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海涛：二里头都邑布局和手工业考古的新收获

摘要：201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中心区新发现的主干道路及其两侧墙垣所揭示的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式布局，首次发现较丰富的制陶遗存和骨器、角器加工作坊现场，新发现疑似漆器加工作坊，是研究手工业考古和城市布局的重要突破。祭祀区以西新发现的居住、墓葬资料揭示的“居葬合一”、暴力现象，丰富了二里头都邑的内涵，深化了对该网格区域的认识。

一、工作基础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翟镇二里头村，地处洛阳盆地中部、古伊洛河北岸台地上。遗址现存面积300万平方米，主体文化堆积属于二里头文化，绝对年代在1750BC～1530BC。二里头遗址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中国青铜时代最早具有明确规划的大型都邑，是探索夏文化、中国王朝国家形成和早期发展问题的最关键遗址和最重要基点，也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最重要的起点和标尺，具有无可替代的重大学术价值。

从聚落形态的角度探索二里头都邑布局，可以研究当时的社会结构、等级划分、规划思想、礼仪制度和统治模式，可以探索二里头国家王权的特征及其发展过程，这些重大问题对于历史研究至关重要。自1959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数十次发掘，确认它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聚落，可分为中心区和一般活动区。中心区发现有中国最早的“井”字形城市主干道路网络，形成“九宫格”式宏大格局。“井”字形道路围起的空间属于宫殿区，面积近11万平方米，其中发现有中国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四合院”式宫室建筑群和多进院落宫室建筑群。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和祭祀区分别位于宫殿区南、北两侧，作坊区内发现有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加工作坊，祭祀区内主要包括圆形的地面建筑和长方形的半地穴建筑及附属于这些建筑的墓葬。二里头都邑迄今未发现大型墓地，但多数墓葬的布局仍呈现出相对集中、分区分片的特征［1］。同一个墓区集中分布、排列有序的墓葬当大体属于同一个家族。宫殿区和官营作坊区外侧发现有围墙。二里头都邑的手工业生产，存在着大规模作坊和小型加工地点两种形式［2］。

近几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继续以探索二里头都邑的布局、结构为中心开展工作。根据各区发现的居址和墓葬的分布情况、7号墙与“井”字形道路的关系，我们曾推测：“井”字形道路网络形成的“九宫格”，除宫殿区和作坊区外，其他7个区域或为不同家族、群体的居住区和墓葬区；作坊区西侧新发现的墙垣Q7，很可能是作坊区以西网格的贵族居住区和墓葬区外围大型围垣设施的东垣；进而推测，除了宫殿区、作坊区外围存在墙垣之外，“井”字形“九宫格”其他网格的各贵族居住区和墓葬区外围也应有墙垣围护［3］。（图一）

二、主要收获

为逐步解决上述学术问题，2019年我们在“井”字形道路西南路口开始发掘，后根据发现的道路和墙垣情况，扩大范围继续追寻主干道路。在追寻主干道路和其他发掘过程中，取得了如下重要收获。

1.中心区新发现主干道路及其两侧墙垣，揭示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式布局。在“井”字形道路西南路口的发掘中，首先发现了宫殿区外围“井”字形主干道路的西南路口，路口处的南北向和东西向主干道路宽度约18米；在路口的外侧，发现了两个区域围墙的拐角：作坊区围墙西北角、宫城以西区域围墙的东南角，拐角均呈直角；发现了宫城南墙西段和西墙南段，作坊区以西区域的东侧和北侧围墙，唯宫城西南角和作坊区以西区域围墙的东北角被东汉及以后的活动破坏而无存。

以“井”字形道路西南路口的新发现为线索，沿宫殿区南、北两侧的道路向东、西追寻，新发现宫殿区南、北两侧的东西向道路向东、向西延伸（为行文方便，以“宫南路”“宫北路”分别指代宫殿区南、北侧的东西向主干道路，其他方向的道路以此类推），宫西路向北延伸。紧邻道路的两侧多发现有与宫城城墙成一直线或平行的墙垣，墙垣的宽度约2米，与宫城城墙的宽度接近。

宫南路、宫北路自宫西路向西延伸的长度，已分别达470余米、440余米，均超过宫城的东西宽度（295米左右），且继续向西延伸。据此，我们推测作坊区、宫殿区、祭祀区以西至少各存在一个分区。宫西路向北延伸至祭祀区西侧民房处，长度至少200米，且继续向北延伸，道路东西宽17余米。

