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过后，人们忘记了过去，仿佛它从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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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巴巴拉·W. 塔奇曼在《远方之镜》的开头写道：“我们过去的一二十年一直处于傲慢自大的瓦解之中，如果这是个异乎寻常地令人不适的时期的话，那么知道人类在以前经历过更恶劣的情景，就会令人颇感宽慰。”
伏尔泰说过：“历史从不重蹈覆辙，但人总在这样做。”塔奇曼在这本书中写的是14世纪的黑死病对社会的影响，从中发现了历史“可感知的相似性”。她书写14世纪的死亡与苦难，为的是镜鉴20世纪的历史，但身处21世纪新冠疫情大流行之中的我们看这段历史却更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战争、贫富差距、信仰崩塌、道德沦丧、政府腐败，疫病只是与这些痼疾相互凸显、相互加剧，并不是制造苦难的唯一因素；人类面对瘟疫的方式即便间隔六百多年，也毫无改变，疾病不能使我们与彼此联合，而让我们相互逃离——这些都使我们无法感到宽慰。一些相信进步叙事的历史学者倾向于厌恶地绕过14世纪，那么21世纪呢？不知道他们会如何看待当下这个世纪。
今天的推送，摘自《远方之镜》，原标题为“‘这是世界末日’：黑死病”。
1347年10月，加来沦陷的两个月后，热那亚商船进入了位于西西里岛的墨西拿（Messina）港口，船桨边倒着死人和奄奄一息之人。这些船来自黑海的卡法［Caffa，现在的费奥多西亚（Feodosiya）］港，它位于克里米亚（Crimea），热那亚人一直在此经商。死去的水手在腋窝和腹股沟处呈现出奇怪的黑色肿块，约有鸡蛋或苹果那么大。肿胀处渗出鲜血和脓水，然后疖疮和斑点会随着内出血而在皮肤上四处蔓延。病人会剧痛难忍，并在症状初现的5天之内迅速死去。随着疾病的传播，持续的高烧和吐血等其他症状开始出现，取代了肿胀和腹股沟淋巴结。这些受害人咳嗽不止，挥汗如雨，死亡速度更快，不到三天即死，有时甚至不到24小时。在两种类型中，出自身体的一切——呼吸、汗水、腹股沟淋巴结和肺部的鲜血、带血的尿液、带血的黑色粪便——都臭不可闻。抑郁和绝望伴随着身体的症状，人还未死，“死亡就已爬上了面庞”。
这种病是淋巴结鼠疫，以两种形式出现：一种会感染血液，造成淋巴结炎和内出血，通过接触传播；第二种是更致命的肺炎类型，会感染肺部，通过呼吸道感染传播。两者同时出现，会导致极高的死亡率和传染速度。这种病是如此致命，以致人们听说过这样的例子：有人头一天上床时还好好的，可未及他们醒来，就一命呜呼了；还有医生在床边给病人看病，结果比病人还先死去。它的传播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致在法国医生西蒙·德科维诺（Simon de Covino）看来，就仿佛一个病人“可以感染全世界”。使瘟疫之恶显得更为可怕的是，它的受害者不知预防，也无药可治。
疾病带来的身体痛苦及其邪恶神秘之处在一首奇特的威尔士哀歌中得到了表达，它看到“死亡如黑烟般来到我们中间，一场使年轻人夭折的瘟疫，一个漂泊的幽灵，对美丽的容颜全无慈悲之心……腋窝的疮痛使我多么不幸！它在冒泡，真是可怕……一个让人痛苦、令人大喊大叫的脓头……一个疼痛难当的肿胀的疖瘤……它像一块燃烧的炉渣那样沸腾不已……一个色如灰烬的苦难之物”。它发出的疹子丑陋不堪，就像“黑豆的种子、易碎的海煤的残渣……黑死病初期的装点，起皱的杂草被剥除的皮留下的灰烬，一种芜杂异质之混合，一场耸人听闻、非同寻常的黑色瘟疫……”
