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婧，生于云南，毕业于重庆大学，工学和英语文学双学位。现从事教育工作。喜欢通过英语，去发现和感受异域的历史和现实。编辑｜艾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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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男女》剧照人对权威的第一次反应，是在家庭中发生的，因为家庭是人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人在长大了以后，对社会权威抱持的态度，往往是对家庭权威反应的一个持续。中国人既然在政治生活方面也搞家长式的统治——在上者必须像亲子一般地去“亲民”，在下者对在上者“抚养”之恩则必须心怀感激，把心也交给它——因此，中国人从小在家庭中养成的对待权威的态度，就成为了解中国人政治行为的一个关键。1.

题图：《编辑部的故事》剧照“过去永远不会消失。甚至还没有过去。”这是新年新书里出现的句子（可以找找是哪本：））。2022年不是太顺利，2023年也不知道会不会比较顺利。但无论如何，还是想保持期待，“挺直腰板。继续前行……继续安静、踏实、不起眼、持续地工作”（哲尔吉·康拉德语）。这期推送向各位读者预告2023年的新书。最期待哪本？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说不定）可以加快进程。即将上架权利革命叶礼庭（Michael

徐贲，1950年出生于苏州。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海内外知名公共知识分子。著作包括

Levi，1919—1987）

©️岩合光昭“我喜欢他们的不必理我，不必讨好人，不必狎昵人，或相反的不需怕人，不需因莫名恐惧而保命逃开……他们只是如此恰巧地在生存环境中有人族存在，仅仅如此而已，人猫各行其是，两不相犯，你不吃我我也无需对你悲悯，有闲的时候，偷偷欣赏一眼便可。”——朱天心猫驯服了人类？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美国著名德裔思想家，经济学家，20世纪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早年曾参加西班牙内战，投身于法国抵抗法西斯的运动和对犹太难民的营救行动，“二战”后先后任教于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

Garden，1992），并获得赫尔德奖（1983）、马内斯·斯佩贝尔奖（1990）、歌德奖章（2000）、法国荣誉军团军官勋位（1996）等荣誉。▼[匈牙利]

划开启了生命科学的新纪元。基因对人类有哪些影响，生物学不同流派各执一词：基因组成了个体，人类本性是由基因编码的，基因组成了文化和社会，决定了个人的贫富和民族是否好战……本书是世界知名遗传学家R.

题图：《攻壳机动队》剧照1960年的《美日安保条约》使美日两国缔结了紧密的同盟关系，也使日本完全置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之下，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自卫队军力扩张，已成为世界上排名前列的军事力量。《美日安保条约》引发了大规模的反安保斗争和一系列声势浩大的左翼社会运动。如同欧洲的“68一代”，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是日本战后的“安保一代”。押井守作为在安保斗争时期度过青春期并参加了左翼运动的一代人，在作品中延续了“安保一代”对战争与和平、革命与国家、技术与体制的反思。熟悉《攻壳机动队》（Ghost

