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建明：北方地区出土先秦时期原始瓷产地再论—从装烧工艺的角度
摘要：北方地区出土先秦时期原始瓷器，无论平底器还是圈足器，在平底的一侧或圈足端均存在生烧现象，这种生烧特征是在战国大型支烧具出现之前、斜坡状龙窑中着地烧造所特有的现象。龙窑是南方地区起源并独具特色的窑炉形态，自夏商时期开始出现，一直延续到近现代，而北方地区在北朝晚期至隋唐时期始用馒头窑烧造高温瓷器。因此从装烧工艺与南北方窑炉形态的差别来看，北方地区出土的先秦时期原始瓷应该是南方龙窑炉烧造的产物。
关于原始瓷的南北产地问题，无论是从传统考古学研究还是借助现代科技手段进行科技考古研究，直至目前仍无定论。随着21世纪以来一系列原始瓷窑址的发掘，先秦时期原始瓷的装烧工艺已日渐清晰，由于南北方瓷窑址窑炉与结构等的差异，从装烧工艺的角度对北方出土的原始瓷产地进行判断是大致可行的，因此，本文主要通过对南方地区原始瓷窑址的装烧工艺进行总结，再与北方地区出土原始瓷留下的装烧痕迹进行对比，以期解决北方出土先秦时期原始瓷的产地问题。
一、研究简史
北方地区出土的先秦时期原始瓷产地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即成为学术界重点关注课题，其研究方法有两种：一是运用传统考古类型学方法，二是借助现代科技手段的检测分析。无论何种方法，均产生了两种观点：“北方说”与“南方说”。
“北方说”学者以安金槐为代表，他认为，从器形上看，商代郑州商城、盘龙城与吴城遗址出土的原始瓷虽然有共性，但差别较大；同时在郑州商代遗址、洛阳西周遗址中均出土有未施釉的“原始素烧瓷尊”、烧裂的原始青瓷废品残片、小型明器残片等，表明它们是在遗址附近烧制的。以上情况说明各地出土的商代与西周时期原始瓷器应是在当地烧制的[1]。张剑、孙新民支持这一观点[2]。
1959～1975年，安徽屯溪西郊先后清理了8座土墩墓，出土了大量器型丰富的原始瓷器，时至今日这批器物依然是南方地区最重要的原始瓷材料之一。通过器形、制作、胎釉特征的对比，夏鼐认为它们与张家坡出土原始瓷非常接近[3]。以此为基础，有学者通过对北方地区出土商代原始瓷和印纹陶种类、器形、胎釉、纹饰等的系统整理，认为与北方地区原有的青铜器、白陶、灰陶、红陶基本特征完全不同，而与以江西为中心出土的商代印纹陶和原始瓷十分接近，因此其产地可能是以江西为中心的南方地区[4]。
黎海超等学者通过对早、中商时期南北方各地出土原始瓷与印纹硬陶的综合研究，认为黄河流域出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在南方地区的盘龙城以及吴城、池湖、万年肖家山、送嫁山等遗址中均可找到对应器物。早、中商时期黄河流域出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可能来源于吴城、池湖等多个地点。晚商时期黄河流域殷墟遗址出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中，一类形制特殊的硬陶瓿和硬陶器盖来源于长江中游地区的对门山—费家河类遗存；原始瓷尊和豆与浙北南山窑址出土的原始瓷器一致。因此晚商时期，黄河流域出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来源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依然源于长江中游、下游的多个地点[5]。这是对“南方说”的再次认可。
除了考古学上的证据外，原始瓷产地“南方说”还得到现代科技的支持。通过利用中子活化分析[6]、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分析[7]、感耦等离子体质谱法分析[8]等多种技术手段对张家坡等地出土的原始瓷进行成分分析后，周仁等学者认为北方地区出土的原始瓷产地应该在南方地区[9]。陈铁梅进一步将商代原始瓷的产地缩小到吴城及其邻近地区，但不排除其它地区输入吴城技术进行烧造的可能性[10]。
这样，从考古学与科技检测两方面，北方地区出土原始瓷产于南方地区的观点为学术界广泛接受。