有关一场据说起自中国，经由鞑靼（中亚）传到印度和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埃及以及亚洲各小国的可怕瘟疫的传闻在1346年即传到了欧洲。传说死亡人数是如此惊人，据说印度人口大为减少，整个版图都被死尸所覆盖，其他地区则无一人存活。依照阿维尼翁的教皇克雷芒六世的统计，报告的总死亡人数达到了2384万人。由于此时尚无传染病的概念，欧洲没有感觉受到严重警告，直到商船将瘟疫的黑色负担带入墨西拿，与此同时，其他来自黎凡特的受感染的船只则将它带到了热那亚和威尼斯。
到1348年1月，它经由马赛（Marseille）渗透至法国，经由突尼斯（Tunis）传至北非。它沿着海岸线和可通航的河流，通过船运，向西从马赛经过朗格多克（Languedoc）的港口传至西班牙，向北，借由罗讷河于3月到达阿维尼翁。它于2月至5月间到达纳博讷、蒙彼利埃、卡尔卡松和图卢兹，与此同时，在意大利传至罗马和佛罗伦萨以及它们的腹地。在6月至8月间，它抵达波尔多、里昂和巴黎，传至勃艮第和诺曼底，然后从诺曼底越过英吉利海峡进入英格兰南部。在同一个夏季，它从意大利翻越阿尔卑斯山脉进入瑞士，再向东北抵达匈牙利。
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瘟疫在4至6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它的屠杀，然后在除人口更为密集的较大城市之外的地方逐渐消退，在冬季有所减弱，不料在春天卷土重来，又继续肆虐了6个月时间。
1349年，它在巴黎死灰复燃，传播到皮卡第、佛兰德斯和低地国家，并从英格兰传至苏格兰和爱尔兰以及挪威。在挪威，一只满载着羊毛和死去船员的幽灵船在近海随波逐流，直到它搁浅在卑尔根（Bergen）附近。从那里，瘟疫传入了瑞典、丹麦、普鲁士、冰岛，最远传到了格陵兰（Greenland）。除去奇怪地未受传染的波希米亚这一小块地方，以及直到1351年才受到袭击的俄国，到1350年年中，它已经掠过了欧洲的大部分土地。死亡率很不稳定，在某些地方，死亡率为1/5，但在另一些地方，死亡率却达9/10乃至几乎完全消灭。尽管如此，现代人口统计学家还是对从印度到冰岛区域的死亡率进行了总体估算，它与在傅华萨不经意的文字中所提到的数字大约相当：“全世界有1/3的人死去。”他的估计在当时普普通通，它并非灵机一动的猜测，而是借自圣约翰对《启示录》中瘟疫死亡率的统计。在中世纪，《启示录》是最受喜爱的人类事务指南。
2020年，在纽约布鲁克林，身穿防护设备的医务人员在运送一名已故病人的尸体。法新社
1/3的欧洲意味着约2000万人的死亡。没有人知道实际上死了多少人。当时的报告是种可怕的印象，而非准确的统计。据说，在人口密集的阿维尼翁，每天有400人死去；7000座被死亡清空的住房被关闭；6周之内，单是一处墓地就接收了1.1万具尸体；有报告说，城市中有一半的居民死去，包括9位即占总人数1/3的红衣主教，以及70位地位稍次的高级教士。目睹络绎不绝地从眼前经过的运尸车，编年史作者们将夸张发挥到极致，将阿维尼翁的死亡人数记为6.2万人甚至12万人，尽管这座城市的总人口可能还不到5万人。
当墓地不堪重负时，阿维尼翁居民的尸体被抛入罗讷河，直至开挖万人坑来倾倒尸体。在伦敦，在这样的万人坑中，尸体层层堆放，直到装不下为止。到处都有报告说，病人死亡的速度超过了生者埋人的速度。尸体被拖出家门，摆在门前。晨光乍现，即可看到新的尸堆。在佛罗伦萨，负责收集尸体的是仁慈堂（Compagnia della Misericordia）——它成立于1244年，目的是照顾病人——其成员身穿红色长袍，戴着把脸遮得只露出眼睛的包头巾。当他们完不成任务时，尸体便会一连数日烂于街头。当棺材不够用时，尸体便躺在板子上，一次两到三具不等，被运至墓地或万人坑。家人将自己的亲戚丢在万人坑，或是将他们草草浅埋，以致“野狗把他们刨出来，吞食他们的尸体”。
