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利群 | 东亚地区早期佛教寺院布局及演变
五世纪之后，东亚各国的文化交流日渐频繁，在中国内地敷扬甚广的佛教通过多途径传播至朝鲜半岛，并经由百济影响到日本列岛。寺院作为佛教僧侣从事法事活动和日常修行的场所，伴随着佛教的流传，在各地先后建立起来。由于历史、环境及人文诸多原因，朝鲜半岛和日本现存许多五至八世纪的佛教寺院，有关佛寺的探讨不断推陈出新。而作为东亚佛教寺院源头的中国，唐代以前的地面寺院均湮没于地下，因此相关研究进展甚缓。近年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发展，中国发现和发掘了数座北朝至唐代的佛教寺院，一些早年的调查发掘资料也陆续发表出来，从而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中国中古时期的佛教寺院建筑结构与布局、建筑工艺与技术以及建设理念与功能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也为探讨东亚地区中古时期佛教文化交流与建筑艺术的传布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
１.北魏中期“中心塔型”佛寺 以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山顶发现的两座北魏寺院为代表，时代在五世纪中期。
云冈佛寺 2010年5-10月，为配合云冈石窟防水工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云冈石窟研究院和大同市考古研究所联合组建的云冈考古队在云冈石窟西区39号窟上方发掘了一座以佛塔为中心，周围环绕廊房和排房的院落建筑，出土大量建筑构件和部分佛教石刻及日用器物，确认为北魏时期云冈寺院群的一处早期佛寺遗迹（图一）[2]。次年5-11月，在云冈石窟东部第5、6号窟上方又发现一座北魏辽金时期寺院遗址，发现北魏始建、辽金改建的塔基一座，发掘出土大量北魏至辽金时期的佛教泥塑、建筑材料和日常用具[3]。这种佛塔居中，四周环绕僧房类辅助建筑的布局样式应为直接模仿古代犍陀罗地区的佛教寺院[4]。
图一 北魏平城云冈石窟西区佛寺平面图
２.北魏中晚期“前塔后殿型”佛寺 代表性佛寺有平城思远佛寺和洛阳永宁寺，时代在五世纪晚期至六世纪早期。
思远佛寺 位于山西大同西寺梁山，即北魏中期都城——平城附近的方山，为北魏文明太皇太后冯氏陵园内的佛堂，始建于孝文帝太和三年（479年）。1981年大同市博物馆对遗址进行了发掘。为目前发掘年代最早、文献有明确记载的北朝寺院[5]。佛寺遗址坐北朝南，平面呈纵长方形，周长约290米。按照南北中轴线由二层平台、踏道、山门、塔基、佛殿和僧房等几部分构成（图二）。第一层平台相当于寺院的范围，第二层平台在第一层平台中部偏北，均为夯筑，石块包边。山门和踏道居于第一层平台南部正中。土木结构的楼阁式佛塔是该寺院的主体建筑，塔心位于第二层平台中部偏南，平面呈方形，分层夯筑。塔心四周有殿堂式回廊，面阔五间，内无隔断，可绕塔礼拜。佛殿位于塔后，为面阔七间、进深二间的结构，寺院西北角还发现有僧房建筑的残迹。思远佛寺的建筑格局为单院式，南门、佛塔和大殿等主体建筑沿南北轴线依次排列，塔作为寺院的中心建筑，大殿位于塔后，这是北魏迁都洛阳前“前塔后殿式”佛寺配置的基本样式。
图二 北魏平城思远佛寺平面图
思远佛寺修建后不久，冯太后又在其故国北燕龙城（今辽宁朝阳）修建了思燕浮图。从1986年起，为配合朝阳北塔的保护重建工程，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朝阳市博物馆对北塔及周边地区进行了大规模勘探和发掘，发现了在三燕和龙宫殿基址上改建的思燕浮图遗址，发掘了塔基及环绕周边的殿堂遗迹，并在塔基北部勘探出可能是佛殿的夯土台基，初步确认该佛寺也是以土木结构楼阁式塔为中心，前开山门，后设大殿，周围环绕院墙的“前塔后殿式”寺院建筑[6]。
永宁寺 位于北魏晚期都城洛阳，熙平元年（516年）由当时执掌朝政的孝明帝之母灵太后胡氏所建。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对永宁寺遗址进行了勘探[7]，1979－1981年对部分重点遗迹进行了大规模发掘[8]。寺院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南北长201、东西宽212米，四周夯筑院墙。主要发掘了院墙、门址、塔基和佛殿（图三）。南门位于寺院南部正中，面阔七间，进深二间，规模宏大。东、西两门正对塔基中部，形制略小。塔基位于寺院中心略偏南，亦为土木结构楼阁式塔，平面近方形，四面正中有踏道。台基四周包砌青石，内有五圈柱网，外缘环绕殿堂式回廊。塔基北部有一大型佛殿遗迹，平面呈长方形，地面以上无存，从夯土基槽残迹推测为面阔九间，进深三间的大型建筑。永宁寺的布局特点依然是单一院落制，土木结构的佛塔占据寺院中心位置，大殿居于塔后。作为北魏晚期皇家兴建的国家大寺，这种“前塔后殿式”布局应该是当时大型寺院建筑的典型代表。
图三 北魏洛阳永宁寺平面图
３.东魏北齐“塔殿分立型”佛寺 典型寺院有河北临漳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和核桃园北齐大庄严寺，时代在六世纪中后期。
赵彭城佛寺 位于河北临漳邺城遗址范围内，地处东魏北齐都城邺南城中轴线东侧。2002－2012年，邺城考古队对这一寺院遗址进行了持续的勘探与发掘，初步探明了该寺院的范围和平面布局情况，先后发现和发掘了寺院的塔基、围壕、西南院落廊房、东通道、南通道、东南院落廊房及大殿遗迹等（图四）[9]。寺院坐北朝南，平面近正方形，东西约435、南北约452米，外围由一道宽5－6米的水沟环绕。围壕四面中部均有通道，南通道为寺院的主要出口，宽 约7米。根据两侧沟底的大量瓦片堆积推测原来通道附近应有较大规模的建筑存在。塔基位于寺院中心偏南处，地面以上以刹柱为中心，发现三圈柱网，构成至少面阔五间、进深五间的柱网结构。因破坏严重，现仅塔基南侧正中残存有斜坡踏道，两侧为砖铺散水。刹柱础石正下方发现了与瘗埋舍利圣物相关的砖函，可视为瘗埋舍利地宫制度之滥觞[10]。经过多年考古勘探，塔基后方始终没有发现大型佛殿的迹象，而在寺院东南和西南隅探查到两座大型院落。西南院落和东南院落形制和建筑格局相同，平面均为方形，边长约110米，为四周环绕廊房式建筑的封闭院落，北部各有一大型佛殿遗迹。2011年10－12月，邺城考古队对东南院落内的大殿及周边附属建筑进行了发掘。大殿位于院落北部正中，坐北朝南，平面呈横长方形，根据地下条形夯结构推测为面阔七间的建筑形式。大殿东、西两侧的南端还发现有连廊式建筑与东南院落外围的东、西廊房相连接[11]。