然而，进入2000年以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王昌燧、朱剑等从微量元素的测试角度，认为至少北方地区出土的部分原始瓷产地应该在北方[11]。朱剑认为，吴城遗址出土的原始瓷形态及化学元素特征与北方和江浙地区出土的原始瓷都相距甚远，表明我国南方地区原始瓷面貌也是非常复杂的，原始瓷的发生与发展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北方地区出土的原始瓷与南方地区出土的原始瓷在微量元素组合特征上的差异较大，不仅反映出原始瓷原料来源完全不同，也说明北方原始瓷就是当地烧造的，因此商代原始瓷产地并不统一，而是具有多元性。这说明至少在商代，我国原始瓷的产地应该是多元的[12]。
后来朱剑等人又引进了陶瓷岩相学分析原始瓷与印纹硬陶的产地问题，“分析结果表明，南方原始瓷（江西吴城、江西角山、浙江黄梅山）胎料中的石英颗粒，其大小和分布相似……而北方各地原始瓷的原料不仅和南方不同，且彼此之间也各不相同。分析结果指出，北方各地原始瓷原料均含有‘异源’的大颗粒石英。其中，山东大辛庄原始瓷明显含有颗粒较大的砂粒（直径大于250微米），河南小双桥原始瓷原料也含有直径200微米左右的砂粒，而河南洛阳的原始瓷原料则含有直径100微米左右的砂粒。虽然本工作尚不能判定北方原始瓷原料中的‘异源’石英砂粒是天然混入还是人工添加，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北方原始瓷的制瓷原料和南方明显不同，它们不可能是同一地区生产”[13]。这实际上是利用不同的科学研究手段，再次强度了北方出土原始瓷为北方生产的观点。
此外，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支持下，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鲁晓珂等人对二里头遗址部分白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残片进行了化学组成、烧成温度、晶相组成和显微结构等实验，得到了一些较为有意义的结果。其中在化学组成上，实验所测量的4件原始瓷和1件印纹硬陶胎的化学组成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有2件原始瓷样品，与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白陶胎相近，其氧化铝含量（22%左右）相对较高，并且胎较厚；第二类，2件原始瓷样品和1件印纹硬陶样品，其二氧化硅含量(73%左右)相对较高，并且胎体较薄，表面都存在印纹，有斜方格纹、回字纹(或云雷纹)、方格纹等。此外，在对釉的测试过程中发现，二里头遗址原始瓷釉层的成分不均匀，特别是不同部位的氧化钙含量差别较大，在5～9%之间，属于钙釉。酱色釉样品中氧化铁含量较高(5.28%)，属于富铁釉类型，并且釉中都含有一定量的氧化锰和氧化磷，也属于灰釉。从釉的组成特征来看，它们存在富钙的青釉和富铁的酱釉两种类型，与目前所发现的早期原始瓷釉的一般组成特征相符。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原始瓷与印纹硬陶这两种不同的胎料组成有可能暗示二里头遗址的原始瓷存在多种来源：“分析的与灰色白陶胎相近的原始瓷是否是在白陶基础上生产的，目前还不能下定论，但至少它们组成上关系较密切，在此抛砖引玉，以便讨论”，“二里头遗址原始瓷和印纹硬陶胎料组成存在两种类型，一类具有南方瓷石的高硅低铝特征，另一类与二里头遗址泛灰色的白陶关系较为密切，这为探讨二里头遗址原始瓷的来源提供了一些依据”[14]。这是首次提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原始瓷与印纹硬陶可能同时来自于南、北方的可能性。
二、从南方先秦时期原始瓷窑址看原始瓷的装烧工艺
南方地区经过正式发掘的先秦时期原始瓷窑址有浙江湖州瓢山夏代窑址、南山商代窑址、福建武夷山竹林坑西周早期窑址、浙江德清火烧山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窑址、亭子桥战国窑址、长山战国窑址等，基本贯穿从夏商至战国时期的各个阶段[15]。
1. 瓢山夏代窑址
