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怀颖老师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系列讲座课程纪要
2023年3月6日——3月11日，由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常怀颖副研究员系列讲座课程如期举行。讲座共有六场，参加者除了四川大学师生外，还有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部分同行，讲座由考古文博学院吕红亮院长主持。
2023年3月6日9:10-11:55时，常怀颖副研究员系列讲座的第一讲于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文科楼二区负一楼学术报告厅举行。
吕红亮院长主持会议
本次讲座以考古发现为主线讨论多个夏商周考古研究专题，并就新媒体时代下如何冷静面对学术问题进行探讨。
讲座现场
常怀颖老师首先对考古研究应持的态度与方法提出多项建议，接下来从七个方面展开分享。
一、街区式布局的形成
持续的考古工作揭示出二里头遗址存在多宫格式的街区布局。这一营建模式和布局结构可以追溯至龙山时代的嵩山东南麓和海岱地区，在禹州瓦店、登封王城岗遗址和海岱地区的临淄桐林遗址都有类似的结构。进入早商时期，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延续了这种街区式布局，新发现中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线索。中晚商时期，洹北商城、殷墟遗址等都邑的路网、水网结构，也起到分割街区的作用。殷墟多个小聚邑组合的形式，街区形态十分明显。具有内外两重城圈的周原遗址结合其新发现的纵横池渠遗存，可能也是分区功能的体现。都邑以外，多宫格式的街区布局结构也在地方性城市如望京楼城址中有所体现。
新发现同样带来了对二里头遗址有无“城”的思考。大都之“城”未必都是墙，壕同样重要。新二里头报告公布的东北至东缘发现了断续的沟状遗迹，长度近500米，走向大体呈南北向，且北端圆转向西，不能排除其为防御性壕沟的可能性。去年在洛河以北的古城村北发现东西向长达1600米、宽为8米的人工沟，亦不能排除是二里头遗址外围防御设施的可能。因此，不排除二里头存在双重城壕的可能。
二、排房·排房式宫殿建筑与所谓之中轴对称
排房式建筑在新石器时代晚、末期广泛存在于长江中游至淮河流域，在黄河中游也有零星发现（比如巩义双槐树）。夏商时期的宫室建筑主殿也多为连排式房屋这一现象当与之相关。二里头遗址中最早修建的宫殿为三号和五号基址，都为前后多进院落的排房布局。五号建筑并不中轴对称，没有围墙，各院落主殿以窄墙间隔。依据曹大志等学者的观点，没有围墙、围垣的大型夯土基址上的宫殿建筑，可能设有栅栏一类的围挡。这类设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商周时期都有发现。偃师商城和洹北商城也多有窄长排房。至晚商时期，这一结构演变为较规整的四合院式，建筑内部不分间。西周时期宫殿建筑基址规划进一步清晰，出现大型中轴对称布局的院落。
排房式宫殿中轴对称与否关系重大。如郜向平先生的推想，是否凸显正中房屋的地位关涉到始祖居中的昭穆制度或以超大房间区分人群等级的制度是否成型。
三、夏文化始年与新砦纠葛
《二里头》公布的数据显示，新砦早期的年代上限应不早于公元前1870前后，二里头一期的年代上限应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据新出版的《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调查报告，该区域二里头文化一期的年代不晚于公元前1890年。这就对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与新砦期的上限及其存在与否等提出了新的疑问。若果真如此，伊洛地区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的年代范围已经涵盖了所谓“新砦期”的时间范围，新砦期遗存与二里头文化在时空范围上都存在重合，新砦期遗存在各区域也表现出较大差别。新砦期遗存是否存在，是否为具有普遍性的大空间范围内的一支考古学文化，需要更加慎重地考量。
