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文物局从美国成功追索被盗流失的西周丰邢叔簋。1月28日，文物在专人护送下，搭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CA986次航班安全运抵北京，结束40年的海外漂泊历程，重回祖国怀抱。1月29日，经组织专家实物鉴定，并与历史档案照片、拓片资料反复比对核验，从造型风格、装饰工艺、铭文书体、锈蚀面貌、伤残痕迹等方面综合判定，该簋是丰邢叔簋原器，为国家一级文物。丰邢叔簋于1978年在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镇一处西周晚期青铜器窖藏出土，通高18厘米、口径21厘米、腹深12厘米，重6千克。腹鼓，敛口，上腹饰一周窃曲纹，腹下部饰瓦楞纹，圈足下接兽首三扁足，双耳上端均饰卷鼻兽首，是典型的西周青铜器形制，具有简洁庄重的时代风格。此簋内底铸有铭文3行18字（含重文2个）“丰邢叔作伯姬尊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书法艺术精湛。器物制作工艺反映了西周青铜器高超的铸造水平。1984年11月被盗，流失海外。西周丰邢叔簋（国家文物局供图，罗征摄）丰邢叔簋上腹部饰有一周窃曲纹，腹下部饰瓦楞纹（国家文物局供图，罗征摄）丰邢叔簋双耳上端均饰卷鼻兽首，造型别致（国家文物局供图，罗征摄）丰邢叔簋内底铸有18字铭文（国家文物局供图，罗征摄）丰邢叔簋内底铭文及拓片“丰丼（邢）叔乍（作）伯姬尊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照片国家文物局供图，罗征摄；拓片引自罗西章：《陕西扶风发现西周厉王㝬簋》，1979年《文物》第4期）2023年1月，国家文物局通过我国驻英国大使馆获悉丰邢叔簋现身美国纽约，第一时间启动流失文物追索程序，联合公安部指导地方文物和公安部门迅速开展相关证据搜集整理，同时与持有人雷蒙德·金及其母亲充分沟通。雷蒙德·金及其母亲了解到文物背景后，毅然决定要“做正确的事”，同意无条件将文物返还给中国政府。2023年11月11日，经国家文物局授权，我国驻纽约总领馆总领事黄屏代表国家文物局接收和暂存保管丰邢叔簋。国家文物局授权我国驻纽约总领馆总领事黄屏代表中方接收并暂存保管丰邢叔簋（驻纽约总领馆供图，邱雨彤摄）为褒扬雷蒙德·金及其母亲的义举，彰显中美两国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和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成果，2024年1月22日下午，国家文物局和我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在雷蒙德·金及其母亲现居地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共同举办丰邢叔簋返还仪式。雷蒙德·金及其母亲以及我国驻旧金山总领馆、“丢失艺术品登记组织”、纽约苏富比拍卖行、中外媒体记者代表出席。当地市民共约90人现场出席仪式。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在仪式上作视频致辞，对雷蒙德·金及其母亲，以及为促成回归的相关各方表示感谢。李群致辞说，丰邢叔簋的回归是落实中美两国元首旧金山共识的重要成果，为促成更多文物返还原属国提供了积极示范，也是中美人民友好交往的生动例证。中美两国自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有许多像雷蒙德·金及其母亲这样的美国民间友好人士，通过实际行动助力流失海外中国文物回归祖国。这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生动故事，为不断拓展中美文化遗产保护和人文交流合作注入了动力。打击文化财产非法贩运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需要世界各国同行和社会各界采取共同行动。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在丰邢叔簋返还仪式上作视频致辞（驻旧金山总领馆供图，波特兰新闻俄广才摄）雷蒙德·金及其母亲介绍了丰邢叔簋相关情况，并再次表达了希望让流失文物尽快回归的强烈愿望。同时，对各方的信任和支持表示感谢，深切表达了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和助力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决心。我国驻旧金山总领事张建敏代表国家文物局向雷蒙德·金及其母亲颁发捐赠证书，表彰其对流失海外中国文物追索返还工作的贡献。张建敏表示，流失海外中国文物承载着中国人民的历史情怀和文化记忆，是中国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中美建交45周年之际，丰邢叔簋的回归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果，有助于加强中美友谊，并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合作树立典范。我国驻旧金山总领馆总领事张建敏代表国家文物局为雷蒙德·金及其母亲颁发捐赠证书（驻旧金山总领馆供图，新华社记者吴晓凌摄）“丢失艺术品登记组织”相关负责人回顾了促成丰邢叔簋回归的过程，对雷蒙德·金及其母亲的无私行为表示感谢，希望丰邢叔簋的回归能有效助推其他文物回归，成为架构各大洲间友谊的桥梁。苏富比相关负责人简要介绍了与雷蒙德·金和“丢失艺术品登记组织”合作返还丰邢叔簋的难忘经过，表示将致力于保护文化财产。我国高度重视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工作，积极参与、推动、引领相关国际治理，于1989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文物局通过国际执法合作、国际民事诉讼、外交谈判、协商捐赠等形式，促成1800余件（套）文物艺术品回归祖国，激发公众爱国热情，坚定文化自信。中美于2009年1月14日首次签署中美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其有效期从今年1月14日起第三度顺延。谅解备忘录是中美文化遗产政府间合作的重要文件，至今已促成15批次504件（套）中国文物艺术品回归祖国。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北京鲁迅博物馆等相关单位于返还仪式结束后，迅速启动丰邢叔簋回运工作。北京海关、首都机场海关为文物入境提供绿色通道。中国民用航空局指导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提供有关协助。国家文物局将适时组织开展文物保护、研究、宣传和展示工作，充分挖掘文物价值，切实加强文物保护。丰邢叔簋搭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CA986次航班，结束40年漂泊，踏上回归祖国之路（国家文物局供图，Rhoderick

五世纪之后，东亚各国的文化交流日渐频繁，在中国内地敷扬甚广的佛教通过多途径传播至朝鲜半岛，并经由百济影响到日本列岛。寺院作为佛教僧侣从事法事活动和日常修行的场所，伴随着佛教的流传，在各地先后建立起来。由于历史、环境及人文诸多原因，朝鲜半岛和日本现存许多五至八世纪的佛教寺院，有关佛寺的探讨不断推陈出新。而作为东亚佛教寺院源头的中国，唐代以前的地面寺院均湮没于地下，因此相关研究进展甚缓。近年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发展，中国发现和发掘了数座北朝至唐代的佛教寺院，一些早年的调查发掘资料也陆续发表出来，从而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中国中古时期的佛教寺院建筑结构与布局、建筑工艺与技术以及建设理念与功能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也为探讨东亚地区中古时期佛教文化交流与建筑艺术的传布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一、东亚地区佛教寺院的考古发现(一)中国北朝一唐代佛教寺院布局类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经过系统考古勘探发掘并公布资料的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地面寺院，主要有山西大同北魏云冈石窟山顶佛寺、方山北魏思远佛寺、河南洛阳北魏永宁寺、河北临漳赵彭城北朝佛寺、核桃园北齐大庄严寺、陕西西安隋唐青龙寺和西明寺等。尽管经过发掘的寺院数量不多，并且几乎所有的寺院都只是进行了局部或重点区域的揭露，但这些寺院遗址时代明确，时间跨度从五世纪中期到七世纪中期，历经北魏、东魏北齐和隋唐三个阶段，时代前后连接，布局特征显著，而且多为各个历史时期都城内具有皇家背景的寺院，无疑在当时的寺院建筑中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并能反映不同时代寺院布局形态的差异[1]。１.北魏中期“中心塔型”佛寺

摘要：神禾原战国秦陵墓出土的象牙算筹，根据筹身施彩的差别可分为红白筹和红黑筹两个主要类别，其与《九章算术》刘徽注释中提到的古代用于正负数运算的“赤黑算”似有关，应是此类计算工具的早期形态。这个发现将中国古代对正负数的认识与实际运用时间提早到了战国晚期，是数学发展史研究的一大收获。神禾原战国秦陵园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南郊，2004～2008年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此进行了四年的发掘工作，揭露了一座由亚字形大墓、兆沟、垣墙、从葬坑、建筑基址等构成的大型战国秦陵园遗址。陵墓虽遭严重的盗掘，但仍出土了较多重要文物，其中在直通大墓椁室的早期盗洞内发现一批制作精良的象牙算筹[1]，筹身涂饰以红、黑色彩，此类形制未见于以往的考古发现及文献记载。成书于两汉之交[2]的《九章算术·方程》章中关于“正负术”的记载，被认为是中国最早对“负数”概念进行说明和使用的珍贵文献。魏晋时期的数学家刘徽对此注释有：“正算赤，负算黑，否则以邪正为异。”[3]一般解释为在进行正负数的计算时，用红色算筹代表正数，黑色算筹代表负数。也有说法认为这里指的是用不同摆放方式的算筹代表正负数，或者“邪、正”指的是截面呈三角、方形的不同形状算筹[4]。而神禾原秦陵墓发现的红、黑彩算筹是否与刘徽提到的赤黑算及古代正负数概念的运用有关值得引起关注。一、神禾原出土涂色算筹概况神禾原战国秦陵墓发现的象牙算筹均集中散落在早期盗洞D5的偏东侧，近竖井状出口处，该盗洞西端即延伸入椁室内部。牙筹附近分布有金柄铁削、玉圭、铜匜及金花、金扣、珍珠等遗物。从出土位置及遗物种类来看，这些物品原应是放置在椁室内部，属于墓主贴身日用以及较珍贵的器物，是被盗贼移至盗洞下部但未拿走或散落的一部分。这批算筹均为象牙质地，长短、粗细几乎完全一致。多数完整，少数有不同程度的残断。牙筹整体呈细圆棒状，部分筹身两端微收窄，表面光滑，磨制精细，两端截面齐整。完整筹身通长为18.3～18.5、直径0.49～0.54厘米，单体重5.7～7.7克。以完整的算筹（含粘接复原的个体）以及残余筹身长度大于完整器一半的断筹计数，该批算筹总数至少为61根。根据筹身彩绘及加工方式的不同，这批算筹可分为素白色、红白色、红黑色三种类型。另有两根残筹受沁严重，无法辨识。素白筹，仅1根。通体光素，无另外的色彩涂饰。长18.4、直径0.52厘米，重7.2克。红白筹，30根。两端有各长3.4厘米的红褐色彩绘，彩绘保存状况一般，易成片状脱落，且脱落面十分光滑，应是以红色颜料混合生漆涂抹形成的漆皮。中段无彩绘，呈牙白色。两端漆皮段与筹身中段间有一圈极细的刻槽作为分界线（图一）。图一

本书为石景山区何家坟墓地考古发掘报告。该墓地于2013和2016两个年度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共计2060平方米。出土汉代、西晋、辽代、明代、清代等不同时期墓葬80座，出土陶器、铜器、玉器、铁器、

译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时间：2023年7月版次：1印刷时间：2023年7月印次：1ISBN：9787573207296作者简介：

只要给历史以足够长的时间，便可见证任何区域中的任何人类社会都有兴衰。仅以中国新石器时代长达6000年的历史而言，期间起伏不定、兴衰变迁的社会群体就多如牛毛、难以计数。目前尚无法找到这个阶段全部社会群体变迁的考古资料，更不用说予以研究了。但根据现有资料，发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表一）之后的三次大规模区域性的复杂社会兴衰已经清晰[1]。这三次兴衰发生的区域不同，时间不同，社会群体的规模不同，衰落后的命运也不尽相同，但都同样是在中国原生农业体系下出现的复杂社会的兴起和衰落，都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史前历史的进程。本文认为这三次兴衰是在中国原生农业区域、环境、社会、经济和文化交织的层面上发生的。由于不同区域在三次衰落之后的转机不同，对此后历史进程的影响也大不相同。再度复兴的各个区域都已经不完全是中国原生的农业文化体系，因此还可以借此判断，此前新石器时代不同区域的社会曾经达到过怎样的程度。一

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出版社：文物出版社出版时间：2023年5月版次：1印刷时间：2023年5月印次：1ISBN：9787501078035内容简介：