本期推送摘自女性主义理论家、本书译者张念为新书《性差异的伦理学》所写的译者导读：“性-差异：男人女人共通的栖居地”，此为下篇。封套：内外之间的男-女栖居地一个边缘的、富有伸展性的、居无定所的位置，伊利格瑞称之为封套。这个封套的含义大于亚里士多德的空间定义。亚里士多德认为，一物存在必须占有某个空间，或被整全意义上的空间（宇宙，空气）所包裹，一物既在空间（容器）之内，也可与容器剥离。伊利格瑞以性爱过程和妊娠过程为例，她的问题是：女人为世界提供封套——就目的论而言——但不是僵化呆滞的容器，这空间养生、护生，有自己运动变化的理由和根据，封套自身的运动同样会具有空间性，运动自身同样具有善的目的。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开篇就列出两种伦理的至善：一个是活动以外的产品，另一个就是活动（积极生活）自身。这奇妙的封套既可在事物之内，也可在事物之外，可内可外，空间的空间。她必须是她自己的容器，她是质料又是形式，作为存在物，在话语系统中还找不到她自己的位置。她吓坏了，会慌乱地随便捡起外在的事物当成自己的封套：一个家，一个丈夫，一个孩子，还有美丽的华服，错乱从此绽出。从伊利格瑞的空间论来说，女人自己就是封套，那子宫那阴道，包裹孩子包裹男人，但作为事物而存在的封套有别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占有一处的物理空间，那可计算的容积是静态的，只有运动时直上直下的，没有封套的舒张或收缩。亚里士多德顾此失彼，事物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它的变化似乎是单独完成的，这变化并不涉及空间-封套自身的改变。物理学意义上的空间概念无法解释封套的变化和运动，伊利格瑞引入精神分析概念，小孩将妈妈想象为阳具母亲，阳具-母亲可以理解为那整全的事物，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是包裹万物的宇宙，欲望层面表现为被全能所覆盖的“绝对快感”（Jouissance）。然而出生的事实制造了阉割的始源创伤，脱离母体进入外部的世界，从此这忧伤的记忆-伤口，仅仅依赖于语言符号整饬抚平，但是身体和语言的间距无法克服，这间距在伊利格瑞看来，正是为欲望的运作提供了条件，而非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那样——事物的空间边界正好与形式（概念）的边界吻合。对此，伊利格瑞才说：物理学家大多是形上学家。而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这被征用的呆滞母性-空间外翻成“一”的形象，世界就成了子宫-封套的模本，而母亲-女人自己则成了被废弃的生命基地。这样一来，这基地，这载体，那说不清道不明的希腊名字“切诺”，在女性主义的视野中有了自己的运动图谱，其拓扑标记包括：隔膜、黏液、膜状物、多孔性组织、皮肤，她们既非质料又非形式，这些标记本身就是生成者，都无法用确定的点、线、面绘制。德里达说，这名字要找到自己的位置，但她并不是要求偿还。小爱神被城邦正义所羁押，这亏欠不需要清算，而是要找回那个更本原的位置，“母亲”自身的在想象界的镜像是怎样的？如果不从小孩的视角看，其实《物理学》中有关运动的论述已经给出了另外的视角，只不过需要修复与再造而已。《节育环》周雯静所以，自爱在女人这里成了一个难题，那本原的封套运动建立的是与多重他者的联系，经验之中，女人一自爱，她就被劈成无数瓣，她无法从原子-个体那自得圆融的意义上闭合自身，自爱会牵扯太多的伦理愧疚，本质上的多元就会来捣乱。如果有本原的最佳范例，伊利格瑞说只能是性爱活动和妊娠活动，男人和孩子在女人的身体之中，这是与自身同一的始源场景，这非自身的存在被体验为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物体和封套-空间”同一性，但亚里士多德又说，作为容器，物体可以和她分离，物体在哪儿，空间就在哪儿。这下女人就会发慌，她的同一性无据可依了。但伊利格瑞认为，封套一定是运动-欲望的朝向，因为她深藏间距的秘密，用波伏娃的话说，女人一生都在和自异性（self-alter）问题相处，就她们的不同生理-生命阶段而言，她有初潮、乳房隆起、月经循环、怀孕、绝经等生理现象，这些生理现象使得女人的身体如一台生命-生成-自异又自洽的装置，这恰恰是其道德优势的现象学还原，饱含对他者的深切领悟（apprehend）。那么性爱活动不可能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谁占有谁，谁依附谁，谁控制谁，而是一种相互的缠绕与包裹。另一种翻转，“是他将她放进自己的身体里，放进广袤的宇宙，把她从其所依附的狭小境地中解放出来”，他的手和阴茎是道成肉身的表现，性活动在此时是开放的系词，being的鲜活性就是男人为女人提供的封套，如尼采所喟叹的那样：我终于变成了空间，谢谢你接受我，我的灵魂。尼采后来自认为自己携带子宫，哲学的生产性难道是一场爬回“妈妈”肚子里的撤返-回归行动。怀旧是伦理错误，是的，道成肉身的男人让性爱富有神性，而一般意义的母性-母爱是神圣爱欲的额外注脚。我们发现，女人在家里，阴茎在身体里，小孩在子宫-母亲怀抱里，这一套方位图完全不同于男性哲学家爱欲现象的方位图。The