四、集中公墓制与独立陵园制的早期样态
贵族专属墓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多见，但在夏商时暂不明确其具体情况。良渚文化高级墓葬位于人工堆筑的土台上，甚至有的墓地存在围沟。同样的情况在崧泽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都有发现，这是新石器较为普遍的现象。赵化成先生提出商周至春秋战国，高级贵族墓葬由集中公墓制发展为独立陵园制。石峁遗址新发现的皇城台墓地有包边石墙，竖穴土坑墓成排分布。石峁既往发现的韩家圪旦遗址有成排墓葬，也构成独立的空间结构。在黄河西岸，同时期的大型竖穴土坑墓墓葬结构特征高度一致。依据赵辉先生提出的中华文明北方模式，长城地带的石城类遗址的布局可能都与石峁类似，不排除都存在成排分布的独立贵族墓地。贵族墓葬独立成排分布的特征在二里头文化中亦有体现。二里头遗址三期以前宫殿区内的多进院落中发现的成排墓葬有集中公墓制的倾向。郑州商城书院街墓地带有壕沟，也体现相似的设计理念。侯家庄王陵区东西区环壕的新发现意义重大，确认商王集中独立埋葬，葬区经提前规划，由封闭类防御设施环绕，这是集中公墓制在最高等级人群中的定型。西周时期的周公庙墓地也有依山设墙分割空间的现象。由石峁至殷墟，贵族墓地独立布局的倾向和制度存在持续发展轨迹。
常怀颖老师也提出，除了墓地，商周时期部分祭祀遗存外存在围垣，但对二里头遗址祭祀区的具体性质需要慎重考量。淮阳时庄遗址地面和地上粮仓形态的确认，与二里头祭祀区的遗存结构相同，对二里头遗址祭祀区的性质和功能提出了挑战。如果判断宫殿区北部为祭祀遗存，那么其祭祀的对象又究竟是什么？
五、商周之际畿外带墓道大墓与地缘控制
商周之际畿外带墓道大墓基本在周初消亡，跨越了两个王朝，展现的是地方经略和政治策略的不同。从地理空间分布看，这类墓地在山东、河南、山西、河北都有，但在陕西罕见。越向外围的族墓地越可能分布在交通要道，表现出拱卫都城（在商为安阳，在周为雒邑、宗周）的选址特征。各级地区中心及其自主权利有所不同：太行山以东和上党盆地，是由空间分布密集、相对独立的部族形成的聚落，基本接受商系礼制，但首领等级不高，自主管理权力不大。在太行山以西和上党盆地以西、以北地区，孤岛式聚落的各部族首领等级偏高，自主权力较大。
西周早期对殷遗民尤其是武装人群的迁徙、布局和安置，表现出周初使用较为宽松的经略政策。也说明了王朝初创时期，尚且未完成新礼制的建立。
六、小遗址也能有问题
东下冯类型与二里头文化共始终，分布地域与文献记载的夏人活动区域密切相关，故其在夏文化研究上的学术意义重大。二里岗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在西北方向的分布范围基本重合，表现出二里岗文化对二里头文化的全面替代以及商代初年与夏代对王朝核心区域西北边疆相似的管理战略。资料的缺乏制约着对东下冯类型与二里头文化相互关系的研究。新峡与东渠两遗址虽不是重要的高级遗址，但也能使研究更进一步。进入商纪年后，汾河南岸出现了商文化的地区中心西吴壁，汾河北岸的东渠遗址呈现二里头文化特征，但测年显示其已经进入商纪年。这些特征表示出夏商鼎革在文化分布上的差别十分明显，部分区域表现出文化发展的滞后性。
七、新媒体时代新发现资料公布所串联的旧材料
以郑州商城书院街黄金覆面与二里头文化时期下七垣文化、二里头文化墓地扇贝覆面的关联，以及同时期在晋陕高原、河套地区的同类发现；三星堆的玉琮、高冠与青铜立人像等中包含的西北和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渊源，指出新发现带来的广泛关注下，考古研究中需要更为冷静地思考背后的学术问题，进行多方面的联想和追溯，过分强调某些发现的独立性，反而割裂了其文化来源和去向的整体性认识。
学生提问