考古学于我而言的最大意义，莫过于能够在唯一、单程的人生旅途中拥有触碰、感知他者生命的体验。期待自己下一次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时，仍能满怀“回头看的好奇心”与“往前走的勇气”。

基本信息：作者：于光建出版社：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时间：2022年11月版次：1印刷时间：2022年11月印次：1ISBN：9787549025725内容简介：

6月28日上午，“纪念草鞋山遗址考古发掘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苏州工业园区开幕。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环太湖地区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苏州工作站正式揭牌。▲开幕式上，苏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金洁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环太湖地区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苏州工作站揭牌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副司长张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新石器时代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大民，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孙士泽，苏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金洁，苏州工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林小明，以及来自国家文物局、省文物局相关处室负责人、国内外的文物考古专家学者和媒体代表100多人出席活动。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韩卫兵主持开幕式。▲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韩卫兵主持开幕式草鞋山遗址位于苏州工业园区阳澄湖南岸为长江下游东太湖平原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被誉为“江南史前文化标尺”。▼▲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副司长张凌致辞张凌在致辞中指出，草鞋山是太湖地区非常重要的史前遗址，在苏州市委、市政府和苏州工业园区的重视下，草鞋山遗址的保护利用工作一直在持续推动。她对草鞋山遗址的考古和保护工作提出三点建议：01深入推进学术研究，加强跨学科合作，增加科技考古的份量，为更好地阐释和展示草鞋山遗址奠定学术根基。02继续推进考古成果转化，加快编写草鞋山考古发掘报告，同时做好科普宣传和公众考古，让更多老百姓特别是青少年了解草鞋山遗址的价值。03抓紧推进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将草鞋山遗址打造为苏州史前文化展示的金名片。▲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孙士泽致辞孙士泽对草鞋山遗址的主动发掘成果表示高度肯定，对草鞋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建设给予指导和支持。他表示，经过八次考古发掘已对草鞋山遗址的性质、时代、文化特征有了基本的认识。下一步要切实做好遗址的研究阐释、保护利用和文化传承，不断丰富展示内容、创新管理运营模式，让草鞋山遗址活起来、火起来，推动考古成果融入现代生活。《草鞋山出土文物精品图录》由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牵头，联合各家收藏单位精选历年出土文物近600件进行了整合编辑并付梓出版。这也是草鞋山出土文物的首次集中出版，为系统研究以草鞋山遗址为代表的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提供了学术支撑。为积极探索多部门联合、多学科合作的体制机制，苏州市文广旅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合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深入研究苏州地区乃至太湖流域文明化进程，推动苏州地域文明探源研究，构建区域文明研究高地。开幕式后，王巍研究员以《长江下游地区文明的起源和形成——以苏州地区的考古发现为中心》为题作主旨报告，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周润垦就江苏史前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新进展作主旨发言，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王霞针对草鞋山历次发掘成果进行交流发言。与会专家围绕草鞋山遗址考古成果研究阐释、苏州地域文明探源、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古城发展变迁与江南文化绵延、文物活起来等主题展开学术研讨。此次会议为期两天，是第五届中国苏州江南文化艺术·国际旅游节的重点活动之一。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时代考古专业委员会年会、草鞋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创建专家咨询会同期举行。开幕式前，与会专家学者参观考察了草鞋山遗址公园，金洁和王巍共同为草鞋山考古工作站揭牌。草鞋山遗址50年前，考古工作者在草鞋山开展首次考古发掘，发现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三叠层”，并首次在良渚文化墓葬出土玉琮、玉璧等，拉开了对良渚文化时期社会结构、宗教礼仪与文明进程研究的序幕。作为太湖流域史前文明的中心聚落，草鞋山遗址在中华文化史中具有全国性意义和标志性地位，是苏州地区极为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苏州地域文明探源工程2022年11月，苏州市委、市政府正式发布了《苏州地域文明探源工程实施意见》，苏州在全国地级市中率先启动地域文明探源工程。苏州市文广旅局迅速成立探源工程专班，全力推动苏州地域文明探源工程落地见效。确认元和塘古窑址群为南宋平江窑所在地，草鞋山考古遗址公园成功入选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成立王巍院士苏州工作站和苏州市吴越史地研究会。▲元和塘古窑址群▲草鞋山考古遗址公园编印《苏州地域文明探源丛书》，开展《东太湖流域文明化进程研究》《苏州地域文明探源工程中建设“吴-越文化公园”可行性研究》等重点课题研究，努力梳理历史文脉、破解历史之谜、补齐历史缺环，为中华文明探源贡献苏州力量。（图文转自：“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公众号）责编：韩翰

基本信息：编著：张文瑞出版社：文物出版社出版时间：2022年12月版次：1印刷时间：2022年12月印次：1ISBN：9787501062591内容简介：

基本信息：作者：陈洪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时间：2023年5月版次：1印刷时间：2023年5月印次：1ISBN：9787573206886作者简介：

摘要：本文以王裕口南地出土的磨石（A型）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系统的观察与工艺设计分析，了解到该类型磨石的选料主要为粗糙的砾石，多为砂岩与石英岩。该类型磨石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便于手持把握，二是有相对较平的工作面，用平滑后废弃。资源域调查表明，磨石的原料最近可能来自距王裕口遗址4公里左右的洹河，资源较为丰富。通过打制实验，表明打制方法因原料体积大小而有所区别，10厘米左右的砾石以锤击法为主，15厘米以上的砾石比较适合摔击法；通过磨制骨器与石器的使用实验，表明此种磨石都能较好地完成初级磨制定型工作，而在本遗址内，主要用于磨制骨器。对比此遗址内殷墟各时期磨石数量，推测在殷墟文化3期与4期时，遗址内的制骨行业有所增加，其生产性质可能是利用生产空隙时间从事家庭手工业生产。以磨石的高利用率情况，推断当时统治阶级可能对洹河及其石料等资源进行比较严格的控制。磨石是殷墟常见的生产工具，制玉作坊［1］、制骨作坊［2］、铸铜作坊［3］等均有发现，且数量巨大、种类丰富，仅孝民屯遗址在2000—2004年就发掘出土有6000多件，形状、大小、厚薄多样［4］。磨石的研究除了各发掘报告的简单描述外，陈志达认为磨石是骨器制作中最后“磨”的工序［5］，孟宪武也持有相同看法［6］，翟少冬等通过实验推断孝民屯铸铜作坊出土的一部分磨石是用来完成青铜器铸后打磨工序的［4］，这些研究无疑促进了我们对磨石功能特别是对手工业加工工艺的认识。但是，就磨石作为手工业重要生产工具而言，它是如何影响生产及其所蕴含的社会意义等问题，还是需要对其进行更为系统的分析与研究。我们曾对王裕口南地出土磨石进行了简单的介绍［7］，其中一种A型磨石数量最多，特征尤为明显。本文即尝试以此种类型磨石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下统称为A型磨石），通过特征与工艺设计分析、原料资源域调查、制作与使用实验等几方面来研究其打制技术、生产与使用情况，再关联背景信息探讨此类型磨石所反映的社会生产与组织等问题。一、A型磨石的特征与工艺设计分析通过对磨石的仔细观察，进行系统的统计，分析其形制特征与工艺设计，可以使我们对此类型磨石有个基本的认识，也是后续深入研究的基础。（一）形制特征分析

一、招生名额我系2023年全日制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12人（含4名推免生）。二、复试原则1.初试分数不低于教育部公布的《202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所划定的分数线。全国统考成绩总分不低于336分，各单科分数达到国家A类考生分数线。（详见附件1）2.达到国家分数线的考生，按照考古学专业的初试总成绩从高到低排序，进入复试，复试人数原则上为招生计划的200%（上线生源不足时除外），第一志愿报考我系的考生不允许破格复试。3.我系招生工作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023年硕士招生复试录取工作办法》执行。三、调剂1.我系可接收调剂考生，考生调剂基本要求如下：（1）初试成绩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A类考生）；（2）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3）申请调剂考生第一志愿报考的专业应为学术学位专业；（4）初试科目应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5）外国语科目为英语或日语。考生须于即日起至3月31日17:00止，将个人简历（模板见附件2）发送至考古系工作邮箱kaoguxi@cass.org.cn，邮件名称：2023年拟调剂个人简历-姓名。2.已提交个人简历并且符合调剂要求的考生，请于4月6日系统开放时起至中午12:00时，登陆中国研招网（yz.chsi.com.cn）“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

3月27日至28日，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在京召开。经过项目汇报会、综合评议，最终评委投票选出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宣布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山西兴县碧村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式布局、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及周边遗存、陕西旬邑西头遗址、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吉林珲春古城村寺庙址、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浙江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等十个项目入选2022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关强表示，2022年，党的二十大系统部署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重点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考察了安阳殷墟，作出重要论述，充分肯定考古工作成就，强调要通过文物发掘、研究保护工作，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确立，指引文物考古事业发展新方向。中华文明探源第五阶段研究、“考古中国”18个重大项目统筹推进，254个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系统实施，1432个基本建设考古项目高效开展，取得一系列重要新发现新成果。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是过去一年田野考古工作的杰出代表，以更加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终评会评委通过抽签方式从评审委员会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产生，21位评委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等单位。本届推介活动共收到32个参评考古项目，经过初评、终评等环节选出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按年代早晚排列）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发

2023年3月6日——3月11日，由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常怀颖副研究员系列讲座课程如期举行。讲座共有六场，参加者除了四川大学师生外，还有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部分同行，讲座由考古文博学院吕红亮院长主持。第一讲《夏商周考古前沿述评》

李毓芳先生扎根田野，勤于著述，发表、出版了大量优秀成果，参与编写的《汉长安城未央宫》《汉杜陵陵园遗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等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夏鼐考古奖、郭沫若历史学奖等学术荣誉。

基本信息：编著：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版社：文物出版社出版时间：2022年12月版次：1印刷时间：2022年12月印次：1ISBN：9787501078936内容简介：