由于死去人数的增多和人们对传染的恐惧，人们死去时没有了最后的仪式，埋葬时没有人为其祈祷，这种前景让病人在临死之际充满恐惧。英格兰的一位主教允许俗人相互行忏悔之礼，一如传道者所为，“假如没有男人在场，则女人亦可代之”，假如找不到牧师打理最终的涂油仪式，“那么誓约必须满足”。克雷芒六世发现，有必要批准免除所有死于瘟疫者的罪恶，因为有太多的人得不到牧师的照顾。“无人敲响丧钟，”一位锡耶纳的编年史作者写道，“不管失去了什么，都没有人哭泣，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在等死……人们传说并深信：‘这是世界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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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像修道院和监狱这样的封闭场所，一人受到感染，通常便意味着无人幸免，就如在卡尔卡松和马赛的圣方济各女修道院所发生的那样。在这些地方，每位在修道院的人都无一例外地死去了。在蒙彼利埃的140个多明我会中，只有7个幸存于世。彼特拉克的兄弟盖拉尔多（Gherardo）是一个卡尔特派（Carthusian）修道院的成员，他一个接一个地埋葬了院长和34个同级僧侣，有时一天要埋3个，直到他和他的狗独自留下，只能离开修道院去寻找可以安身之处。目睹自己的同道一个个死去，这些地方的人不由得会想，这场弥漫于空中的奇怪危险是否是被派来毁灭全人类的。在爱尔兰的基尔肯尼（Kilkenny），方济各会的约翰·克莱恩（John Clyn）教友也是个独自活下来的僧侣，他保留了一份记录，记载了所发生的事情，唯恐“应当被牢记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磨灭，从我们后代的记忆中消失”。他写道：在感觉到“整个世界可以说都置于恶魔的爪牙之下”，他本人也在等待死神的造访之时，“我留下供继续此项工作的羊皮纸，万一有人活下去，万一有任何一个亚当的族类逃过了这场瘟疫，他们就可以将我开始的这项工作继续下去”。如另一个人所记载的那样，约翰教友死于这场瘟疫，可他挫败了遗忘。
一名卫生工作者在首尔的明洞大教堂进行消毒作业，韩国联合通讯社
……被恐怖钝化的情感反应经历了一种萎缩，一位编年史作者将此萎缩概括为：“在这些日子里，葬礼无人致哀，婚礼乏友相贺。”
在锡耶纳，有超过一半的居民死于瘟疫，原计划建成世界最大的大教堂停建，并且因为缺乏工人和熟练的石匠以及幸存者的“忧郁悲伤”而再也没有恢复建设。这座大教堂被缩短的十字形翼部仍旧屹立在那里，成了横扫欧洲的死亡之镰的永久见证。锡耶纳的一位编年史作者阿尼奥洛·迪图拉（Agnolo di Tura）记录了对传染的恐惧，它令人的所有其他本能都冻结了起来。“父亲抛下了孩子，妻子抛下了丈夫，兄弟相互抛弃，”他写道，“因为这场瘟疫似乎删去了呼吸和叹息。人们便这样死去。找不到为了金钱或友谊而去埋葬死者的人……我，被人叫作‘胖子’的阿尼奥洛·迪图拉，亲手埋葬了自己的5个孩子，其他人也大致如此。”
对他有关非人道的记述发出共鸣的记录比比皆是，却少有记述能对它加以平衡，因为这场瘟疫不是那种可激发相互救助的灾难。它的可恶之处和致命性不曾将处于共同悲伤中的人们集合起来，却只是促使他们渴望逃离彼此。“地方法官和公证人拒绝前来为处于弥留之际的人订立遗嘱。”西西里岛皮亚扎（Piazza）的一位方济各会修道士如是说；更有甚者，“连牧师也不来倾听他们的忏悔。”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一位教士报告了英格兰牧师的相同举动，他们“不履行职责去照看自己的教民，使之摆脱对死亡的恐惧”。从苏格兰到俄国，父母抛弃孩子和孩子抛弃父母的事例在整个欧洲都有记录。薄伽丘对佛罗伦萨的瘟疫进行了非常著名的记录，它成了《十日谈》的导言。他在记录中写道，灾难使人心变得冷硬，“人人相互躲避……家属彼此疏远，兄弟相互遗弃，妻子屡屡遗弃丈夫；不但如此，更有甚者，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父母对自己的孩子弃之不顾，任其生死，不理不睬，不闻不问，仿佛他们从来都是陌生人”。在14世纪，夸大其词和文学悲观主义十分常见，但教皇的外科医生居伊·德肖利亚克（Guy de Chauliac）是个冷静、仔细的观察者，他报告了同样的现象：“父亲不去探望儿子，儿子也不去探望父亲。仁慈已死。”