Brüderli努斯鲍姆的伦理观特别强调情感的价值，认为人类之所以会具有伦理行为，是因为人有“怜悯之情”（compassion）。她主张情感并非一种“非理性的运动”（non-rational

《万湖会议》剧照无论是跟随一名领导者的冲动，还是加入某一集体的需要，都会令我们对道德本身的感受，也就是良知所允许我们做的事，发生改变，甚至将后者完全抵消。为了解释这一点，我回到人类与信任的联系。这次我将通过个体之间的信任，以及个体对所属团体、国家或领导者的信任这两者的类比，来进行说明。团体或领导者如何赢取个体的信任？从长远看，不是通过抽象的概念、理论、宣言或者诸如此类的言行。恰恰相反，信任是一种心理社会的感知方式，它的确切品质只能通过把历史、经济学、社会学，以及个体和社会心理学的内容结合起来加以形容。从实践角度来讲，由于这种信任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收到反应，并且分析起来十分复杂，因此它只能是一个社群的成果，而非其中任何一名个体的反应。《持摄影机的人》剧照可能性有很多种：集体或国家有可能会，也有可能不会信任其领导者；有可能会，也有可能不会认为应以常规方式看待既定的法规和惯例。如果一个集体信任其领导者，这种信任意味着领导者必须要对其他团体采取马基雅维利式的态度。换言之，集体内部的成员会想当然地认为，自己面临攻击时会受到保护，这种保护会以牺牲其他团体的利益为代价。效忠集体就意味着以集体利益为先，这多半是因为其中的成员执意要求这么做。一名父亲之所以拥有父亲的地位，是因为他只会保护自己的孩子，别人的孩子他不管。一名领导尽管没有什么雄心壮志，或者没有做好准备采取残忍或欺诈的手段，但是他心里清楚，自己最好对其他团体采取马基雅维利式的手段，因为自己团体的成员期待他这么做——就算他不是什么好人，也好歹是个尽责的领导。他必须采取这样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对一名个体而言或许是不合乎道德标准的；但是（正如我所说），由于个体合乎道德标准的生活似乎应取决于团体是否稳定，领导者的行为从个人角度来讲或许并不道德，却在更高的层面上取得了“合乎道德标准”这一地位，并在这一行为之下让其他一切道德准则有可能实现。我们来考虑一下：一个人的道德感或良知决定了一个人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对自己表示认同；一个人的良知和自我认同乃是由一个人早期的人际关系，以及同这个人联系最为深刻的集体塑造的。因此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道德评判，一定还取决于影响这一道德评判的集体看待一切事物的方式。我们还有理由做出进一步分析：对于那些高度依赖他人正面评价的大多数人而言，良知对一种行为做出的评价，取决于由谁提倡或者由谁实施这一行为。因此良知往往与社会顺从等同起来，换言之，就是顺从我们身边最近、最重要的集体（不论是什么集体）当中多数人的观点和行为。即使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比如违背常规的道德原则，这一“顺从”的趋势所要付出的代价，有可能是对个体的、对内的一种折磨，而不是激发实际的抗命。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顺从，如果对此并不认同，我们多半会跟随那些特有的、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倘若他们拒绝，我们仍会趋于随大溜。让我用两个经过调研的例子来阐述。这两个例子取自纳粹德国的历史，它们将良知与顺从相结合，很有说服力。第一个例子是利夫顿所著《纳粹医生：医学屠杀与种族灭绝心理学》，第二个例子是布朗宁所著《普通人：后备警察101营和在波兰的最终解决方案》。利夫顿挣扎于医生从治愈者到杀手这一转变过程的自相矛盾之处，并指出他所研究的德国精神病学家往往都是国家的公职人员，这与他们所认同的自我形象颇为一致，也使得他们很难考虑违抗国家的命令。但是这些人同样受到“科学的”种族主义这一理想目标的影响，并且自始至终对集体意志保持忠诚，也认为自己的行为正体现出这一点。结果是，照利夫顿的话来讲，这些人私底下的良知被一个具有适应性的公共良知“折叠”了起来：折叠让纳粹医生逃避罪过，这种方式并非通过消灭良知，而是通过可以称为“良知转移”的方式来进行。良知所需要的条件被转移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自我，也就是把自我放进自己认为“好”的标准里去（比如责任、对团体的忠诚、“改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条件等），因此原始自我就无须承担自己的（屠杀）行为带来的任何责任……纳粹医生知道他们有所筛选，但不会将其解释为谋杀。一种层面上的否认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自我将“谋杀”的含义窜改；另一种层面上的否认是，原始自我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自我做出的一切行为都予以否认。作者:

