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导盲犬上公交被骂哭!出了国才知道,国内8300万残疾人为何很少被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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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上被一段视频触动。
是对盲人的采访,建议你们都看一看。
视频里,这位山西的盲人,带着一只导盲犬上公交车。
虽然他有证,导盲犬上也写着“导盲犬”,但公交车司机就是不给他上车,怂恿其他乘客一起攻击他,甚至还要报警来抓他。
导盲犬通人性,因为受的这样的委屈多了,它回家会呜呜地哭起来。
但狗毕竟不是人,这里拍导盲犬哭,其实是在衬托这位盲人内心的委屈和无奈吧——连导盲犬都委屈地哭了,谁知道这位盲人,内心又是什么滋味呢?
更别说,这样一段视频,在网上却被人骂炒作,当事人不得不出来回复,更让人心寒:
其实关于残障人士出行不便,遭受歧视的现象常看常新。
一直有人在呼吁,但很多问题,从来都没有解决过。
之前在看到知乎一个问题:
能问出这个问题是好事,说明我们自信了,开始意识到中国其实是一个挺好的国家,并不比国外差。
中国这几年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也常常让我有这样的感觉,尤其是在国外玩手机没电,到处都找不到共享充电宝时,这样的感觉格外强烈。
但下面的一条回答,让我清醒了不少:
所以中国到底便不便捷?
如果你是个四肢健全、耳聪目明的年轻人,并且生活在城市里,那中国确实很方便——火车票可以在网上买,用手机可以随处叫车,去哪付费都可以微信支付宝支付。
但如果你是有点跟不上时代的老人,是一位残疾人。
那就不一定了,有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城市,其实很不友好。
首先说说针对盲人的。
盲道的问题我已经提过很多次了,但中国盲道的问题常看常新,每次提,都能找到更不可思议的盲道。
比如之前已经有通向死亡的盲道:
有被菜市场占据的盲道:
当然这些是后来这些道路投入使用的时候出了问题,并不意味着设计者有错。
但下面这些直接通向死路的盲道,基本是设计者的锅了:
如果一定要洗白的话,可以说铺路的和负责绿化的不是一个部门,部门之间协调不佳,所以造成了上面这种情况。
但下面这种设计,真的把我看笑了:
当然我们看着搞笑的地方,在真的使用这些盲道的人看来,就是噩梦,无怪乎盲人直接表示:
而知乎上直接有问题问:
——盲人不是不想用,而是实在用不了啊。
你看日本的盲人用盲道,不是用得很正常吗?
再来说说腿脚不方便的居民。
正如前面那位答主所说,中国绝大多数商场、景点或者说道路,在设计的时候完全没有考虑过坐轮椅者出行的感受。
比如这是一个著名的景区,残障人士完全没有办法进出:
这样的完全不考虑残疾人士的地方还有很多,相信大家生活中也经常会看到,就不一一举例了。
再说说那些所谓的“无障碍通道”。
我相信很多人看过这样的无障碍通道:
它上面有太多锯齿,轮椅在上面走,上面的老人/残疾人根本受不了。
而这种没有扶手又太陡的无障碍通道,用起来就像在玩过山车:
还有:
甚至某医院给患者做的“康复花园”,里面也一定要修上一个小坎,不知有啥意义。
北京大学教师李迪华,在一席演讲的时候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
每年,我都会和学生一起租上轮椅车、拐杖、婴儿车,穿公园,走大街。我们发现,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公园,寸步难行,
寸步难行,
寸步难行,
寸!步!难!行!