图四 东魏北齐邺南城赵彭城佛寺平面图
核桃园佛寺 位于赵彭城佛寺东北。自2012年底迄今，邺城考古队对核桃园建筑基址群进行了持续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先后发现和发掘了寺院中轴线上的一系列重要建筑。通过分析地层叠压关系、建筑结构及出土遗物，结合文献和附近出土的隋赵觊墓志的记载，可以确认为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九年（558年）十二月建造的大庄严寺（图五）[12]。核桃园大庄严寺目前尚未发现明确的外围界限，但处于寺院轴线上的核心建筑群位置明确、结构完整、布局清晰。1号塔基位于建筑组群最南端，亦为土木结构楼阁式塔，北朝地面以上现存中心台基、四出踏道、包边沟槽、铺砖地面、砖铺散水和青石遗存等。2号基址平面呈横长方形，台基南面设双阶，北面正中设单阶，面阔七间，进深四间，是佛塔后方轴线上最重要的用于礼拜的佛殿遗迹。3号基址亦为轴线上的重要殿堂遗迹，或为讲堂性质的建筑。塔基和佛殿之间为5号门址，门址两翼连廊向北与殿堂建筑东西两侧的6、7号廊房以及北部的8号复廊围合成寺院的核心院落。同时５号门址两翼连廊在与廊房连接后继续向东、西延伸，与南面塔基的围合走势还有待于进一步工作[13]。
图五 北齐邺南城大庄严寺平面图
赵彭城北朝佛寺和核桃园北齐大庄严寺建筑格局均呈中轴对称分布，佛塔仍然占据寺院最显著的位置，同时塔、殿分属不同院落，呈现出多院落和多佛殿的布局特征。
４.唐代“多院多殿型”佛寺 经局部发掘的寺院有唐长安青龙寺和西明寺遗址，时代在七世纪中期以后。
青龙寺 位于唐长安城新昌坊东南隅，据《长安志》、《唐会要》和《宋高僧传》等文献记载，其前身是隋大兴城灵感寺，始建于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年），唐初寺废，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城阳公主奏立为观音寺，睿宗景云二年（711年）改名为青龙寺。196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青龙寺遗址作过初步调查。1973年后通过复查确认了寺院位置，发现了东西毗邻的两座院落，并在其后数年间先后发掘了西院的中三门、佛塔、大殿、回廊、配房及东院中的大殿和北门等遗址（图六）[14]。寺院坐北朝南，平面呈横长方形，东西长约530、南北宽约250米，发掘区域主要涉及了寺院的两座院落。西院遗迹保存较好，建筑群普遍存在早晚两期叠压关系，早期建筑群呈中轴对称格局，由南向北依次为中三门、佛塔和大殿，院外殿西有僧房或厨房类附属建筑。中三门遗址位于西院南部正中，塔基在门址以北25米处，夯筑，平面呈正方形，中部有一直壁方坑，当为原来塔心地宫部分。塔基北为早期大殿遗址，面阔十三 间，进深五间。大殿南有月台，北有踏道，东西两侧有慢道。晚期建筑群包括回廊、配房及晚期殿址等，早期毁废的中三门和佛塔未经重建。回廊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回廊中部与大殿对应处各有一处配房，南部封闭了早期的中三门。晚期大殿在早期殿址上重建，平面亦为横长方形，面积略小，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台基南面有左右两阶踏道，北面一阶踏道，东西两侧有慢道通往回廊配房，台基周边有包砖和散水残迹。东院为一独立院落，四周有围墙封闭，主体建筑为院落中心处的大殿，殿址仅存台基部分，也是早晚两层叠压在一起。早期台基面阔进深均为五间。晚期殿址叠压在早期台基上，面积略小，周边有包砖和散水痕。根据残存磉墩可知晚期殿址面阔五间，进深四间。殿址南有月台和露道，北有踏道，东西两侧南端各有慢道遗迹[15]。
青龙寺的发掘虽仅限于局部，但其布局明显已呈现出多院多殿的特征。一般认为，青龙寺西院“前塔后殿式”的早期建筑群为隋灵感寺的遗存[16]。入唐以后，西塔院偏于寺院一隅，佛塔已不再具有先前的核心地位，而佛殿的重要性日渐上升，并成为寺院的主要建筑。塔、殿关系的转变从青龙寺东、西两院早期佛殿均经后期重建，而早期位居寺院中心的木塔则被彻底废弃，南面的中三门也被封闭这一迹象得以证实。
西明寺 位于唐长安城延康坊，始建于高宗显庆元年（656年）。1985年和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队对西明寺遗址进行了勘探与发掘，探明寺院位于延康坊西南隅，平面呈横长方形，东西500、南北250米，占地约四分之一坊。两次发掘揭露出寺院东部的一座大型院落（主院）及两座附属小型院落（东南院和西南院）的局部（图七）[17]。主院三进式，前端为庭院，东、西、南三面有回廊。西回廊是复廊式建筑，显示在西面还有类似的建筑空间。院内由南向北依次排列三座大殿，南殿为主殿，仅存夯土台基，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51.54、南北宽33.06米，表面已破坏，铺地砖与柱础痕无存。台基四周残存包砖和散水，南部有东西两阶，东西侧偏南部各有斜坡慢道连接回廊，北部有廊道与中殿相连。中殿距主殿29.5、东西长约68、南北宽29米，两端与东西廊相连。北殿距中殿21米，仅发掘局部，形制不明。主院南部夹道墙两侧各有一小型院落，院内北部均有房址，房基周边有包砖和散水痕，东南院内还发现有水井等遗迹，因未全面揭露，整体布局亦不甚清晰[18]。
就现有资料来看，西明寺的布局特点也是多院多殿制，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掘均未见到佛塔的迹象，发掘工作印证了该寺“凡有十院”、“大殿十三所”的相关记载，为研究唐代寺院布局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佐证。
