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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东：睡虎地汉简《葬律》与西汉列侯墓葬制度
湖北云梦睡虎地77号西汉早期（文帝末年～景帝）墓内出土了一批简牍，共有竹简2137余枚，内容分质日、日书、书籍、算术与法律等几大类［1］。
法律简中有一种为《葬律》，系首次发现。发掘简报公布了部分法律简的照片，其中有五枚简文前后相连，是《葬律》中有关彻侯（列侯）级别的丧葬条文。彭浩对《葬律》做了考释［2］，高崇文亦撰文讨论相关祭奠之礼［3］。为便于论述，本文抄录彭浩对《葬律》简的释文如下：
葬律
彻侯衣衾毋过盈棺，衣衾敛束。㡃（荒）所用次也。其杀：小敛用一特牛，棺、开各一大牢，祖一特牛，
遣一大牢。棺中之广毋过三尺二寸，深三尺一寸，袤丈一尺，厚七寸。椁二，其一厚尺一八寸；臧椁一，厚五
寸，得用炭。㕡（壑）、斗、羡深渊上六丈，坟大方十三丈，高三丈。荣（茔）东西四十五丈，北南四十二
丈，重园（？）垣之，高丈。祠（？）舍盖，盖地方六丈。中垣为门，外为阙，垣四陬为不（罘）思（罳）。
关于西汉列侯墓葬的考古发现，《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基本认定的共有15座，其中西汉早期墓12座，西汉中期墓1座，西汉晚期墓2座［4］。近十余年，除了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家族墓地［5］和莲花罗汉山汉墓［6］外，在西汉都城长安以南、以东还发掘了多座西汉列侯墓，如西安市南郊凤栖原8号墓、25号墓［7］和北里王1号墓、2号墓［8］，西安市东郊石家街汉墓［9］和栗家村1号墓、2号墓［10］等。此外，在景帝阳陵东部的陪葬墓区内也发现有列侯墓［11］。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对简文所见西汉早期列侯墓葬制度加以探讨，并略述西汉中晚期列侯墓葬制度的一些变化。
一、西汉早期列侯墓葬制度
从《葬律》有关列侯的条文可以推知，西汉早期已初步形成了一套内容较为详备的墓葬等级制度，这套制度总体上按照由内向外的顺序记录：如地下部分由衣衾到棺（包括馆饰）、椁（重椁）、积炭，再到墓坑；地上部分由坟丘到墓园（包括门、阙、罘罳）和祠舍。
（一）地下部分
1.棺椁
棺椁方面主要是规定了棺的大小、厚度与椁的厚度，还有用炭问题，对于棺的材质、颜色、花纹、重数以及椁的材质、大小等没有涉及。
按西汉一尺约当今23.1厘米对《葬律》所载各种尺寸进行换算，列侯之棺长约2.541米，宽约0.739米，高约0.716米，棺板厚约0.162米（棺中之广毋过三尺二寸，深三尺一寸，袤丈一尺，厚七寸）；二重椁之内椁厚0.231米，外椁厚0.185米（椁二，其一厚尺，一八寸——作者句读）；外藏椁厚0.116米（臧椁一，厚五寸）；椁外积炭（得用炭）。
在已知西汉早期列侯墓中，除用一棺一椁外，还有用多重棺椁，如湖南长沙马王堆1～3号墓［12］等。在多重棺椁墓中，椁多为二重，可分为内椁和外椁；棺则有二重（马王堆2号墓）、三重（马王堆3号墓）和四重（马王堆1号墓）之别，因此，律文所言之棺，当指直接盛放墓主尸体的内棺。一棺一椁墓中的椁，应视同二重椁墓的内椁。另有所谓“臧椁”，从律文的行文次序和文意推测，可能是指墓葬的外藏椁。
西汉列侯墓中棺椁保存完好者甚少，大多仅存残迹或部分板材。关于棺（内棺），马王堆1号墓四重棺的内棺长2.02米，宽0.69米，高0.63米，棺板厚0.095～0.13米；马王堆2号墓二重棺的内棺长2.65米，宽0.7米；马王堆3号墓三重棺的内棺长2.14米，宽0.72米，高0.67米；陕西咸阳杨家湾5号墓的棺长3.1米，宽1.65米，壁厚0.18～0.2米，盖厚0.08米［13］。马王堆三座墓内棺之长、宽、高和厚度，基本都在律文规定的尺寸范围内，只有2号墓内棺的长度（2.65米）大于律文尺寸（2.541米），但考虑到律文尺寸应指棺内净空间的尺寸，所以，若减去棺板的厚度，其内棺之长也符合律文规定的尺寸。总之，从马王堆汉墓保存较好的棺木实例看，西汉早期列侯墓所用之棺当是受到了一定的约束，至于内棺以外的其他棺木，有的也在律文尺寸范围内，有的则明显比律文尺寸大出不少，尤其是棺的宽度和高度；咸阳杨家湾5号墓的木棺尺寸远大于律文，可能与此墓墓主身份特殊有关。
关于椁，咸阳杨家湾5号墓椁壁厚0.16～0.18米，顶厚0.07～0.1米，底厚0.25米；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墓椁底厚0.22米，2号墓椁底厚0.23米［14］；马王堆1号墓外椁壁厚0.26～0.27米，内椁厚度不详；马王堆2号墓外椁侧壁厚0.26米，底厚0.20～0.21米，内椁底厚0.20米；马王堆3号墓外椁壁厚0.195米，底厚0.19米，顶厚0.195米，内椁顶厚0.195米；湖南沅陵虎溪山1号墓主椁室第一、二层底板厚0.22米［15］。可以看出，不管是内椁（单椁之椁）还是外椁，也不管是椁壁还是椁顶、椁底，其厚度除杨家湾5号墓椁底和马王堆1号墓、2号墓外椁外，大多都在律文尺寸范围内或接近律文尺寸。