上面那位学生推着婴儿车,突然婴儿车被推到了一个电线的斜拉线上,而等待着婴儿车的是危险的铁丝。这根铁丝最少已经存在了六年,因为六年前我带学生做同样的练习的时候它就在。
如果这些你都没感觉的话,可以看看文军的故事。
文军是北京截瘫者之家创办人,25岁的时候,一场车祸夺走了他行走的能力,但他没有被打倒,反而开始致力于为残疾人发声,希望能推进残疾人道路建设。
然而2019年7月份,他在云南大理亲自坐轮椅考察无障碍路线的时候,不幸身亡了。
害死他的是这样一个路口,当时是没有绳子拉起来的。
无台阶,无护栏,无警示标识,正值黑夜,没有灯光,而且没任何人提醒这里有危险。
别说残疾人了,就是健康的成年人从这摔下去,也会有生命危险。
一位无障碍出行的推动者,最终倒在了障碍重重的路上。
这真的是一种巨大的讽刺,也是我国庞大的残疾人口出行时面临危险的缩影。
文军曾向社会喊话“我们不是只适合在家里呆着。”
然而社会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
可能你会觉得这是小众的需求,你会觉得中国没多少残疾人,因为你在大街上没看过几个残疾人。
但事实上中国的残疾人有多少呢?
2018年的官方统计是8500万,实际数字只多不少。
意思就是每16个人中间,就有一个残障人士,但我们在大街上完全看不到他们。
原因有很多。
比如一大原因是,这些人中间,有的是轻度残障你看不出来。
但还有一大原因,是那些你看得出是残障的人,根本出不来。
我们的城市,对他们太不友好了。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中国最发达开放的城市之一,并且已经明文规定,允许导盲犬上地铁。
然而一位盲人带着自己的导盲犬上地铁时,仍然被拒绝了11次:
其他城市就更免谈了:
盲人的盲道完全没有作用也就算了,带着导盲犬也上不了地铁,有时候公交车和出租车都上不了。
你让盲人怎么出门呢?
飞吗?
而腿脚不方便的人士,遇到的窘境是一样的:
他们的感受是,不但寸步难行。
而且会在路上会被人指指点点:
你现在骂他们,但你又怎么保证自己明天不会变成他们呢?
要知道并不只有骨折或者截肢的人才腿脚不方便,人只要老了,其实都会腿脚不方便的。
如果在加拿大,同样的情景又是如何呢?到了加拿大我才知道,国内的8300万残疾人为何很少看到!
1加拿大残障人士给我上的第一堂课
这么多年过去了,仍清楚记得梅根教授的第一堂课。
她哼着小曲开着电动轮椅从教室门口进来,把篮筐里的讲义材料搬到讲台上,然后转身,操控轮椅升高,在黑板上用仅有的左手写下第一堂的标题,顺手拉下投影幕布,回到讲台,打开投影仪和笔记本电脑。
我愣愣看她行云流水干完这些,回神才想起,哎呀,老师这么严重的残疾,我们全手全脚做学生的还傻坐着,也太不像话了!
梅根教授仿佛看穿我心思一般,笑着对台下20多个学生开口的第一句话,“see, no big difference!”(看,没多大区别)
没多大区别?!怎么可能没区别?!这种情况放中国,身边至少得有个人24小时伺候着吧,也就说说漂亮话吧……
残疾学生与普通学生无差别学习生活
课间休息,看到梅根教授要出教室,我立刻箭步上前帮她开门,谁知教授居然特意停下把轮椅转过来,礼貌而认真说,“谢谢,但下次请你不用特意帮我开门,我可以自己来,跟这里每个人一样,没有区别。”
颇尴尬地看着教授背影远去,心想这老师自尊心也太强了吧,一个残疾人,连这点好意都不接受。
但随着与梅根教授渐渐相熟,才明白,我从中国带来的这种”替残障人士把事情做了”的所谓“好意”,在加拿大反而是一种“歧视”。而倘若你想给他们真正的“好意”,是应该用各种方法帮助他们能自己做事,过着跟普通人没有区别的生活。
比如残障轮椅的高科技,随处可见的无障碍设施,以及可以与普通人公平竞争的各种机会。
加拿大每辆公交车都配有无障碍设施,可以让轮椅或儿童推车方便乘坐
几乎每天,在学校各处遇到梅根教授,除了上课,她自己坐公交车上下班,热午饭,买咖啡,上厕所,一路跟学生同事谈笑风生,还能带着我们跟木工系的教授抢实验室。
第一年期末考试结束,全班相约去酒吧庆祝,梅根教授竟然也来凑热闹,几杯威士忌下肚,她嗨得即兴来了段轮椅热舞,技惊四座!