摘要：在明确窑洞与地穴建筑形制的基础上，通过对岱海老虎山文化房址的选址、建造方式(柱洞分布、平面特征、房屋组合）等遗迹现象的分析，佐以民族志资料，提出“半窑洞式建筑”属于地穴建筑，常建于坡地之上，并尝试建立对窑洞及地穴建筑形态差别的判断标准，以展现古代先民居址生态的多样性及其营造智慧，也为进一步判断聚落建筑的性质及其复原提供了新思路。穴居是人类最早的居住形式之一，分洞穴式和地穴式[1]。洞穴式，以横穴为主，包括天然洞穴和人工挖掘的窑洞；地穴式，以竖穴为主，包括浅地穴、半地穴、深地穴[2]等。新石器时代建筑遗址已然出现上述各类穴居形式。其中，对于类似窑洞的判断，不少是根据其处于生土崖壁之内，居室后墙较高，弧壁，大量生土堆积，或偶有保存好的生土顶等断为窑洞[3]。除此以外，还有一种特殊的遗迹现象比较多见，其平面形制类似窑洞，横向挖一较深的袋状坑，由于拱背太薄，无法使用生土顶，坑顶上应为人工的顶盖，使用时仍然象窑洞，被称为“半窑洞式建筑”[4]。由于此类“半窑洞式建筑”上部构造很少能够保存到今天，仅从遗址平面看，由于横向开凿，至少开凿的那一面露明或部分露明，其他边壁大都以土壁作墙，其上人工盖顶。问题是，根据这样的描述，地穴建筑也可以具有这样的平面形式和功能，由于没有生土顶，所以也有竖向开挖的可能。据此，不少被认为“半窑洞建筑”也常被认为是地穴建筑。以岱海老虎山文化房址为例，田广金通过对内蒙古中南部龙山时代文化遗存研究，指出岱海老虎山文化的园子沟遗址多建在坡地上，分窑洞式和半地穴式二型[5]；戴向明对岱海老虎山文化的园子沟遗址也分单间地穴式房屋和分里外间的窑洞式建筑[6]。魏坚、曹建恩认为岱海的老虎山、西白玉、板城及大庙坡房址等为半地穴[7]。而发掘报告则把老虎山文化中的上述地穴式建筑定为“半窑洞式”或“人工顶窑洞式”房址[8]。据此，为了解“半窑洞式”的具体形制，我们需厘清洞穴式和地穴式建筑的本质特征。一、窑洞、地穴式建筑分析（一）洞穴式与地穴式建筑分类洞穴式与地穴式建筑分类，如上文所述是根据开挖方向来分的，即横向开挖者为洞穴式，以窑洞为主；竖向开挖者为深浅不一的地穴建筑，这适用屋面无存的遗址分类。但实际建造颇为复杂。无论挖洞穴还是地穴，如果地形特殊，如坡地，都免不了需要横向和竖向共同开挖。如崖庄窑，需先将崖面削平（竖挖），然后修庄挖窑（横挖）。前文所述“半窑洞”，既有横向开挖，也可看作竖向挖，因为没有生土顶。另外，还有一种窑洞和地穴相结合的穴居——下沉式窑洞，同样是有竖、横向开挖，但其分类属地穴式还是洞穴式仅按照开挖方式来分，仍不很清晰（图一）。那么，是否可以通过人工顶与生土顶进行分类呢？即生土顶是窑洞，人工顶是地穴建筑。但锢窑作为窑洞一种，屋顶人工起拱，不是生土顶，是人工顶，却又属于窑洞式建筑。似乎这样的分类也有交叉。因此，本文认为洞穴式与地穴式建筑的分类，除要考虑其开挖方式、地形特征外，也需从建筑整体，即结合其屋顶构造，参考结构力学特征等综合考虑。（二）洞穴式与地穴式屋顶不同受力特征地穴建筑其上搭盖屋顶，一般采用梁与柱（墙）相交的结构——梁柱式结构。其梁上部受压力，下部受拉力。斜梁除了与平梁一样有弯矩、剪力外，还有一部分轴向力（图二）。实例表明，窑洞多数采用拱顶结构（图三）。理论上，拱顶受轴向压力为主。通常，具有拱结构体系者称作窑。建造时，既可横向挖于生土中，又可用土坯、砖（石）等搭建于地穴或地面之上。挖于土中的窑洞，为生土顶。半挖于地下或建于地面上者，民间称锢窑，为人工顶。穹窿顶则类似多方向的拱，以受压为主，是轴向受力和环形受力的综合，属于窑洞式建筑（图四）。因此，生土拱顶者为窑洞；如果人工顶盖被砌成拱券或穹隆顶，同属窑洞式建筑。而其他穴居，其屋顶若是梁（斜梁）与柱（墙）相交的梁柱式结构，应为一般意义上的地穴建筑。实际上，窑洞受建材影响颇大。砖、石受压性能好，抗剪差，建造窑洞最合理。而生土顶窑洞，由于土有离散性、不均匀性，主要靠压力产生摩擦力以保持稳定，只有密实土才具有一定的抗压抗剪性。因此，建造生土顶窑洞需要特定的土质。鉴于此，中国的黄土高原和黄土盆地具有独特的优势。一般而言，黄土自上而下，堆积越深越密实，强度越高。因此，需要选择发育稳定的黄土层进行挖掘，次生黄土及马兰黄土上层皆不易挖掘窑洞，因其湿陷性较大。开挖在马兰黄土下层及离石黄土层的窑洞较安全[9]。当然，也可以采取一些结构措施加以改善。如为减小侧推力，增加侧墙的厚度，或改变拱顶矢高。矢高越大，产生的侧推力越小。总之，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建造。由此，根据平面开挖方式（坡地）结合地上屋架力学特征，“半窑洞式”如不是用土坯或砖、石起拱的轴向受压结构[10]，而是采用史前常用的梁柱[11]的近似垂直于轴向的受力方式，就应归属地穴式建筑。而下沉式窑洞为拱券顶，属窑洞式建筑。即图一中，灰色者为洞穴式建筑，黄灰色者为地穴式建筑。明确了洞穴式与地穴式的各自构造及其受力特征，对我们进一步探讨位于丘陵地的穴居建筑遗址的形制特征，分辨平面形式相似的窑洞和坡地地穴式建筑（后文简称坡地地穴）提供了参考依据。二、岱海老虎山文化房址窑洞及坡地地穴建筑分析判断相当于龙山时代早期（距今4500～4300年）的老虎山文化房址，位于岱海北部的蛮汗山黄土丘陵山地南坡上，发现了基本处于同期的园子沟、老虎山、面坡、西白玉、大庙坡以及板城6处遗址，均为海拔1300米以上的石城聚落。其中，园子沟和老虎山遗址包含早、晚期遗存，板城等其他遗址只有晚期遗存[12]，面积分别为30、13、7、9、25和10万平方米[13]。发现房址的有园子沟（132座）、老虎山（70座）、板城（30座）、西白玉遗址（23座）、面坡（19座）、大庙坡（1座）。老虎山文化房址中窑洞及坡地地穴遗址均有。且在同一地区，利于直接对比。并且该遗址早、晚期衔接紧，可作为一群大体相对稳定的聚落进行讨论。本文重点探讨发现房址最多的园子沟和老虎山遗址。（一）土质及室内生土堆积园子沟遗址黄土厚度分布不均，山坡基岩上覆有黄土的西北坡，现存最厚达50米以上。在山脊及东南坡厚者不过数米[14]。考虑水土流失，龙山时期黄土应更厚。老虎山遗址山坡自然堆积同园子沟，是晚更新世的马兰黄土。马兰黄土下层较适合建造窑洞，说明此地建筑如果开挖较深，可以建造窑洞；较浅者则适合建造地穴建筑。判断遗迹是窑洞还是地穴建筑，主要依据之一为室内是否遗留大量的生土堆积，这些生土很可能是窑顶坍塌所致。如园子沟F3039，室内有高于2米的生黄土和生红土堆积（图五），多为窑洞。类似如园子沟Ⅱ、Ⅲ区（图六），

来自约100万年前，欧亚内陆迄今发现的同时代保存最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国内首次发现的骨质冰鞋与年代最早、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的木质车轮；国内唯一保留了城市、港口、航道这一完整体系的古港遗址……入围和入选“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的项目，学术目标清晰、学术价值重大、考古理念先进、考古过程精准，为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又增添了更多有力实证。

基本信息：编著：中国考古学会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2年9月版次：1印刷时间：2022年9月印次：1ISBN：9787522709437内容简介：

在最后的篇幅中，作者简要叙述了西班牙早期殖民史。其中两个事实令人难忘。一是，最早的墨西哥奢侈品被运回西班牙后，国王查理五世对黄金比对艺术品更感兴趣，很快就将这些珍宝熔成了可以交易的金块。二是，由于欧洲人带来的天花和其他传染病，至1621年，墨西哥盆地的人口从1519年的大约100万下降到大约25万。新大陆的发现和殖民，直接引发了欧洲的工业革命和现代化。对一个文明的摧毁，似乎促进了另一个文明的发展。19世纪以来，考古学在中美地区的广泛开展，重新缀合起湮没在丛林和荒漠中的碎片。本书呈现的，正是美玉未碎时的文明之美和生命之力，引发我们对人类文明兴衰演变、碰撞融合的思考。*文章系《墨西哥与中美洲古代文明：考古与文化史（上下册）》（[美]苏珊·托比·埃文斯