2023年3月7日9:10-11:55时，常怀颖副研究员系列学术讲座课程第二讲于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文科楼二区负一楼学术报告厅举行。
常怀颖老师讲座中
在目前的手工业考古研究领域，冶金考古参与研究人数最多，研究也相对深入。近年来发表大批先秦时期采矿、冶炼、铸铜遗存，冶金考古日益受到学界关注。常怀颖老师就多个方面介绍了冶铸遗址的发掘与研究。
一、冶铸遗址的内涵
先秦冶铸遗址多为铸铜遗址，主要采用块范法，锻造和失蜡法都并非主流。常怀颖老师特别强调两点：多数发掘遗物是铸铜活动的废弃物，未启用的材料设施一般不会保存下来；相关遗迹一般为片段式，要注重将其联系看待，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证据效力。信息的不完整，主要源于遗址的保存和破坏、自身功能分区以及发掘面积的限制。
铸铜遗址的发掘，是要通过发掘所获资料复原铜器生产过程。铜器生产的步骤包括：铜料制作、陶范或其他相关器物的制备，以及熔炼、浇铸、修整。从操作链的视角看待，铸铜操作序列包括备料制范、熔铜冶铸、成品处理与流通。
常怀颖老师逐一对其进行介绍：遗址中可能发现的金属原料，第一类是天然的金属矿石，如铜、铁、金、银、汞等，先秦时期的铁多为陨铁，铜多以含铜矿石形式出现。有些铸铜遗址兼有冶、铸功能，则需要注意寻找矿坑和采矿遗迹。目前的采矿遗迹主要为地下和露天两类，地下遗迹也多在较为浅表的位置。不同遗址的采矿工具各异，包括多类骨角器、石器等，矿冶遗址周边往往存在矿工生活和管理区。获取矿石后，便需要进行熔炼提纯，熔炼场所地面有明显烧灼，但一般没陶范等浇铸类的遗存。除天然矿料外，铸造活动中更为常见的是已经过人工提纯的各类粗炼金属锭，以铜锭和铅锭最多，锡因容易氧化发生“锡疫”，变白、细碎容易沙化，极难保存下来，在遇到相关的遗迹现象时要注意分辨。
制范的第一步是淘洗沉炼范泥，可能会往其中添加植物纤维或石灰类羼和料以改善泥料的质地属性。模、范、芯的制作在铸铜环节中也十分重要。制好的陶范、泥芯、陶模经过阴干、烘焙半陶化后集中存放。熔铜浇铸的过程中需要工匠的合作，尤其是大型器物可能为协同铸造。铜器铸造好后，对成品的处理包括进一步的打磨和抛光。战国以后，镶嵌、鎏金、镀锡等表面处理增多，是铜器生产的最后一道工序。
二、如何发掘与辨识遗迹
冶铸遗迹的发掘技巧需要注意五点：留心寻找最小的堆积单位，相近的土质土色也可能代表着多次的堆积行为；留心红烧土和较坚硬且带有铜渣、铜锈的面；清理遗迹前先解剖以了解其具体性质，搞清周边的遗迹状况；以最小的遗迹堆积单位收集遗物，分类包装；重视现场检测。
手工业作坊一般有其布局规划和共存关系，对相关遗址发掘的核心目的是了解作坊的平面布局，判定遗存的功能和共存关系，尽量大面积揭露。都邑各处分布的作坊可能代表了政治与经济问题，受到王室管控扶持。早商时期后地方性城邑也有铸造生产活动出现，但其作坊往往有地方特色，研究中不能一概而论。
发掘中的几种特殊遗迹，包括地面与巨型坑，空白地带或界标以及作坊的功能分区。冶铸遗址年代判断的难点在于遗迹的共时性，多层堆积的地面即使年代相近，但不同层的遗存必然不是共时的，必须分层采集样本。巨型坑是冶铸遗址中的常见遗迹，需要谨慎看待。缺乏共存地面时，以共存率高、关系密切或以功能为核心的遗迹间关系，可以串联遗存，弥补地面缺失的不足。作坊的分区包括功能形成的自然分区和古人心中的主观分区，对于古代工匠或管理阶层而言，分区标志是预先的规则，例如路、河、夯土墙，甚至是空白地带。
协同工作与个体工作在遗迹遗物上的表现不同，视操作情况和生产对象的不同，可分为以炉子为中心的大型遗迹或有着可移动坩埚的小型遗迹。
三、相关资料的整理和阅读
冶铸遗址的整理难点有五：遗存多样；单位归并；遗迹遗物的定性、定名；标本遴选；科技样品检测与考古资料的拟合。冶铸遗址的考古报告相较于其他田野资料而言阅读难度更大，主要源于发掘整理者对遗迹遗物认识不到位，对遗迹、遗物的定性有误，以及读者本身对报告的信息提取理解不到位。通过结合案例，常怀颖老师说明了在阅读和研究过程中应如何处理相关问题。
之后，常怀颖老师探讨了冶铸遗址中地权与人员的变化，提出应更加谨慎地对待遗址中祭祀遗存的相关问题，并以烘范窑为例说明了考古报告中的一些定性问题。