祭祀区以西的区域已发现其南侧、东侧的夯土墙，分别紧邻宫北路北侧、宫西路西侧。宫城以西的区域已发现北侧、东侧和南侧的墙垣以及东南拐角，分别紧邻宫北路南侧、宫西路西侧和宫南路北侧。作坊区以西的区域已发现北侧、东侧的墙垣，分别紧邻宫南路南侧、宫西路西侧。（图二）

2.首次发现较丰富的制陶遗存和骨器、角器加工作坊现场，新发现疑似漆器加工作坊，是手工业考古和城市布局研究的重要突破。

首次发现较丰富的制陶遗存，包括制陶工艺的多个阶段。2020～2021年，在祭祀区以西约300米处，发现面积较大、较丰富的制陶遗存，包括存泥坑、泥坯、陶垫、修整工具、陶窑、烧土、炉渣、变形陶器和大量碎陶片等。2021年在遗址北缘西部发掘区中部发掘出一座二里头文化二期陶窑，仅存底部的火塘部分，火塘平面呈马蹄状，窑箅及其上的窑室缺失。火塘及窑柱外表面均为已完全烧结的青灰色，最厚达5厘米。窑壁外有厚14～22厘米的红烧土面。陶窑近旁的废弃堆积中发现较多红烧土、灰烧土块，并发现多件陶垫、多块深腹罐泥坯。据此，推测祭祀区以西和遗址北缘西段可能各存在一处制陶作坊。（图三）

宫城西南角的一处灰土堆积面积约百平方米，深近3米。在打破灰土堆积的晚期墓葬四壁可见较多带切割痕迹的骨、角料，灰土堆积的表面散落大量骨、角质遗物，有动物肢骨、肋骨、牛角和鹿角等。骨、角质遗物中有不少存在砸击、切割和磨制的痕迹，有原料、半成品和废料，有锥、镞和簪等成品，包括了骨、角器加工过程中多个环节的遗物。有的原料、半成品和成品成组出现，可能该处是骨、角器加工现场。堆积中也有较多陶片，器形有深腹罐、尊和圆腹罐等，有的深腹罐接近完整，陶片的时代多为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根据上述情况，初步推测这里是二里头文化晚期一处加工骨器、角器的作坊。（图四）

2021年，二里头都邑北缘西部出土800多片外表带有红漆的陶片，仅其中一个灰坑即出土了近200片。这些带漆陶片多为陶盆残片，一些残片内外壁、断茬多见红漆，可能为盛装漆液的容器。（图五）

3.在祭祀区以西发现贵族居住区、墓葬区以及非正常墓葬。在“井”字形道路划分的祭祀区以西网格中，揭露1座中型夯土基址、多座墓葬和100多座灰坑。灰坑和墓葬的时代从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四期均有。夯土基址的时代为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其范围、布局仍在探索过程中。夯土基址范围内发现多座同时期的墓葬，其中一座墓葬宽1.30米，出土铜盉、铜爵和玉器等较高规格遗物，较为重要。夯土基址南侧80余米处，发现2座墓主骨骼不全但随葬陶器的墓葬，还有1座多人乱葬的合葬墓，均为以往少见。

墓主骨骼不全的2座墓葬，均为仰身葬式。东侧的墓主仅见胸骨、脊椎和盆骨，胸骨在北侧，盆骨在南侧，肩部以上、盆骨以下缺失，上肢也不全。随葬圆腹罐、器盖、尊、盆和盆形鼎等残片，时代为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东侧的墓主仅见胸骨至下肢骨的上半段，胸骨在南侧，下肢在北侧，仰身直肢。随葬陶平底盆、豆和鼎各1件，均放置于上肢骨之上。这两座墓葬的墓主或被砍头、被截肢，表明当时存在暴力现象。（图六）

三、结语

1.新发现的道路及其两侧墙垣所揭示的网格式布局，是二里头都邑布局考古的一项重大突破。

中心区的主干道路及其两侧的墙垣把二里头都邑划分为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区域，表明二里头都邑有了严谨、清晰的规划。宫殿区居于核心，显示了王权的至高无上、权力中心的高度集中。祭祀区、官营作坊区、贵族居住和墓葬区等重要功能区拱卫在宫殿区的周围，除宫殿区、作坊区以外的多个区域外侧也以围墙间隔、防护，历年在其中多个网格内发现有不同等级的建筑和墓葬，每个网格应属不同的人群，表明二里头都邑极可能已出现了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及“居葬合一”的布局。这是二里头都邑布局探索中的一项重大突破。如此严格、清晰、规整的规划布局，显示出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统治格局秩序井然，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规划思想、统治制度和模式，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