瓢山窑址发现1条窑炉，虽遭严重破坏，窑尾不存，仍保留部分火膛、两侧壁，可以确定是龙窑，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烧造瓷器的窑炉[16]（图一）。残长4.2、西头上坡处宽2.9、东头下坡处宽2.2米，坡度22°。火膛与窑室之间低缓坡过渡，不见垂直的断坎，窑室底部呈红褐色，明显为人工用较粗颗粒、带有砂性的土铺垫而成，比较松软。装烧方法上，部分原始瓷器物底部粘结有大块的砂结块，明显是从窑炉底部粘结上来，未发现窑具，因此推定器物直接置于窑床上烧造。许多器物，无论是圈足器还是平底器，底或足端一侧有明显的生烧，呈土黄色（图三）。这是由于斜坡状的龙窑放置器物时朝上坡的一侧必须插入窑底砂土才能平稳所造成。
2. 南山商代窑址
南山窑址共揭露3条窑炉，均修建在小山缓坡上，平面呈长条形，主体包括火门、火膛与窑床等几部分，属富有南方地区特色的龙窑窑炉[17]（图二）。
Y3保存最好。斜长7.1、最宽处2.2米，坡度15°～21°。火膛位于窑床前端中部，纵向（与窑炉同向）长方形，后端与窑床相接位置急收，但未形成断坎。窑床底部为不平的青灰色烧结面，不平处使用较粗颗粒、带有砂性的土铺垫而成，垫土比较松软，其中在窑尾处垫得比较厚以使坡度增大。
Y2的保存状况及结构与Y3基本一至。Y1保存状况不佳，仅存一个红烧土烧结面，窑底面等均已破坏。但该烧结面较厚而平整，明显是经过人工平整铺设而成，且较Y2的底部垫土更厚、更平整。
南山窑址的3条窑炉均呈斜坡状，要将器物放置平稳，至少需要以下两种不同的放置方式：第一种是Y3这种铺设土层较少、甚至基岩暴露无遗的较硬窑底，器物必须在朝向下坡的一侧支垫才能平稳，从考古出土原始瓷标本来看，这一时期的衬垫物并不是十分严格，既有用大块的窑渣的，也有用较粗的砂粒的；第二种，是直接放置在窑底，朝上的一侧插入铺垫的土层中，使用这种装烧方式的有Y3窑床后段铺设土层的部位以及Y2与Y1整体窑炉，南山窑址许多豆的豆柄圈足底端一侧呈月牙形生烧，就是此种装烧方式所造成的（图四）。
3. 竹林坑西周窑址
武夷山先秦时期原始瓷窑址均为西周早期，其中竹林坑一号窑址经过发掘[18]。清理窑炉1条，属洞穴斜坡式龙窑，分火膛、火道、窑室三部分。火膛与窑室之间有较高的断坎，窑室斜长5.2米，坡度约20°，烧结层较厚。窑室尾部两侧各有一个烟道，呈斜坡状通向地表，后部则直接呈斜坡状通向窑尾工作面，未见烟囱或其他排烟设施。火道坡度约13°，窑室中段窑底坡度约18°，窑室后段晚期窑底坡度23°，早期窑底坡度约26°（图五）。产品主要是各种器形的原始瓷豆，从残存完整的豆柄来看，亦常见足端一侧生烧的现象（图七）。
4. 火烧山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窑址
德清火烧山原始青瓷窑址位于德清县武康镇龙山村，是一处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烧造原始青瓷的古窑遗址[19]。发掘揭露窑炉3条，均遭破坏，仅保留窑床的窑尾部分，坡度约16°，底部均铺呈灰黑色的细砂层。烧造技术上，未发现支烧具，部分器物底部粘有极厚的砂层，当为直接将器物置于窑床上，原始瓷器物底部一侧生烧的情况十分明显（图八）。
5. 亭子桥战国原始瓷窑址
原始瓷窑炉发展到战国时期，已比较成熟，德清亭子桥战国时期原始瓷窑址共揭露窑炉3处7条，结构基本相同，均为斜坡状龙窑。其中保存较好的Y2斜长8.7、宽3.32～3.54米，窑底斜平，坡度不一，以中段最大，达17°，窑床底部铺细砂，厚8厘米左右。火膛位于窑床前端，低于窑床36厘米，平面基本呈长方形（图六）。[20]
这一时期在装烧上开始使用大量的支烧具，多呈筒形（图九）或上小下大的喇叭形。一些器物使用特殊的支烧具，如三足器使用带三孔的覆盘形支烧具，句鑃使用带方孔的筒形支烧具等。由此带来了原始瓷质量的巨大飞跃，尤其是重点烧造的大型礼乐类器物，通常通体烧造火候均匀，而基本不见底部一侧或整个底部生烧并粘结大量粗砂粒的现象（图一〇）。然而一些小型的、碗盘类的日用器上，仍旧使用直接放置于窑炉底部的装烧方式，并且普遍多件叠烧，因此其底部通常或整体生烧而朝向上坡的一侧更严重，或仅朝向上坡的一侧生烧。
长山战国时期原始瓷窑址位于亭子桥窑址东面不远，窑炉结构、装烧工艺、产品面貌与亭子桥窑址基本一致。
通过对夏商至战国时期南方地区已发掘原始瓷窑址的梳理，可以确定这一时期装烧工艺的基本特征：均使用斜坡状的龙窑烧造，在战国大型的支烧具出现之前，为了在斜坡上将器物放置平稳，一般是在窑底铺砂土或细砂，器物朝向上坡的底部通常插入砂土或细砂中。由于这一时期仅由火膛提供火力，没有投柴孔、窑门等火膛移位技术，因此朝向火膛的下坡温度较高，而朝向上坡、背向火膛的温度较底，尤其是插入砂土中的足端，通常形成生烧现象。而这种足端生烧现象，是战国大型支烧具出现之前斜坡状龙窑中最具特征的装烧痕迹。进入战国以后，由于大型支烧具的应用，尤其是在高等级礼乐器上的使用，这种器物足端一侧生烧的现象基本不见，通体烧造均匀。