关于椁外积炭，在咸阳杨家湾4号墓、5号墓，西安新安机砖厂汉墓［16］，西安栗家村1号墓，阜阳双古堆1号墓、2号墓，长沙马王堆1～3号墓，沅陵虎溪山1号墓内均有发现，可以说是西汉早期列侯墓的一种普遍做法，与律文正相符合。
至于外藏椁，在西安新安机砖厂汉墓的墓道和沅陵虎溪山1号墓的墓道与墓室内设置有1个或多个放置器物的椁箱，在江苏徐州簸箕山3号墓的墓外设置有一个陪葬坑［17］，在咸阳杨家湾4号墓的墓道内和墓外设置有多个耳室或陪葬坑，这些都应属于外藏椁。总之，西汉早期列侯墓多设有一个或多个外藏椁，但惜墓葬资料公布不详，无法了解其厚度。咸阳杨家湾4号墓设置了十多个外藏椁，应与墓主的特殊身份有关，或者得自皇帝的恩赐。
2.墓坑
西汉大型竖穴土坑墓一般是由斜坡墓道和墓坑组成，墓坑深度的算法应有两种。其一在西汉早期，墓葬延续先秦旧制，墓道一般只通至椁室的某一高度，墓坑深度即指墓坑口至椁室上盖间的距离，也即墓坑与墓道的深度相同，因此彭浩认为“㕡（壑）、斗、羡深渊上六丈”中的“㕡（壑）”指的是墓坑（“斗”和“羡”与墓道有关），其深度依律文约当今13.86米。其二若墓道直通墓坑底部，则墓坑的深度即是坑口至坑底的距离。
咸阳杨家湾4号墓的墓坑口至坑底深24.5米，至墓室口深约20米；杨家湾5号墓的墓坑深17.25米，坑口至墓室口深14米。西安新安机砖厂汉墓的墓坑深约18.55米。西安栗家村1号墓的墓坑深约19米，坑口至墓道底深约18.6米；栗家村2号墓的墓坑深约13.6米，坑口至墓道底深约13.2米。长沙马王堆1号墓的墓坑深16米，墓道底与墓坑底相距3.5米，高于椁顶0.7米，由此推知坑口至墓道底深约12.5米，至椁顶深约13.2米；马王堆2号墓从发掘报告附图测得墓坑深约15.8米，因墓道底高于墓坑底2.02米，则坑口至墓道底深约13.78米；马王堆3号墓的墓坑深10.3米，墓道底高于墓坑底3.1米，高于椁顶盖板0.4米，则坑口至墓道底深约7.2米，至椁顶深约7.6米。沅陵虎溪山1号墓的墓坑深约12.97米。
杨家湾5号墓、栗家村2号墓与马王堆1号墓、2号墓的墓道均未通至墓坑底，其墓坑口至椁顶或墓道底的距离在12.5米至14米；沅陵虎溪山1号墓的墓道直通墓坑底，其墓坑深约12.97米，这五座西汉早期列侯墓的墓坑深度与律文是大体一致的。马王堆3号墓的墓道未通至墓坑底，坑口至椁顶或墓道底的深度远低于律文尺寸，可能与墓主身份不及列侯有关；杨家湾4号墓、栗家村1号墓（墓道未通至墓坑底）和西安新安机砖厂汉墓（墓道通至墓坑底）也属于西汉早期墓，但三墓的墓坑深度为18.55～20米，显然超过了律文的约束范围，考虑到这三座墓均位于都城长安附近，其墓坑较深，可能存在一些特定的原因。
（二） 地上部分
1.坟丘
依律文“坟大方十三丈，高三丈”，列侯墓的坟丘应为方锥体，亦即所谓“覆斗形”，其底部边长约30.03米，高约6.93米。
从墓葬实例看，咸阳杨家湾4号墓坟丘应为覆斗形，残长20米，宽15米，高4米；杨家湾5号墓覆斗形坟丘的底面积有400余平方米，若视为方形，则边长约为20米。长沙马王堆1号墓坟丘残高4米；马王堆2号墓坟丘底径31米，高5米，依发掘报告的描述似为圆形（椭圆形）；马王堆3号墓坟丘残高3.2米。
这些西汉早期列侯墓的坟丘形状多为方形，也有圆形或椭圆形，方形者底部边长都在30米以内，圆形者直径亦在30米左右，坟丘高度均在6.93米以内。唯阜阳双古堆两座汉墓的“原封土”高出地面约20米，东西长约100米，南北宽60～70米，但此“原封土”尺寸并非实测，应为追述，在发掘前其高度仅剩4米余。总之，西汉早期列侯墓的坟丘，不管是底部边长还是高度，都与律文不相矛盾。
2.墓园与祠舍
依律文“荣（茔）东西四十五丈，北南四十二丈，重园（？）垣之，高丈……中垣为门，外为阙，垣四陬为不（罘）思（罳）”，列侯墓园应有两重垣墙（重园），外墙（中垣）东西长103.95米，南北宽97.02米（周长应为401.94米），高2.31米，墙上辟门，门外立阙，墙四角建有不（罘）思（罳）。
律文还涉及祭祀类建筑，“祠（？）舍盖，盖地方六丈”，可解读为祠舍（祠堂）为方形，以顶部（约当建筑遗址散水中部）为准，边长约13.86米。
现阶段还没有可供对比研究的西汉早期列侯墓园与祠舍资料，西汉中期列侯墓园与祠舍情况详见后文。
综上所述，云梦睡虎地77号汉墓出土法律简《葬律》的时代较为明确，是有关西汉早期丧葬礼制的重要文献。通过与考古发现的西汉早期墓葬实例进行比对，就列侯级别墓葬而言，不管是地上（坟丘）还是地下（墓坑、棺椁）设施，其实际规模（大小、高低、深浅、厚薄）与律文规定大多不相矛盾，说明西汉早期确实存在一套律文所见的丧葬制度，为我们研究西汉墓葬等级制度提供了难得的标尺。同时，我们也可看到一些墓葬的某个方面超出了律文的规定，其原因可能与墓主身份特殊有关，或是得自朝廷的恩赐，这也许是任何礼制都无法绝对避免的现象，也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态的一个显著特征。