文献及考古发掘资料证明，中原北方地区的佛教寺院经历了由北魏时期盛行的“前塔后殿单院型”布局向隋唐“多院多殿型”布局演变的历程。六世纪中后期的赵彭城北朝佛寺以塔为中心兼具多院多殿特征的布局正是这一嬗变的客观反映，考虑到东魏北齐邺南城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中上承北魏洛阳城，下启隋唐长安城的历史地位，即可理解赵彭城佛寺在中古早期寺院布局中重要的承启意义。据文献记载，多院式佛寺起源于南朝萧梁时期，北朝自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以来，礼仪制度效法南朝，佛学思想和造像风格均受到南方地区的强烈影响，寺院建筑样式摹仿南朝亦在情理之中[19]。隋唐以后的大型寺院普遍具有多院落、多殿堂的特征，这在敦煌石窟现存的大量寺院图像中得到充分反映[20]，由此可证这一时期多院多殿式佛寺的盛行。
（二）朝鲜半岛三国时期和统一新罗时期佛教寺院的主要类型
朝鲜半岛佛教寺院的调查始于日据时期，其后韩国相关研究机构进行系统调查和发掘的佛教寺院有数十座之多，其中三国时期和统一新罗时期的寺院就有二十多座，其布局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21]。限于篇幅，本文仅选择其中时代明确、布局清晰的典型寺院进行比较。
１.高句丽“一塔三金堂式”佛寺 目前发掘的高句丽佛寺主要有土城里寺址、上五里寺址、定陵寺址和清岩里寺址等，时代多在五世纪左右[22]。
土城里寺址 位于朝鲜黄海北道凤山郡，1987年由朝鲜学者发掘，时代推断为四世纪晚期。寺院中部为八边形塔基，其余三面各有一座平面呈长方形的金堂，塔后的北金堂为主要的佛殿，面积明显大于东、西金堂（图八）[23]。
图八 高句丽土城里寺址平面图
清岩里寺址 位于朝鲜平壤市大同区清岩洞，1938年由日本学者进行调查并发掘，一般认为是高句丽文咨王在位期间修建的金刚寺，时代为五世纪。寺院以边长10米左右的八角形塔基为中心，塔基南面有门址，其余三面各有一座平面长方形的金堂址（图九）[24]。
图九 高句丽清岩里寺址平面图
高句丽佛寺布局的典型特征就是以八角形的佛塔为中心，周围环绕三座佛殿（日本和韩国称之为金堂），部分寺院北部发现的建筑有可能是讲堂的遗迹。
２.百济“一塔一金堂式”佛寺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军守里寺址、陵山里寺址、定林寺址、王兴寺址、金刚寺址、扶苏山寺址、龙井里寺址、天王寺址、弥勒寺址、帝释寺址、王宫里寺址和圣住寺址等。
军守里寺址 位于扶余白马江附近的丘陵上，时代为六世纪中期。早年日本学者作过调查，近年韩国扶余文化财研究所对寺院的木塔址和金堂进行了发掘。寺院平面呈纵长方形，由南向北中轴线上依次分布着中门、方形木塔、金堂和讲堂。主体建筑外围有类似回廊的建筑遗迹，讲堂两侧还发现可能是经楼和钟楼的方形建筑基址（图一〇）[25]。
图一〇 百济军守里寺址平面图
陵山里寺址 位于扶余市东南约4公里处，始建于567年。1992年后，扶余博物馆对寺院进行了持续多年的调查与发掘。寺院平面纵长方形，主要建筑沿南北中轴线分布，由南向北依次为中门、方形木塔、金堂和讲堂，外围环绕封闭式回廊，寺院后部围廊上还发现对称分布的附属建筑遗迹（图一一）[26]。
图一一 百济陵山里寺址平面图
定林寺 位于扶余市东南里，是百济泗沘时期的重要寺院，时代为六世纪中期。最早的调查工作始于1942年，以后经过多次调查发掘。定林寺平面呈纵长方形，东西62、南北120米。沿南北中轴依次分布着中门、塔、金堂和讲堂，四周环绕回廊。中门前还发现有南门遗迹，两侧各有一水池。中门面阔三间，进深一间，寺院中心位置现存为五级石塔，塔后金堂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最后面是讲堂，面阔七间，进深三间。回廊围合中门和讲堂之间的主体建筑，形成封闭的单院式布局（图一二）[27]。
图一二 百济定林寺平面图
益山帝释寺 是百济泗沘时期的寺院遗址，时代为七世纪早期，2007-2009年正式发掘。寺院平面呈纵长方形，沿中轴线由南向北依次为中门、木塔、金堂和讲堂，主体建筑间有踏道相连，周围环绕回廊。据文献及发掘材料，木塔七层，开间5-7间，金堂东西31.8、南北23.6米，是百济时代规模最大的佛殿建筑（图一三）[28]。
图一三 百济帝释寺平面图
百济佛寺布局的典型特征是一塔一金堂式，晚期部分寺院形式的变化，如弥勒寺三塔三金堂的样式，可视为一塔一金堂样式的变型，同时又出现了多院的特征（图一四）[29]。
图一四 百济弥勒寺平面图
３.新罗佛寺布局 佛教传入新罗较晚，现经调查和发掘的主要是皇龙寺址和芬皇寺址。
皇龙寺 位于庆州市普黄洞，创建于553年，并于574年、754年和1095年经历了三次重修。1976年后，韩国国立文化财庆州古迹发掘调查团对皇龙寺进行了全面发掘。初建皇龙寺平面略呈横长方形，由并列的三个院落组成。中院为主院，沿南北中轴线依次分布着中门、木塔、金堂和讲堂，周围由单廊或复廊围合（图一五）。第一次重建的皇龙寺完全改变布局形式，三院合为一院，南北轴线上仍为中门、木塔、金堂和讲堂，但在原先中金堂东西两侧各增设一金堂，构成一塔三金堂的样式（图一六）[30]。
图一五 新罗初建皇龙寺平面图
图一六 新罗重建皇龙寺平面图
芬皇寺 毗邻皇龙寺，始建于634年，后经多次重修和改建。韩国国立庆州文化财研究所等机构于1990年后进行了多次发掘，确认了初建的芬皇寺的布局采用以方形石塔为中心，周围环绕三座金堂的形式（图一七）[31]。
图一七 新罗初建芬皇寺平面图
新罗的佛寺发现数量不多，就目前资料来看，其布局没有显著特色，早期寺院似乎受到百济一塔一金堂样式的影响，而较晚的寺院则明显是高句丽一塔三金堂布局的流变。
４.统一新罗“双塔式”佛寺 668年后，朝鲜半岛进入统一新罗时期，经过调查和发掘的寺院主要有四天王寺址、感恩寺址、天官寺址、涧月寺址、千军洞寺址、高仙寺址和智谷寺址等。
四天王寺 位于庆州市排盘洞，始建于679年，国立庆州文化财研究所自2007年以来对遗址进行了全面发掘。寺院平面呈纵长方形，以大型金堂作为寺院的中心建筑，前开中门，后设讲堂，金堂前方两侧对称分布着两座方形木塔址，后方两侧有两座类似经堂和钟楼的小型方形建筑基址。四周环绕回廊式建筑，金堂两侧有廊道与东西回廊连接（图一八）[32]。
图一八 统一新罗四天王寺平面图
感恩寺 位于庆州市阳北面龙堂里，始建于682年，庆州文化财研究所于1979年后经过多次调查和发掘。寺院平面呈横长方形，布局与四天王寺一致，大型金堂居于寺院中心位置，前有中门，后设讲堂，金堂前方两侧各有一方形塔基。四周环绕回廊，金堂两侧也有廊道与东西回廊连接（图一九）[33]。