摘要：201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中心区新发现的主干道路及其两侧墙垣所揭示的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式布局，首次发现较丰富的制陶遗存和骨器、角器加工作坊现场，新发现疑似漆器加工作坊，是研究手工业考古和城市布局的重要突破。祭祀区以西新发现的居住、墓葬资料揭示的“居葬合一”、暴力现象，丰富了二里头都邑的内涵，深化了对该网格区域的认识。一、工作基础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翟镇二里头村，地处洛阳盆地中部、古伊洛河北岸台地上。遗址现存面积300万平方米，主体文化堆积属于二里头文化，绝对年代在1750BC～1530BC。二里头遗址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中国青铜时代最早具有明确规划的大型都邑，是探索夏文化、中国王朝国家形成和早期发展问题的最关键遗址和最重要基点，也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最重要的起点和标尺，具有无可替代的重大学术价值。从聚落形态的角度探索二里头都邑布局，可以研究当时的社会结构、等级划分、规划思想、礼仪制度和统治模式，可以探索二里头国家王权的特征及其发展过程，这些重大问题对于历史研究至关重要。自1959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数十次发掘，确认它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聚落，可分为中心区和一般活动区。中心区发现有中国最早的“井”字形城市主干道路网络，形成“九宫格”式宏大格局。“井”字形道路围起的空间属于宫殿区，面积近11万平方米，其中发现有中国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四合院”式宫室建筑群和多进院落宫室建筑群。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和祭祀区分别位于宫殿区南、北两侧，作坊区内发现有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加工作坊，祭祀区内主要包括圆形的地面建筑和长方形的半地穴建筑及附属于这些建筑的墓葬。二里头都邑迄今未发现大型墓地，但多数墓葬的布局仍呈现出相对集中、分区分片的特征［1］。同一个墓区集中分布、排列有序的墓葬当大体属于同一个家族。宫殿区和官营作坊区外侧发现有围墙。二里头都邑的手工业生产，存在着大规模作坊和小型加工地点两种形式［2］。近几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继续以探索二里头都邑的布局、结构为中心开展工作。根据各区发现的居址和墓葬的分布情况、7号墙与“井”字形道路的关系，我们曾推测：“井”字形道路网络形成的“九宫格”，除宫殿区和作坊区外，其他7个区域或为不同家族、群体的居住区和墓葬区；作坊区西侧新发现的墙垣Q7，很可能是作坊区以西网格的贵族居住区和墓葬区外围大型围垣设施的东垣；进而推测，除了宫殿区、作坊区外围存在墙垣之外，“井”字形“九宫格”其他网格的各贵族居住区和墓葬区外围也应有墙垣围护［3］。（图一）二、主要收获为逐步解决上述学术问题，2019年我们在“井”字形道路西南路口开始发掘，后根据发现的道路和墙垣情况，扩大范围继续追寻主干道路。在追寻主干道路和其他发掘过程中，取得了如下重要收获。1.中心区新发现主干道路及其两侧墙垣，揭示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式布局。在“井”字形道路西南路口的发掘中，首先发现了宫殿区外围“井”字形主干道路的西南路口，路口处的南北向和东西向主干道路宽度约18米；在路口的外侧，发现了两个区域围墙的拐角：作坊区围墙西北角、宫城以西区域围墙的东南角，拐角均呈直角；发现了宫城南墙西段和西墙南段，作坊区以西区域的东侧和北侧围墙，唯宫城西南角和作坊区以西区域围墙的东北角被东汉及以后的活动破坏而无存。以“井”字形道路西南路口的新发现为线索，沿宫殿区南、北两侧的道路向东、西追寻，新发现宫殿区南、北两侧的东西向道路向东、向西延伸（为行文方便，以“宫南路”“宫北路”分别指代宫殿区南、北侧的东西向主干道路，其他方向的道路以此类推），宫西路向北延伸。紧邻道路的两侧多发现有与宫城城墙成一直线或平行的墙垣，墙垣的宽度约2米，与宫城城墙的宽度接近。宫南路、宫北路自宫西路向西延伸的长度，已分别达470余米、440余米，均超过宫城的东西宽度（295米左右），且继续向西延伸。据此，我们推测作坊区、宫殿区、祭祀区以西至少各存在一个分区。宫西路向北延伸至祭祀区西侧民房处，长度至少200米，且继续向北延伸，道路东西宽17余米。祭祀区以西的区域已发现其南侧、东侧的夯土墙，分别紧邻宫北路北侧、宫西路西侧。宫城以西的区域已发现北侧、东侧和南侧的墙垣以及东南拐角，分别紧邻宫北路南侧、宫西路西侧和宫南路北侧。作坊区以西的区域已发现北侧、东侧的墙垣，分别紧邻宫南路南侧、宫西路西侧。（图二）2.首次发现较丰富的制陶遗存和骨器、角器加工作坊现场，新发现疑似漆器加工作坊，是手工业考古和城市布局研究的重要突破。首次发现较丰富的制陶遗存，包括制陶工艺的多个阶段。2020～2021年，在祭祀区以西约300米处，发现面积较大、较丰富的制陶遗存，包括存泥坑、泥坯、陶垫、修整工具、陶窑、烧土、炉渣、变形陶器和大量碎陶片等。2021年在遗址北缘西部发掘区中部发掘出一座二里头文化二期陶窑，仅存底部的火塘部分，火塘平面呈马蹄状，窑箅及其上的窑室缺失。火塘及窑柱外表面均为已完全烧结的青灰色，最厚达5厘米。窑壁外有厚14～22厘米的红烧土面。陶窑近旁的废弃堆积中发现较多红烧土、灰烧土块，并发现多件陶垫、多块深腹罐泥坯。据此，推测祭祀区以西和遗址北缘西段可能各存在一处制陶作坊。（图三）宫城西南角的一处灰土堆积面积约百平方米，深近3米。在打破灰土堆积的晚期墓葬四壁可见较多带切割痕迹的骨、角料，灰土堆积的表面散落大量骨、角质遗物，有动物肢骨、肋骨、牛角和鹿角等。骨、角质遗物中有不少存在砸击、切割和磨制的痕迹，有原料、半成品和废料，有锥、镞和簪等成品，包括了骨、角器加工过程中多个环节的遗物。有的原料、半成品和成品成组出现，可能该处是骨、角器加工现场。堆积中也有较多陶片，器形有深腹罐、尊和圆腹罐等，有的深腹罐接近完整，陶片的时代多为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根据上述情况，初步推测这里是二里头文化晚期一处加工骨器、角器的作坊。（图四）2021年，二里头都邑北缘西部出土800多片外表带有红漆的陶片，仅其中一个灰坑即出土了近200片。这些带漆陶片多为陶盆残片，一些残片内外壁、断茬多见红漆，可能为盛装漆液的容器。（图五）3.在祭祀区以西发现贵族居住区、墓葬区以及非正常墓葬。在“井”字形道路划分的祭祀区以西网格中，揭露1座中型夯土基址、多座墓葬和100多座灰坑。灰坑和墓葬的时代从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四期均有。夯土基址的时代为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其范围、布局仍在探索过程中。夯土基址范围内发现多座同时期的墓葬，其中一座墓葬宽1.30米，出土铜盉、铜爵和玉器等较高规格遗物，较为重要。夯土基址南侧80余米处，发现2座墓主骨骼不全但随葬陶器的墓葬，还有1座多人乱葬的合葬墓，均为以往少见。墓主骨骼不全的2座墓葬，均为仰身葬式。东侧的墓主仅见胸骨、脊椎和盆骨，胸骨在北侧，盆骨在南侧，肩部以上、盆骨以下缺失，上肢也不全。随葬圆腹罐、器盖、尊、盆和盆形鼎等残片，时代为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东侧的墓主仅见胸骨至下肢骨的上半段，胸骨在南侧，下肢在北侧，仰身直肢。随葬陶平底盆、豆和鼎各1件，均放置于上肢骨之上。这两座墓葬的墓主或被砍头、被截肢，表明当时存在暴力现象。（图六）三、结语1.新发现的道路及其两侧墙垣所揭示的网格式布局，是二里头都邑布局考古的一项重大突破。中心区的主干道路及其两侧的墙垣把二里头都邑划分为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区域，表明二里头都邑有了严谨、清晰的规划。宫殿区居于核心，显示了王权的至高无上、权力中心的高度集中。祭祀区、官营作坊区、贵族居住和墓葬区等重要功能区拱卫在宫殿区的周围，除宫殿区、作坊区以外的多个区域外侧也以围墙间隔、防护，历年在其中多个网格内发现有不同等级的建筑和墓葬，每个网格应属不同的人群，表明二里头都邑极可能已出现了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及“居葬合一”的布局。这是二里头都邑布局探索中的一项重大突破。如此严格、清晰、规整的规划布局，显示出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统治格局秩序井然，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规划思想、统治制度和模式，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2.手工业作坊的新发现、新突破，填补二里头都邑布局和手工业考古的空白。手工业是社会运转的重要基础，手工业考古是都邑考古研究的重要内容。近年手工业作坊的新发现、新突破，填补了二里头都邑布局和手工业考古的空白，为研究二里头都邑手工业生产、经济基础以及与二里头王国的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材料。陶器是生产量、使用量最大的重要手工业制品，制陶是都邑重要的手工业门类。之前数十年在二里头都邑尚未发现明确的制陶作坊，仅发掘了分布较为零散的十余座陶窑，以及少量陶垫等与制陶相关的遗存［4］，对陶器加工作坊及工艺流程了解较少。近年发现的较丰富遗存为探索二里头都邑的制陶作坊分布情况，进而探索制陶手工业的操作工艺、流程、陶器特点，社会关系和社会分工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二里头遗址发现60多年来，曾认定两处加工骨器、角器的作坊［5］。新发现的骨器、角器加工作坊，堆积丰富、遗物较多，使得考古工作者可以首次全面、详细记录其出土情况及研究的深入，将有助于理解二里头文化骨器、角器的加工流程、加工工艺。作坊位于宫城西南角、1号基址近旁，其具体年代、与1号基址的关系等问题，有待继续探索，以更好理解当时的城市布局、规划理念和二里头文化最晚阶段的政权兴替等重要问题。既往发现的成品漆器多出土于高规格墓葬中，属于礼器［6］。历年发现的带漆陶片合计仅约50片，零星出土于多个灰坑或地层之中，数量少且分布零散。此次工作虽未发现直接的制漆遗迹，但发现的带漆陶片数量为以往发现的带漆陶片总量的近20倍，实属罕见，提示遗址北缘西段可能存在制漆作坊，或许是制漆作坊的重要区域。3.祭祀区以西的居住区、墓葬资料的新发现，丰富了二里头都邑的内涵，深化了对该网格区域的认识。祭祀区以西夯土建筑、贵族墓葬共同出现，表明该区域为贵族居住和墓葬区，且居住和埋葬区同在一处。与以往在宫殿区和其他区域的同类发现一样，再次证明了二里头文化盛行“居葬合一”的布局形态［7］，是龙山文化晚期“居葬合一”布局形态在早期王国都城的强化和提升。多人乱葬和墓主被砍头、被截肢等非正常墓葬在该区域的发现，表明当时存在较多暴力行为。这些墓葬中都随葬陶器，表明他们也非最低身份的人群；与夯土建筑和随葬青铜容器的贵族墓葬同处一区、相距不远，表明该区域人群包括贵族、平民和更低身份的人员。这些重要的新发现，丰富了二里头都邑的内涵，有助于了解该区域的布局及历时性变化、自身特征与其他区域的区别、联系以及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关系等问题。二里头都邑“居葬合一”的布局结构，在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及周原的殷人聚落等处都有类似发现。与二里头文化呈现的严格方正、居葬合一的都邑规划制度、宫城宫室制度与青铜礼乐制度等多种文化、政治制度和模式一样，被商王朝继承并被后世延续发展，为商文明奠定了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基础，体现了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王国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的划时代意义，以及其对商周文明的引领作用。同时，二里头都邑的这种布局，也为先秦时期其他都邑遗址探索布局、结构提供了有益参考。［1］a.杜金鹏.二里头文化的聚落形态和埋葬制度//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01~103.

