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回顾丨李旻副教授谈“高地龙山社会及其遗产”

　　2020年8月9日上午，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主办的长风论坛（鳌山017期）暨山东大学“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暑期学校系列学术讲座之“高地龙山社会及其遗产”顺利举办。本次讲座由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人类学系与亚洲语言文化系李旻副教授担任主讲嘉宾，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方辉教授主持讲座。

　　李旻教授首先介绍了为何使用高地龙山社会这一概念。一方面，考古学分类体系并非是自然或客观存在的，其本身具有工具性与主观性，服务于我们所想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龙山社会内部的互动非常频繁，考古学文化在对应这种流动性较强、互动规模较高的社会状态时比较困难，而以自然地理定义的高地龙山社会强调物质文化的多样性与各种交往。

　　讲座的主体内容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龙山时代高地社会及其与低地社会之间的互动交流。

　　高地龙山社会概括了太行山脉与河西走廊之间龙山时代相关的考古学文化及地方类型。从日用陶器来看，高地社会共享以鬲、斝等空三足器和双耳罐为核心的造型、技术与装饰传统，而太行山以东、以淮河流域为中心的“低地龙山社会”则延续了从裴李岗时代以来数千年的用鼎传统。如果这种“高地用鬲、低地用鼎“的区域性差别突然被打破了，那么这种变化可能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在研究高地社会与低地社会之间的互动时，就要关注门户走廊地区（即太行八陉沿线的河内地区，洛阳盆地，南阳盆地）发生了什么。通过玉器和陶器网络，可以看出龙山社会的互动规模达到了一个怎样的程度，其中非常重要的枢纽之一商洛东龙山遗址，就是一个知识汇聚的地方。

　　第二部分为高地龙山记忆群体，亦即高地龙山社会所留下的遗产，对夏商周三代文化传统的影响。

　　从高地龙山社会的视角出发，可以探讨二里头、二里岗、周人传统的性质。龙山社会出现大规模的崩溃之后，二里头崛起，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格局。二里头的日用陶器，是一个典型的低地用鼎的传统，但是贵族使用的器物，如绿松石饰品和玉牙璋等是高地传统，所以二里头是一个高地和低地复合的社会。二里头晚期大量出现来自河内的高地传统陶鬲，这种器用传统的颠覆支持二里头和二里岗之间发生政权变动的说法，因为按照低地社会自裴李岗时代以来形成的，以鼎为中心的器用传统不会自然的演化成鬲。晋南陶寺等高地龙山聚落的衰落，使得西部和北部的齐家、朱开沟、夏家店下层等高地龙山记忆群体与二里头割裂开来。

　　河内就是现在所说的豫北、冀南地区，古人用河内表示太行山和古黄河之间的地域。按古人的地理观，二里头一带是河南，陶寺一带是河东，这里的河就是《禹贡》九州中心冀州所在的U 形河道。《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就是以冀州界河为坐标进行的历史地理描述。河内下七垣的陶器传统成为二里岗陶器传统的核心，所以二里岗包括整个商文明在考古学上的印记就是尖足陶鬲。以尖足“鬲”为标志物，可以看出商王权扩张的极限。向北到河内、山西一部分，向西到达关中，向南到达盘龙城甚至到达湘西。但是二里岗并没有把整个高地社会纳入政治体系，在陕西和陕北，像朱开沟和李家崖等物质文化仍然是肥足鬲的传统。这一区域也是所谓的“土方”、“鬼方”、“工方”等高地诸方，从陶器来说他们所继承的龙山文化传统没有被取代，可以称为高地龙山记忆群体。