图一九 统一新罗感恩寺平面图
佛国寺 位于庆州市进岘洞，七世纪前期初建，八世纪后改建成现在的布局。1969-1970年由韩国文化财管理局进行了部分古建的调查和修复。寺院由东西两院构成，两院相通周绕回廊，并各有中门通往寺外。东院是主院，以大型金堂为中心，两侧廊道连接周边回廊，殿前分立释迦塔和多宝塔，殿后为讲堂。西院面积略小，中部亦设有一大型殿堂（图二〇）[34]。
图二〇 统一新罗佛国寺平面图
统一新罗时期佛寺布局通常是以大型金堂作为寺院的中心建筑，佛殿前分立双塔，部分寺院出现了多院多殿的特征。
（三）日本飞鸟时代和奈良时代佛教寺院的主要类型
日本现存公元六至八世纪的古代寺院数量众多，经调查和发掘的就有百余处。基于不同分类标准，日本学者对这一时期的寺院布局形式作出了繁简不一的类型划分[35]。本文主要从塔、殿和院落位置的相对变化对此期佛寺布局进行重新归纳，以便与中、韩寺院布局展开比较。
１.六世纪末至七世纪初 以“飞鸟寺式”和“四天王寺式”佛寺为代表。
飞鸟寺 位于奈良县高市郡明日香村，是日本最早的佛教寺院之一，创建于588年，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于1956-1957年进行了全面发掘。寺院主体平面略呈横长方形，以塔为中心，东、西、北三面各建一座金堂，构成一塔三金堂式结构，周边有回廊环绕，南面设南门和中门，北回廊外建有讲堂（图二一）[36]。
图二一 日本飞鸟寺平面图
图二二 日本四天王寺平面图
图二三 日本法隆寺平面图
川原寺 位于奈良县高市郡明日香村，始建于七世纪中期，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于1957-1958年开始持续调查和发掘。寺院平面呈纵长方形，前设南门和中门，西金堂和塔左右并列，与“法隆寺式”佛寺最大的区别是在寺院中部设立了一座中金堂，后部为讲堂，中金堂两侧有廊道与周边回廊连接（图二四）。“川原寺式”佛寺也是日本影响甚广的寺院类型，类似布局的寺院还有稍晚的观世音寺、南滋贺废寺等[41]。
图二四 日本川原寺平面图
３.七世纪晚期至八世纪初 以“药师寺式”佛寺为代表。
藤原京药师寺（本药师寺） 位于奈良县橿原市城町，创建于680年，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于1990年进行了发掘。寺院平面略呈方形，金堂占据寺院中心位置，沿南北中轴依次为中门、金堂和讲堂，周围环绕回廊，其布局最显著的特点是以金堂为寺院的中心建筑，其前方并列双塔（图二五）[42]。“药师寺式”布局是奈良时代日本盛行的寺院类型，710年迁都后移建的平城京药师寺主体结构与藤原京药师寺基本一致，只是在讲堂后部增设了僧房、食堂等附属建筑（图二六）[43]。直至八世纪中期的东大寺等也具有类似的建筑布局（图二七）。
图二五 日本藤原京药师寺平面图
图二六 日本平城京药师寺平面图
图二七 日本平城京东大寺平面图
４.八世纪以后 以“兴福寺式”和“大安寺式”佛寺为代表。
平城京兴福寺 位于奈良市登大路町，迁建于八世纪前叶。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进行过多次调查与发掘。寺院略呈纵长方形，中轴线上由南至北依次分布着南门、中门、金堂和讲堂。中门和中金堂围合成主院，北面是讲堂及附属建筑。主院东、西两侧各有一座略小的金堂，其中东侧为一独立的院落，内有一座五重木塔（图二八）[44]。与此结构相似的还有唐招提寺（图二九）、元兴寺和西隆寺等。
图二八 日本平城京兴福寺平面图
图二九 日本平城京唐招提寺平面图
大安寺 位于奈良市高野山，729年迁建于平城京。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奈良市教育委员会对该寺进行了系列地调查与发掘。大安寺布局的显著特点就是由大小不同的多座院落构成，主院沿轴线分布着南门、中门、金堂和讲堂，双塔建于主院外部，周围有功能各异的院落和殿堂（图三〇）[45]。类似的寺院还有法华寺和西大寺等（图三一）。
图三〇 日本平城京大安寺平面图
图三一 日本平城京西大寺平面图
上述两类寺院都是以中央金堂为寺院最主要建筑，同时呈现出多院落、多殿堂的特征。
以塔、殿、院相互位置关系为中心，五至八世纪东亚地区佛教寺院的建筑布局大致可以归纳为九种类型（图三二）。
１.A型 2.B型 3.C型 4.D型 5.E型 6.F型 7.G型 8.H型 9.I型
Ａ型：中心塔型（图三二，1）。以塔为中心的寺院布局。如五世纪中期云冈石窟山顶寺院。
Ｂ型：一塔三殿型（图三二，2）。以塔为中心，周边环绕三座佛殿。如五世纪高句丽“一塔三金堂式”佛寺、六世纪新罗初建芬皇寺及日本六世纪末“飞鸟寺式”佛寺。
Ｃ型：前塔后殿型（图三二，3）。以塔为中心，塔后建佛殿和讲堂。如中国五世纪晚期至七世纪初以洛阳永宁寺为代表的“前塔后殿型”佛寺，百济六世纪中期至七世纪中期“一塔一金堂式”佛寺及日本七世纪初“四天王寺式”佛寺。
Ｄ型：塔殿分立型（图三二，4）。以塔为中心，塔与殿分建于不同院落，出现多院特征，寺院后部或有讲堂。如中国六世纪中后期以赵彭城北朝佛寺为代表的“塔殿分立型”佛寺。
Ｅ型：塔殿并列型（图三二，5）。塔与殿左右并列，显示二者相对平等的地位，讲堂置后。如日本七世纪中期“法隆寺式”佛寺。
Ｆ型：塔殿并列兼中央佛殿型（图三二，6）。塔与殿左右并列，其后设置中央佛殿作为寺院的中心建筑，讲堂置后。如日本七世纪后段“川原寺式”佛寺。
Ｇ型：中央佛殿双塔型（图三二，7）。以佛殿为中心，殿前并列双塔，殿后建讲堂。如七世纪后段统一新罗“双塔式”寺院及日本“药师寺式”佛寺。
Ｈ型：中央佛殿型（图三二，8）。以佛殿为中心，后建讲堂，无塔或塔单置另院。如日本八世纪初“兴福寺式”佛寺。
Ｉ型：多院多殿型（图三二，9）。以佛殿为中心，多院落多殿堂结构。如中国七世纪中期以后以青龙寺、西明寺为代表的“多院多殿型”佛寺，八世纪以后统一新罗佛国寺和日本“大安寺式”佛寺。
纵览五至八世纪东亚地区佛教寺院的建筑布局类型，可以划分为早、中、晚三大阶段。尽管各地存在各自的发展脉络，并且三地之间相同类型佛寺出现的时代也具有一定差异，但其总体趋势却呈现出明显的一致性，即从以塔为中心向以殿为中心，从单院式向多院式布局的转变（图三三）。
1.北魏洛阳永宁寺 2.东魏北齐邺南城赵彭城佛寺 3.隋唐长安青龙寺 4.高句丽清岩里寺址 5.百济军守里寺址 6.百济弥勒寺 7.统一新罗佛国寺 8.飞鸟寺 9.四天王寺 10.法隆寺 11.川原寺 12.平城京唐招提寺 13.平城京西大寺