不过，并非完全如此。据编年史作者让·德韦内特所述，在巴黎，Hôtel Dieu（市政医院）的修女们“不惧怕死亡，她们亲切温和、谦卑恭敬地照看着病人”。新来的修女不断代替死去的修女，直到 “屡屡被死亡所更替的修女如今都像我们虔诚地相信的那样，安详宁静地回到了基督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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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协和江北医院重症监护室，鞍钢集团总医院护士、辽宁驰援湖北医疗队队员金钰在照顾病人(2月5日摄)。新华社
逃离是那些能够负担得起或安排得了逃离的人的主要办法。富人逃到他们的乡下宫殿，就如薄伽丘笔下的佛罗伦萨年轻贵族那样，他们在一座田园诗般的宫殿中安下身来，宫殿“四面都不与道路相通”，宫内有“冷冽的井水和窖藏的珍稀美酒”。城市贫民死于他们的藏身处，“只有尸体的恶臭会让邻居们知道他们已死”。无论南北，穷人都比富人受到了更加深重的痛苦折磨，这一点在当时得到了清晰的记录。苏格兰编年史作者富尔登的约翰（John of Fordun）直截了当地说，那害人精“专门袭击卑微的普通人——很少袭击大亨们”。蒙彼利埃的西蒙·德科维诺做了某种相同的观察。他将其归因于使穷人更易受到传染的悲惨境遇、欲望和艰难生活，这只是一半的真相。密切接触和缺乏卫生设施是未被意识到的另一半真相。人们还注意到，年轻人的死亡比例高于老年人；西蒙·德科维诺将年轻人的消失比作田野上鲜花的凋谢。
在乡村，农民们将死人扔在道路上、田野里和房子中。日益绝望的幸存者变得无动于衷，任凭成熟的小麦荒在地里，牲畜无人照看。牛和驴、绵羊和山羊、猪和鸡四处逃跑，于是，按照当地的报告，它们也死于瘟疫。一身珍贵羊毛的英格兰绵羊在全国各地死去。编年史作者亨利·奈顿（Henry Knighton）是莱斯特修道院（Leicester Abbey）的教士，他报告说，仅在一片地里，就死了5000头羊，“它们的尸体被瘟疫弄得腐烂不堪，就连野兽和鸟类也不去碰触它们”，它们还散发出一种可怕的恶臭。在奥地利，阿尔卑斯狼群下山来捕捉绵羊，可是，“就仿佛接到了某种看不见的警告，它们掉转头去，逃回了旷野”。在遥远的达尔马提亚（Dalmatia）边境，狼群突现在一座被瘟疫所困的城市，袭击了城市里的幸存者。由于无人放牧，畜群从一个地方游荡到另一个地方，死在篱笆边和壕沟中。狗和猫也不能幸免。
劳动力的死亡带来了可怕的前景，因为14世纪人的生活与每年的收成密切相关，他们要靠收成来获取食物和来年的种子。奈顿写道：“剩下的仆人和劳工寥寥无几，所以无人知道去向谁求助。”没有未来的感觉迅速导致了一种绝望的痴呆。多瑙河边纽伯格（Neuberg）的一位巴伐利亚编年史作者报告说：“男人和女人……像疯子一样四处游荡”，任其畜群四散走失，“因为无人有心去关注未来”。农田荒芜，春种未播，次生林带着大自然那惊人的能量重新在被开垦的土地上蔓延开来，堤坝崩塌，海水重新入侵低地，将其变为不毛之地。由于存留下来恢复数世纪工作的人少之又少，用沃尔辛厄姆（Walsingham）的话来说，人们觉得，“这个世界再也恢复不了以前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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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城市都颁布了严厉的隔离措施。比萨和卢卡（Lucca）刚一受到传染，它们的邻居皮斯托亚（Pistoia）便禁止其可能去那两个遭受瘟疫袭击的城市走亲访友或做生意的市民回家，同样也禁止羊毛和亚麻布的进口。