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霍巍先生作现场点评
2023年3月8日19：20-21：55时，常怀颖副研究员系列讲座第三讲于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文科楼二区负一楼学术报告厅举行举行。
本次讲座的主题为《先秦之车》。常怀颖老师向在座师生详细介绍了先秦时代的车文化，包括但不限于先秦车的意义、结构与部件、分类与用途以及装饰等，将浩瀚繁复的先秦车文化浓缩提炼，以帮助在座师生更加深刻地认识先秦之车。
第一部分，常怀颖老师向大家介绍关于先秦车的意义。他强调，车在先秦考古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车马的数量可以衡量使用者的身份，甚至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国力情况。考古学家也能通过不同时代所流行的不同车马样式来进行断代，这对于考古工作非常关键。
第二部分，也是本次讲座中最重要最复杂的部分——即关于先秦车结构与部件的讲解。常老师首先将整辆车的配组方式进行分解，并依据功能性用途分成三类，随后再将每个具体配组的特点进行详细讲解。讲解过程中常老师也展示出每个部分的细节图和实物考古照片，以便在座师生能更好地认识和辨别先秦车的结构部件。
第三部分主要是对先秦车进行分类介绍。常老师强调，先秦车主要分为大车和小车两种类型，并分别介绍它们的特点和用处。常老师指出，分辨先秦车的种类在考古判断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四部分主要介绍了先秦车的装饰、装饰的含义以及装饰的用料特点。通过大量展示考古文物图片，让大家对先秦车的装饰有了更直观的感受。
通过常老师的深入解析，在座师生对先秦车文化以及先秦考古都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常老师耐心解答现场师生的问题，本场讲座圆满结束。
与四川大学赵德云教授现场交流
2023年3月9日19：20-21：55时，常怀颖副研究员系列讲座课程第四讲于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文科楼二区负一楼学术报告厅举行。
常怀颖老师讲座中
本次讲座的主题为《考古学视野中中国古代乐制、乐礼起源》。常怀颖老师首先明确本场讲座描述的乐器实质上反映的是在社会中的人如何利用乐器构建礼仪制度。常老师借用孔子的“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这句话，通过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体现的礼仪来讲述礼乐制度的起源，揭示出上古时期或夏商周时期的社会礼仪可以通过人们的穿戴和配饰等外在表现形式来体现。随后常老师通过列举不同的日常生活场景中相应音乐配合形成的礼仪，反映这些现实中存在的音乐行为、音乐现象自然而然的成为了音乐史的研究对象。因为研究对象的差异，形成音乐史研究的四个分支——乐谱与乐律学、古乐图像学、古乐器学以及音乐声学。战国以后，在中国历代的王朝中均强调对固定乐律的规定。乐律与律法、度量衡相对应并统一的同时，还与天文学有关，亦是专门设置乐律管理和构建制度的重要原因。
常老师通过古人在生活中对音乐的应用这一案例进而提出本次讲座的主题：音乐是什么时候成为“礼”的一部分的。立足不同的学科和领域对此问题有不同见解，而音乐史家依据考古发现认为中国古代乐礼的构建大概始于龙山时期，但由于对龙山时期年代框架认识上的差异，乐礼的形成时间仍不确定。就这一问题，常怀颖老师从考古学的视角做出了解释。根据考古发掘的实物，目前可以确认的中国北方地区最早的乐器，可上溯至距今8000年左右的裴李岗文化时期。但无法仅以乐器出现的阶段来判定乐制的形成，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当中也自然会产生不同的乐器类型。
中国古代乐器种类的大略出现时序示意图