早期佛寺类型包括上述的Ａ型－Ｃ型，出现时代约为五至六世纪末，流行至七世纪前叶。无论是“中心塔型”佛寺，亦或“一塔三殿型”和“前塔后殿型”佛寺，佛塔是整个寺院最核心的组成部分，具有法事功能的佛殿和讲堂等重要建筑普遍集中在一个单独的院落之中。
中期佛寺类型包括Ｄ型－Ｈ型，出现时代约为六世纪中期至七世纪晚期，流行至八世纪前叶。此期佛塔尽管还是寺院中最重要的建筑之一，但从中国的“塔殿分立型”佛寺到统一新罗的“中央佛殿双塔型”佛寺，尤其是日本“塔殿并列型”佛寺发展到“塔殿并列兼中央佛殿型”佛寺，直至“中央佛殿型”佛寺布局的出现，明确显示出佛塔地位日益下降，佛殿逐渐成为寺院的中心建筑。另从中国赵彭城佛寺中的塔、殿分院设置，百济弥勒寺三塔三殿设置以及新罗初建皇龙寺前塔后殿东西三院式设置，均反映出多院式佛寺的布局特征。
晚期佛寺类型主要是Ｉ型，出现的时代约为七世纪中期至八世纪初。佛殿成为寺院的中心建筑并承担主要的法事活动，寺院布局的显著特征呈现为多院多殿式。许多寺院或无塔，或将塔设置于寺院轴线以外的偏侧院落，而部分在佛殿前方并列的双塔更多具备的是象征意义。
尽管中国目前仅发掘数量不多的五至七世纪佛教寺院，具有考古学实证的佛寺类型也只有四类，但结合同时代的文献记载、敦煌壁画以及中国北方地区传统的世俗建筑样式，有充分证据证明朝鲜半岛和日本大多数寺院类型应该是源起于中国的祖型。
（一）中国“前塔后殿型”佛寺样式的传播
自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以来，塔在寺院建筑中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宿白早年已经考证，这种以塔为中心、“前塔后殿型”的布局一直是中国早期寺院的主流，并延续到七世纪初的隋代[46]。考古发现的北魏平城思远佛寺、龙城思燕佛寺、洛阳永宁寺及隋大兴城灵感寺均印证了这一结论。作为中国南北朝时期最主要的佛教寺院类型，“前塔后殿型”佛寺对邻近的朝鲜半岛寺院建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间接传播到日本。六世纪初至七世纪中期典型的百济佛寺为“一塔一金堂式”，其平面布局多是纵长方形的前塔后殿式格局，寺院后部设有讲堂，这与文献记载的南朝寺院布局更为近似[47]。朝鲜半岛和日本中古寺院的后部普遍有讲堂建筑，中国北魏至唐代的文献中也有相当多关于讲堂的记载，虽然目前发掘的几座北魏寺院遗址中均未见到类似遗迹，但在东魏北齐邺南城赵彭城北朝佛寺和核桃园北齐大庄严寺北部均发现讲堂性质的建筑遗迹[48]。此外，七世纪百济新出现的“三塔三金堂式”佛寺（弥勒寺）主体仍然是一塔一金堂的延续，同时也显示出多院式佛寺布局的迹象。五世纪以后，百济与中国东晋、南朝建立了直接而密切的联系，百济遣使向南朝贡献方物并索请经史、画师、工匠的事迹屡见于史籍[49]，其思想文化、典章制度以至于埋葬制度等方面无不深受南朝的强烈影响。通过对寺院布局、雕塑特征和建筑材料的分析，百济佛寺布局样式源自中国南方地区的推论已在学术界得到广泛的认可[50]。
由于日本与百济在历史上的特殊关系，日本早期佛教主要是从百济系统传入。六世纪中期以后，《日本书纪》中有大量百济王室派遣僧人及工匠到日本弘扬佛法、铸造铜像并协助营建佛寺的记载[51]。日本前塔后殿的“四天王式”佛寺无疑直接源自百济“一塔一金堂式”的模式，并在七世纪前后成为日本最为流行的寺院布局。此外，百济佛寺的布局样式还影响到邻近的新罗，六世纪中期的初建皇龙寺主院也是前塔后殿式的布局，而东、西并列两院则反映出这一时代多院式佛寺开始流传的迹象。
（二）高句丽“一塔三金堂式”佛寺和日本“法隆寺式”佛寺
以八边形塔为中心，周围呈“品”字形排列三座佛殿的“一塔三金堂式”布局是高句丽佛教寺院的基本样式，时代从五世纪一直延续到七世纪中期以后，日本的飞鸟寺、新罗的重建皇龙寺和芬皇寺均受到高句丽佛寺布局的影响。早年由于中国内地早期佛教寺院资料的匮乏，这种八边形塔以及三殿组合的样式常被视为高句丽所创造，近几十年来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拓展和相关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高句丽佛寺建筑形式可能起源于中国本土。就八边形佛塔而言，早在一世纪的犍陀罗地区就已出现，并在新疆四世纪左右的楼兰故城佛寺中有见[52]；河西和吐鲁番地区发现的十余件北凉石塔基座也均为八面体[53]；近年在河北临漳邺南城赵彭城佛寺塔基发掘中发现有多件五边形和梯形石块，亦可复原为八边形建筑的基座[54]，由此可证八边形塔并非高句丽所特有。至于三金堂的组合，除了中土文献中的一些线索外，已有学者注意到了现存石窟中的三壁三龛式洞窟与此类地面寺院布局在形式上的相似性，同时在敦煌隋唐时期的壁画中也发现有许多这种建筑形式的图像资料[55]。若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分析，这种主殿居中，两侧配夹殿（或称厢房、附殿）的布局是中国北方地区汉代以来大型宫殿、楼台和城阙时常使用的传统建筑形式，魏晋南北朝以后日渐定型。最近在洛阳汉魏故城宫城区内的一系列发掘，以及东魏北齐邺南城宫城区内的勘探与发掘，进一步确认了曹魏以来的太极殿与东、西堂三殿并列的制度[56]，而唐代的大明宫含元殿则可视为此类建筑登峰造极的杰作[57]。北魏以来，国家大寺模拟宫廷建筑已普为学界所认同。一般认为，高句丽的佛教约当十六国前秦统治时期传入[58]，其后与北朝历代政权均保持着密切的政治和宗教联系。考虑以上诸种因素，可以认为高句丽“一塔三金堂式”佛寺的建筑形式可能是来源于四世纪以后的中国中原北方地区。
七世纪中期，继以塔为中心的“飞鸟寺式”和“四天王寺式”佛寺之后，日本开始流行塔殿并列式的佛寺布局，其代表为“法隆寺式”佛寺。稍晚的“川原寺式”佛寺在并列的塔、殿之后又增设一中殿，从功能上看是更进一步强调了佛殿的作用，可视为佛教寺院建筑的重心由塔向殿进一步转变的中间环节。由于“法隆寺式”和“川原寺式”佛寺在七世纪中期的日本流布甚广，而类似的布局在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早期的寺院遗址中均未发现，多数日本和欧美学者目前仍倾向于暂时将其视为具有日本本土特色的一类布局样式[59]。考虑到这类佛寺的早期代表吉备池遗址是由百济派遣工匠援建，并以“百济大寺”作为寺名[60]，其布局特征也符合这一时期中国和朝鲜半岛寺院建筑中塔殿重心转移的趋势，我们期待新的考古资料对“法隆寺式”佛寺布局的来源进行更深入的探讨[61]。