截至目前，位于周原遗址中心区域的凤雏村南、董家村东北一带，发掘的重要建筑基址有甲组基址、乙组基址、F3、F4、F6～10，构成凤雏建筑基址群。此建筑基址群规模宏大，性质重要，对研究西周都城格局与宫室制度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在前贤有关讨论的基础上，对其性质进行讨论。凤雏建筑基址群中的部分房址在空间上彼此毗邻，体现出更为紧密的关系。即，凤雏建筑基址群可分为三组：一为F3与F4，二为甲组基址与乙组基址，三为F6～10（图一）。三组建筑的性质，相互关涉。一、凤雏F3与F4三号基址（F3）于2014年秋由周原考古队发掘，位于凤雏村南，北距凤雏甲组基址约40米。三号基址主要部分的形状呈“回”字形，四面为夯土台基，中间为长方形庭院。以南北边缘的垂直平分线计算，方向约352度（图二）。基址主要部分的东边南北残长48、西边残长46、北边东西宽56、南边东西宽58.5米，基址总面积2810平方米，是迄今发掘的最大规模的西周建筑基址。主体台基位于建筑北面，东西长56、南北宽16.5米。东侧台基南北残长30.5、东西宽15.1米。西侧台基与东侧台基对称，南北残长28.5、东西宽15米。基址的南侧是门塾台基，与东、西两侧台基相连，南北进深7、东西宽46.3米。庭院呈长方形，东西长27.3～28、南北宽22.3～23.1米，低于四周夯土台基。在庭院中部偏西有一处长方形铺石遗迹，南北长4.8～4.87、东西宽4米，高出庭院原始地面0.14米，方向与庭院相同。这处遗迹由较大的砾石块铺砌而成，大的石块长径达0.45米，小的只有0.07米，边缘的砾石侧立，形成明显的边界。铺石的北侧正中立有一块青灰色砂岩制成的长方体立石，立石高1.89米，地面以上现存部分高0.41米，地面以下部分高1.48米。F3发掘区出土了金箔、绿松石片、原始瓷器、漆器、玉器、海贝等较多高等级的贵重物品。三号基址的建造时间应在西周早期，最终废弃在西周晚期[1]。F4在三号基址的东侧，面积较小，方向与三号基址基本相同。关于三号基址的性质，发掘者曹大志、陈筱撰文认为三号基址庭院中的立石和铺石遗迹可能是某种神主和祭祀神主的坛场，进一步推测这处遗迹可能是社主和社坛。凤雏三号基址是社祀遗存，相当于文献中记载的社宫[2]。孙庆伟认同凤雏三号基址庭院中的长方形铺石应是当时的社坛，是社壝的核心部分。铺石北侧正中树立的长方体立石就是社主。同时他分析认为凤雏三号基址表现出“尊西北”倾向，体现出该建筑对“阴”的独特需求，而“尚阴”是亳社的最大特点。又据立石基座顶面截面呈“亚”字形的形制，认为它与商族关系密切，这座建筑的使用者强烈地指向商人。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认为该基址是一处亳社遗存[3]。此社宫或亳社说主要依据是三号建筑庭院中的“亚”字形立石。关于建筑形制，社宫说的提出者也认为将三号基址推测为社仍存在一个问题，即后世官方的社都是坛壝类建筑，主体建筑只有社坛和围墙。而凤雏三号基址四面都有建筑，与这种形式差别较大。而将立石视作社石，主要根据《淮南子·齐俗训》：“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祀中霤，葬成亩，其乐咸池、承云、九韶，其服尚黄。夏后氏，其社用松，祀户，葬墙置翣，其乐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其服尚青。殷人之礼，其社用石，祀门，葬树松，其乐大濩、晨露，其服尚白。周人之礼，其社用栗，祀灶，葬树柏，其乐大武、三象、棘下，其服尚赤”[4]。是商人以石为社，所以孙庆伟认为周原遗址建有亳社，当缘于这里有大量的殷遗民居住，有设立亳社的客观需求[5]。若三号基址是为商人亳社，即会引发另一问题，此建筑的使用年代从西周早期一直延续到西周晚期，与整个有周一代相始终。商人亳社在周之圣都周原存续如此长的时间，实在让人迷惑。正如宋江宁所疑，周原遗址西周早期聚落中的大型建筑基址群仅有一处，就是凤雏建筑群。西周早期的大型建筑延续着商代建筑的风格，甚至其设计者就是商人。在周原这个周人的都城之中，唯一最大的建筑群若不属于周王或其在周原的代理人实难令人信服[6]。王恩田则以周原凤雏甲组基址是都城内的宗庙为出发点，根据“左祖右社”原则，认为甲组基址右边与甲组基址有墙隔开的乙组基址应是社宫。而新发现的三号基址则是周原凤雏甲骨文所称的“天位”，就是后世所称的“圜丘”，其主要功能是祭天[7]。但如上文所述，祭地的社是主体建筑只有社坛和围墙的坛壝类建筑；祭天的圜丘，台上不建房屋，都是开放式的建筑。凤雏三号建筑基址平面呈方形，与圜丘的形制完全不符。《礼记·祭义》：“祭之日，君牵牲，穆答君，卿大夫序从。既入庙门，丽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鸾刀以刲取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8]。贾公彦疏云“《祭义》云‘君牵牲，丽于碑’。则诸侯庙内有碑明矣。天子庙及庠序有碑可知”[9]。凤雏三号基址庭院的立石极有可能是宗庙之碑。徐良高即曾指出此立石为碑的观点[10]。郑韩故城中因发现了高3.26、宽0.45、厚0.26米的大型圭形石碑，进而因之确认主体面积超过一万平方米的大型夯土高台建筑基址为韩国宗庙遗址[11]。据此例证，刘海宇提出凤雏三号基址庭院中的立石规模巨大，宽度与厚度均为郑韩故城韩国宗庙碑的近一倍，其原始高度可能更高，出土位置近似，形制亦较为一致，立石极有可能是宗庙之碑，铺石遗迹应是经典文献所载祭祀时杀牲以及陈设祭品的场所。由此，刘海宇认为立石和铺石遗迹是证明凤雏建筑群为周王室宗庙的最直接证据。而凤雏建筑群基址始建于西周早期或灭商之前，废弃于西周晚期，与西周早期至晚期金文中唯一延续出现的建筑为“周庙”相合。凤雏建筑群是周原遗址迄今所发现西周早期唯一的大型建筑群，西周金文的“周庙”为周人祖庙，在宗庙中等级最高，规模无疑巨大。三号建筑应为早期周庙建筑群的主体建筑[12]。刘海宇关于凤雏三号基址大型石柱为宗庙碑，凤雏建筑群基址极有可能是金文以及文献所见的“周庙”，即周王室的祖庙的观点，应该是符合实际的。但他所论凤雏建筑群包括甲组、乙组以及三号建筑、四号建筑基址等。则又稍显所指不清。本文认为凤雏三号建筑（F3）是“周庙”。凤雏三号建筑的规模宏大，处于周原遗址的核心位置，年代延续有周一代，在周原所承载的周王朝的社会生活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揆诸出土文献，只有“周庙”、“太庙”可堪与之比附。周庙为周人之祖庙，多在此举行献俘、献功、饮至、祭祀等大典，在西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中心地位。金文所见西周早、中、晚各时期都见有周庙。“周庙”也称“太庙”或“周太室”。“周庙”一称见于西周早期的鼎（集成[13]02739）、小盂鼎（集成02839），西周中期的盠尊（集成06013），西周晚期的卌三年逑鼎[14]。《尚书·武成》记武王灭商之后，“丁未，祀于周庙，邦甸、侯、卫，骏奔走，执豆、笾。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15]。《绎史·武王克殷》载“武王在祀，太师负商王纣悬首白旗，妻二首赤旗，乃以先馘人，燎于周庙，……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16]。这与《小盂鼎》记载的献馘仪式近似：“唯八月既望，辰在甲申，昧爽，三左三右多君入服酒，明，王格周庙，□□□邦宾，延邦宾尊其旅服，东向，盂以多旂佩，鬼方子□□入三门，告曰：王令盂以□伐鬼方，□□□馘□，执酋三人，获馘四千八百又二馘，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俘马□□匹，俘车卅辆，俘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卅八羊……”。举行仪式的场所均是周庙，即周之祖庙。西周金文中有周太室，论者或以为是“周”都的某一不特定建筑的大室。本文以为当是周庙之太室，与太庙其实是同一组建筑物。具体而言，周庙之大室即“周太室”，见西周中期的畯簋[17]。西周中期的免簋（集成04240）、西周晚期的三年师兑簋（集成04318）都记述有王格“太庙”举行册命礼。太庙可能含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及成王五位庙主的庙室。周庙在使用过程中，还增益有附属建筑“图室”。西周晚期的无叀鼎（集成02814）载：“王格于周庙，贿于图室，司徒南仲右无叀入门，立中廷，王呼史翏册命无叀”。可知图室在周庙近旁。阮元认为“图室”是藏有周代“河图”的明堂太庙[18]。徐同柏说：“图室即太室，谓之图者，图象也，象与貌同意”[19]。白川静谓：“图室是庙中的室名，是有地图或者先王图像的地方”[20]。陈梦家认为图室或即周庙东西序中的西序[21]，王晖认为“图室”就是有图之室，这里的“图”也就是“图像”、“图画”，是专门为先祖绘制图像的宫室[22]。赵庆淼认为“图室”应为王室典籍文献和档案文书的保藏地点[23]，也是有可能的。根据宜侯夨簋铭中的“成王伐商图，延省东国图”来看，商末西周初年已有用于战争的军事地图，还有特定区域的疆域图。这些图，一方面不易获得，弥足珍贵；另一方面，舆图也是控制天下的权力象征，故在太庙专门有宫室保管。而图室就是保存地图之所。在凤雏三号基址（F3）东侧的F4，规模较小，是三号基址的附属建筑。本文推测其有可能是金文所载之“图室”。二、凤雏甲组、乙组基址凤雏甲组建筑基址发掘于1976年，基址南北长45.2、东西宽32.5米，面积共计1469平方米。基址南北向，偏西北10度，以门道、前堂和过廊居中，东西两边配置门房、厢房，左右对称，布局整齐有序（图三）。发掘者指出甲组建筑群可能始建于灭商之前，废弃于西周晚期[24]。凤雏甲组建筑基址资料公布后，学者们就建筑的性质、功用等展开讨论。大体上分为两种意见。其一认为是宗庙。发掘者依据《尔雅·释宫》所言“室有东西厢曰庙，无东西厢有室曰寝”，而凤雏甲组建筑有东西厢，且“在西厢房的第二室的窖穴H11中又出土了大批的甲骨”，首先提出凤雏甲组基址应是作为宗庙来使用的。王恩田认为该建筑的门属“台门”，按照周代礼制规定，只有天子和诸侯使用“台门”；该建筑门外的影壁在周代只有天子和诸侯可设，所谓“天子外屏；诸侯内屏”；该建筑西厢房第二室的H11是专门用以藏龟之所，即“龟室”，按照周代礼制，仅天子和诸侯才有权藏龟于庙；该建筑规模与《考工记·匠人》所记周人明堂的尺度接近。据此他认为该建筑可能是周王室的宗庙[25]。周宏伟认为凤雏甲组建筑就是见于金文的“周庙”、“大庙”、“周宫”，位于建筑中央的大殿为“周大室”，即周庙大室[26]。辛怡华从金文及建筑基址周围的铜器窖藏、墓葬研究认为凤雏建筑基址就是当年周王室宗庙，即“周庙”的所在地[27]。杨鸿勋虽然不认为是周王室的祖庙，但他又提出是商代晚期周人邦君的方国祖庙[28]。另有部分学者对宗庙说有异议。徐锡台就认为甲组基址是周王处理朝政的宫殿[29]。郭明对周原凤雏甲组建筑“宗庙说”提出了质疑，认为在8间东厢房中，北起第2和第6间分别发现有烧灶。两间庖厨的存在，使整个建筑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凤雏甲组建筑之门不属台门，至少不是典型的台门。H11既不是“龟室”，又不与甲组建筑同时。甲组建筑宗庙说的主要依据并不坚实。如此，郭明认为甲组建筑体现出较浓的生活气息，除前面提到的东厢房有两间是庖厨的理由外，在西厢房北第2间室内紧靠墙壁处，出土锥形足鬲、器盖和大蚌壳，门外走廊上出土瓷罍一件，应当都是建筑使用者所遗留的。从这些遗物来看，属生活用器，与日常生活有关。凤雏甲组建筑不是宗庙，是生活居住之所[30]。厢房中的烧灶表明其确有庖厨的可能[31]，显示其性质当如郭明所论的生活的属性。而凤雏甲组建筑整体呈现明显的封闭性，照壁的设置、厢房的布置、较小的东西小院，表现出建筑的私密性。凤雏乙组基址在甲组基址西侧，二者大致平行，相距约12米，与甲组基址的前堂约略平齐。据平面图公布的柱网结构，可知乙组基址与甲组基址的前堂结构类似，但乙组基址的规模要大。相对甲组基址，乙组基址呈现出更多的开放性。若甲组基址为燕寝之居，则乙组基址为朝会的宫室。这两组基址空间位置毗邻，是周王的朝寝之所。三、凤雏F6～102016～2017年，周原考古队在凤雏甲组基址东侧约50米处发掘了台式建筑F6～10[32]。F6台基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宽16.15、残长17.25米，残存面积约278.59平方米。在夯土台基之上的偏北部发现一处由北、东、西三面相连的夯土墙围成的倒“凹”字形建筑。北夯土墙东西长约8、东夯土墙南北长约7.5、西夯土墙南北长7.25米。F7位于F6东北侧，大体呈南北向长方形，长12～12.5、宽8.75～9.5米，现存总面积约为111.76平方米。F8位于F7北侧，现存部分呈南北向长条形，南北长约12米，残存面积为73.12平方米。F9位于发掘区最北侧，推测其完整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长约19.5、宽约10.7米，面积约为208.65平方米。F10位于发掘区最西侧，基槽呈“回”字形。因条件限制未完全揭露。现存面积为141.94平方米。四周夯土环绕形成了一处略呈长方形的小型院落，面积约为47.6平方米（图四）。关于建筑基址的年代，报告认为F6～10的年代不同，其中F6年代最早，应为商周之际；F10年代最晚，为西周晚期。F6～10虽各为单体建筑，但考虑到建筑方向和平面布局，以及基址与基址之间、基址与早期夯土之间的共时关系，也不能排除在某一时期该区域内存在建筑群的可能性。若如此，在建筑群使用期间，每一个单体建筑都可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修葺、改建、扩建，甚至废弃，最终整个建筑群废弃于西周晚期[33]。关于F6的年代，发掘者其后又修改为西周早期[34]。这五组建筑的建筑年代有早有晚，从西周早期延续到西周晚期，但相互间关系密切。五座基址环绕分布，各自独立，但又组成一组相对闭合的建筑单元，其位置又位于周原的核心地区，应该是周代政治社会中的重要建筑。西周青铜器铭文出现的康宫建筑群为我们判断此五组基址的性质与功能提供了参考。西周中期的望簋（集成042722）“唯王十又三年六月初吉戊戌，王在周康宫新宫。旦，王格太室，即位，宰倗父右望入门立中廷，北向，王呼史年册命望”。“康宫”是周康王之宗庙，经过唐兰先生的论证[35]，目前已无异议。望簋铭“周康宫新宫”，新宫是新立之宗庙，是谓此康宫是昭王为先考新近建设完成的建筑。结合望簋的年代与康宫铭文铜器的年代区间，康宫说的年代学意义是成立的。周王在康宫所行事多数是册命典礼，见辅师嫠簋（集成04286）、扬簋（集成04295）、申簋盖（集成04267）、夹簋[36]、走马休盘（集成10170），西周晚期的师簋（集成04312）。金文中又有“周康寝”之称，见西周中期的师遽方彝（集成09897）“唯正月既生霸丁酉，王在周康寝，飨醴”。又有“周康庙”，见西周晚期的元年师兑簋（集成04274）“唯元年五月初吉甲寅，王在周，格康庙，即位，凡仲右师兑入门立中廷，王呼内史尹册命师兑”。“康寝”以及“康庙”，唐兰先生认为均为康宫之异称。康宫是建筑群的总名，里面有庙、寝、太室等建筑构成，郑注《周礼·夏官司马·隶仆》为“《诗》云‘寝庙奕奕’，相连貌也，前曰庙，后曰寝”[37]。蔡邕在《独断》中总结宗庙之制，认为“古学以为人君之居，前有朝，后有寝。终则前制庙以象朝，后制寝以象寝。庙以藏主列昭穆。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总谓之宫”[38]。金文有“周昭宫”（迁簋，集成04297），另称“周康昭宫”，颂鼎（集成02827）“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昭宫。旦，王格太室，即位。宰引右颂入门，立中廷。尹氏授王命书，王呼史虢生册命颂”。昭宫是周昭王的宗庙。据康昭宫的指称，昭宫应该与康宫是一组并存的四合院式建筑群，所在位置与周太庙接近。目前所见康昭宫铭文都是西周晚期，此阶段周王屡在昭宫举行册命典礼。金文有“周康宫穆宫”（卌三年逑鼎，陕集成6册120页）、“周康穆宫”（鼎，集成02819；善夫克盨，集成04465）、“周穆王太室”（曶鼎，集成02838）、“周康宫穆太室”（伊簋，集成04287）诸建筑，都是周穆王的宗庙。其北侧正中的大室称为周穆王太室，或简称为穆太室、太室。西周中期铜器铭文中即有此称，与其性质正相合。从称名上来看，穆宫也是康宫建筑群的一个组成部分。空间上距离周太庙不远。周王可以先居于穆宫，旦时赴周庙举行册命礼。金文有“周康宫夷宫”（吴虎鼎，近出[39]364；此鼎，集成02822）、“周康夷宫”（成钟，新收1461）、“周康宫夷太室”（比鼎，集成02818）诸建筑，是周夷王的宗庙。铜器年代均在西周晚期。从称名上来看，夷宫也是康宫建筑群的一个组成部分。西周晚期金文有“周康厉宫”，克镈（集成00209）“唯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王才周康剌宫”。周康剌宫即周厉王的宗庙。康宫建筑群的地望，如上文所引金文所见有周康宫、周康寝、周康庙、周康昭宫、周昭宫、周康穆宫、周康宫穆宫、周康宫穆太室、周穆王太室、周康宫夷宫、周康夷宫、周康宫夷太室、周康厉宫等，表明其所在地皆为“周”。《尚书·召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40]。文中将“周”与“丰”、“新邑（洛邑）”并举，可知三者分别为三地，“周”则在丰镐、洛邑之外。近年学者讨论铭文与典籍所见三者名、地关系，多认为“周”在周原[41]。丰镐、洛阳、周原考古发现遗存中唯有周原遗址出土诸多“周”字陶文[42]，说明“周”在周原之说应该是可取的意见。金文所见康宫建筑群，包含康宫、昭宫、穆宫、夷宫、厉宫五座宗庙，应该是一处从西周早期到晚期渐次发展扩大的庞大的建筑群。唐兰将“康宫”解为祭祀“康王、昭王、穆王、夷王、厉王”五位周王“合庙”，从总体上是可行的。从周康宫太室、周康昭宫太室、周穆王太室、周康宫夷太室等称名来看，各宫皆应该有太室。目前从“周康庙”、“周康寝”的称谓来看，只见康宫有庙、寝的布局。前朝后寝的康宫是这组康宫宗庙建筑群的核心。而周康昭宫、周康穆宫、周康夷宫、周康厉宫的称谓表明，昭宫、穆宫、夷宫、厉宫四宫有可能排布于康宫旁侧，单独而言，是为独立的建筑。总体而言，则是康宫的组成部分，一并构成康宫建筑群。如此再来看凤雏F6～10五组建筑。其毗邻太庙（凤雏三号基址）与周王朝寝（凤雏甲组、乙组基址），建筑年代有早有晚，五座基址各自独立，但又组成一组相对闭合的建筑单元。这种样态，正好符合康宫建筑群呈现出的紧密关系。本文认为凤雏F6～10可能就是康宫五庙。F6最有可能对应康宫，F10最有可能对应厉宫。相应的，F8、F7、F9三座基址则可能对应昭宫、穆宫、夷宫。凤雏F6～10基址可能就是见于金文的康宫建筑群。周宏伟认为召陈建筑群很可能即是见于西周金文的“康宫”[43]。召陈建筑群基址是始建于西周中期的宫殿建筑群，已发掘13座建筑基址。召陈建筑群区位不在周原中心区，年代与数量与康宫五庙不能密合。云塘与齐镇建筑群，特别是F1与F4两座大型建筑基址，始建于西周晚期。徐良高、王巍认为云塘、齐镇建筑群均属于宗庙建筑[44]。李峰认为云塘与齐镇建筑群即西周金文所提到的王室宗庙[45]。鉴于F1、F4的建筑形制与秦代马家庄宗庙建筑形制的一致性，云塘与齐镇建筑群是王室宗庙的意见是可取的。刘海宇认为云塘与齐镇大型宗庙建筑群即是见于西周金文的“康宫”宗庙建筑群的一部分，是西周晚期的康宫建筑群康王、昭王、穆王、夷王、厉王五位周王的宗庙中的两座[46]。但金文显示，康宫建筑群在西周早期偏晚阶段已经出现，时代远比云塘与齐镇建筑群早。云塘与齐镇建筑群F1、F4两者相距52米，相互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它们是西周晚期时设立的周王宗庙（可能是共王、懿王、孝王、宣王四王中的二王），但应该不是康宫建筑群。四、小结凤雏建筑群的性质前文已进行讨论。三号基址（F4为其附属）属于太庙，F6～10为康宫宗庙建筑。金文所显示周王也常在太庙、康宫这些建筑中举行册命等典礼，其实也具有“朝”的功能。甲组、乙组基址是为朝寝之所。作为“周”的政治、礼仪中心的凤雏建筑群，其建筑的主要功能是敬祖与朝寝。凤雏建筑群表明，西周王室可能尚未运用《考工记》所记“前朝后寝、左祖右社”原则布局宫室建筑。雍城马家庄一号建筑是秦国的宗庙，而其西面的三号建筑可能是春秋时期秦雍城的朝寝[47]，与凤雏建筑群的康宫与甲、乙组基址布局接近，体现出对西周宫制的继承性。附记：本文为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项目“商周青铜器铭文族群分类史征”（项目编号G2212）的阶段性成果。文中插图得到宋江宁、杨文昊的帮助。向上滑动阅读注释[1]周原考古队：《周原遗址凤雏三号基址2014年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7期。[2]曹大志、陈筱：《凤雏三号基址初步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7期。[3]孙庆伟：《凤雏三号建筑基址与周代的亳社》，《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3期。[4][汉]刘安编，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卷十一第789页，中华书局，1988年。[5]同[3]。[6]宋江宁：《对周原遗址凤雏建筑群的新认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3期。[7]王恩田：《凤雏三号基址与周武王“祀于天位”》，《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3期。[8][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卷四十六第1215页，中华书局，1989年。[9][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仪礼注疏》卷二十一第229页，中华书局，2009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同。[10]