2中国1亿残疾人也被叫做“残废”
自信开朗,自给自足的梅根教授完全刷新了我对残疾人的三观。
想起小时候的一家邻居,平日里只见两个老人沉默进出,直到突然有天,看到他们在弄堂里狂追一个20来岁上身赤裸,腰上栓着铁链条的大小伙子,住了多年的邻居们才知道,他家孙子是个手臂畸形精神异常的残疾人。
残奥会上中国运动员成绩耀眼,但普通的中国残疾人并没有那么光芒四射
也才知道,这个因为药物致残的男孩子,被铁链条栓在床边关在家里,已经12年。
而老夫妻俩担心他不时嚎叫,被邻居非议,常年用布团塞住他的嘴。
还有一个小学同学的姐姐。小儿麻痹症导致腿部终身残疾。除了行动不便,人很聪明,念书一直年级前三。
上学,放学,课间休息,妹妹总要跑到姐姐班里,帮姐姐上厕所,吃饭,上下楼梯。有时还要应付顽劣同学对“瘸子”的讥讽嘲笑和恶作剧。
有一天,这对姐妹不巧从楼梯上一起摔了下去,妹妹摔得不轻,当众崩溃大哭。
寸步难行的盲人道
后来听说,成绩那么好的姐姐,念完小学就再也没有继续,去了社区福利工厂做纸花。
做记者之前的很多年里,除了这两位,我对残疾人没有什么概念,也觉得他们稀少罕见,离我们生活太过遥远。
而当记者之后,才了解,光是官方统计中国目前的残疾人数,就有8296万。这个人数将近1亿的群体,还不包括许多尚未列入官方认可“残疾”的残疾人,比如,自闭症。
那么多的残疾人,仿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消失了般,不知道生存在哪里。
我曾经采访过将近20多个有残疾人的家庭,其实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像当年那位邻居老夫妇一样,被家人“藏”在了家里。
原因也特别简单:一,出门残障设施不全很不方便。二,也不想让别人知道家里有个残废,看笑话。
“残废”,你残你就废了,不光你自己废了,搞不好全家都跟着你废了。这就是中国残疾人生存的现状。
当然中国也有不同命运的残疾人,比如张海迪。可1亿残疾人里有几个张海迪?
但光是在我就读的加拿大大学,全校师生42000多名,像梅根教授这样带有残障的员工大约有20个左右,学生有100来个。他们每一个,在高科技和社会制度的保障下,只是如常人一样生活,不是残废,也不是累赘。
3最大的区别,残疾孩子的未来
或许谈再多,很多中国人跟以前的我一样,仍然对残疾人没有什么感觉和概念。残疾人的世界太遥远,也理所当然地觉得这跟自己没关系,谁家残疾谁倒霉,反正倒霉的不是我。
每个能生出健康宝宝的妈妈不是必然,都是幸运之中的幸运。可万一“倒霉”的是你呢?
加拿大残疾儿童“无差别”生活
2006年我做过一个“自闭症”孩子的系列报道,那些来自各地方各阶层的家庭,孩子一出生却莫名其妙患有自闭症。她们找不到原因和治疗方案,连训练这些孩子基本自理生存能力的正规机构,中国也没有。
一个无法自理的自闭症孩子,一个护理工的费用每月至少5000元,大多数家长都是亲自照顾,因为就算是给钱,也不一定有护理工愿意照顾这么一个孩子。而康复训练,单在最便宜的澳门,也要每月上万。即便是有钱,也只能送到港澳台或日本周边地区国家,因为中国没有所谓“合法”机构来接受这些孩子。
采访中常常能碰到走投无路的家长崩溃大哭,“我们不就是希望我们死了之后,孩子能有一些基本的生活能力和生存保障吗?!不然我们死了怎么办?