Garden，1992），并获得赫尔德奖（1983）、马内斯·斯佩贝尔奖（1990）、歌德奖章（2000）、法国荣誉军团军官勋位（1996）等荣誉。▼[匈牙利]

Tiennon）的法国佃农的口述史，在时间上几乎跨越了大半个19世纪，该口述史记录中充满了某种谨慎而误导性的恭敬（deference）：“当他（那个曾将其父亲解雇掉的地主）从城堡（Le

陈宜中，英国剑桥大学博士，任职于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并担任《思想季刊》与《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编辑委员。研究兴趣在当代政治哲学、社会主义思想史、国族主义、当代中国政治思潮。▼作者:

Sudek在“二战”时开始拍房间里的窗景。天气、光线，和居住的周遭，对窗景的捕捉是他找到的在特殊时期和外部世界建立联结的方式。在被疫情中断的生活里，往窗外看的时候，我们又会被什么样的窗景所触动呢？拆

徐贲，1950年出生于苏州。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海内外知名公共知识分子。著作包括

“父亲提供了灵感；历史学家提供了必要并可以改编的神话；沙漠是必须面对的挑战，没有它就无法迎接其他挑战；海洋是通向中国的道路，即在外部世界里通向责任的道路——巨人最终会衰亡在这条道路上——所有这些都源于对北美大陆最初的征服。”——《成败落基山》从东海岸到西海岸，跨越落基山脉，穿过干旱的美洲大沙漠，直到水源丰沛、树木茂盛的俄勒冈。在游历过全球近70个国家后，2015年春天，卡普兰开启了这趟对祖国历史和地理的感知之旅。一如凯鲁亚克和托克维尔，他的“在路上”带我们以全新的方式认识今天的美国社会和现代文明。为何在全球化背景之下，美国正处于无比脆弱的文明环境之中？“边疆”的概念与西进征服史如何与地理相纠缠，并塑造了今天的美国？作为地缘政治专家和《大西洋月刊》的资深主笔，卡普兰用政治科学家的冷静和记者的热诚，说出了他认为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2月19日下午，我们特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侯深，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青年学者林垚两位嘉宾，与本书译者贾丁一起，聊一聊这部理解美国历史和当下的经典之作：在真实经历与不同的社会科学研究视角的多重维度下，《成败落基山》可以带给我们怎样的思考？活动信息活动主题：朝俄勒冈走去——如何以地理学的方式理解美国性格？主办方：三辉图书嘉宾：侯深、林垚、贾丁时间：2月19日

石榴城下的一片银杏陈晃：试图参与更多行动的文字工作者，家庭勉强健全的县城青年二号机：在医学院学人类学杨旸：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

