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张明扬：如果能维持生计，谁愿意“恶意做工”？

张明扬

历史作家，媒体人

文章来源：无马社

发布时间：2022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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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福建省晋江市公安局通报了一起涉疫案件：男子张某“谎称外出买菜，实际驾车前往世纪大道附近做工”，给予行政拘留5天。

在社交媒体上，这件事被网友称之为“恶意做工”和“非法糊口”。

这当然是一种调侃，按照恶意做工的逻辑，这或许也可被定义为 “恶意调侃”。

在疫情的语境下，“恶意XX”最早出自今年1月初河南某县县长之口：“恶意返乡的，只要返回先隔离再拘留”。此后，“恶意XX”似乎成了疫情防控中不近人情的一个代名词。

在一些网友看来，疫情防控规定就应该是刚性的，违反了就是违反了，给予行政拘留并不为过。

这样的说法自然有其道理。不过，“防疫”是不是疫情状态下，唯一被认可和尊重的生活价值呢？尤其是当“防疫”遭遇极其艰难的“民生”时。

疫情对每个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对疫情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想，这应该算是一个共识？比如，我作为一个身体健康的中年人，对于“自由自在”的向往超过对于疫情的恐惧；我这么想自然没错，但从另外一方面，有基础疾病的老人家比我更加恐惧疫情，这么想也没有错。

这是一种同理心。如果你同意这种同理心的话，应当也能体会以下这种同理心：疫情中作为一个工作稳定、可以居家办公、甚至“全薪休假”的人，或许对“居家隔离”并没有太大抵触；但是，对于这个世界上灵活就业、“手停口停”的人，居家隔离就意味着没有收入，他们怎么能像前者一样淡定、安心呢？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很多人会凝重地说一句：“人命大于天”。他们的逻辑中往往还会有下一句，“牺牲点经济算不了什么”。如果经济只是GDP，只是那些经济统计数据，我也觉得算不了什么，但经济落实在一个个具体的人和家庭中：他们的饭碗，他们的房贷，他们生活水平的朝不保夕时，这两句话就显得格外沉重。

对此，那个晋江市的“恶意做工者”比我更有发言权。

很多人无法理解，疫情的代价并不是“均等”地落在每个人身上，最大的背负者往往是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作为一个“带薪居家”的幸运儿，你可以对无论多么严格的防疫政策显示出无条件的宽容与理解，但是，对于“恶意做工者”们的苦痛与无奈，至少也可以给一些宽容与理解。其实，对于很多身背巨额房贷的“中产”而言，看似光鲜稳定的工作和阶层，也难保不在某一天跌落。

《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有一段被反复引用的话，我在这里有必要再引用一次：“每当你想批评别人的时候，要记住，这世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你拥有的那些优势。”

（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剧照）

每当你想斥责“恶意做工者”的时候，也可以想想菲茨杰拉德这句话。有了理解之同情，我们在思考“恶意做工者”的问题上也有了“继续推进”的可能性。当人养家糊口的需求与防控需求发生抵触时，怎么办？

这里至少有两个思考方向。第一个思考方向是，基于当地当时的疫情情况，防控要求是否足够精准?有没有超出实际？最近一些地区，哪怕只有个位数的确诊，甚至没有一例，也开始对正常的经济生活进行各种限制。中底层劳动者配合这样过度的防控要求，心中难免生怨。简单说就是，民众的情绪也是动态的，他们对防疫的配合度理解度高度匹配着他们对疫情严重程度的认知。

以晋江这次处罚为例，张某“谎称买菜”可以出行，这说明居民是可以出门办生活必需品的，但是，菜市场和工作场所比，也许人流更密集，为什么可以买菜但不能去做工？如果一直不让他做工，他哪里有钱买菜呢？

这牵涉到第二个思考方向：如果本地疫情很严重，在防控确实需要加强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对急需收入的中底层劳动者进行必要及时的帮扶与“补偿”。我想，那位福建的“恶意做工者”也并不是不担心疫情，只是对于生存的压力压倒了他对疫情的操心而已，如果能够帮助解决他们的基本经济需求，他们又何苦冒着疫情风险“恶意做工”呢？

在大多数时候，民生不必为疫情防控让路；在某些特殊时候，当防控必须短暂的“压倒一切”时，如果要求民众无条件地理解和配合防控，就需要设身处地去想想：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

从广义上来说，防疫其实也是一种民生，民生与民生之间，可以有兼容，可以有动态的优先级，但不宜有非此即彼的“不惜一切代价”。

编辑：刘奕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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