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受地缘政治的影响，欧洲似乎一直是伊斯兰国（ISIS）恐怖主义的重灾地。据不完全统计，在2015至2017年间，法国、德国、英国、瑞典等国家发生的穆斯林自杀式爆炸事件多达二十余起。不少媒体、评论者将恐袭根源指向欧洲移民，亦有人指责欧盟的无能。
哥伦比亚大学人文教授马克·里拉却另辟蹊径，以其丰厚的古典知识透视这一当代政治浩劫，并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一篇相关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以2015年1月在巴黎《查理周刊》编辑室发生的刺杀为缘起，以维勒贝克的小说《臣服》为主要分析对象，揭示出人类文明和宗教信仰二者间的内在联系。
维勒贝克的小说描绘了一场悲剧：以启蒙运动为原点的欧洲文明崩塌，以穆斯林为统治党的另一个欧洲兴起。里拉认为，《臣服》折射了欧洲人“一种循环往复的担忧”。启蒙运动造就了以“个人自由”为上的现代文明，而这一文明的“不确定性”却日益增加。越来越多以“理性”为信条的欧洲人在生活中迷失，于是他们怀念起启蒙运动以前的“朴素而充满无条件虔诚的生活”，而这一生活，恰恰是当下未被完全世俗化的穆斯林所拥有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被ISIS恐袭放大了的反动思想，折射出了当代欧洲人内心的忧虑。他们渴望从理性的、线性的历史叙事中逃脱，实现某种心灵的疗愈。而这一“回到过去”的渴望，是否也为以欧洲为榜样的后发国家的人们所熟悉呢？
2015 年 1 月 7 日的早晨，两位法籍穆斯林恐怖分子赛义德（Saïd）与谢里夫·库阿奇（Chérif Kouachi）混入讽刺报纸《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的巴黎办公室，刺杀了十二人。逃跑之前，他们疾呼自己是在为先知穆罕默德复仇，以对付这份报纸几年来所刊登的具有侮辱性的漫画。次日清晨，一名年轻的女警死于枪击，枪手正是两人的共犯，极端穆斯林库利巴利（Amedy Coulibaly），枪击地点是巴黎城郊一所犹太学校外的大街。1 月 9 日，库利巴利全副武装闯进巴黎一家犹太食品超市，当场杀死四位顾客，并将其余人劫持为人质。当天下午，警方同时围攻了这家超市和库阿奇兄弟在巴黎东北的藏身之所，一举歼灭了三位恐怖分子。星期天，也就是 1 月 11 日，以悼念遇害者的名义开展的示威席卷整个法国，超过一百五十万人与四十四位国家领导人并肩走向巴黎街头。
这场杀戮所激起的恐怖甚于震惊。政治伊斯兰主义在法国人的视野里至少已经停留了两年。2012 年，一名恐怖分子先后在法国西南部刺杀了三名穆斯林法国士兵和一所犹太学校中的一位老师以及三名学生。整个 2014年，法国各地的年轻人奔赴叙利亚发动“圣战”的故事时有传闻 ：截至年底，其总人数已远超一千，其中很大部分是刚刚皈依的教徒，还有惊人数量的年轻女孩子时至秋日，法籍“圣战主义者”参与“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执行死刑的视频浮出水面，10 月又见一段在阿尔及利亚斩首法国山岭导游的视频。鉴于这一系列现象，1 月的事件之后人们很容易发现此事“早有预兆”，因此，也一定有人必须为忽视这些预兆受到惩处。随之而来的争议也并未让人大吃一惊。1989 年，三名虔诚的穆斯林女孩由于拒绝在法国的学校里脱下头巾而被停学，此后，一场关于伊斯兰教在法国社会中地位的文化战役就始终沸腾不息。每隔几年，就会有一次独立事件—学校提供符合伊斯兰教规的食物，居住区工程中爆发骚乱，清真寺或犹太教会堂遭到袭击，右翼党派国民阵线赢得地方竞选—再次引起矛盾。