题图：《末路狂花》剧照圣诞节前我们回顾了2021年出版的图书。点击标题查看：从躺平到行动｜2021年三辉图书年终盘点。今天的推送向大家预告2022年的新书。今年还是继续书系填坑：左翼前沿思想译丛、现代人小丛书、地球暗面、女书系、卡普兰作品系列；同时也挖了一些新坑，比如关注动物福利的“我们和它们”系列；政治哲学类的你将看到迈克尔·曼的《法西斯分子》、埃里克·格雷戈里的《政治与爱的秩序》以及艾维·图西曼的《我们的政治天性》；再版图书有《想象共和国》。*在此插播一则合作方征集：三辉图书是一家几乎没有出过畅销书的出版公司（不是不想），我们关心时代的精神状况，关心被淹没的历史，关心人的自由与权利，想为这个未知的世界留存一些思想，也想为当下的生活提供有益的思考资源。如果您所在的出版社与我们有相似的关注，在寻找独具眼光的选题机构、踏实靠谱的合作团队，欢迎与我们联系。联络邮箱：info@sanhuibooks.com.cn。即将上架政治与爱的秩序：一种奥古斯丁主义的民主公民伦理Politics

“恰当地感知另一个人的体温，关键并不是经验，而是恐惧和厌烦之间的平衡。最终，事情就像我们经历的一切烦恼那样，马可早早地学会用一句英文来总结这个过程：Time

题图：《阳光小美女》海报作为2021年博古睿哲学与文化奖的获得者，彼得·辛格收获的评价是：“在今天这个被社会、技术、政治、文化和经济变革急遽且深刻改变的世界，他帮助我们找到前行的方向和应具备的智慧，促进我们对自身的认识。”在彼得·辛格所著的《饥饿、富裕与道德》发表的1972年，文章中所提出的观念被认为是激进和超前的。而在人类生活经验被疫情深刻改变的当下，远方的苦难、同类的痛苦、关心与救助的义务这些概念或许对每个人都有了新的印迹和意义。10月，以“如何像帮助邻人一样帮助远方的人”为主题，我们邀请了三位来自发展与公益领域第一线的嘉宾——Diinsider草根创变者创始人李博伦，共同未来秘书处协调人黄威，以及公益盒子创始人何流，参与《饥饿、富裕与道德》的新书沙龙，本文是活动的全文整理，包含了三位嘉宾从自身经历出发与彼得·辛格的隔空对话，也可以看作是利他主义理念于中国社会的一种真实回响。实录分为上下篇，此为下篇。点击图片查看上篇04项目评估：重要而困难主持人：经常听到有做慈善的朋友说感觉“慈善永无尽头”，刚刚何流老师也提到在刚开始做公益的时候，总感觉做的公益项目可能不是那么的有效，所以从现在你们自己在做一个慈善组织的领导或者建构工作当中的角度而言，慈善工作的有效性评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在你们的组织当中有没有这样的评估机制或者相似的过程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个严谨的评估是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的。当我把这样的一个评估放到一个小规模实验的时候，它是否可行，那问题就是说我把一个什么样的评估方法和工具嵌套到一个什么样的项目中，其实是很需要评估者和设计者的判断和智慧的，所以我蛮赞同何流讲的，没有一个统一的评估方法，这个是很难做的事情，但我想应该去把一个最适合的工具放在一个最适合的项目的目标的评价中。——李博伦何流：公益项目评估其实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一般来说，公益项目评估是个挺难的事儿，因为很多公益项目不会提前收集数据，尤其在前两年，就是先把事儿干了，没有去追踪那些能证实效果的数据，很多时候做之前也没想好要创造什么样的改变。做评估需要有基线，有比较才能说创造了改变，很多公益项目是缺少的。其实评估需要在第一天就有这样的意识。我们做的方法是先看哪些干预措施有效。不同的公益项目就是不同干预措施的实施，无论捐手术、捐书包、发放助学金，这些都是对干预措施的实施。