《汉书·高帝纪下》曰：“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汉书·礼乐志》曰：“以（叔孙）通为奉常，遂定仪法，未尽备而通终。”“刘向因是说上：‘……初，叔孙通将制定礼仪，见非于齐鲁之士，然卒为汉儒宗，业垂后嗣，斯成法也。’”“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臧于理官，法家又复不传。”这些记载说明汉初叔孙通曾经制定了一套礼仪制度，其中应有丧葬之仪。《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曰：“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谓通曰：‘先帝园陵寝庙，群臣莫习，’徙通为奉常，定宗庙仪法。乃稍定汉诸仪法，皆通所论著也。”到了文帝时，贾谊又定礼仪，《汉书·礼乐志》曰：“至文帝时，贾谊……乃草具其仪，天子说焉。”《汉书·贾谊传》曰：“然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谊发之。”汉简葬律，或与叔孙通所定、贾谊所更定的仪法有关。西汉列侯墓葬的诸构成要素，如地下的墓坑、棺椁和地上的墓园、坟丘、祠堂等，在文献史籍中也有所记载［18］。
二、西汉中晚期列侯墓葬制度的变化
任何制度都存在一个发生、变化和消亡的过程，西汉丧葬制度也不例外。上述《葬律》应是西汉早期制定的礼仪制度中的一部分，到了西汉中期，随着社会的发展，丧葬制度也会有所损益。这里以列侯墓为例，略陈一二。
（一） 地上部分
1.坟丘
西汉早期竹简《葬律》记载列侯坟“高三丈”，但《周礼·春官·冢人》郑注曰：“汉律曰列侯坟高四丈，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郑注所引“汉律”或即西汉中期以后的葬律［19］。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属西汉中期，其坟丘虽然仍为覆斗形，但高约7米，西安石家街汉墓坟丘残高也有7.5米，均已略超西汉早期“高三丈”的律文尺寸，或可反映出丧葬制度从西汉早期到中晚期的继承与变化。
2.墓园
考古发现保存比较完整的西汉中期列侯墓园有两处，一处是西安凤栖原8号（富平侯张安世）墓园，用壕沟围成，呈东西长方形，东西长约195米，南北宽约159米；另一处是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园，用垣墙围合，略呈梯形，周长868米。二墓园均只有一周垣墙或壕沟，规模都远超西汉早期《葬律》的规定，似可说明西汉中期已使用新的葬律。
3.祠舍
墓葬实例同上。张安世墓东有一方形建筑，边长19米，即为祠舍；刘贺夫妇墓南分布有一组建筑，F1、F2东西并列，F1呈方形，边长约10米，应为祠舍（发掘简报指为寝），F2呈长方形，东西约14米，南北约10米，或为寝（发掘简报指为祠堂），在这两个建筑的东西两侧还各有一座附属建筑（F13、F14）。张安世墓祠舍的规模远大于西汉早期《葬律》的规定，刘贺夫妇墓南除祠舍外，或另有寝及其他附属建筑，这些情况均可说明西汉中期葬制的变化，而方形祠舍的建筑形制又可视为西汉早期葬制的延续。
（二） 地下部分
1.棺椁
刘贺墓使用两重棺，其中内棺长2.71米，宽0.87米［20］，比马王堆2号墓的内棺略大，与西汉早期《葬律》基本符合。关于外藏椁，刘贺墓是在墓外设有一个陪葬坑，张安世墓、西安石家街汉墓是在墓道内和墓外设有多个耳室或陪葬坑，这两种情况均见于西汉早期列侯墓。
另外，西汉中期列侯墓已出现砖椁和砖室。砖椁如河北邢台南郊汉墓［21］、张安世墓和西安石家街汉墓，后二墓在砖椁与木椁之间还有积炭。砖室如西安凤栖原25号（张安世夫人）墓，西汉晚期的西安北里王1号墓、2号墓也是砖室墓。由于源自先秦时期的竖穴木椁墓传统遭到破坏，棺椁制度必然随之改变。
2.墓坑
刘贺墓深约8米，其墓坑较浅或与当地的地下水位较高有关。西安北里王1号墓残深9.5米，推测原深约14米，与西汉早期《葬律》基本符合。张安世墓深约15米，略大于《葬律》的规定。
总之，西汉中期以后，如墓坑深度、棺木尺寸（或有积炭）及外藏椁等属于墓葬地下部分的内涵，与西汉早期《葬律》的律文仍保持着一定的连贯性；同时，由于砖椁和砖室的使用，棺椁制度必然会发生变化。就墓葬地上部分的诸要素而言，如坟丘增高、墓园变大及祭祀类建筑增多等，虽然作为例证的刘贺墓和张安世墓具有某些特殊性，也可大致反映出列侯墓地上设施规模扩大这一变化趋势。
汉简《葬律》对西汉列侯墓葬诸要素做了具体而细致的规定，这提醒我们在考古工作中要进一步加强发掘及测量的精细度。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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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梦县博物馆.湖北云梦睡虎地M77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8，（4）.