巴黎大屠杀再次深重地激化了这一矛盾。随后激烈的公共辩论也并不陌生。左派记者与政治家急于宣称此次袭击“与伊斯兰教无关”，并警告人们不要责备法国失败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受害者。右派评论家则指责前者忽视眼前政治伊斯兰主义、移民问题和文化多元主义所带来的危险。2015年的重大事件之后，法国作家米歇尔·维勒贝克所写的小说《臣服》吸引了数万名法国读者的注意力，并成了他们赖以理解这一事件的依据。《臣服》不像有些人所预想的那样是有关武装叛变的故事，小说中也没有人表达对穆斯林的仇恨或怜悯。在一定层面上，它仅仅关乎一个人如何在痛苦与淡漠中意识到自己正在向麦加（穆罕默德的诞生地，伊斯兰教徒的圣地）跋涉。然而在另一层面上，它关乎一个文明，在几个世纪以来内部信仰几乎不可察觉地渐渐干涸之后，这个文明也正和主人公做着同样的事。
弗朗索瓦（François），也就是《臣服》的主人公，是巴黎索邦大学的一位中级文学教授，他专攻符号主义小说家若利斯-卡尔·于斯曼（J.K. Huysmans）的作品。和维勒贝克笔下所有的主人公一样，他是一个un pauvre type，一个失败者。弗朗索瓦独自居住在摩登公寓楼里，在大学教书却没有朋友，回到家只是为了速冻晚饭、电视机和成人电影。大多数时候，他都能成功搭讪到一名学生，开始一段亲密关系，但最终往往是女孩在暑假里发来一封简短的分手信，信件的开头总是“我认识了一个人”。他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感到毫无头绪。他不明白学生们为什么如此急于致富，记者和政客为什么如此空洞，或者为什么所有人，正如他自己一样，如此孤独。他相信“只有文学能带给你与另一个人类灵魂接触的感动”，可是没有人在乎这些。他曾经的女朋友米莉安（Myrian）真心爱他，可他却没能做出回应，当她终于离开他回到父母身边，由于觉得法国不安全而移居以色列时，他所能想到的话只有：“对我而言，不存在以色列。”即使是妓女，尽管能带来很好的性生活，也只是进一步加重他的困境。我们来到了 2022 年，一场总统大选即将举行。所有熟知内情的人都将赌注下给了国民阵线的玛丽娜·勒庞，赌她能赢得初选，这迫使其他党派结成联盟，阻挡她的攻势。从中出现的黑马是一个新生的、温和的穆斯林党派，这个名叫“穆斯林兄弟会”的党派已经吸引了大约五分之一的选民，几乎和社会党不分高下。该党的创始人及主席穆罕默德·本·阿贝（Muhammed Ben Abbes）是一个和善的人，在社会事务上赞同他保守立场的天主教和犹太教领袖与他相谈甚欢，商业团体也由于他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与他相处友好。
不出意料的是，勒庞确实赢得了总统初选，而社会党或保守派都无法获得足够的票数来击败她。因此它们决定在终选阶段转而支持本·阿贝，凭借着微弱的得票优势，法国选举出了它的第一位穆斯林总统。本·阿贝决定让各党派分管各个部门，只是将教育部长的职务留给了“穆斯林兄弟会”。与政党联盟中的其他伙伴不同，本·阿贝仍然懂得，一个国家能被教室中发生的事所改变。
起初，除了学校外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改观。但是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弗朗索瓦开始注意到一些细节，从女性的穿着开始。尽管政府并没有颁布着装要求，他发现街上的短裙和连衣裙越来越少，而有袋的裤子和衬衫等能遮住身体轮廓的着装则日益增多。看来非穆斯林裔的女性也采纳了这种风格来逃脱维勒贝克在他的其他几部小说中描述得如此令人毛骨悚然的性交易市场。青少年犯罪率有所下降，随着女性利用新颁布的家庭津贴照料孩子并逐渐离开劳动力市场，失业率也随之下跌。