我们会在全世界的学术文件里面先去挖掘哪些干预措施真的有用。我们看的比较多的像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Givewell的报告。国内也有一些相应的排名。我们会先把这些有效的干预措施筛出来，就像刚才说的17个干预措施，我们知道这些措施如果做出项目，至少天花板是比较高的，再看哪些公益组织在做。在这17个项目里头，我发现有79个公益组织在做这些项目，那这些项目基本上做的还算规范的话，有效性是有基本保证的，所以我们会在优先根据这些干预措施寻找公益项目。我们今年九月初做出了第一个公益项目推荐，是上海的新奥光明公益基金会，他们做的是眼病防控的项目，我们计算出来它的成本效益，大概是每3000人民币帮助一位盲人复明。这个数背后有很多过程，如果简单的说，就是做了几十个小时访谈，研究了很多文件，再做数据模型，最后算出的成本效益。我们有一个Excel表格展现了数据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新奥光明公益基金会网站（http://www.xinaofoundation.org.cn/index.html）页面做成本效益模型其实是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像新奥这个项目有四个干预措施，他们做白内障手术、眼病筛查、医师培训，还做一些农村眼病的资助，这些项目有一定的联系，但又不是一个事情。那我们需要把这四个干预措施的效果都换算成一个相互可以比较的指标，再转换成最终的这个数。这个里面比较细了，我建议大家读这个报告。总结下来就是我们会先挑干预措施，看这个方法是不是一个好方法，然后再看这组织做的怎么样，把组织做的不同的事情理清楚，相互之间什么关系。如果都是做防盲的话，其实是可以变成相互可以转换的单位，最终可以产出一个成本效益的数字。那怎么对待成本效益数字，其实我觉得是不应该太直接地对待，这更多地是一个指向性的东西，这种估算总是有误差在里边的。比如新冠一来，他们项目很长一段时间没法进行，所以这个是对于效果的一种预估。现在做效果评估都往往相对粗糙，但是在相对粗糙的里面还可以有相对精准的方法。Givewell也写过一篇文章，说这是一个指向性的数字，不可以当做一个精准的东西。但至少是我们做了这个事儿，并且会持续地寻找这些能够超过成本效益的公益项目，并且对排名做更新。李博伦：我们这些年运作到现在的模式也是会做很多项目，像何流说的一样，会发现有些项目之间根本没法比较。所以我们大多数的做法是拆开来看的，我们要看某一个具体的项目，首先它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想多大程度解决这个问题。作为项目的设计者，我们需要确定一个相对合理又能够达到的目标，再去不断地评估我们是否实现了这个目标。在发展领域也有很多相关的评估方法，比较常用的一个叫监测与评估，简称ME，它里面有很多的评估方式。比如说有先验的，先设定一个目标，随着时间的推进去看目标下面的这些指标是否达到了；也有相对后验的，随着时间的推进不断的去调整目标，这些在我们的工作中都出现了。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会和合作伙伴一起执行项目，所以我们也会看合作伙伴的目标，一起去完善。我们也会通过访谈、调研的方式去了解目标受众他们会怎么看待这些事情，并且形成相应的评估方法。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评估方式是根据具体的项目目标来看的，与此同时，我们内部有很多会议，每个会可能有不同的目标。我们在中国还有在其它国家都会通过定期开一些这样的会在管理团队层面去讨论这些问题。Photo