［2］彭浩.读云梦睡虎地M77汉简《葬律》.江汉考古，2009，（4）.
［3］高崇文.论汉简《葬律》中的祭奠之礼.文物，2011，（5）.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365～371.
［5］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馆，南昌市新建区博物馆.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考古，2016，（7）.
［6］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萍乡市莲花县文物办.江西莲花罗汉山西汉安成侯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7］a.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凤栖原西汉墓地田野考古发掘收获.考古与文物，2009，（5）.
b.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0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调查发掘新收获.考古与文物，2010，（2）.
c. 张仲立，丁岩，朱艳玲.凤栖原汉墓——西汉大将军的家族墓园.中国文化遗产，2011，（6）.
［8］朱连华，王艳朋.西安长安区北里王汉代积沙墓//国家文物局.201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20：113～117.
［9］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东郊石家街发现汉代列侯级别墓葬.中国文物报，2013-08-16（8）.
［10］朱连华，郭昕.西安灞桥区栗家村汉墓//国家文物局.201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20：118～123.
［11］a.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阳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考古新发现（1996年—1998年）.文博，1999，（6）.b.曹龙.西汉帝陵陪葬制度初探.考古与文物，2012，（5）.
［12］a.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6~27.王堆一号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6~27.
［13］a.陕西省文管会、博物馆，咸阳市博物馆.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10）.b.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咸阳市博物馆.陕西省咸阳市杨家湾出土大批西汉彩绘陶俑.文物，1966，（3）.
［14］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县文化局.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8）.
［15］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怀化市文物处，沅陵县博物馆.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1）.
［16］郑洪春.陕西新安机砖厂汉初积炭墓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1990，（4）.
［17］徐州博物馆.徐州西汉宛朐侯刘埶墓.文物，1997，（2）.
［18］杨武站.西汉列侯墓地设施初探.考古，2018，（11）.
［19］同［2］.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主棺实验室考古发掘.文物，2020，（6）.
［21］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邢台南郊西汉墓.考古，1980，（5）.
（作者：刘振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华夏考古》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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