命呼喊，惊动了本组6个青年，他们赶来一看见同乡被打，纷纷以拳脚相助，一场混战，双方打伤5人。
六月二十号晚上，××乡太山村六组陈洪新等7人到县城去玩，途遇一青年刘道荣，刘和善地问了陈一句：“你们是哪里的？”陈说：“你管爷爷是哪里的。”说着7人一哄而上，将刘打成重伤。
那时年轻人打架有时并不因为利益，而似乎毫无目的，只因无聊加冲动。几个年轻人在一起，其中一个说：“你敢不敢去搞他？”另一个说：“怎么不敢？”第三个人说：“好，我们一起去搞！”情绪互相感染，大家谁也不愿落后，于是一拥而上，打起架来。当然，争勇斗狠的范围不只是打架，还有很多别的方面。下文选自楚江市一所学校呈递乡政府的报告，其中就反映了几个年轻人无聊的争勇斗狠：
四个斜戴草帽、披着衬衣、手拿棒子的青年撞进学校，窃头鼠眼，走遍教室和教师宿舍。唐老师出面制止，他们置之不理，反而撞进学前班教室，横躺在教室的课桌上，吓得学生仓皇而逃。紧接着他们四人手拿棒子敲击桌椅、门窗、栏杆，大摇大摆地冲进食堂，这时下课铃响了，教师拿着碗筷走进食堂正准备吃饭。他们当中为首的一个人用命令的口气说：“我们四人先吃，你再煮！”同教师抢碗筷争饭吃。周老师许愿给他们再煮饭，才免除争中餐吃的风波。老师们见势不妙，恐怕伤害学生，提前敲钟上课。这几个人估计学校老师不会给他们煮饭，就气势冲冲地下楼梯，走过操场时还回头用手指着老师凶狠地说：“你们几个老师架点势！”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年轻人的争勇斗狠确实威胁到了学校的正常秩序，一份1983年湖北省公安厅和教育厅的联合发文可以证实这一点。文中指出：“未经允许，无关人员不得随意进入学校，更不准以任何借口无理取闹、聚众斗殴、酗酒、赌博、寻衅滋事、侮辱、殴打师生员工，调戏女教工、女学生，抢夺财物，扰乱教学秩序。”实地访谈表明，上述诸种现象在当时发生得较为频繁。
公安机关相关资料中记载的往往是性质恶劣或造成了严重后果的事件，而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争勇斗狠的事件。从访谈中得知，当年更普遍、更流行的争勇斗狠方式是强行换鞋、换皮带、抢军帽等，这在我所调查的两湖平原的几个县市中都比较普遍。那时流行戴军帽、穿球鞋、用皮带，年轻人看到别人有军帽、球鞋或皮带而自己没有，或者别人的比自己的好，就找别人强要或要求交换。如果遭到拒绝，多半是年轻人互相不服气，那就会发生打架事件；而交换能够成功，则大多由于对方胆小怕事，这显然会增加要求交换的年轻人在乡村江湖中的名气。在这种争勇斗狠的气氛下，年轻人往往越争越勇，越斗越狠，其中一些人获得较大名气后，逐渐形成“气候”，不但年轻人惧怕他，村民们更是惧怕，连村干部也要让三分。下面这则材料反映的是个典型：
八二年十月五一四队姚守贵的弟弟结婚，王为武（自称武爷）一伙五人闯入姚家，寻衅滋事，王将一个男青年客人的墨眼镜摘下，说：“你还在爷们这里玩味，武爷要戴墨镜。”那个年轻人说：“都是年轻人，何必这么搞。”当即遭到王一伙毒打，姚母下跪叩头求饶说：“武爷，不要打了，我们办点事不容易。”王一伙砸烂窗户，拆下一些屋瓦，扬长而去。
《乡村江湖》内封书影，六部书坊出品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有十三亿人口（其中九亿是农民）的巨型国家，若不能真正深入到农村社会内部，理解具体地域社会乡村治理得以发生的时空条件，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农村的治理状况、治理机制及决定治理绩效的原因。
本书从三种视角切入展开对“乡村江湖”的讨论。一是从“混混视角”探讨了乡村混混的生长与发展；二是从“治安视角”探讨了基层政府的应对及其困境；三是从“村庄视角”探讨了乡村混混与村庄生活的互动。全书展开的主线是以熟人社会为参照系，从乡村江湖切入，分析两湖平原村庄秩序生产机制的变迁，对当前乡村社会性质变迁作定性理解。此外，本书还讨论了乡村混混在基层治理中的角色和影响，并通过乡村混混来深化对基层治理生态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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