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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新媒体 2018-05-28

五一是劳动者的节日,正是因为有了劳动者,大地才能焕发出勃勃生机;正是因为有了劳动者,山间才会播种下片片绿荫。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沙起好荒凉”的沙地荒原,到如今守护京津的绿色长城;从“一棵松”到世界最大的人工林海;从飞鸟不栖、黄沙遮天到苍翠连绵、绿水潺潺……塞罕坝之所以成为“华北的绿宝石”,正是因着几代劳动者矢志不渝的艰苦奋斗。


在塞罕坝还是一片荒芜的1962年,作为以林科为优势的东北林业大学就派出了47名优秀学子踏上这片土地,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书写了属于塞罕坝的绿色奇迹,用艰苦奋斗的东林精神标注了无私奉献的塞罕坝精神。他们有的一生扎根在这里,守护着这里的一草一木;他们有的辗调到其他林管局,为生态文明贡献着绵薄之力。日前,我校记者追寻着47名塞罕坝上东林人的足迹,寻访到一生没有离开塞罕坝的李信和妻子高瑞霞,在河北省林业厅退休的李兴源,在塞罕坝工作二十多年的吕秉臣、葛清晨,以及首任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刘文仕、现任塞罕坝机械林场副场长张向忠、塞罕坝机械林场森林旅游开发公司工会主席朱立新,听他们详细讲述在塞罕坝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个人是渺小的,但是在这个集体里,我做了一件大事,东林人做了一件大事。”吕秉臣的感叹不仅是立志“把河山妆成锦绣”的东林人的铿锵誓言,更是他们立足时代、砥砺前行的行动见证。


进发,目标塞罕坝

塞罕坝是一个蒙汉混合语,意为美丽的高岭,坐落在全国著名旅游城市河北省承德市最北部,与内蒙古自治区相连,总面积近一千平方公里。


在三百多年以前,塞罕坝及周边地区也是草木葳蕤,獐狍野鹿出没之地。清朝初年,康熙巡幸塞外,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于公元1681年设立“木兰围场”,使这里成为清王朝展示军力、训练官兵、威抚外藩的重要场所。


随着清王朝没落,大批流民涌入,肆意垦荒,使塞罕坝元气大伤。后又经军阀匪寇劫掠,塞罕坝上的森林荡然无存。塞罕坝的肃杀凄凉让风沙紧逼北京城,沙粒子砸在脸上生疼生疼。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有专家形象地说,“如果这个沙源阻挡不住,就相当于站在屋顶上向院子里扬沙子”。


1961年,为了破解风沙南侵的难题,时任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总局副局长的刘琨和专家们的反复论证,认为在塞罕坝上种树,可以竖起一道绿色的屏障,阻挡风沙的南侵。


经过一年的规划设计,1962年,塞罕坝机械林场正式成立。时任承德地区专署林业局长的刘文仕受命担任第一任场长。他上任之前就明确了机械林场的四个任务:人工栽种林木,建立京津绿色屏障;培养、储备优秀林业系统技术骨干和专门性管理人才;开创并总结创办机械化林场的经验,以供全国推广;培育中小径级用材,支撑国民经济发展需求。


祖国的需要就是东林学子奋斗的目标,当国家的呼唤传到了东林,学生们沸腾了。


1958级学生毕业时正好赶上建设塞罕坝。东林时任院长刘成栋鼓励学生们为了祖国的需要贡献自己的青春,让大家把在学校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火热建设中。刘院长在典礼上的致辞,奠定了47位塞罕坝东林人的生命底色。“刘院长说,人在35岁之前一定要干出点作为。后来到塞罕坝,我就想一定要按照刘院长说的,在塞罕坝真的干成点事。”李桂生将上坝的决定告诉家里人,却遭到了强烈反对,比起环境恶劣交通闭塞的塞罕坝,家人更希望他选择条件优渥的大城市,但李桂生近乎执拗地坚持了最初的决定:“我们这一届一百多人,只有6个党员,我是党员啊,必须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要是党员都怕苦怕累,那还能干成什么事业呀?”