三、北方地区出土先秦时期原始瓷装烧工艺分析
这42件原始瓷中，豆19件，占绝大多数；尊15件，其中大口短颈折肩尊11件、长颈喇叭口圆腹尊2件、鱼娄形尊1件；罐7件，其中大口圆腹小平底的大型罐3件、小口圆腹带圈足的小型罐4件；簋形器1件。
由于装烧工艺的痕迹主要保存在底部，这42件器物的底部特征见表一至表三。
从以上42件原始瓷来看，除5件豆与1件尊因底部不完整而不能确定其装烧痕迹之外，其余36件器物，无论是圈足器还是圜底器，足端一侧均存在着生烧的情况：有的生烧明显而整个圈足釉不佳，一侧足端生烧更明显；有的包括圈足在内均烧造较佳而仅一侧足端略呈生烧的土黄色；还有的介于两者之间，一侧生烧无釉，另外一侧釉较好。这种复杂性的出现与这一时期窑炉技术的不稳定和窑温有较大起伏情况是吻合的（图一一～一八）。
四、北方地区出土先秦时期原始瓷产地分析
从以上42件原始瓷中能明确装烧痕迹的36件器物来看，均存在着足端一侧生烧的情况，这种装烧痕迹与南方战国时期支烧具出现之前斜坡状龙窑中烧造的器物足端痕迹完全一致，因此可能明确北方出土的原始瓷器均是在斜坡状的龙窑中烧造而成的。
而目前的龙窑均发现在南方地区，最早出现于夏商时期，包括烧造原始瓷的浙江瓢山窑址、南山窑址以及福建烧造硬陶与着黑陶的猫耳弄山窑址，由此可以确定，龙窑的出现是伴随着原始瓷与硬陶等高温陶瓷器的出现而出现的，两者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并且在浙江地区，从夏商时期开始，经两周、秦汉六朝，直至唐宋时期，这一龙窑烧造技术有一个完整的发展演变与成熟过程，至少可以说浙江地区是龙窑最重要的起源与成熟地区，龙窑技术是南方地区最具有特色的窑业技术。
北方地区烧造高温陶瓷器的窑炉迟至北朝晚期至隋唐时期才出现，并且从目前公布的资料来看，均是馒头形或马蹄形的窑炉。如安阳戚家庄发掘的两座隋唐时期窑炉，Y2为烧造瓷器的窑炉，半地穴式，由窑道、火门(包括灰道口)、火膛、窑室和排烟设施五大部分组成。窑道北接火门，呈长方形竖坑，前半底部为坡形，后半底部平坦。火门北接火膛，长方形，上部微拱，门顶部与火膛上弧形坡顶下沿相接。火膛南接火门，北接窑室，近似三角形。东西横宽2.1、南北长0.8米。火膛底部距窑床面高0.65米，拱形顶，底部平坦，表层为青灰色烧结面。窑室南接火膛，近似方形，南北长2.07、东西宽2.18米。窑床呈方形，表面经火烧烤后呈青灰色烧结面，厚0.02米，其下红烧土厚0.08米。再下为生土。烟道直通后面的烟室，烟室呈椭圆形直筒状[25]。这种窑炉底部不铺砂，不倾斜，器物直接放置于窑床上，不会出现一侧生烧及粘砂的现象。
因此从南、北方地区的高温陶瓷器烧造的窑炉技术传统与北方地区出土的先秦时期原始瓷装烧痕迹来看，基本可以确定北方地区出土的原始瓷是由南方地区烧造的。
另外，这种足端一侧生烧的情况在南方战国之前的遗址或墓葬中出土的原始瓷与印纹硬陶上亦普遍存在（图一九），而非北方地区出土原始瓷与南方窑址中原始瓷产品上独有。
下面再简单讨论一下安金槐与孙新民所提出的作为原始瓷北方产地说的最主要证据：生烧与变形情况。
实际上这种生烧与变形器物在南方的遗址与墓葬中广泛存在，尤其在夏商时期的遗址与墓葬中，比例非常高：龙游寺底袁M18商代墓葬中出土的印纹硬陶几乎每件都严重变形（图二〇）；湖州下菰城夏商时期城址中出土的原始瓷与印纹硬陶生烧的比例亦相当高（图二一）。北方墓葬中出土的生烧原始瓷亦非郑州商城所独有，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的一件原始瓷大口折肩尊（M86:0181）完全生烧而没有釉[26]。
原始瓷是伴随着环太湖地区自良渚文化复杂社会崩溃之后，在马桥文化时期社会再复杂化进程的出现而出现，从整个先秦时期的原始瓷窑业发展过程来看，其几次发展高峰均伴随着社会复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尤其是进入战国的越国时期，达到了本地区先秦时期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与此相应的是原始瓷发展亦进入了最鼎盛时期。而北方地区先秦时期的原始瓷均出土于高等级的墓葬中，尤其是西周时期，凡出土原始瓷的墓葬，都是随葬大量青铜器的高等级墓葬。因此先秦时期的原始瓷，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北方地区，都是社会身份与地位的重要象征物。这说明原始瓷（包括印纹硬陶）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无疑是一种重大的发明，而在技术初创的夏商时期，变形与生烧比例相当高，但此类器物因其较低温陶器的巨大技术进步及其稀缺性而被当成正品使用，随着两周时期烧造技术的提升与改进，生烧与变形的比例逐步降低，无论南、北方的墓葬还是遗址中出土此类器物的比例也随之降低。