常怀颖老师介绍了中国古代乐器的发展进程。新石器时代鸟兽骨制作的吹响或弹拨类乐器已经出现，同时最常见的陶质吹鸣奏乐器是陶埙，还有一种摇奏的体鸣乐器-陶摇响器，另一类摇响乐器是铃，也多为陶制。陶制号角在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不少，暗示了当时已有牛角制号角，陶号角也是公元前1800年以前的常见史前乐器种类。除此之外，亦包含复合材质的打击乐器-鼓，在新石器时代还有陶质和有机质，但并不常见。至于石质乐器，在新石器时代只发现了磬，数量较少且年代偏晚。在中国不同地区磬的形态、大小差异非常明显。而有机质的拨弦、吹鸣乐器目前因保存原因未能发现，但应该已经在新石器时代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以后，铜器铸造拔术迅速发展，中国的贵族开始用青铜铸造空腔的容器和小件乐器。最初的青铜乐器只有铜铃，但这些铜铃也都是身价等级较高的贵族所有的。从殷墟时期开始，中国北方地区的贵族逐渐选择了空腔的编列乐钟作为自己身份、等级的标志物。
常老师指出，由于使用材料的差异，会导致以传统文献和考古实物为基本研究对象的学者，对乐制与乐礼的构建问题得出有明显差别的结论。此外，在早期音乐制度和礼仪研究中经常会遇到逻辑、文献、考古背景认知困难。礼与仪是不相同的，礼也不同于制，是有连带关系的两个部分。从考古学视野出发，作为“礼”的乐制是有条件的：需要有社会阶层分级的社会背景；需要有形而上的意识形态认知差别；需要有可重复的规律性例证；需要有一定的适用人群或者空间范围；需要有一定的乐器种类和组合规律。
为具体描述乐器的种类和组合规律，常怀颖老师从两方面进行分析。首先是从商代晚期的乐制构建出发，大致介绍了晚商时期的乐器类型。目前在殷墟遗址群中，己知的乐器种类大体有鼓、铃、埙、磬、饶等八类。由于保存原因的限制，不排除在晚商时期已经出现了弹拨弦乐器如琴、瑟，以及如笙、箫、笛类竹木管乐器。之后常老师又系统地介绍了小铙、鼓、埙、磬四种乐器的埋藏规律和组合规律。
小铙的随葬规律方面，从年代、等级、数量与组合、摆放位置综合来看，已发现的商系统墓葬乐制中，小铙是一种编组乐器，以每组3枚编铙为常例。在此基础上可有增加，但末见减少。随葬编铙的墓葬多为高级贵族，但墓主身份等级比不上出土鼓、磬的墓葬。目前的墓例显示，编列小铙并非带墓道大墓的必备随葬器物，在乐器组合中似乎也不如磬、鼓那样重要。
晚商各个墓葬小铙随葬位置示意图
花园庄M54和郭家庄M26随葬小铙位置示意图
郭家庄M26和戚家庄M269随葬小铙位置示意图
大司空M303中随葬小铙摆放位置
其次，针对整个北方地区先秦时期鼓的发现都不多的原因，常老师解释道，一是因为保存原因使然，二是因为鼓本身的数量就不多。从已发现的情况看，鼓皆单用，而不对出，也不会有编列的情况。已经确认随葬鼓的墓葬，墓主等级身份非常高，上至商王，下也是极高等级的贵族，墓葬至少带有一条墓道。从性别看，未见确定的女性墓葬随葬有鼓。中下层贵族或平民未曾发现随葬鼓。对于埙的组合和器主情况，保存完好的墓葬以两件大小相同的埙为基本组合，在此基础上增减，可能已经具有了编组意义。已经确认随葬埙的墓葬看，年代偏早的墓主等级身份非常高，随时代推移，逐渐向下层社会扩展。但可以使用的人群始终不多，在殷墟社会埙的使用应该是有限制和规范的。个别墓室面积偏小的墓主，不排除是乐官或乐师。从性别看，女性墓葬可以随葬埙。常老师也分析了石磬的相关问题，殷墟的石磬处于发展的定型过程中，形态不太规范。磬以一件最为常见，可能已经具有了编组意义。但磬的形态、大小不固定，没有明显的递减编组。随葬多件石磬的六座墓葬，也有规律可循。小屯M5随葬三件石磬，可看做是一大两小的配列方式。已经确认随葬磬的墓葬中，年代偏早的墓主等级身份非常高，商王陵几乎每墓皆有，但随时代推移，逐渐向下层社会扩展。但与埙一样，使用的人群仍受限制。
常怀颖老师将殷墟的用乐器类、组合、器主身份、演奏空间等问题通盘考量，推测殷墟时期晚商贵族在进行着乐制的构建，但制度化的形式未最终形成。殷墟二期前后，是晚商社会乐制构建的时间起点。其中鼓、磬相较于其他乐器更为重要；小铙、鼓、磬，甚至于埙，都有一定的编组关系。乐器在墓中的随葬位置有一定的规律。葬乐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商人生前的思维方式和制度，这不仅仅体现在贵族去世后可以使用乐器的种类，似乎也反映在乐器于墓内的摆放位置。晚周文献对于用乐的记录很多，可看做殷墟乐奏的后代体现，但乐器在实际使用中，可能有生死区分。而在墓葬中，乐器的摆放位置似乎也暗示了实际使用的情形。