　　商文明崛起伴随着暴力征服，高地社会是被征服的对象。鬼方、土方等高地社会和殷商有着密切关系。殷商与高地社会既有合作又有对抗，对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用作牺牲的羌人殉人。商代最重要的高地龙山社会的遗产，是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化。四川盆地最早的居民来自南下的仰韶庙底沟传统，但三星堆-金沙玉器传统并非来自川西当地的仰韶传统，而是来自高地龙山传统，与中原的二里头-二里岗文化传统平行发展并存在持续互动。在石峁衰落之后，三星堆-金沙把龙山时代的牙璋和玉琮的传统变得更辉煌，对龙山玉器传统的传承比殷墟还要丰富。这种传承体系从石峁、陶寺到四川盆地形成了一个玉器传承网络，而周人处于从陕北到川西的玉器网络的中心。西边的寺洼文化，是龙山时代齐家文化分布区，在先周时代与周人关系密切，之前李零教授称这一带为周人的邻居和后院。作为关中周人的政治同盟与多元历史知识的重要来源之一，这些高地贵族在周原以西的宝鸡一代定居，并与甘肃，汉中盆地，四川盆地的高地社会保持密切联系。

　　周人崛起于周原，以周人的视角向东看，殷墟距离最远有800公里，中间有河东、河南，周人要征服殷墟，必须要经过中间的晋南和洛阳盆地。在徐旭生先生和张光直先生的研究基础上，李零教授将夏、商、周在地域上划分了三个版块，周人从西边的周板块向东，占据中间的夏地之后，最终征服东方的商地。先周时代周原的主要陶器是来自高地龙山传统的袋足鬲，但是周人选择来自关中盆地的联裆鬲器用传统作为其物质文化标志，并通过东征将这种陶器传统带到东方。所以周人自己是高地龙山记忆群体中的一员，同时又在商周之际通过器用传统的选择重新定义了文化区别。

　　从聚落考古来看，周人在征服殷商时，中间夏地晋南盆地和洛阳盆地人口稀少。基于龙山时代和二里头时代的历史知识，周人称这些空旷的盆地为夏墟之地。李旻教授在三版块的基础上加上一条高地知识轴线，从石峁、寺洼到三星堆，这条线上的高地社会都没有被二里头和商政权征服过。周人则处于南北方向上的高地传统和夏商的二里头、二里岗传统之间。

　　根据考古发现，晋南盆地殷商时期人口稀少。所谓的夏墟，其历史原型很可能来自一千年前的陶寺及其它大型龙山聚落群。所以周人推行的封建制度是围绕夏、商、周三代空间架构完成的。在曲沃的晋侯墓地中发现有青铜制作的高地龙山传统器物，应该是表达了对高地传统的记忆。晋南盆地建立的政权不仅仅有周人的唐（晋），也包括高地社会鬼方部落建立的倗国、霸国。因为周人在周原有许多高地社会的盟友，所以周人的知识来源是多元的。殷商王室后裔微氏家族作为西迁入周史官，在周原地区可以接触许多不同来源的知识体系。从这个角度上说，周人所叙述的历史，特别是商之前的历史，不需要进行伪造，来支持推翻殷商的合法性。周人的历史知识遭到一定破坏的原因是周原的陷落。周人与戎人的战争是宫廷内斗的延伸。关中的失陷与平王东迁导致许多贵族世代传承的青铜器被掩埋，导致曾经在周原紧密的社会网络和传世重器所承载的社会记忆因此失散，相关的历史叙事变得口述化和传说化，但是东方的诸侯国各有自己的知识传承。关中的失陷和周人统治中心东移，使四川盆地与关中周王室之间的曾经存在的紧密联系被隔断。在东周以嵩洛为中心的政治空间中，周人与高地知识网络逐渐疏远，高地社会与其知识传统被边缘化。

　　讲座最后，李旻教授对参会师生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耐心解答。方辉教授对讲座内容做了简要总结，并代表参会师生向李旻教授的精彩报告表示感谢。本次讲座采用腾讯会议在线形式，除山东大学“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暑期学校六十余名学员之外，还吸引了众多来自国内各地考古文博单位的师生参加。

　　本次讲座相关研究可参考：

　　李旻：《重返夏墟：社会记忆与经典的发生》，《考古学报》2017年第3期。

　　李旻：《龙山时代的社会转折：政治实验与互动网络的拓宽》，《龙山文化与早期文明 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章丘卫星会议文集》，文物出版社，2017年。

　　Li, Min. Social memory and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图文转自：“山大考古”公众号）

责编：荼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