弗朗索瓦以为，他正在目睹一种新型社会模式的诞生，启发这一模式的是一种他不甚了解的宗教，他想象处在这一宗教核心的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男性拥有多个妻子用于性生活、养育孩子和维护感情 ；每一位妻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先后经历其中的每一个阶段，却永远不需要担心被抛弃。她们身边总是围绕着孩子，孩子们拥有众多兄弟姐妹并感受着来自父母的爱，父母之间永远不会离婚。离群索居的弗朗索瓦已经和父母失去了联系，于是他面对这一景象深受触动。他的幻想（或许也是维勒贝克的幻想）并不是殖民一般的妻妾成群。它其实更接近心理学家所谓的“名门幻想”。大学里俨然是另一番景象。“穆斯林兄弟会”掌权之后，弗朗索瓦与其他非穆斯林裔的教师都被要求提前退休并且可以获得全额养老金。教师们对钱的数额感到满意，出于漠然或恐惧，他们并没有抗议。一轮金色的新月被安置在了索邦大学校门的上方，成排的麦加清真寺的照片点缀着一度朴实无华的大学办公室墙面，如今这些办公室都由海湾酋长出资重建。
弗朗索瓦其实正心不在焉。自从米莉安离开以来，他就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绝望。独自度过了又一个新年之后，他突然在一天夜里开始抽泣，似乎没有来由，却又无法止息。之后不久，明显是出于研究目的，他决定在法国南部的本笃会寺院中待一段时间，他的英雄于斯曼就曾经放弃巴黎的灯红酒绿在此皈依了神秘派的天主教，并度过了最后的岁月。但他在寺院里只待了两天，因为他发现布道内容很天真，性生活是禁忌，而且他们不允许他抽烟。于是他奔赴法国西南部的罗卡马杜小镇，中世纪的朝圣者曾经来到这座“信仰之城”，朝拜安放在方形教堂前的黑圣母像。不知为何，弗朗索瓦被圣母像深深吸引，再三前来膜拜，直到有一刻 ：我觉得我的个性正在溶解……我处在一个奇怪的状态。圣母看起来正从她的基座上升起，在空中渐渐膨胀。她怀中的耶稣仿佛随时会从中抽身，我觉得他只要举起右臂就能毁灭一切异教徒和崇拜者，而世界的钥匙也将重新回到他的手中。可是当这一切结束时，弗朗索瓦只是把它归咎于低血糖，于是返回酒店吃了些法式油封鸭就呼呼大睡了。第二天，他再也无法记起前一天发生的事。呆坐了半小时之后，他得了感冒，于是回到车里准备回家。到家时他发现了一封信，他从信中得知关系疏远的母亲已经在他离家时孤独去世，被葬在了一座贫民公墓。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弗朗索瓦撞见了大学校长罗伯特·雷迪格（Robert Rediger）。学生时代的雷迪格曾经是一个极端右翼天主教徒，尽管他大多数时间在阅读尼采而不是神父的作品。世俗化的人本主义欧洲令他感到恶心。20 世纪 50 年代，欧洲由于意志薄弱放弃了殖民地，20 世纪 60 年代又催生了堕落的文化，告诉人们追求个人享乐，而不教导他们承担义务去维护常常参加礼拜的大家庭。由于无法繁衍，欧洲由此对来自穆斯林国家的大规模阿拉伯和非洲裔移民打开了大门，如今法国乡镇的街道看上去像穆斯林国家的露天集市。将这些人融入进来的计划从来不在盘算之中，伊斯兰教也不会烟消云散，更不用说在信奉无神论的共和国的学校里。他以为，如果欧洲尚能东山再起，就必须赶走这些异教徒并回归真正的天主教信仰。
