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2封面人物 || 贺乐凡： “我只是一个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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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别突出我一个人，这个特别重要，可以不报道，如果要报道，只能报道我在中小学管理理论上的一些贡献。我这一辈子，从1964年起一直到现在，全都投身到为中小学校长、中小学学校管理的服务之中了。”这是我们在采访贺乐凡老先生时，他反复强调的一句话，这句话也简单却准确地概括了贺乐凡的一生。
与教育管理事业结缘，大概与贺乐凡年少时的经历有关。贺乐凡出身教育世家，父亲和外祖父是留日同学，外祖父和祖父家族中，共有38位从事教育工作。1936年，贺乐凡出生于江苏南京，1937年底南京沦陷前夕，母亲带着他们年幼的兄妹五人逃出南京，辗转两年后才逃回江西吉安老家，两个孩子在逃难途中死去。在物质条件极为艰苦的状况下，他能坚持从小学读到初中，到考上白鹭洲中学，再到考上北京师范大学，除了自身的坚持，在他看来，更归功于他求学路上遇到的几位好校长的支持、鼓励和指引。“没有我那几个校长，我也上不了学，更上不了大学，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我居然上了重点高中，又上了大学。”
他还记得，初中时父母同一天逝世，留下他带着弟弟妹妹艰苦过活，食宿无着。在他几次想要退学时，江西省吉安安福中学的王资田校长帮他想办法解决了吃饭住宿问题，鼓励他沉心静气好好学习，支持他去考高中，结果他一下子考上了当时江西省最好的白鹭洲中学。在他准备去报到的前一晚，王校长专程从城里赶回学校，给了他两个信封，一个信封里装着给白鹭洲中学王贤文副校长的信，另一个信封里装了五千元钱（相当于币改后人民币五角），是让他在从吉安到白鹭洲中学路上的固江吃午饭用的。校长叮嘱他：“这里到吉安，走马路120里，走小路100里。如果当天能到达，你就走出去了。如果你吃不了苦，中途返回，我理都不理你，学校不可能管你一辈子！”
他还记得，自己磕磕绊绊地走完100里小路，到白鹭洲中学报到的第二天就犯了伤寒病。医院说他必须回家隔离起来，后来学校一查这个学生没有家，王贤文副校长不忍心看着这个孩子就这样死掉，把他安置在学校一个放扫帚的楼梯间住下来，并嘱咐食堂大师傅每天给他一勺稀饭。他在这里熬了40多天，全身脱皮、头发都掉光了，愣是靠着每天的一勺稀饭坚强地扛了过来。
高中毕业时，贺乐凡再一次面临人生的选择。迫于生计，他先是考取了湖南株洲的一所铁路学校，打算去当火车司机。但是白鹭洲中学的龙正大校长找到他，问他为什么不考大学，并告诉他师范院校可以免除学生的学费。贺乐凡这才试着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并且一考就考上了。他拿着两张录取通知书去问校长，到底去哪儿比较好。龙正大校长问贺乐凡自己的意见，在他表示自己家庭有困难，弟弟还需要照顾，当火车司机可以尽快挣钱养家时，龙校长大声喝道：“笨蛋！去北京！再批给你半年助学金。”
就这样，在一位又一位好校长的帮助下，贺乐凡成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校专业的学生，还在这里遇到了一生挚爱周韫玉，两人一辈子没有红过脸。毕业后他先在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做助教，随后来到北京教育行政干校（北京教育行政学院前身），从助教、讲师、副教授到教授，从教研室主任一路做到副院长。
几十年来，贺乐凡一直扎根中小学管理的第一线，做实事，搞真研究。在他和众多教育管理学科专家、中小学校长的共同努力下，教育管理学科得以重建，新中国第一本学校管理教材编成，第一本专门服务中小学校长治学理校的学术期刊《中小学管理》创刊，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管理研究会（后改名为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管理分会）创办……在一批又一批教育管理人的奉献中，中小学学校管理学科逐渐发展壮大，成为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关键力量。
然而他一直诚恳地说，我只是一个教员，做好该做的事，教好该教的书。他从未主动争取过任何奖励，直到单位为他申报国务院特殊津贴，才发现奖励一栏填无可填。学院中他所在党支部的同事们就为他颁发了一个特别奖——支部优秀党员，到现在贺乐凡还笑称这是自己获得过的最高荣誉。
采访贺乐凡的过程，是一次对学科历史和杂志社历史的探访，更是一次灵魂的触动。老一辈人的风骨和操守，时刻在撞击着我们的心。看似云淡风轻的讲述背后，隐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风起云涌。
他们治学严谨。那个年代可以为了编一本书，骑着自行车跑遍全城远赴郊区去采访调研，耗时数年反复打磨。为了本次采访，贺老又忍着化疗之后的种种不适，为我们准备了大量翔实的资料，成稿之后又一字字一句句认真修改订正，不多说一句，不虚说一字，言必有据，据必可考。
他们目光如炬。仅举一例。我们翻看他在2001年的文章《对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的若干思考》，发现那时他就已经指出“教育管理的创新，既要吸收外国的先进思想和经验，做到洋为中用；又要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发扬中国教育管理的优良传统，做到古为今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站在时代的前沿，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管理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在当时许多学者还在仰视国外研究的大背景下，这种冷静的思考与前瞻的提醒，显得更加难能可贵。20年后的今天，这个倡议依然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他们事业长青，创新不止。退休后，贺乐凡也没有停止在教育管理领域的持续探索，1998年开始，他与周韫玉教授带着全国70多所中小学的4万多名师生，致力于中国教育学会“十一五”教育科研规划重点课题“中小学学生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实验研究”的研究。
他们生命力极其顽强。“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农村，住在死绝了的一户人家里，却把下放当支教，给青年人讲故事、帮农民修农机具，成了村民眼中“啥都能干”的能人。农民教他当电工、打水井、组织农业生产等。整整4个年头，城里来的教员老贺，绝处逢生成了农民的贴心人贺老师。
他们勇于担当。他下放农村后期，又有人让他参加“一打三反”工作队，他说“刚挨整现在又让我去整别人，不干！”“别的都可以干，整人的不干。”于是他被派去带领800民工修海河。
他们先人后己。那一代人心里永远装着普通老师。他和周老师多年蜗居在一个十几平米的小房子里，后来又常年借住在工棚里，最后住进了全校教师挑剩下的常年不见光的房子。“那时候学院有一个规定，分房子所有的领导都不准伸手，全都分给老师们，所有差的房子都给领导留着。一楼整天不见太阳的，外面有一个幼儿园把它挡住了，那个房子谁也不要，后来我们挑了这个钥匙。”
他们知恩图报。他在父母离世后，在村里人的帮助下吃百家饭长大，退休后他和夫人用毕生积蓄在村里建立了一个教育基金，把宗祠改变成文化室，让家乡的孩子们有书读、读好书。
他们，永远是他们......
文章来源：
《中小学管理》2021年第12期 · 封面
文章编辑：柴纯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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