刘文仕回忆说,1962年秋至第二年春天,建设者们陆续来到塞罕坝,东北林学院、白城机械化林业学校、承德农业专科学校、从国家林业局和承德当地抽调的技术人员加上坝上原有的职工,384人的建设队伍就这样组建成来了。“这是塞罕坝机械林场的最初班底,这些人中,只有东北林学院的47人是真正学林的本科毕业生,他们为塞罕坝的建设立下了功劳。”作为场长,刘文仕从一开始就对东林毕业生的专业背景寄予厚望。


(吕秉臣提供的塞罕坝旧照,拍摄时间约为上世纪六十年代,一排左三刘文仕,一排右二为吕秉臣)


困难,比想像更多

记者追寻着47位东林毕业生的脚步,以围场县为出发地赶往塞罕坝机械林场。两地直线距离约60公里,实际车行90余公里,行车时间约40分钟。途中记者勉强适应着中耳内外气压不平衡造成的痛感,司机杨秋贵师傅解释说:“到坝上等于海拔上升了1000多米,对气压变化敏感的人会不舒服。塞罕坝人的心脑血管发病率普遍偏高,就跟这个海拔变化有关。”


1962年9月到次年,47名东林毕业生向塞罕坝进发的时候,除了要适应海拔的变化,更要在沙土路上持续颠簸——他们坐火车从哈尔滨经北京倒车至承德,然后搭乘汽车到围场,记者花40分钟走完的柏油路,他们却需要在盘山的沙土路上颠簸8个多小时。


“围场县说是县城,但是条件太差了,满大街只有一座两层的小楼,又小又破败,我们都管那叫‘鸟笼子’。”葛清晨毕业后结婚生子,比同学们晚了一年上坝,他与妻子在围场县住了三天,因此别其他人更多了一点直观的感受。那段颠簸的土路,在夏天还能通行,冬天大雪封山,要想出入,只能赶在落雪之前。李兴源回忆说:“后来有女同学在天冷的时候上坝,早晨从围场出发晚上才到坝上,脸上身上都是冰碴子,下车都冻哭了。”


刘文仕将毕业生们安顿在大唤起林场和阴河林场,这两处条件相对较好,他希望给大家充裕的时间适应环境。一个月之后,47名毕业生被分散安排到育苗、抚育、运输等各个技术岗位。


坝上本地人保留着很多满族习俗,勤劳朴实,善良热情。东林毕业生在老乡的眼里,是一群干净、有礼貌的学生娃,脏活累活抢着上,老乡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时常给他们送点山货和自制粉条。“我们有纪律,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但群众总给我们送吃的,我们一直不收。有一次大队书记半开玩笑半急眼地说,你们大学生咋那么见外呢?”吕秉臣说,至今记得老乡邀请他一起吃饭的诚挚和热情,热气腾腾的农家饭,一张张朴实黝黑的笑脸,迅速拉近了东林人与老乡的距离。


1962年,高瑞霞经人介绍与李信相识,她一眼就相中了这个高大英俊的大学生,感情迅速升温,同年末两人组建了家庭。“李信到东北调种子,我一个人在家带孩子。坝上雪厚,有一次孩子掉到雪坑里冻住了,好不容易挣出来,回家抱着我大腿哭。”“下大雪的天上山伐木,坐在地上拉大锯,下山的时候毡疙瘩都冻上了。”高瑞霞说,作为家属,女人们除了操持家务,教养子女,也和其他人一样参与林业劳动,人工造林、苗圃作业、树木抚育,这些苦活累活处处都有家属们的身影。


(李信与同学在学校主楼前合影,左一为李信)


葛清晨比同学们晚一年上坝,却比别人多了一份牵挂和揪心,坝上的条件没办法让妻子安心度过哺乳期,他们只好将还在吃奶的孩子留给老母亲照顾。1964年,葛清晨的第二个孩子在坝上出生,因为缺乏营养奶水不足,他到老乡家里买冻的牛奶坨,回家融化过滤熬煮,再喂给嗷嗷待哺的孩子。“我家小二个儿矮,就是因为小时候营养跟不上,我真是挺对不住孩子的。”说起孩子,葛清晨歉疚地微微低下了头。