但是，与信奉天主教的排外着相比，雷迪格将这种想法更推进了一步。他忽然意识到伊斯兰教主义者所传递的讯息和他自己的有多么相似。他们和他一样，将朴素而充满无条件虔诚的生活视为理想，并憎恨现代文化和造成它的启蒙运动。他们相信家庭内部的阶级，相信妻儿们应该服侍父上。唯一将他与他们区分开的就是他们在毯子上祷告，而他在神坛边祷告。然而雷德格反思得越深，他就越发觉得自己必须承认 ：实际上，欧洲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无论根据什么重要的标准，后基督教的欧洲正在走向衰亡，而伊斯兰文明却风华正茂。如果欧洲尚有将来，那必将是伊斯兰教的将来。因此雷迪格转向了胜利的一方。“穆斯林兄弟会”的凯旋也证明了他这样做是明智的。正如一名前情报机关的伊斯兰专家告诉弗朗索瓦的那样，本·阿贝并不是一位幻想在勒旺的沙地上重建旧时哈里发帝国的激进伊斯兰教主义者。他是一位现代欧洲人，却又没有现代欧洲人的缺陷，因此他大获成功。他的抱负与奥古斯都大帝如出一辙 ：再次统一欧洲大陆，反攻北非，打造令人敬畏的文化与经济势力。继查理曼大帝与拿破仑（以及希特勒）之后，本·阿贝将成为欧洲第一位和平征服者而被载入史册。罗马帝国延续了几个世纪，基督教帝国延续了一千五百年。在遥远的将来，历史学家们将会发现欧洲的现代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两世纪长的偏差，淹没在以宗教为根基的文明永恒的跌宕起伏之中。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斯宾格勒式的预言并没有给弗朗索瓦带来触动 ；他关心的事朴实无华，比如他是否可以选择妻子。然而，仍旧有些什么使他不愿臣服。至于雷迪格，在一边啜饮着上等默尔索干白葡萄酒，一边任由他穿着 Hello Kitty 服装的十五岁妻子（三位之一）送来零嘴的间歇，他开始了绝杀。随着禁乐在背景中响起，他开始—以机智的维勒贝克式的手法—借用多米尼克·奥利（Dominique Aury）的受虐狂小说《O 的故事》来为《古兰经》辩护。他告诉弗朗索瓦，《O 的故事》所传递的教益与圣书别无二致，那就是“只有在彻底的臣服中才能企及人类幸福的巅峰”，孩子对家长的臣服、女人对男人的臣服、人对神的臣服。作为回报，人们会得到光辉灿烂的一生。由于伊斯兰教不像基督教，并不将人类视作处在与天堂截然不同的堕落世界中的朝圣者，因此也不会有逃脱或重塑这个世界的需求。《古兰经》是一首浩渺的神秘主义诗歌，歌颂着创造我们所处的这个完美世界的上帝，教会我们如何在顺从中获得幸福。而自由无非是不幸的另一种表达。
于是弗朗索瓦决定皈依伊斯兰教，并决定在巴黎大清真寺参加他以为会简短朴素的仪式。他不悲不喜地完成了这一切。他感到释然，正如想象中他仰慕的于斯曼在皈依天主教时所感受到的那样。事情终究会有起色。他会拥有他的妻子们，因此再也不用为爱情和性生活操心；他会得到母亲般的关怀。虽然孩子们可能需要他适应一下，但是他会学着爱他们，而他们也会理所当然地爱他们的父亲。放弃饮酒可能会有些困难，但是至少他还可以抽烟和做爱。所以为什么不呢？他的生活精疲力竭，就像欧洲的生命一样。是时候接受新生活了—任何新的生活。维勒贝克希望我们将现代欧洲的崩塌和穆斯林欧洲的兴起视为一场悲剧，这一点毫无疑问。“这意味着终结，”他告诉一位采访者，“毕竟算得上是一座古老文明的终结。”尽管如此，这并不见得使伊斯兰教成为一种邪恶的宗教，它只是一种现实的宗教。这不是非穆斯林裔知识分子所想象的能与天主教会形成类比的伊斯兰教（就像在如今的法国知识分子所想象的那样），也不是能和与世无争的新教信仰形成类比的伊斯兰教（比如在当今的北欧和美国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这里的伊斯兰教是一股外来的、以扩张为天性的社会力量的缩影。它可以不引起硝烟，但是对于妥协或拓宽人类自由的边界并不感兴趣。它想要塑造更好的人类，而不是更自由的人类。维勒贝克的评论者历来认为这部小说具有反穆斯林的性质，因为他们不假思索地以为个人自由是最高的人类价值—并坚信伊斯兰传统会同意他们的想法。其实并不，维勒贝克也不会同意。无论维勒贝克怎么想，《臣服》并不是针对伊斯兰教的攻击。