威尼斯的总督和议会下令在岛屿上的掩埋深度最少要达到5英尺，并组织了一个船队来运送尸体。波兰在边境修建了隔离带，这成功地使它处于相对免疫的状态。米兰的专制统治者、14世纪最肆无忌惮的统治家族之领袖乔瓦尼·维斯孔蒂大主教（Archbishop Giovanni Visconti）也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他下令，在瘟疫最早被发现的3座房屋外砌起高墙，连同它的住房也被围在其中，将水井、病人和死人都封闭在一个共用的坟墓中。无论是否得益于他的机敏果敢，米兰稍微躲过了死亡的席卷。莱斯特郡的一位庄园独裁者多少有点儿维斯孔蒂的脾性，当瘟疫出现在诺斯利（Noseley）村时，他下令烧毁这个村子，将其夷为平地。他显然成功了，因为他的直系后代仍然居住在诺斯利公馆（Noseley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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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多地采取的土堆封路，图源：网络
瘟疫后的人类状况如何？在被死亡、悲伤和病态的过度恐惧和仇恨弄得精疲力竭之后，它理当显示出某些深刻的影响，但我们一时还看不到任何剧烈的变化。标准的持续牢不可破。尽管因瘟疫而濒临死亡，但英格兰布鲁顿修道院（Bruton Priory）的租户们仍旧遵照俯首帖耳惯了的方式，给死了的地主上缴了欠他的租地继承税。在不到几个月的短短时间里，这个小修道院竟收到了50头牛和家畜。社会的变化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现；立竿见影的影响有许多，但并不统一。西蒙·德科维诺认为，瘟疫对道德产生了有害的影响，“降低了全世界的品德”。另一方面，吉勒斯·利·穆伊西斯则认为，人们在公德方面有了提高，因为许多以前非法同居的人现在已结了婚（这是城镇法令的结果），诅咒发誓和赌博等行为大为减少，以至于骰子制造者转而去生产念诵主祷文的珠串。
结婚率毫无疑问是上升了，尽管不是为了爱情。有那么多投机者利用孤儿来获取丰厚的嫁妆，以至于锡耶纳的寡头集团禁止在未征得孤女的男性亲属同意的情况下娶她们为妻。在英格兰，农夫皮尔斯悲叹，许多“自瘟疫以来”的夫妇结婚“只是出于对财物的贪婪之心，而有违自然的情感”；在他看来，其结果是“内疚和哀愁……嫉妒、悲伤和私下里的吵闹”——还有不生儿育女。在皮尔斯这个道德家看来，这样的婚姻应该加以禁止。另一方面，让·德韦内特却说，瘟疫之后结婚的人们生下了许多双胞胎，有时还有三胞胎，不孕不育的妇女寥寥无几。也许他是在反过来反映一种迫切的需求，即相信自然会弥补损失，而事实上，在那之后，男人和女人以异乎寻常的数量立即进入了婚姻的殿堂。
不同于骰子变念珠，人们并未改善，尽管按照马泰奥·维拉尼的说法，人们本应期待，经历了上帝的愤怒之后，他们会成为“更好的人，谦卑，善良，信仰天主”。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忘记了过去，仿佛它从未发生过，让自己过上了比以前更加混乱和可耻的生活”。
奥利弗·B.波拉克曾这样写道：“作为历史学家，塔奇曼不是在为其他历史学家们而写作；在她的著作里，字里行间，千百万大众读者通过她的文字感受到了历史的精彩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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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艾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