李桂生1964年被调往东北林区,同他一样被陆续调离的还有几名同学,他们在坝上的时间虽然短,但是经历的艰苦环境却是一致的。李桂生在总厂负责造林设计,有时候考察地比较远,他们就驾着牛车带上铺盖卷、粮食和锅,在考察地歇宿。


塞罕坝的野兽很多,吃着饭发现房梁上趴着一条蛇的事时有发生,但是同“与蛇共餐”相比更为恐怖的,则是遇上狼了。有一次,吕秉臣骑马去总部,一匹狼堵在距离他二百米的路中间。吕秉臣所在的凉水苗圃,因为位置偏僻,圈养的羊曾两次遭到狼群突袭血洗,造成很大损失,虽然他从未和狼正面遭遇,但是他了解狼的习性,他挺直了身体,大声叱喝,挥舞马鞭制造刺耳的声音,狼虎视眈眈地后退,直到一人一马距离它仅有四五十米的时候才不紧不慢地溜走。


47名东林毕业生的工作地各不相同,很多地点交通不便,因此除了工作之外,他们的交流谈不上频繁。葛清晨在总厂工作时,他的家也就成了东林人的聚会地点。有一次他打算用高压锅炖牛肉土豆招待来总厂办事的同学,“嘴馋了,没等泄压就打开了锅盖,那肉汤、土豆喷的到处都是,捡起来用水涮涮,入锅重新炖。”


在受访的东林毕业生当中,葛清晨是接触行业最多的人,围绕着林业,他做过政治工作,搞造林设计,修过公路,从事过计划财务工作,担任过林产业经营管理者。这个黑龙江人,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塞罕坝和河北省林业事业,退休后留在了石家庄市。


1969年,林场遭遇了雨凇灾害,树木被压弯、压折。在清理受灾林地之后,折断的树木让塞罕坝人动起了脑筋,这些树木虽不成材,但是仍然可以利用起来作为附加生产值获得利润。在这样的背景下,葛清晨从造林设计技术员的岗位被调到木材加工厂担任厂长,生产缝纫机用的缠线木轴芯,工厂建设、生产、运输、销售全部由自己控制,自负盈亏,厂里几十号员工的工资,全指望他一个人掌舵谋划。


木材厂的起步阶段非常艰难,葛清晨还听到了一些闲言碎语,说学林的人搞生产经营肯定不成,要不了多久就得告饶。这些闲话,他咬咬牙,权当没听见。厂里没有专职的电工和维修工,工厂电线都是他亲自带着人架设的,电机坏了,自己修!刀具钝了,自己磨!


意外事故给葛清晨的拇指留下了永久的伤疤,而另外一次意外,还差点要了葛清晨的命。那是一次维修机床的时候,一个惯性轴碎裂带着巨大的冲力向葛清晨飞过来,他本能地向一边躲闪,惯性轴堪堪擦着他的头发丝砸到对面的墙壁,随着“嘭”一声响,墙面被砸出一个深坑。“当时的确吓坏了,如果不是我躲得快,这一下砸到头,那什么都谈不上了。”隔着几十年光阴,葛清晨说起这件事仍然心有余悸。葛清晨带着东林人特有的执著,用自己的正直、严格,让木材加工厂年盈利达到8000元,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几乎在同一个历史时期,李兴源也遭遇了与葛清晨一样的困境,当时他所在工厂里的锅炉是前苏联进口的,对应的是不低于5000大卡的优质煤,用土话说这锅炉“只吃细粮”,但现实是坝上没有优质煤炭,可是又不能为了换煤而将锅炉废弃不用,只能想办法对锅炉进行改造。李兴源琢磨来琢磨去,想到了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借喷水提高燃烧率,利用水泵持续定量喷水,让进口锅炉不再“挑食”。为了从抽水到喷水的过程持续不间断,李兴源又经过一系列实验和论证,经济快捷地解决了难题。


△(李兴源一家在塞罕坝的合影,照片由李信提供)


面对挑战,东林人从未退缩。事业艰难,东林人长风破浪。塞罕坝,将青涩的大学生锤炼成了敢打敢拼不畏压力的林业工作者。东林人,将塞罕坝改造成森林茂密水草丰沛的绿色明珠。