从以上窑业发展的进程、原始瓷的地位与意义诸方面，说明郑州商城中出土的这种生烧与变形原始瓷器，并非是窑址中丢弃的废品，而是作为正品使用的器物。孙新民作为窑址证据的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下腹部有窑粘的尊，虽然出土时完全破碎，但拼对后几乎完全不缺，这在窑址中是非常罕见的，因此这件器物并非是窑址中的废品，而是作为正品出现在使用地的[27]。
因此，从目前的考古出土材料来看，北方地区出土先秦时期原始瓷产地“北方说”的证据是不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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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同[11]b.
[13] 夏季,朱剑,王昌燧.原始瓷胎料的粒度分析与产地探索[J].南方文物,2009(1):4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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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福建德化的苦寨坑与永春辽田尖窑址以及广东博罗梅花墩窑址产品与北方地区出土原始瓷差别较大，在此略而不谈。
[1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德清县博物馆.东苕溪流域夏商时期原始瓷窑址[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17] 同[16].
[18] 福建博物院,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武夷山市博物馆.武夷山市竹林坑一号原始瓷窑址发掘简报[J].福建文博,2012(4):24-33.
[19]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清县博物馆.德清火烧山[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20]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清县博物馆.德清亭子桥[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2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锁钥:先秦印纹硬陶原始瓷器特展[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
[22] 同[21].
[23] 同[21].
[24] 同[21].
[25]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市戚家庄隋唐窑址发掘简报[J].华夏考古,1997(3):29-33.
[2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平顶山应国墓地[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彩版71-1.
[27] 同[2]b:100,图6.
（作者：郑建明 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原文刊于《考古与文物》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