西周初年是周系葬乐制度的草创阶段，小饶仍然是编列乐器中的主流。无论编组方式、地位身份、随葬小铙的摆放位置，西周初年的殷移民贵族都承袭了殷商旧制。从墓主身份、等级观察，西周早中期随葬小饶的墓葬无一座确定属于姬姓周人贵族。较编铙随葬略晚些时候，北方地区少数高等级贵族墓葬，突然开始使用编组甬钟随葬。这些贵族集中在晋陕豫三地，也可以视为周王朝的腹心地区。从年代看，他们集中出现在西周早中期之际；从葬制看，编甬钟与商周之际的编铙一样，可能并非诸侯级别贵族墓葬中的必备之物。从时代先后看，编钟组合由最初3枚一组逐渐发展为8枚一组。甬钟进入周人乐制系统较晚。西周时期甬钟器主的身份有所变化，最早使用编钟的或不是姬姓周人，厉宣之后，编钟的使用人群有向下扩展的趋势，乐制或己开始有僭越崩乱之象。两周时期北方地区乐钟瘗埋，除了见于墓葬外，也见于“窖藏”。但是，西周与东周所谓之窖藏却有很大区别。在窖藏数量最多的周原地区，时代集中于西周晚期的这些窖藏有一定理藏规律可循。东周时期，北方地区乐钟的使用，以三晋两周地区规范性最严格，可以作为东周时期的乐制正朔。不同国族的乐钟使用制度差异较大，与西周时期的一致性区别明显。以春秋中期为界，北方地区东周时期乐钟使用制度前后变化较大。文献记载的乐悬制度与考古发现难以密合，相较于用鼎制度，乐钟的“崩坏”不如想象那么严重。楚系墓葬使用的钮钟、甬钟区分并不严格。同时，东周时期女性随葬编列乐器的概率远远高于西周时期；在南方和淮河下游地区，女性贵族更普遍地在丧葬中使用乐钟，而北方地区却相对保守。
长子口M1和竹园沟M13随葬小铙位置示意图
与听讲学生互动交流
常怀颖老师指出，音乐史学者多从实践测音入手开展乐悬制度研究，讨论乐悬的音律与音阶组合。而考古学家则注重等级、组合变化，但对于文献的使用存在很大差异。悬之谓，多出于三礼，但使用先秦礼书必须考虑文献的时代性、地域性和可信度。常怀颖老师认为，对于制度的研究，需要从材料出发，而非“六经注我”。
2023年3月10日8:15-11:00时，常怀颖副研究员系列学术讲座第五讲于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文科楼二区负一楼学术报告厅举行。
一、问题缘起
首先介绍了邹衡先生等多位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疆域国家的确立与三代时期的地方管理政策息息相关，血缘政体社会下，政权与政权管理者的变迁，会导致对疆域的控制和认同变迁。公元前4世纪以前，古代中国并不存在现代地缘政治意义下的疆域国家，边界更多是作为相对模糊的交界地带。相对模糊的疆域内，地方管理与控制的形式就变得十分重要。地方管理与经略问题都非单方向的，研究中要注意双向的影响和交流。
二、保卫安阳（西南交通线、北方）
考察晚商西南的交通线和与晚商北方的交流。殷墟是同时期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晚商时期的央地关系，在后人追述中和时人记录中有所区别。殷墟时期商人势力收缩，北境出现了很多被甲骨文描述的方国。
观察晚商安阳以外不同阶段的高等级铜器墓，安阳以西以北的商文化铜器或铜器墓，在葬俗文化认同上接近安阳，不同区域内表现出整体趋同商礼制，小地域存在差异的特点。安阳以南太行山山前的冲积平原，经辉县沿崤函古道分布有较多晚商遗存。太行山西部的灵石旌介墓地，是目前发现商人最西北的族墓地。墓地内有车马坑和殉人，是比较典型的商式车马坑的配列方式。闻喜酒务头墓地则是商人发现最西端的族墓地。
去安阳越远，葬俗差异就越发明显：（1）各墓地不见随葬陶质觚爵，随葬陶器种类少，总量不多，以单种陶器为主；（2）陶鬲基本为不常见于安阳的种类；（3）随葬铜器的贵族墓葬武器比例大；（4）铜容器与安阳无任何差异，觚爵为中心的酒器组合不等量配组；（5）铜器墓为代表的贵族墓比例极高，显示出与安阳不同的社会组织结构；（6）基本上为单纯的族徽。依据郜向平先生的分析，除下七垣外，同时期的豫北、冀南、冀中和山西未见陶质的觚爵，是觚爵礼制认同的变化和等级意义的丧失。