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获悉，考古人员在陶渠遗址发现西周、东周时期8座“甲”字形大墓，发掘完成其中7座，初步推断陶渠遗址是两周之际的“京”国所在地。陶渠M16三号车车舆内铜器。图片来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陶渠M16"京"铭文铜戈。图片来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从2010年开始到目前，战国楚地竹简的出土呈增长态势。新的材料多有公布，内容非常重要，使我们得见越来越多的秦人未焚之书，价值无与伦比；而以往公布过的材料，因当时条件所限，图版欠佳，字迹模糊不清，最近也有不少重新拍照出版。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殷墟遗址范围的洹河以南和东面的大司空地区发现商代晚期干道，从殷墟西部、今安钢厂区向东贯穿有商代晚期的干渠及其支渠，长度超过2.7千米，两者构成殷墟大邑商都城空间的骨干框架。但这样一些重要的现象，在洹河北岸以商王陵区为中心的区域都没有发现。因此，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启动了洹河北岸地区的考古勘探。

苏州博物馆出版社：文物出版社出版时间：2022年9月版次：1印刷时间：2022年9月印次：1ISBN：9787501077854内容简介：

责编：韩翰

a.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调查发掘新收获》，《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2期。b.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商洛市博物馆：《商洛东龙山》第185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41]

2022年8月12日下午，“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实践训练班”专家授课在巴林左旗辽上京考古工作站继续举行。本次课程由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考古文博学院张弛教授主讲，题目是《从"地层学"到以"堆积物"研究为中心》。在三个小时的时间内，张弛老师简单回顾了中国田野考古学理论与研究方法，阐释了研究遗址堆积物的两个途径，简明扼要地归纳了遗址发掘“策略”，并且系统地讲述了田野考古记录的要点。