它是一种载体，用以表达欧洲人一种循环往复的担忧，即自由——针对传统和权威的自由，用以追求个人目的的自由—最终会无可避免地造成毁灭。维勒贝克认为，我们的问题是随着启蒙运动对中世纪社会之有机完整性的抨击以及对技术进步的盲目推崇而开始的。维勒贝克投射在伊斯兰教上的特质与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宗教右派投射到前现代基督教王国的特质并无二致 ：牢固的家庭、道德教育、社会秩序、场所意识、有意义的死亡，以及——也是最重要的——作为文化的自我传承意识。他展示了在某些人身上真实存在的想法，这些人——从极端右派的本土主义者到极端伊斯兰主义者——憎恨现实并幻想着回到过去，重建他们所以为的丢失了的一切。维勒贝克笔下的所有角色都在试图逃避，通常是在性生活中，如今是在宗教问题上。他的第四部小说《一个岛的可能性》（The Possibility of an Island）, 被设定在非常遥远的未来，那时生物技术使得人们可以在生活无法忍受之际选择自杀，然后被重塑成一名没有先前记忆的克隆人。在维勒贝克看来，似乎那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没有记忆的不朽。2022 年的欧洲需要找到逃脱现实的另一种途径，而这枚克隆体恰好名为“伊斯兰教”。
米歇尔·维勒贝克并不愤怒。鉴于他对当代文化的洞悉—我们如何爱、如何工作、如何死亡——维勒贝克的小说总是聚焦于历史的长时段。他似乎真诚地相信法国已遗憾而无可挽回地丧失了自我意识，但并不是因为女权主义、移民、欧盟、全球化。这些只是一场开启于两个世纪前的危机的表症，当时欧洲对历史下了赌注：越是拓宽人类的自由，人类也就越幸福。在维勒贝克看来，这场赌博以失败告终。因此欧洲大陆开始漂泊不定，如今正经受着更为古老的诱惑，也就是臣服于那些声称能为上帝代言的人。上帝不语，一如从前。▼
美国保守主义者、欧洲民族主义者、
借用保罗教义/拥护保罗的激进左派……
他们为什么纷纷加入到反动者的行列之中？
为什么灾难历史观能拥有经久不息的力量？
它们又如何塑造当代历史？
哥伦比亚大学人文教授、
《纽约书评》专栏作者马克·里拉
梳理20世纪以来的“反动”观念和思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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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引人注目的“革命”，“反动”的力量及背后的信念、思想图景被严重忽视了。
马克·里拉在本书中将反动思想及其历史衍生物置于与革命思潮同等重要的位置，为我们展现了一系列关于“反动”这一概念的案例和具有针对性的反思。本书的第一部分聚焦于20世纪三位思想家——弗朗兹•罗森茨威格、埃里克•沃格林、列奥•施特劳斯，里拉从他们的著述出发，详细挖掘了其中所蕴含的现代怀旧情结。继而，里拉仔细考察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就始终盘踞在欧洲上空的反动历史叙事，以向我们展现它们是如何被应用于当代神学保守主义者和学术极左派的作品中，且同时引发了幻想重建哈里发帝国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者与欧洲文化保守主义者之间的冲突的。
跟随着里拉中肯且充满洞见的评述，我们可以一步步看到反动思想是如何成为推动政治行动的力量，形塑我们今日所处的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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