Sachs），美国经济学家，专长于发展经济学，以担任拉丁美洲、东欧、前南斯拉夫、前苏联、亚洲和非洲的经济顾问而闻名。图源：由Palácio

题图：《啊，荒野》剧照去年的盘点中，我们说2020年是“异乎寻常”的一年，由于种种既有和突发的困难，三辉只出版了14本书。那时候我们急切地盼望2020年赶紧过去，寄望于新的一年出版更多图书，继续推进对女性主义、动物福利、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以及我们身处的社会环境的思考和讨论。那时候我们不曾想过，这种“异乎寻常”在2021年将持续发生，成为常态。其结果是，今年我们只出版了11本书。用创始人严搏非先生的话说：“这是一个悲剧。”惨淡归惨淡，我们还是想以“关键词”的形式对今年的劳动做一个回顾。对于我们自己，回顾是一种证明，证明或许一年的劳动还不是如西西弗斯推石头一般的徒劳无功。对于读者，我们希望这份回顾既是一份汇报，也是一份思想索引：一些关键词是今年的热门词，它们反映的是我们迫在眉睫的关切和焦虑，这些问题并不随着今年的结束而终结，可能只是开始；而另一些问题是被我们忽视的，值得我们的关注和思考。1

Sachs），美国经济学家，专长于发展经济学，以担任拉丁美洲、东欧、前南斯拉夫、前苏联、亚洲和非洲的经济顾问而闻名。图源：由Palácio

「活动介绍」同情心或许是人类的本能，但同时也是一种不稳定的、容易枯竭的情感。不止是距离的远近，财富的多少、周围人的看法、欲望的建构……都可能成为促使人们搁置同情、限定道德责任的那根稻草。在辛格1972年创设的思想实验中，救助远方的饥饿儿童和挽救近处的溺水儿童一样同属道德义务——如果我们愿意不顾一切的阻止近处的苦难的发生，为什么要基于人们的地理位置而对远方的人们区别以待？无论近处亦或远方，相似的道德责任在当下的社会生活中并不罕见。然而我们仍不免追问，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善意究竟该如何更好地转化为行动？普通人的生活可能与行动碰撞出什么样的意义？公益组织又如何找到发挥最大价值的方式？从辛格的主张出发，带着这些普遍性的疑惑与好奇，怀抱着行动主义和实践至上的信念，我们邀请了三位来自公益活动第一线的嘉宾，请他们谈一谈在领导和创办公益类机构中的一手经验、感受；在参与国际发展具体议题过程中跨文化的思考；他们所在的组织如何推动现状的改善；以及对普通人开展有效利他行动的理解。「活动详情」主题：如何像帮助邻人一样帮助远方的人？——《饥饿、富裕与道德》新书沙龙嘉宾：李博伦

Save），积极救助处于极端贫困中的人群。另著有《为什么成为素食主义者：合乎伦理地饮食》（Why

塔奇曼在《远方之镜》的开头写道：“我们过去的一二十年一直处于傲慢自大的瓦解之中，如果这是个异乎寻常地令人不适的时期的话，那么知道人类在以前经历过更恶劣的情景，就会令人颇感宽慰。”

Obligations）等。美国《时代》周刊“全球百大影响力人物”《悉尼先驱晨报》“澳大利亚十大影响力公共知识分子”译者

第二张照片属于起居室里的世界。可是外头，在令人误以为只有远山和屋外大树的窗景底下，便是另一个世界，邪恶的巫婆和怨灵正虎视眈眈，伺机将我们变成第一张照片里罩头盖脸的弱女子。

本书如连载小说一般，将一位位哲学家带到我们眼前，将他们的哲学思考融入故事之中，在轻松的阅读中，帮助我们理解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

无权者与有权者之间的对抗充满了欺骗——无权者假装恭敬有礼，有权者则故意夸大他们的名望与掌控能力。如果仅接受这些表面价值，我们将无法把握权力关系中的各种矛盾、紧张和内在可能性。

三辉图书，成立于2003年，关心时代的精神状况，关心被淹没的历史，关心人的自由与权利，想为这个未知的世界留存一些思想，也想为当下的生活提供有益的思考资源。

资本主义之下的组织变革和技术变革的根源就在这里。我们会在后面回到这一点。眼下我们仅仅想要说明，当个别资本家试图通过协作的扩大、分工和机器体系的运用来追求相对剩余价值时，劳动者会受到哪些影响。

Corporation）、德国的世泰科公司（H.