技术,东林人先做标准行

要想让塞罕坝的生态得到恢复,种树是第一步。在建设初期,造林的树苗都是从外地调集的,但长途运输无可避免地会让树苗失水,这极大降低了造林成活率,作为坝上仅有的本科学生,东林人不仅是技术员,要筛选种子、就地育苗,还要研究各树种的生长适应情况,让树木在塞罕坝扎根、成活。他们在实践中发明的“全光育苗法”,可以让树苗集体抗逆,抵御恶劣气候的摧残。


调集种子的工作很艰巨,包括葛清晨、李信在内的不少东林毕业生参与了到外地调集种子的工作。1966年前后,坝上一块地种植落叶松没有成功,葛清晨因此受命到黑龙江省调集樟子松种子,当时树种受到国家管制和保护,不可能在市场上买得到,他想来想去,把主意打到了在黑龙江省林业厅工作的同学头上,硬着头皮天天去林业厅软磨硬泡,人家上班他就跟着进去,人家下班他就离开,过了一个月,才捧着9斤珍贵的种子回去,让樟子松在塞罕坝的土地上扎根。


有了种子,育苗工作才真正开始。育苗是让塞罕坝人最苦恼的工作之一,在出苗和天气变化的时间节点,要不眠不休地观测气象和看护幼苗,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会导致满盘皆输的结果。各分场的技术员几乎都是由东林毕业生担任。


在建场之初,塞罕坝无霜期平均为52天,开春播种的时机必须把握好,既要保证幼苗有足够的生长时间以对抗严冬,又要保证幼苗不会才钻出土地就被冻死。春播最理想的状态是,气温刚好,种子也刚巧达到裂口而没有抽芽的状态。


可以说,没有一个技术员能在春播前夕睡一晚整觉。如果观测到气温上升得快,种子状态还不够,就得把火炕烧热,催促种子早点从睡梦中醒来,如果观测到气温仍然很低,而种子已经有抽芽的迹象,那就得调低环境温度,延迟抽芽时间。


播种敷土也是一项技术活,东林毕业生们特意跟有经验的林业工作者学习过,拿筛子敷土时还有一句口诀“大筛大晃,小步轻移”,这是为了敷土薄厚均匀,既能防风保暖,又不会限制树苗抽芽生长。到这里,技术员并不能歇一口气,他们要随时观察温度变化,如果头一天夜里温度降到2℃,预示着第二天霜冻即将到来,技术员点火升起烟雾以驱散水汽。


全光育苗法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被摸索出来的。

“在学校里学习的是遮阴育苗,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遮阴育苗确实出苗率高,但是苗木变得脆弱,经不了风雪,生长不好,存活率低。”以往的林科指导性教材介绍落叶松是阳性树种,幼苗期耐不了高温和阳光直射,通常采用遮阴育苗法,但塞罕坝的高寒气候让遮阴育苗法走到了死胡同。李兴源决定反其道而行之,在育苗期采用全光,经过多次试验对比,全光育苗的落叶松树苗反倒更为茁壮,更能适应低温干燥的自然环境,这也是国内首次在高寒地区取得全光育苗成功,经过三四年的大胆实验和谨慎求证,全光育苗法被全面推广。


实际工作中,李兴源还发现育苗期的落叶松并不惧怕低温,只要保证足够的密度,还能让树苗集体抗逆,抵御恶劣气候的摧残,不需要额外做保温工作,极大节省了人力物力。就这样,通过早春播种、夏秋管护、冬季雪藏,东林技术员育出的幼苗棵棵壮实。


“侧根发达的树苗,我们叫做‘包禄’胡子,长成那样的都是好苗子。”李兴源告诉记者,包禄也是东林毕业生,因为留着一把小胡子,被调皮的同学们拿来形容侧根发达的一等树苗。塞罕坝落叶松树苗的高和地径比不超过70倍,上面像个矮胖子,苗株短粗,下面又像大胡子,根须发达,这才能称为一等苗,这个标准比林业部高很多,要达到这么极致的标准,离不开技术员们的科研攻关实力和辛勤工作。