摘要：北方地区出土先秦时期原始瓷器，无论平底器还是圈足器，在平底的一侧或圈足端均存在生烧现象，这种生烧特征是在战国大型支烧具出现之前、斜坡状龙窑中着地烧造所特有的现象。龙窑是南方地区起源并独具特色的窑炉形态，自夏商时期开始出现，一直延续到近现代，而北方地区在北朝晚期至隋唐时期始用馒头窑烧造高温瓷器。因此从装烧工艺与南北方窑炉形态的差别来看，北方地区出土的先秦时期原始瓷应该是南方龙窑炉烧造的产物。关于原始瓷的南北产地问题，无论是从传统考古学研究还是借助现代科技手段进行科技考古研究，直至目前仍无定论。随着21世纪以来一系列原始瓷窑址的发掘，先秦时期原始瓷的装烧工艺已日渐清晰，由于南北方瓷窑址窑炉与结构等的差异，从装烧工艺的角度对北方出土的原始瓷产地进行判断是大致可行的，因此，本文主要通过对南方地区原始瓷窑址的装烧工艺进行总结，再与北方地区出土原始瓷留下的装烧痕迹进行对比，以期解决北方出土先秦时期原始瓷的产地问题。一、研究简史北方地区出土的先秦时期原始瓷产地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即成为学术界重点关注课题，其研究方法有两种：一是运用传统考古类型学方法，二是借助现代科技手段的检测分析。无论何种方法，均产生了两种观点：“北方说”与“南方说”。“北方说”学者以安金槐为代表，他认为，从器形上看，商代郑州商城、盘龙城与吴城遗址出土的原始瓷虽然有共性，但差别较大；同时在郑州商代遗址、洛阳西周遗址中均出土有未施釉的“原始素烧瓷尊”、烧裂的原始青瓷废品残片、小型明器残片等，表明它们是在遗址附近烧制的。以上情况说明各地出土的商代与西周时期原始瓷器应是在当地烧制的[1]。张剑、孙新民支持这一观点[2]。1959～1975年，安徽屯溪西郊先后清理了8座土墩墓，出土了大量器型丰富的原始瓷器，时至今日这批器物依然是南方地区最重要的原始瓷材料之一。通过器形、制作、胎釉特征的对比，夏鼐认为它们与张家坡出土原始瓷非常接近[3]。以此为基础，有学者通过对北方地区出土商代原始瓷和印纹陶种类、器形、胎釉、纹饰等的系统整理，认为与北方地区原有的青铜器、白陶、灰陶、红陶基本特征完全不同，而与以江西为中心出土的商代印纹陶和原始瓷十分接近，因此其产地可能是以江西为中心的南方地区[4]。黎海超等学者通过对早、中商时期南北方各地出土原始瓷与印纹硬陶的综合研究，认为黄河流域出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在南方地区的盘龙城以及吴城、池湖、万年肖家山、送嫁山等遗址中均可找到对应器物。早、中商时期黄河流域出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可能来源于吴城、池湖等多个地点。晚商时期黄河流域殷墟遗址出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中，一类形制特殊的硬陶瓿和硬陶器盖来源于长江中游地区的对门山—费家河类遗存；原始瓷尊和豆与浙北南山窑址出土的原始瓷器一致。因此晚商时期，黄河流域出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来源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依然源于长江中游、下游的多个地点[5]。这是对“南方说”的再次认可。除了考古学上的证据外，原始瓷产地“南方说”还得到现代科技的支持。通过利用中子活化分析[6]、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分析[7]、感耦等离子体质谱法分析[8]等多种技术手段对张家坡等地出土的原始瓷进行成分分析后，周仁等学者认为北方地区出土的原始瓷产地应该在南方地区[9]。陈铁梅进一步将商代原始瓷的产地缩小到吴城及其邻近地区，但不排除其它地区输入吴城技术进行烧造的可能性[10]。这样，从考古学与科技检测两方面，北方地区出土原始瓷产于南方地区的观点为学术界广泛接受。然而，进入2000年以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王昌燧、朱剑等从微量元素的测试角度，认为至少北方地区出土的部分原始瓷产地应该在北方[11]。朱剑认为，吴城遗址出土的原始瓷形态及化学元素特征与北方和江浙地区出土的原始瓷都相距甚远，表明我国南方地区原始瓷面貌也是非常复杂的，原始瓷的发生与发展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北方地区出土的原始瓷与南方地区出土的原始瓷在微量元素组合特征上的差异较大，不仅反映出原始瓷原料来源完全不同，也说明北方原始瓷就是当地烧造的，因此商代原始瓷产地并不统一，而是具有多元性。这说明至少在商代，我国原始瓷的产地应该是多元的[12]。后来朱剑等人又引进了陶瓷岩相学分析原始瓷与印纹硬陶的产地问题，“分析结果表明，南方原始瓷（江西吴城、江西角山、浙江黄梅山）胎料中的石英颗粒，其大小和分布相似……而北方各地原始瓷的原料不仅和南方不同，且彼此之间也各不相同。分析结果指出，北方各地原始瓷原料均含有‘异源’的大颗粒石英。其中，山东大辛庄原始瓷明显含有颗粒较大的砂粒（直径大于250微米），河南小双桥原始瓷原料也含有直径200微米左右的砂粒，而河南洛阳的原始瓷原料则含有直径100微米左右的砂粒。虽然本工作尚不能判定北方原始瓷原料中的‘异源’石英砂粒是天然混入还是人工添加，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北方原始瓷的制瓷原料和南方明显不同，它们不可能是同一地区生产”[13]。这实际上是利用不同的科学研究手段，再次强度了北方出土原始瓷为北方生产的观点。此外，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支持下，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鲁晓珂等人对二里头遗址部分白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残片进行了化学组成、烧成温度、晶相组成和显微结构等实验，得到了一些较为有意义的结果。其中在化学组成上，实验所测量的4件原始瓷和1件印纹硬陶胎的化学组成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有2件原始瓷样品，与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白陶胎相近，其氧化铝含量（22%左右）相对较高，并且胎较厚；第二类，2件原始瓷样品和1件印纹硬陶样品，其二氧化硅含量(73%左右)相对较高，并且胎体较薄，表面都存在印纹，有斜方格纹、回字纹(或云雷纹)、方格纹等。此外，在对釉的测试过程中发现，二里头遗址原始瓷釉层的成分不均匀，特别是不同部位的氧化钙含量差别较大，在5～9%之间，属于钙釉。酱色釉样品中氧化铁含量较高(5.28%)，属于富铁釉类型，并且釉中都含有一定量的氧化锰和氧化磷，也属于灰釉。从釉的组成特征来看，它们存在富钙的青釉和富铁的酱釉两种类型，与目前所发现的早期原始瓷釉的一般组成特征相符。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原始瓷与印纹硬陶这两种不同的胎料组成有可能暗示二里头遗址的原始瓷存在多种来源：“分析的与灰色白陶胎相近的原始瓷是否是在白陶基础上生产的，目前还不能下定论，但至少它们组成上关系较密切，在此抛砖引玉，以便讨论”，“二里头遗址原始瓷和印纹硬陶胎料组成存在两种类型，一类具有南方瓷石的高硅低铝特征，另一类与二里头遗址泛灰色的白陶关系较为密切，这为探讨二里头遗址原始瓷的来源提供了一些依据”[14]。这是首次提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原始瓷与印纹硬陶可能同时来自于南、北方的可能性。二、从南方先秦时期原始瓷窑址看原始瓷的装烧工艺南方地区经过正式发掘的先秦时期原始瓷窑址有浙江湖州瓢山夏代窑址、南山商代窑址、福建武夷山竹林坑西周早期窑址、浙江德清火烧山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窑址、亭子桥战国窑址、长山战国窑址等，基本贯穿从夏商至战国时期的各个阶段[15]。1.

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简牍中，有一组记录礼仪行事的竹简，此前已有初步介绍[1]。这类记载仪式流程、进退容止的文献，在两汉时期总称为“仪”。在整理过程中，又发现数十枚性质相似的竹简可以归入此类。本文即对其中与宗庙礼仪相关者做简单介绍。

摘要：通过对湖北云梦睡虎地77号西汉墓出土竹简《葬律》的解读，并结合西汉时期列侯墓葬实例及文献记载，发现西汉早期确实存在一套律文所见的丧葬制度，且列侯葬制在西汉中晚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湖北云梦睡虎地77号西汉早期（文帝末年～景帝）墓内出土了一批简牍，共有竹简2137余枚，内容分质日、日书、书籍、算术与法律等几大类［1］。法律简中有一种为《葬律》，系首次发现。发掘简报公布了部分法律简的照片，其中有五枚简文前后相连，是《葬律》中有关彻侯（列侯）级别的丧葬条文。彭浩对《葬律》做了考释［2］，高崇文亦撰文讨论相关祭奠之礼［3］。为便于论述，本文抄录彭浩对《葬律》简的释文如下：葬律彻侯衣衾毋过盈棺，衣衾敛束。㡃（荒）所用次也。其杀：小敛用一特牛，棺、开各一大牢，祖一特牛，遣一大牢。棺中之广毋过三尺二寸，深三尺一寸，袤丈一尺，厚七寸。椁二，其一厚尺一八寸；臧椁一，厚五寸，得用炭。㕡（壑）、斗、羡深渊上六丈，坟大方十三丈，高三丈。荣（茔）东西四十五丈，北南四十二丈，重园（？）垣之，高丈。祠（？）舍盖，盖地方六丈。中垣为门，外为阙，垣四陬为不（罘）思（罳）。关于西汉列侯墓葬的考古发现，《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基本认定的共有15座，其中西汉早期墓12座，西汉中期墓1座，西汉晚期墓2座［4］。近十余年，除了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家族墓地［5］和莲花罗汉山汉墓［6］外，在西汉都城长安以南、以东还发掘了多座西汉列侯墓，如西安市南郊凤栖原8号墓、25号墓［7］和北里王1号墓、2号墓［8］，西安市东郊石家街汉墓［9］和栗家村1号墓、2号墓［10］等。此外，在景帝阳陵东部的陪葬墓区内也发现有列侯墓［11］。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对简文所见西汉早期列侯墓葬制度加以探讨，并略述西汉中晚期列侯墓葬制度的一些变化。一、西汉早期列侯墓葬制度从《葬律》有关列侯的条文可以推知，西汉早期已初步形成了一套内容较为详备的墓葬等级制度，这套制度总体上按照由内向外的顺序记录：如地下部分由衣衾到棺（包括馆饰）、椁（重椁）、积炭，再到墓坑；地上部分由坟丘到墓园（包括门、阙、罘罳）和祠舍。（一）地下部分1.棺椁棺椁方面主要是规定了棺的大小、厚度与椁的厚度，还有用炭问题，对于棺的材质、颜色、花纹、重数以及椁的材质、大小等没有涉及。按西汉一尺约当今23.1厘米对《葬律》所载各种尺寸进行换算，列侯之棺长约2.541米，宽约0.739米，高约0.716米，棺板厚约0.162米（棺中之广毋过三尺二寸，深三尺一寸，袤丈一尺，厚七寸）；二重椁之内椁厚0.231米，外椁厚0.185米（椁二，其一厚尺，一八寸——作者句读）；外藏椁厚0.116米（臧椁一，厚五寸）；椁外积炭（得用炭）。在已知西汉早期列侯墓中，除用一棺一椁外，还有用多重棺椁，如湖南长沙马王堆1～3号墓［12］等。在多重棺椁墓中，椁多为二重，可分为内椁和外椁；棺则有二重（马王堆2号墓）、三重（马王堆3号墓）和四重（马王堆1号墓）之别，因此，律文所言之棺，当指直接盛放墓主尸体的内棺。一棺一椁墓中的椁，应视同二重椁墓的内椁。另有所谓“臧椁”，从律文的行文次序和文意推测，可能是指墓葬的外藏椁。西汉列侯墓中棺椁保存完好者甚少，大多仅存残迹或部分板材。关于棺（内棺），马王堆1号墓四重棺的内棺长2.02米，宽0.69米，高0.63米，棺板厚0.095～0.13米；马王堆2号墓二重棺的内棺长2.65米，宽0.7米；马王堆3号墓三重棺的内棺长2.14米，宽0.72米，高0.67米；陕西咸阳杨家湾5号墓的棺长3.1米，宽1.65米，壁厚0.18～0.2米，盖厚0.08米［13］。马王堆三座墓内棺之长、宽、高和厚度，基本都在律文规定的尺寸范围内，只有2号墓内棺的长度（2.65米）大于律文尺寸（2.541米），但考虑到律文尺寸应指棺内净空间的尺寸，所以，若减去棺板的厚度，其内棺之长也符合律文规定的尺寸。总之，从马王堆汉墓保存较好的棺木实例看，西汉早期列侯墓所用之棺当是受到了一定的约束，至于内棺以外的其他棺木，有的也在律文尺寸范围内，有的则明显比律文尺寸大出不少，尤其是棺的宽度和高度；咸阳杨家湾5号墓的木棺尺寸远大于律文，可能与此墓墓主身份特殊有关。关于椁，咸阳杨家湾5号墓椁壁厚0.16～0.18米，顶厚0.07～0.1米，底厚0.25米；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墓椁底厚0.22米，2号墓椁底厚0.23米［14］；马王堆1号墓外椁壁厚0.26～0.27米，内椁厚度不详；马王堆2号墓外椁侧壁厚0.26米，底厚0.20～0.21米，内椁底厚0.20米；马王堆3号墓外椁壁厚0.195米，底厚0.19米，顶厚0.195米，内椁顶厚0.195米；湖南沅陵虎溪山1号墓主椁室第一、二层底板厚0.22米［15］。可以看出，不管是内椁（单椁之椁）还是外椁，也不管是椁壁还是椁顶、椁底，其厚度除杨家湾5号墓椁底和马王堆1号墓、2号墓外椁外，大多都在律文尺寸范围内或接近律文尺寸。关于椁外积炭，在咸阳杨家湾4号墓、5号墓，西安新安机砖厂汉墓［16］，西安栗家村1号墓，阜阳双古堆1号墓、2号墓，长沙马王堆1～3号墓，沅陵虎溪山1号墓内均有发现，可以说是西汉早期列侯墓的一种普遍做法，与律文正相符合。至于外藏椁，在西安新安机砖厂汉墓的墓道和沅陵虎溪山1号墓的墓道与墓室内设置有1个或多个放置器物的椁箱，在江苏徐州簸箕山3号墓的墓外设置有一个陪葬坑［17］，在咸阳杨家湾4号墓的墓道内和墓外设置有多个耳室或陪葬坑，这些都应属于外藏椁。总之，西汉早期列侯墓多设有一个或多个外藏椁，但惜墓葬资料公布不详，无法了解其厚度。咸阳杨家湾4号墓设置了十多个外藏椁，应与墓主的特殊身份有关，或者得自皇帝的恩赐。2.墓坑西汉大型竖穴土坑墓一般是由斜坡墓道和墓坑组成，墓坑深度的算法应有两种。其一在西汉早期，墓葬延续先秦旧制，墓道一般只通至椁室的某一高度，墓坑深度即指墓坑口至椁室上盖间的距离，也即墓坑与墓道的深度相同，因此彭浩认为“㕡（壑）、斗、羡深渊上六丈”中的“㕡（壑）”指的是墓坑（“斗”和“羡”与墓道有关），其深度依律文约当今13.86米。其二若墓道直通墓坑底部，则墓坑的深度即是坑口至坑底的距离。咸阳杨家湾4号墓的墓坑口至坑底深24.5米，至墓室口深约20米；杨家湾5号墓的墓坑深17.25米，坑口至墓室口深14米。西安新安机砖厂汉墓的墓坑深约18.55米。西安栗家村1号墓的墓坑深约19米，坑口至墓道底深约18.6米；栗家村2号墓的墓坑深约13.6米，坑口至墓道底深约13.2米。长沙马王堆1号墓的墓坑深16米，墓道底与墓坑底相距3.5米，高于椁顶0.7米，由此推知坑口至墓道底深约12.5米，至椁顶深约13.2米；马王堆2号墓从发掘报告附图测得墓坑深约15.8米，因墓道底高于墓坑底2.02米，则坑口至墓道底深约13.78米；马王堆3号墓的墓坑深10.3米，墓道底高于墓坑底3.1米，高于椁顶盖板0.4米，则坑口至墓道底深约7.2米，至椁顶深约7.6米。沅陵虎溪山1号墓的墓坑深约12.97米。杨家湾5号墓、栗家村2号墓与马王堆1号墓、2号墓的墓道均未通至墓坑底，其墓坑口至椁顶或墓道底的距离在12.5米至14米；沅陵虎溪山1号墓的墓道直通墓坑底，其墓坑深约12.97米，这五座西汉早期列侯墓的墓坑深度与律文是大体一致的。马王堆3号墓的墓道未通至墓坑底，坑口至椁顶或墓道底的深度远低于律文尺寸，可能与墓主身份不及列侯有关；杨家湾4号墓、栗家村1号墓（墓道未通至墓坑底）和西安新安机砖厂汉墓（墓道通至墓坑底）也属于西汉早期墓，但三墓的墓坑深度为18.55～20米，显然超过了律文的约束范围，考虑到这三座墓均位于都城长安附近，其墓坑较深，可能存在一些特定的原因。（二）