（三）统一新罗和日本双塔式佛寺的渊源及意义
七世纪晚期至八世纪中期，朝鲜半岛和日本开始出现并流行以大型佛殿为中心、殿前分立双塔的寺院布局样式，典型代表为统一新罗的四天王寺、感恩寺和日本的“药师寺式”佛寺。尽管在中国还未发掘出一座唐代以前的双塔式布局的佛教寺院，大量的文献记载足以证明这种样式的佛寺源自中国本土，并在隋唐以后相当常见[62]。关于双塔布局的起源和意义，长期以来有种种推测，或称其上承汉代以来重要建筑前立双阙的传统，或称是为适应中国建筑格局中轴对称的需要，或称双塔分别代表佛教的“因”和“果”等，诸多臆测而缺乏实证[63]。文献记载东晋时期的昌乐寺、长干寺及南朝宋湘宫寺、梁阿育王寺均为双塔式佛寺，其主要功能还是以盛放舍利为主[64]。而北魏晚期晖福寺及隋禅定寺双塔除瘗埋舍利外，还增添了新的内涵。《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载太和十二年（488年）“散骑常侍安西将军吏部内行尚书宕昌公王庆时……于本乡南北旧宅，上为二圣造三级佛图各一区”[65]。北魏太和年间，由于太皇太后冯氏的崇高地位，与孝文帝并称为“二圣”，石窟及造像中一度流行为“二圣”合造的双窟和双像[66]，与之契合的是在云冈第3号窟及第5、6号双窟、第7、8号双窟和第9、10号双窟前均并列雕造双塔[67]。之后的隋文帝杨坚与独孤皇后被尊为“二皇”或“二圣”，《续高僧传》卷二四载隋大业八年（612年）“帝在东都，于西京奉为二皇双建两塔七层木浮图，又勅（慧）乘送舍利瘗于塔所。”而唐代高宗和武则天亦并称“二圣”，据此寺院建筑中的双塔很可能也被赋予同样的政治含义。七世纪晚期以后朝鲜半岛和日本流行的双塔寺佛寺布局源自中国应属无疑，从部分塔基中发现的舍利遗物可知其瘗藏圣物的功能并无改变，至于是否有为当世二圣同造的含义尚不得而知。另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与中国政治、文化交流的频繁，此时的统一新罗与日本已经跨越早期作为中介的高句丽和百济而开始直接摹仿中国的建筑样式和技术，这从七世纪中期以后日本寺院建筑中日渐增多的中国文化因素[68]以及放弃传统的高丽尺而采用唐尺作为建筑计量单位等方面可以得到印证[69]。
综上所述，东亚地区早期佛教寺院建筑格局以中国为源头向东辐射的脉络基本清晰，五世纪以后的高句丽佛寺布局样式可能来源于中原北方地区传统的建筑形式，而百济寺院则较多地接受了中国南方地区的文化因素。七世纪中期以前，由于新罗和日本与中国大陆交流相对较少，其佛寺建筑分别受到高句丽和百济的强烈影响，尤其是百济和日本早期佛教寺院的关系更为密切。七世纪中期以后，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南部，日本也与唐王朝建立了直接联系，以长安青龙寺、西明寺为代表的唐代寺院对日韩寺院布局产生了直接且深远的影响[70]。纵观五至八世纪中期的东亚佛教寺院，尽管在不同阶段各地有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筑形式，但寺院布局从以塔为中心向以殿为中心、由单院式向多院式转变的总趋势和主轴线是始终如一的。从建筑空间与宗教功能的相互关系分析，寺院布局由“前塔后殿单院型”向“多院多殿型”的演变则反映了中国北方佛学由早期的“释迦崇拜”和重视禅修向晚期宗派分立和崇拜对象多元化转变的趋势[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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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除本文重点讨论的佛寺外，近年发现的比较重要的北朝至隋唐寺院遗址还有山西太原龙山童子寺和蒙山开化寺等，因其性质属于山地寺院或石窟寺院，布局形式与平地寺院有所不同。另有山东临胸小时家庄佛寺、甘肃泾川龙兴寺、唐长安实际寺等仅做局部发掘，寺院整体布局尚不清楚。因此，这些寺院遗址不在本文讨论范畴。[2]云冈石窟研究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云冈石窟窟顶西区北魏佛教寺院遗址》，《考古学报》2016年第4期。
[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云冈石窟研究院、大同市考古研究所：《云冈石窟窟顶二区北魏辽金佛教寺院遗址》，《考古学报》2019年第1期。
[4]李崇峰：《从犍陀罗到平城：以寺院布局为中心》，《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Ⅰ，267-3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5]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北魏方山思远佛寺遗址发掘报告》，《文物》2007年第4期。
[6]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北塔博物馆：《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26-29、126-133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格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4期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阳永宁寺——1979-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5-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郵城考古队：《河北临津县郵城遗址东魏北齐佛寺塔基的发现与发据》，《考古》2003年第10期；朱岩石、何利群：《河北郵城遗址北朝佛教寺院考古获阶段性成果》，《中国文物报》2005年3月4日第1版。