塞罕坝的东林人有一项共识,虽然咱的职务叫做技术员,但是绝不能光搞技术。技术员们不但要把握技术要领和时间节点,到干活的时候,还得一马当先做标准行,根据技术员的标准要求其他人的工程质量。“那哪是技术员啊?技术员光管技术就行了,我们是技术得管,活得干,还必须要干得好,干得漂亮!”说起这段往事,李兴源和吕秉臣的自嘲里泛着波澜不惊的骄傲。


守护,防火防虫护绿海

塞罕坝的森林大多为人工针叶林,林下、路边蒿草茂密,可燃物多。而且塞罕坝风大物燥,森林连片分布,一旦发生火灾,极易“火烧连营”,后果不堪设想。防火,是林场工作的重中之重。五十多年来,塞罕坝的零事故并非是零火情,只是通过严谨再严谨的工作让火情及时被消灭在萌芽之前。


坝上火种的来源,主要有当地人吸烟、烤干粮以及外来游客带来的火种。随着近几年旅游资源的开发,每年到此旅游的游客达到100万人次,且仍有快速增加的趋势。游客随手丢弃的一个烟头,都可能会酿成无可挽回的山林火灾,必须把这个可能性降到零,因此这里禁止吸烟,禁止携带火种,但这仍然不能保证万无一失。


在还没有降下大雪之前的初冬时节,塞罕坝仍处于防火紧要期,节假日不休息,不但护林员任务繁重,就连机关人员也要承担巡山防火的任务。此时搭乘汽车进入塞罕坝的人,会看到这样一幕:公路边上的护林员看到汽车驶来,会“唰”的扯开一面醒目的三角旗,上面“护林防火”的字样清晰可辨,这样的展旗提醒每隔几百米就会重复一次。


刘文仕、李兴源、李信等管理者都制定和参与过防火扑火工作的制度规范,那时候,就已经确立了“打早、打小、打了”的森林防火和扑救目的。


最开始厂长骑马巡查护林员在岗情况,随着时代发展,上世纪九十年代,塞罕坝的瞭望台终结了“摇把子”,用上了无线通讯设备,几年前实现了4G信号覆盖,甚至为森林防火和扑火研发了APP,配置上定位终端,实现护林员的定位管理、实时监控、签到提醒等,提高了护林员的管理水平。随着技术更新,管理手段更为先进,但是“护林防火就是防人、管人”的中心思想没有变。“我们很多基本管理制度,护林防火、森林经营的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很科学,这些都是第一代建设者留下的。”现任机械总厂副厂长张向忠说。


除了防火期,还有防虫期。保护区里基本是人工林,树种单一,虫害一旦泛滥,后果十分严重。


4月份是松毛虫上树的季节,那时候甚至能听到虫子啃食树叶的嘎吱嘎吱的声音。此时要密切观察虫害发生地点、面积、虫口密度等,一旦形成虫灾,立即投入扑灭。上世纪八十年代,塞罕坝实现了飞机大面积喷洒药物,为了喷洒地点准确,必须人工举旗标识地点,“不同颜色的旗帜代表的意思不同,我得坐在飞机上看旗子指挥撒药。现在好了,有了卫星导航,动动手指头就能确定喷洒范围,再也不用人工举旗了。”李信负责护林防火工作的时候,卫星导航技术还没有实际应用到林业工作中来,他对科技进步带来的变化颇有些感慨和遗憾。


李兴源说,有一次松毛虫泛滥的季节,所有人都在高度戒备,却意外发现虫子莫名其妙地大批死亡,虫尸成团成堆的抱在一起,这些死虫被送到北京的科研机构鉴定,发现是某种病毒让松毛虫送了命,于是,塞罕坝人开始利用生物天敌防治虫害,尝试与科研机构联合利用病毒控制害虫数量,少用药甚至不用药,用生物手段达到生态平衡。


一只害虫、一个火种都可能毁掉所有辛苦付出的成果,仅仅是谨慎还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点热爱生活的好奇心、神来一笔的想象力以及勇于尝试的行动力。而这些,东林毕业生们都不缺。


在大雪封山的季节,虫害与火灾的危险基本不存在了,然而有一年冬天,李兴源发现好不容易成活的樟子松幼树遭到了老鼠的打劫,老鼠专门啃树皮,从远处看不出什么,扒开积雪才能发现雪下边的树皮都被啃干净了。等到万物竞发的时节到来,被啃了树皮的樟子松自然不可能再迎来春天。