2.手工业作坊的新发现、新突破，填补二里头都邑布局和手工业考古的空白。

手工业是社会运转的重要基础，手工业考古是都邑考古研究的重要内容。近年手工业作坊的新发现、新突破，填补了二里头都邑布局和手工业考古的空白，为研究二里头都邑手工业生产、经济基础以及与二里头王国的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材料。

陶器是生产量、使用量最大的重要手工业制品，制陶是都邑重要的手工业门类。之前数十年在二里头都邑尚未发现明确的制陶作坊，仅发掘了分布较为零散的十余座陶窑，以及少量陶垫等与制陶相关的遗存［4］，对陶器加工作坊及工艺流程了解较少。近年发现的较丰富遗存为探索二里头都邑的制陶作坊分布情况，进而探索制陶手工业的操作工艺、流程、陶器特点，社会关系和社会分工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二里头遗址发现60多年来，曾认定两处加工骨器、角器的作坊［5］。新发现的骨器、角器加工作坊，堆积丰富、遗物较多，使得考古工作者可以首次全面、详细记录其出土情况及研究的深入，将有助于理解二里头文化骨器、角器的加工流程、加工工艺。作坊位于宫城西南角、1号基址近旁，其具体年代、与1号基址的关系等问题，有待继续探索，以更好理解当时的城市布局、规划理念和二里头文化最晚阶段的政权兴替等重要问题。

既往发现的成品漆器多出土于高规格墓葬中，属于礼器［6］。历年发现的带漆陶片合计仅约50片，零星出土于多个灰坑或地层之中，数量少且分布零散。此次工作虽未发现直接的制漆遗迹，但发现的带漆陶片数量为以往发现的带漆陶片总量的近20倍，实属罕见，提示遗址北缘西段可能存在制漆作坊，或许是制漆作坊的重要区域。

3.祭祀区以西的居住区、墓葬资料的新发现，丰富了二里头都邑的内涵，深化了对该网格区域的认识。

祭祀区以西夯土建筑、贵族墓葬共同出现，表明该区域为贵族居住和墓葬区，且居住和埋葬区同在一处。与以往在宫殿区和其他区域的同类发现一样，再次证明了二里头文化盛行“居葬合一”的布局形态［7］，是龙山文化晚期“居葬合一”布局形态在早期王国都城的强化和提升。多人乱葬和墓主被砍头、被截肢等非正常墓葬在该区域的发现，表明当时存在较多暴力行为。这些墓葬中都随葬陶器，表明他们也非最低身份的人群；与夯土建筑和随葬青铜容器的贵族墓葬同处一区、相距不远，表明该区域人群包括贵族、平民和更低身份的人员。这些重要的新发现，丰富了二里头都邑的内涵，有助于了解该区域的布局及历时性变化、自身特征与其他区域的区别、联系以及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关系等问题。

二里头都邑“居葬合一”的布局结构，在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及周原的殷人聚落等处都有类似发现。与二里头文化呈现的严格方正、居葬合一的都邑规划制度、宫城宫室制度与青铜礼乐制度等多种文化、政治制度和模式一样，被商王朝继承并被后世延续发展，为商文明奠定了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基础，体现了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王国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的划时代意义，以及其对商周文明的引领作用。同时，二里头都邑的这种布局，也为先秦时期其他都邑遗址探索布局、结构提供了有益参考。

［1］a.杜金鹏.二里头文化的聚落形态和埋葬制度//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01~103. b.李志鹏.墓葬分布形态及相关问题//二里头考古六十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273~278.

［2］a.许宏.最早的中国：二里头文明的崛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b.赵海涛.二里头都邑聚落形态新识.考古，2020,（8）.

［3］同［2］b.

［4］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78，164~165，260~262. b.同［1］a：119.

［5］陈国梁，李志鹏.二里头遗址制骨遗存的考察.考古，2016，（5）.

［6］同［4］.

［7］a.赵海涛.新探索与新收获：近十年二里头遗址田野考古概述.南方文物，2018，（4）.b.朱凤瀚.二里头文化晚期墓葬与二里岗下层文化墓葬的分析与比较——兼及二里头文化墓葬随葬器物组合的性别差异.中原文物，2021，（2）.

（作者：赵海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华夏考古》2022年第6期）

责编：韩翰 荼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