在安阳以外，似乎有三种或三重拱卫安阳的地方组织或政治体，或为王畿区、甸与候。在这三重空间之外，是不用族徽的青铜文明，包括李家崖文化、围坊三期文化，以及在围坊三期文化分布区东北使用兽首刀，但伴出商式青铜容器的人群。
殷商王朝在西、北方向的管控方式因不同区域而有所差异，各级地区中心的自主权利有所不同。太行山南麓至关中的交通线，墓地所对应的聚落按等级排列，似乎可分为三等。这些等级有别的聚邑，似乎可视为地方管理机构或军事聚邑管控侧重的不同。太行山东南麓的已知聚落中，除柴庄和琉璃阁外，普遍缺少等级较高的遗存，大部分为等级较低的一般性聚落。这些分布于交通线路上的高等级聚落、墓葬间，分布间距大，相互空间距离较远，似乎反映出它们是有一定自主权或管理空间的行政组织。结合甲骨文记载，太行山南麓交通线上的铜器墓，其墓主很可能就是基层聚落组织之上的行政管理人员。根据铜容器墓的反映，太行山以东和上党盆地是由空间分布密集、相对独立的部族形成的聚落。以殷墟的贵族标准衡量，这些部落基本接受商系礼制，但首领等级不高，自主管理权力不大，说明晚商时期在这一区域，商王朝的控制力较为稳定。在太行山以西和上党盆地以西、以北地区，聚邑分布稀疏，孤岛式聚落的各部族首领等级偏高，当地贵族首领的自主权力较大。
在北方，商王朝在滹沱河一带密集分布据点，墓地等级中铜器墓比例过高，铜器墓武器比例高，未发现延续时间较长的墓地，普遍缺少平民墓，显示出与安阳不同的社会组织结构，似乎体现的是军事据点式的社会组织形态。太行山以西地区去安阳愈远，如桥北、酒务头墓地，则带墓道大墓相对独立，墓葬等级差异悬殊，部分墓地甚至缺少匹配的平民墓葬。同一地区的商墓分布稀疏，罕有持续存在的商系族墓地，带墓道大墓比较集中地出现在殷墟三、四期，显示出年代越晚，商王朝对太行山以西的控制力越弱，呈现据点式分布的聚落结构。
三、首都的“外来人口”
与北部考古学文化所代表人群的交流在安阳也有反映，晚商早期殷墟可见大量北来或西来器物。晋陕冀地区诸晚商时期考古学文化陶器在殷墟先后大范围出现，殷墟遗址群中曾先后出现过李家崖文化、先周文化、杏花类遗存、李大人庄类遗存、围坊三期文化和冀中地区带有地方特色的商文化遗存或其风格的陶器。这些陶器在殷墟的出现时间和分布空间、埋藏环境以及伴出器物情况，反映了殷墟人群的多样性与文化交流及其变化情况。而晚商时期未出现在殷墟的考古学文化常见陶器，也需要被整体考虑，究竟是年代判断的疏失，还是与安阳并无往来。
四、经略与管控
结合以上具体问题的分析，探讨中国早期国家的地方经略方式和管理模式。从地理空间分布看，越向外围的族墓地越可能分布在交通要道，是可以选址拱卫大邑商的地方方国。西周封国遗址也往往在其附近，这反映了商周之际的地方经略、管控方式。
与孟琦老师交流
最后，常老师针对同学的提问给以耐心解答，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2023年3月11日14：00-16：00时，常怀颖副研究员系列学术讲座第六讲于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文科楼二区负一楼学术报告厅举行。
常怀颖老师讲座中
本次讲座主要分为七个部分。
第一部分，常老师首先提出以新中国考古工作的规范化和学科设计的设置与调整历史，关于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理论如何形成，苏秉琦先生的最初设想形成于何时并是否付诸实践过，“区系类型”是否仅为针对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种方法论，同时期考古学界的不同单位和学术个人、学术共同体如何认知文化遗存的多样性等五个问题为论述重点。本次讲座以中国考古工作的规范化和学科设计的设置与调整历史为主线，围绕后续五个问题展开。