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说老鼠还知道啃树皮躲着人?技术员们反复琢磨才搞清楚原因,原来老鼠害怕的是塞罕坝冬天的极低气温,积雪有保温作用,老鼠藏在雪里,比暴露在空气中暖和多了。找到原因,问题就容易解决了,林业工作者们人为挖开积雪,在林地里设置隔离带,老鼠怕冷,不敢钻出积雪,就这样,樟子松幼苗安全地度过了寒冷的冬季。


同样的,兔子也是落叶松幼树的威胁。“兔子啃落叶松的树尖,比镰刀切得还整齐,被兔子啃过,幼树就没法长大了。”李兴源说,对付兔子,只能发动群众的力量,请坝上老百姓上山套兔子,兔子皮毛还可以用来做衣服保暖,群众积极性很高,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坝上兔子的数量总算控制下来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吕秉臣调任总厂副厂长,主管森林防火。照片中,因附近发现火点,随即对行人进行盘查。弓腰站立者为吕秉臣)


理想,在踏实奋进中变成现实

如今的塞罕坝,每年为京津地区输送净水1.37亿立方米、释放氧气55万吨,成为守卫京津的重要生态屏障。机械林场副场长张向忠的电脑里,有10几个G的资源被塞罕坝美图占用着。他骄傲地指着电脑屏幕说:“看,这就是塞罕坝,四季有不同的美景。”


张向忠介绍,塞罕坝的森林旅游事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1983年塞罕坝林场转入营林为主、造林为辅的新阶段,开始探索多种经营之路,把发展森林旅游作为二次创业的支柱产业。1993年5月,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获批组建,1999年6月,塞罕坝森林旅游开发公司应时而生。


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年入园人数由2001年的9万人次,增加到现在的60万人次,年旅游直接收入由原来的104万元,增加到现在的6200多万元。截至目前,公园累计接待中外游客超过520万人次,实现直接经济效益近4亿元,年均纳税700余万元,每年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2.5万个,累计创造社会综合效益近30亿元,有力地拉动了景区周边乡村游和县域经济的发展,有效发挥了旅游扶贫、旅游富民的功能作用。


这些年,游客人数和经济效益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但是任何事业的起步阶段都是艰难的。“1983年是塞罕坝森林经营初创阶段,那时候的总负责人是东林毕业生李信,森林经营的发展方向、步骤、仍然在沿袭那时候制定的计划,非常有前瞻性。东林毕业生对塞罕坝建设有巨大贡献,这种影响至今还存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包括李信的儿子李大林在内的多位东林毕业生的子女,把建设塞罕坝当成毕生的奋斗理想,让东林精神牢牢扎根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这就是东林与塞罕坝的深厚羁绊。


而塞罕坝也从未忘记这些东林人。


38岁的杨秋贵是塞罕坝的一名普通司机,谈话里不经意夹带着林业术语,他对脚下这片土地的了解和眷恋,让记者印象尤为深刻。他说“若没有第一代的高材生,也许没有今天的塞罕坝呢,也没有我呢。”


塞罕坝机械林场副场长张向忠说:“东北林大是全国有名的林业院校,有专业基础,建场初期就获得造林成功,与高学历人员充实进来是密不可分的。”。


塞罕坝机械林场森林旅游开发公司工会主席朱立新这样说:“可以说没有东北林大的47个人,就没有塞罕坝的今天”。


现年91岁高龄的首任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刘文仕说:“东北林学院毕业生上坝后,全部扑在技术岗位上,都是‘扛大梁’的,他们对塞罕坝建设有巨大贡献。”


吕秉臣含泪感叹:“我个人是渺小的,但是在这个集体里,我做了一件大事。”他向记者介绍老照片上一个个年轻的面庞和照片背后的故事,那些青春挺拔的身影,现在都已步入耄耋之年,但他们在塞罕坝上奋斗的青春故事却从未褪色,他们用东林人的艰苦奋斗给塞罕坝精神标注了最鲜活的注脚,正成为一代又一代林业人耕耘山海林田、塑造美丽中国的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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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郭楠枫

编辑 | 宁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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