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郵城考古队：《河北临漳县郵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遗址的勒探与发据》，《考古》2010年第7期。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郵城考古队：《河北临漳县郵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2010-2011年的发掘》，《考古》2013年第12期。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郵城考古队：《河北临漳郵城遗址核桃园一号建筑基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6年第4期。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鄄城考古队：《河北临漳县郵城遗址核桃园5号建筑基址发掘简报》，《考古》2018年第12期；何利群、朱岩石、沈丽华、郭济桥：《河北临漳邺城遗址核桃园北齐佛寺2号建筑基址及院落》，《2018中国考古重要发现》，文物出版社，2019年。
[1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青龙寺踏查记》，《考古》1964年第7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唐青龙寺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西安唐城队：《唐长安青龙寺遗址》，《考古学报》1989年第2期。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龙寺与西明寺》，16-36页，文物出版社，2015年。
[16]宿白：《隋代佛寺布局》，《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2期。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西明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安家瑶：《唐长安西明寺遗址的考古发现》，《唐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龙寺与西明寺》，121-134页，文物出版社，2015年。
[19]李裕群：《隋唐以前中国佛教寺院的空间布局及其演变》，《边疆民族考古与民族考古学集刊》第1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
[20]萧默：《敦煌建筑研究》，63-70页，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
[21]《寺址發掘調查年表》（1946-1990）.《佛教美術》10《特輯·韓國寺址發掘調查》，246-266页，束國大學校博物館，1991年。
[22]國立扶餘文化財研究所：동아시아고대사지비교연구（Ⅱ）-금당지편-18-27页，國立扶餘文化財研究所學術研究1叢書第54輯，2010年。
[23]國立扶餘文化財研究所：동아시아고대사지비교연구（Ⅱ）-금당지편-，18、19页，國立扶餘文化財研究所學術研究叢書第54輯，2010年。
[24]小泉顯夫：《平壤清岩里廢寺址の調査》，《昭和十三年度古蹟調查報告》，朝鮮古蹟研究會，1940年。
[25]石田茂作：《扶餘軍守里廢寺址發掘調查（概要）》，《昭和十一年度古蹟調查報告》，朝鲜古蹟研究會，1937年。
[26]國立扶餘文化財研究所：동아시아고대사지비교연구（Ⅱ）-금당지편-，38-41页，國立扶餘文化財研究所學術研究叢書第54輯，2010年。
[27]國立扶餘文化財研究所：《扶餘定林寺址》，47-60页，國立扶餘文化財研究所學術研究叢書第61輯，2011年。
[28]國立扶餘文化財研究所：《帝釋寺址》，32-37、247页，國立扶餘文化財研究所學術研究叢书第58辑，2011年，
[29]張慶浩：《百濟彌勒寺址發掘調查와二成果》，《佛教美術》10《特輯·韓國寺址發掘調查》，束國大學校博物館，1991年。
[30]金束賢：《慶州皇龍寺址에대한遺構内容과文獻資料와의比較檢討》，《佛教美術》10《特輯·韓國寺址發掘調查》，東國大學校博物館，1991年。
[31]國立扶餘文化財研究所：동아시아고대사지비교연구（Ⅱ）-금당지편-，98-107页，國立扶餘文化財研究所學術研究叢書第54輯，2010年。
[32]國立扶餘文化財研究所：동아시아고대사지비교연구（Ⅱ）-금당지편-，108-111页，國立扶餘文化財研究所學術研究叢書第54輯，2010年。
[33]趙由典：《感恩寺址發掘調查概報》，《佛教美術》10《特輯·韓國寺址發掘調查》，束國大學校博物館，1991年。
[34]《寺址發掘調查年表》（1946-1990），《佛教美術》10《特輯·韓國寺址發掘調查》，247、248页，束國大學校博物館，1991年。
[35]齊藤忠：《日本考古學論集·7·官衙と寺院》，219頁，吉川弘文館，1987年；石田茂作：《新版佛教考古學講座》第二卷，17頁，雄山閣，1975-1977年；日本建築學會：《日本建築史圖集》，18頁，彰國社，1975年。
[36]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飛鳥寺發掘調查報告》，7-26頁，真陽社，1958年。
[37]石田茂作：《四天王寺》，25頁，講談社，1968年。
[38]石田茂作：《佛教考古學論考》，5-7頁，思文閣，1978年。
[39]石田茂作：《佛教考古學論考》，7-9頁，思文閣，1978年。
[40]奈良文化財研究所：《日中古代都城図録》，26-30頁，奈良文化財研究所史料第57册，2002年。
[41]MeCallum，Donald F.，The Four Great Temples-Buddhist Archaeology， Architecture and Icons of Seven-Century Japan，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9，158-162，189-199.