常老师先是指出了在1949年以前，由于考古学科自身缺少人才和经费加之国内社会混乱的原因，中国早期的考古工作主动性探索不足，对新发现的文化多样性认知也严重不足。到了1949年之后，这种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变，新的考古发现的层出不穷、主动性工作的选择和对新发现的认知消化为区系类型理论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第二部分，常老师阐释了中国考古学学科总体的机构和制度建设情况。他首先解释了合理、稳定、系统的制度建设、机构建设、人员培养对于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同时，常老师提出，在制度之外，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学科的问题意识和学科的实践方式与道路问题。由此，常老师接下来详细介绍了新中国建立初期考古学科、考古研究与工作机构筹建和发展过程、考古人员的培养、制度与学科规划建设、管理权的分配等问题，详细讲述了在这一时期全国考古学工作的核心成员和主要的开展情况。
讲座现场
第三、四、五部分则是关于苏秉琦和夏鼐两位先生在中国考古学建设上不同的方向有关。藉由此，常老师在这三部分回答了开篇提出的前三个问题。这一时期的中国考古学开始转以重点遗址和大遗址为主，由所有考古力量被动的配合基建工作转为考古所、北大为代表的主动发掘，地方机构分担基建任务，同时在全国扩大考古工作的空间与时间范围。因此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伴随着大量的考古材料出现，迫切需要形成中国考古学编年的主体框架。与此同时，苏先生在这一期间自身不断的经验累积也为他后来形成区系类型理论奠定了基础。面对这一问题，苏先生以组合作为分期排队基础的做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当时对于学生的影响也十分巨大。到了五十年代末期、六十年代初期，通过北大学生的本科毕业论文的研究方向已经可以看出区系类型理论的一些实践。
常老师指出，苏秉琦先生对区域差异和文化多样性的思考，在1960年前后达到了前17年的顶峰，但北大和考古所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在北大方面可以看出，区、系、类型在苏秉琦等人的视野中不是单独处理新石器时代考古的视角。在1960年代的北京大学，各时段的教师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各时段构建考古学遗存的谱系和区系类型。1980年代以后成熟的各种研究方法，在1960年代初基本上都已经出现在北大学生的毕业论文中。“区系类型”理论绝非一蹴而就，更不是灵光一现，也绝非是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独门秘籍，而是基于中国考古基础工作的理论升华。
第六部分，常老师主要介绍了在本次讲座所涉十七年之外的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中国考古学在区系类型构建过程中的发展总体情况。
最后，常老师向我们剖析了苏秉琦先生能够将中国考古学的文化格局系统化理论化的原因和带给我们的启示。他将启示概括为三点：第一，考古成果源自考古本体，选一处遗址进行全方位研究是基础，是入门的最佳途径，这样也容易引起兴趣；第二，在博的同时，一定要学有所专；第三，一定要勤奋。
讲座最后，常老师耐心细致地解答现场同学的提问。本次讲座圆满结束，在座师生收获满满。
同学提问
至此，常怀颖副研究员的六场讲座全部结束。精心准备的讲座内容带给川大师生最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动态。常老师还与师生开展密切学术交流，特别是对在场的师生提供诸多研究上的方法与路径，让师生在讲座中都有了更多收获。（撰稿：黄诗云 李欣妍 陈沫 郭忠涵）
（图文转自：“明远考古文物社”公众号）
责编：韩翰 荼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