为这个未知的世界留存一些思想，为当下的生活提供有益的思考资源。三辉图书旗下新媒体

编者按：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隐没。——马克斯·韦伯《学术作为志业》1917年，韦伯在德国慕尼黑市举办了一次主题为“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在演讲中，韦伯探究了一个问题：科学的价值究竟是什么？是否有某种伦理自然在支撑着学术研究？20世纪德国哲学家卡尔·洛维特在其代表作《韦伯与马克思》中，对韦伯的科学观进行了进一步分析。他指出，韦伯在各种论文中都毫不妥协地坚持社会科学中的“价值中立”。在韦伯看来，科学真理无法告诉我们世界的意义，无法为我们选择生活的终极目标和政治判断提供根本的指南。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实践，再到现代自然科学的诞生，韦伯以极为凝练的思想史分析，阐明了传统所确认的种种学术价值在现代世界中“全都是些已经过时的幻觉”。时至今日，我们所处的社会与一百年前的欧洲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出奇的相似性：人们一方面从事越来越理性化和局部化的职业活动，另一方面则迷失在生命意义和个人信仰的追寻中。而当我们开始审慎地看待科学和技术，韦伯冷静而略带伤感的眼光必能为我们提供力量。马克斯·韦伯的科学观文/

跟随着里拉中肯且充满洞见的评述，我们可以一步步看到反动思想是如何成为推动政治行动的力量，形塑我们今日所处的世界的。

编者按：作为德国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卡尔·洛维特的代表作，《马克斯·韦伯与卡尔·马克思》此次首度被译介至中文世界。在其中，洛维特用近百页篇幅对韦伯和马克思进行了深入比较和阐释，在英美社会学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洛维特看来，二者都致力于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实证研究，并对这一社会中的问题做出“诊断”。然而，韦伯与马克思之间最大的不同是，马克思致力于对他所发现的问题进行“治疗”，而韦伯则只进行诊断，并对抗任何提出“疗法”的行为。本书还收录了洛维特对黑格尔进行的专题式研究和详尽论述，涉及洛维特关于黑格尔的所有重要论文。它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现代世界的诸种论题在黑格尔那里如何展开，我们又该如何看待黑格尔死后的思想世界所分裂出的种种道路。▼深度比较韦伯与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犀利批评重新检视黑格尔以降的诸种思想道路▼韦伯与马克思——以及黑格尔与哲学的扬弃

跟随着里拉中肯且充满洞见的评述，我们可以一步步看到反动思想是如何成为推动政治行动的力量，形塑我们今日所处的世界的。

马克•里拉将我们引上了关注现代“反动”心灵的旅途，重新将许多思想家——包括被忽视的和仍然被铭记的——的信仰和学说带到我们面前。动人的文字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广博内容，堪称知识分子传记中的典范。

本书起自当代自由主义者对正义概念与视野的分歧，论及罗尔斯、哈耶克、德沃金、沃尔泽等人的公共正义思想观念，同时深入多项极富争议的论题，分析其中蕴含的正义议题，并做出具有现实关怀的学理判断。

为这个未知的世界留存一些思想，为当下的生活提供有益的思考资源。三辉图书旗下新媒体

故宫博物院的“性别统计专区”无疑是无法代表台湾整体的性别平等状况的。在有些方面，台湾应该也在经历与大陆相似的阶段和讨论。比如十一期间台北众多公车站贴出的《闺蜜2》的海报，文案在大陆会被喷成筛子。

最近我出了趟小差：斯德哥尔摩一天，伦敦三天。在斯德哥尔摩，趁一小时的空闲，我买了条熏鲑鱼，那鱼个头奇大，又极便宜。虽然有塑料袋包装，但卖鱼人建议我在旅途中最好让它进冰箱。哈哈，那就试试吧。

按：开会期间，《人民日报》“委托”新浪微博，向一个庞大的用户群体发送了七封私信，名为“给青年的一封信”。信的主题是当今青年与国家的关系，归为一点，即是“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