[42]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飛烏·藤原宫發掘調查概報》21，35頁，1991年。
[43]奈良文化財研究所：《日中古代都城図録》，85頁，奈良文化財研究所史料第57册，2002年。
[44]Kidder，Edward J.，Early Buddhist Japan，Thames and Hudson Ltd，1972，116-118.
[45]奈良文化財研究所：《日中古代都城図録》，88，89頁，奈良文化財研究所史料第57册，2002年。
[46]宿白：《东汉魏晋南北朝佛寺布局初探》，《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隋代佛寺布局》，《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2期。
[47]李裕群：《5-8世纪百济、新罗佛寺的形制及其渊源--兼论中韩佛教寺院的关系》，《犍陀罗与中国》，文物出版社，2019年。
[4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队：《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2010-2011年的发掘》，《考古》2013年第12期；何利群：《河北临漳鄄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的发现与探索》，《考古、艺术与历史——杨泓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18年；何利群、朱岩石、沈丽华、郭济桥：《河北临漳邺城遗址核桃园北齐佛寺2号建筑基址及院落》，《2018中国考古重要发现》，文物出版社，2019年。
[49]据《梁书·诸夷传》，“百济者，其先本辰韩种也。……中大通六年（534年），大同七年（541年），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涅槃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敕并给之”。
[50]杨泓：《百济定林寺遗址初探》，《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下），文物出版社，2002年。
[51]有关日本和百济佛教交流参见《日本书纪》卷一九钦明天皇六年（545年）至卷廿二推古天皇元年（593年）相关条文，精版会社，1883年。
[52]陈晓露：《从八面体佛塔看犍陀罗艺术之东传》，《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
[53]殷光明：《北凉石塔分期试论》，《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
[5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队：《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遗址的勘探与发掘》，《考古》2010年第7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临漳县文物旅游局：《邺城文物菁华》，110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55]龚国强：《隋唐长安城佛寺研究》，245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李裕群：《隋唐以前中国佛教寺院的空间布局及其演变》，《边疆民族考古与民族考古学集刊》第1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有关敦煌石窟壁画中的三殿组合的佛寺参见萧默：《敦煌建筑研究》，39-47页，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
[5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河南洛阳市汉魏故城太极殿遗址的发掘》，《考古》2016年第7期。
[5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1995-1996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7年第3期；杨鸿勋：《宫殿考古通论》，235页，图二二七，347页，图三〇一，379页，图三三〇，436页，图三八七，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
[58]黄有福、陈景富：《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28-3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59]Soper，Alexander Coburn，III，The Evolution of Buddhist Architecture in Japan，Hacker Art Books，1978，34-35；McCallum，Donald F.，The Four Great Temples-Buddhist Archaeology，Architecture，and Icons of Seven-Century Japan，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9，245.
[60]McCallum，Donald F.，The Four Great Temples-Buddhist Archaeology，Architecture，and Icons of Seven-Century Japan，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9，137-138.[61]已有建筑史学者根据现存部分唐代以后寺院的地面遗迹调查，推定日本“法隆寺式”佛寺布局应源自中国。参见张驭寰：《中国佛教寺院建筑讲座》，56-5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鉴于所引寺院时代较晚且多经后代重建或改建，并且未经过考古发掘，其始建时代及布局的原始状况尚有待证实。
[62]龚国强：《隋唐长安城佛寺研究》，119-121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63]Soper，Alexander Coburn，III，The Evolution of Buddhist Architecture in Japan，Hacker Art Books，1978，48.
[64]李裕群：《隋唐以前中国佛教寺院的空间布局及其演变》，《边疆民族考古与民族考古学集刊》第1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
[65]常盤大定、関野貞：《支那佛教史蹟》卷一，図版68，佛教史蹟研究會，1926年。
[66]宿白：《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石窟·云冈石窟》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1年。
[67]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68]傅熹年：《日本飞鸟、奈良时期建筑中所反映出的中国南北朝、隋、唐建筑特点》，《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69]Soper，Alexander Coburn，Ⅲ，The Evolution of Buddhist Architecture in Japan，Hacker Art Books，1978，49.
[70]龚国强：《隋唐长安城佛寺研究》，237-250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71]何利群：《北朝至隋唐时期佛教寺院的考古学研究——以塔、殿、院关系的演变为中心》，《石窟寺研究》第一辑，文物出版社，2009年。
作者：何利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考古学报》 2023年 第2期
责编：昭晣 韩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