基本信息：作者：宋艳波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时间：2022年7月版次：1印刷时间：2022年7月印次：1ISBN：9787573202543内容简介：

日益丰富的考古学成果表明，石器与玉器的制作和使用，是人类文明进程尤其是东亚区域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7月9—10日，手工业考古·山东大学青岛国际论坛在青岛举行，来自中、日、韩三国的考古学者，从不同区域文明视野探讨东亚地区早期的玉石文化，揭示人类社会复杂化进程。探索史前石玉器加工技艺

摘要：以往学者多关注二里头文化的铜牌饰与龙形器等具有权威象征的绿松石镶嵌饰品在地域间的分布，但是对出土地域较广的管珠类绿松石装饰品的研究则略显不足。本文首先关注二里头绿松石作坊内作为装饰品的管珠类产品在形态与技术上的特点，其次探讨同时期其他遗址出土管珠绿松石装饰品以及与二里头遗址手工业作坊的关系，同时根据陶制礼器与相关绿松石管珠类的共存关系，进而分析作为二里头文化时期奢侈品产业的绿松石装饰品是如何在地域之间流通的。一

2022年6月28至29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的“青铜器与文明交流——第三届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论坛”在国博召开。此次论坛由国博研究院、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编辑部合作承办。出席“第三届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论坛”的学者及嘉宾合影此次论坛邀请海内外青铜器研究领域的36位学者，以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紧紧围绕“青铜器与文明交流”这一主题进行了学术研讨。为了及时与大家分享与会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会议主办方整理出此次论坛所提交的论文摘要，欢迎大家关注。6月28日

基本信息：作者：许宏出版社：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2年7月版次：1印刷时间：2022年7月印次：1ISBN：9787564587314内容简介：

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要同步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本报特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研究员王巍撰文，阐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与意义。航拍浙江省杭州市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内以良渚神人兽面纹玉琮为原型种植的稻田画。章勇涛摄（人民图片）

6月18日，首届盐源青铜文化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学术研讨会在四川省凉山州盐源县召开。据研讨会透露，盐源老龙头遗址再次清理出商代晚期至西汉初年的墓葬1100余座，出土各类遗物5000余件（套），向世人展示出四川继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之后的又一处独特“青铜王国”。地处四川西南大山深处的盐源盆地，是青藏高原东部南北文化交流和人群迁徙通道上的重要节点，也是民族学上藏彝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殊的地理和文化位置，使得该地区的古代文化呈现出多元性与复合性的特征。1987年以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以及盐源县文物管理所对老龙头遗址先后进行了四次抢救性发掘工作。其中，第四次发掘开始于2020年4月，目前已取得重要进展，揭开了川西南这座“青铜王国”的神秘面纱。从商代延续至西汉，可作川西南青铜时代的标尺老龙头墓地的埋葬方式，除瓮棺外，均为竖穴土坑墓，东西朝向，头向以向西为主；人骨保存相对较好，葬法以一次葬为主，少量二次葬；葬式以仰身直肢葬常见，少量屈肢葬、截肢葬；大中型墓葬有棺椁、小型墓葬仅见棺，亦有部分墓葬未见棺痕；绝大部分有随葬品，多寡不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盐源老龙头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田剑波说，根据出土器物并结合现有测年数据，老龙头遗址的墓葬可初步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商至西周时期，主体为西周时期。墓葬形制包括了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及瓮棺墓，土坑竖穴墓多不见木质葬具，随葬器物中铜器极为少见，仅见少量箭镞等。出土陶器以乳钉瓮、簋式豆、带流壶、高领罐及小双耳圈足罐为主，出土器物类型比较单一。另外还常见刀、箭镞、砭针等石器。第二期为春秋时期。墓葬以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为主，大多有木质葬具。随葬器物以铜器、陶器和石器为主。铜器以剑和戈为主，尤以带銎剑最具特征。陶器以小双耳罐、高领罐为主，出现了器耳自口部纵贯至腹中部的大双耳罐，另出少量带流壶等。陶双耳罐

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是西周早期曾国的高等级贵族墓地，葬制独特，布局清晰，保存完整，随葬器物种类多、数量大，备受学界关注[1]。其中M28、M65和M111三座墓葬尤为重要，是有确切铭文印证的曾侯墓，而且M28和M65均出土带有“曾侯谏”铭文的铜器[2]。M111所出青铜礼器中，有15件可见“曾侯”铭文，完全可以确定其墓主身份为一位曾侯；其中2件铜簋上发现有“曾侯犺作宝尊彝”铭文，另有1件铜方座簋上发现有“犺作烈考南公宝尊彝”铭文，可进一步推定M111墓主为“曾侯犺”[3]。需要指出的是，在叶家山西周墓地发现后，有学者指出M111是墓地中年代最早的一位曾侯墓[4]，但M111发掘简报将其年代推定在西周早期偏晚阶段，约当昭王时期。M65、M28和M111三座墓葬均出土大量铜器，其中M65出土117件，M28出土606件，M111出土近2600件。通过检测分析，我们已初步揭示了M65和M28出土铜器的技术特征及其蕴含的文化信息[5]。这两墓出土铜器以铸造为主，有铅锡青铜、锡青铜和铅青铜三种材质类型；铭文相同、纹饰风格一致的铜容器金相组织、合金成分均较为一致，但不同器组间的合金配比有所不同。本文拟通过金相组织观察、成分分析和铅同位素比值测定等方法，结合青铜器制作工艺和铭文、纹饰的研究，再对M111出土铜器的技术特征进行综合分析，为研究西周时期青铜技术的发展提供新的科学分析资料。一、实验样品概况叶家山M111出土铜器按用途可分为容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工具、原料、丧葬用器七大类。其中容器58件，包括鼎、甗、鬲、簋、罍、尊、卣、壶、漆壶铜、斝、盉、爵、扁觚、觯、盘、匕、斗等；乐器14件，包括镈钟、甬钟、编铃，其中1件镈钟和4件甬钟组成一套编钟；兵器1324件，包括钺、戈、戟、矛、旄、镞、胄饰、钖等；车马器968件，包括弓形器、马镳、马胄、当卢、马笼套、马护膝、节约、扣件等；原料2件，均为圆铜锭；丧葬用器202件，包括铜鱼、手持钺形饰、人首形饰、翣、半兽面形饰、虎形饰、衔尾龙形饰等；工具18件，包括斧、锛、凿、刻刀等。为揭示各类器物的技术特征，本文对M111出土铜器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取样分析。样品均取自器物残破处或铸造范缝部位，完好或毛刺打磨光滑的器物不取样，在满足分析条件的情况下所取样品尽可能小，未对器物外观产生影响。取样时，容器兼顾食器、酒器和水器，并考虑其铭文、纹饰和组合等情况；尽量选取不同种类的器物，以增强样品的代表性；同一种类器物尽量选多件取样，以增加可比性。本文共对45件器物进行取样，包括容器28件、乐器5件、兵器11件、车马器1件，计方鼎6件（M111∶85取样4个）、圆鼎6件（M111∶77、84各取样2个）、簋4件（M111∶50取样2个、M111∶59取样3个）、方座簋1件、尊1件、卣2件（M111∶112取样2个）、罍3件（M111∶120取样2个）、壶1件、方觚1件、爵1件、漆壶铜2件、编钟5件、戟4件、钖7件、轭1件，共制备55个样品。另对山父丁盉M111∶127锈蚀样品进行了铅同位素分析。二

薄如蛋壳的杯壁、素朴而黑亮的色泽、精致的镂空造型……人们驻足在山东博物馆的展窗前，惊叹于眼前这支被考古学家命名为“龙山蛋壳黑陶杯”的高超技艺。在4000多年前、文明曙光初现的史前时代，没有先进的科技、没有精密的设备，中华民族的先民是如何实现这“0.2毫米的精致”制作？

摘要：由考古发现的两周、秦汉时期铜铎资料可知，铜柄铎应产生于西周中期，可能源于晚商至西周初铜铙体量、甬部特征与铃类器形、音舌特征的结合。楚、吴越两文化区应是木柄铎产生和发展、传播的关键区域，其制造者采用铜木（骨）复合材质可能与简化范铸工艺流程、减轻其整体质量有关。铎在春秋中晚期至两汉墓葬中普遍与兵器共存，应可印证文献中铎在军事活动中用于传达号令的记述。

从湖南省博物馆获悉，在近期对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的系统性清库中，发现了几十件带有字迹的帛书残片，目前可确定有的来自帛书《刑德》丙篇，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资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刑德》甲篇局部。（图片来自湖南省博物馆）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的重要指示和“9·28”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和国家文物局《中国石窟寺考古中长期计划（2021-2035年）》，推动中国石窟寺考古研究蓬勃发展，现举办“中国石窟寺考古”系列学术讲座，聚焦中国石窟寺考古的理念、方法与研究范式。本次系列学术讲座由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石窟寺考古研究室、中国考古学会宗教考古专业委员会、中国考古网承办；龙门石窟研究院、云冈研究院协办。

自2013年益阳兔子山遗址发掘以来，考古发掘领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春龙一直在对兔子山遗址出土的简牍进行系统性研究。近日他向记者披露了这一研究成果。

基本信息：编著：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时间：2021年12月版次：1印刷时间：2021年12月印次：1ISBN：9787573201997内容简介：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的重要指示和“9·28”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和国家文物局《中国石窟寺考古中长期计划（2021-2035年）》，推动中国石窟寺考古研究蓬勃发展，现举办“中国石窟寺考古”系列学术讲座，聚焦中国石窟寺考古的理念、方法与研究范式。本次系列学术讲座由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石窟寺考古研究室、中国考古学会宗教考古专业委员会、中国考古网承办；龙门石窟研究院、云冈研究院协办。

摘要：检视裴李岗文化遗存40余年的发掘与研究工作，发现科技手段已经渗透到包括文化年代、聚落环境、生业经济、体质特征、食物结构、技术工艺、意识形态等在内的多个领域，极大推动了裴李岗文化的研究进展。但是，就各领域的具体工作和研究而言，目前还存在一些尚未解决或难以解决的问题，需要科技考古与田野考古人员共同努力，在今后的交流合作过程中不断加强各种技术手段的整合利用，在广泛获取相关资料和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全方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