加拿大所有建筑,不管是民用还是商用,都必须根据必须建筑标准强制配有相应数量的无障碍设施,比如停车场,厕所,电梯,通道等
而这些家长里,在孩子没有出生前,不少都过着精致体面的中产精英生活。
也曾采访过著名击剑运动员栾菊杰,20多年前她移民加拿大被不少国人骂作“叛徒”,说国家培养你当拿世界冠军,你功成名就就投奔资本主义了?!
其实她移民,完全因为大女儿是个先天智力残障儿童,在中国既得不到康复治疗,经济上也重负不堪。她眼见着一个著名导演去世后,两个智障儿子受尽欺辱的悲惨生活,才痛下决心移民加拿大,去到一个不光可以给女儿免费治疗康复,更会给予整个家庭未来的国家。
加拿大建标中关于无障碍厕所极限空间尺寸和位置的无障碍设计
加拿大建标中关于干手器和擦手纸盒高度的无障碍设计标准
我女儿班上,就有类似情况的一个小男孩。
这个小男孩,出生时整个下颚骨呈开放式畸形,导致他嘴巴无法闭合,耳朵内部结构异常。复杂精密的矫正手术要在2岁前分三次才能完成,但即便手术顺利完成,小男孩的视力,听力和智商仍然会有不同程度的终身残疾。
可除了做手术住院,平时在托儿所里,老师的态度都一视同仁“no big difference”,既不会因为他有残疾就嫌弃他,也不会因为他有残疾而特别照顾他。
另一个大班还有个小女孩,先天重度耳聋。但在她2岁前,就动完手术装上了最新技术的人工耳蜗。虽然讲话发音稍稍有点不同,可完全不影响她像和人交流沟通,玩笑打闹。
残疾儿童“无差别”地被爱被关怀
因为按照加拿大的政策,所有出生带有先天残疾或后天致残,需要进行矫正治疗的孩子,检测,治疗,手术,医疗器械全部免费。并自出生起,将会有专人跟踪孩子治疗后成长发育情况,定期与家长保持联系,监测督促康复训练等效果。
这些孩子也将在学校和生活中受到“无差别”对待(歧视残疾人在加拿大是很严重的法律问题),有差别的是他们将终身享有特殊补贴,甚至还有父母因为照顾他无法工作的补偿。
而如果经过治疗仍然没有自理能力,将会有专业机构接手照顾,父母可以随时探望。如果能有自理能力,将有专业人士对他们进行特殊职业培训,让他们和普通人一样拥有一份工作。在加拿大,一个公司优先雇佣残障人士还会有不少优惠政策。
同样的情况在中国,有多少家长可以有能力在最佳治疗时机,自费为孩子做昂贵的修复手术,比如几十万一只的人工耳蜗?而即便是能够缓解残疾的程度,这个社会又能给这些孩子多少机会享有一个有保障的未来,不至于让家人绝望到要亲手溺死自己的孩子呢?
写在最后
一个社会,当然可以鼓吹优胜劣汰,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鼓吹不要帮助弱者。
但事实上人类发展至今靠的不是这个,人类发展至今恰恰靠的是相互协作,帮助弱者,不放弃残疾的同伴,让每个人都生活得更好更有尊严。
对待弱者的态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的标志。
一个愿意为弱者付出的国家一定是伟大的!
其实初到加拿大的很多人特别是中国人对这个国家的感觉是,不繁华,不现代,不先进!而当你细细的去品味它的细节,看待它的福利以及对弱者的保护和态度的时候,你才明白了为何加拿大是发达国家!
其实帮助他们很简单。
你只需要用心去体会到生活中的需要,设身处地的为他们考虑。公交车的设计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只要我们每个人都不要歧视,都多一点关爱。
只要城市的设计者,在设计的时候稍微多用一点心,考虑考虑那个庞大却又容易被忽视的群体的感受。
也许也不会出现开头视频那样的事情。
相信有一天中国可以作到,只是希望这一天能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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