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业考古视野下的东亚玉石文化

日益丰富的考古学成果表明，石器与玉器的制作和使用，是人类文明进程尤其是东亚区域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7月9—10日，手工业考古·山东大学青岛国际论坛在青岛举行，来自中、日、韩三国的考古学者，从不同区域文明视野探讨东亚地区早期的玉石文化，揭示人类社会复杂化进程。

探索史前石玉器加工技艺

透物见人，是考古学的关键，即旨在从物质遗存上发现人类活动的痕迹，从而揭示人类社会在特定时期的发展面貌及演化过程。大多数物质遗存出自古代先民的手工制作。因此，石器、青铜器的加工和使用，被考古学界视为人类早期文明进程的阶段性标志，区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石器作为人类最初制造的工具之一，伴随着人类的诞生而出现，在人类社会早期的社会生产生活中占有支配性地位和作用。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加工业，则进一步反映出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山东大学讲席教授白云翔发现，距今1万多年前至距今4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是我国石玉器手工业的全面发展期，工艺特征以磨制技术为代表；而公元前21世纪前后至公元前8世纪初叶，石器加工业趋于衰微，两种加工业最终分道扬镳，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发展态势。

韩国蔚山文化财研究院院长黄昌汉注意到，韩国石器制作工艺经历了从旧石器、新石器到青铜时代的变化。在石器需求并不多的新石器时代，劳动力投入大但效率低下，流行破损危险小的擦切工艺。进入青铜器时代，随着农耕需求的加大，人们开始摸索效率更高的两极工艺制作方法，形成新的石器制作体系。日本弘前大学教授上条信彦发现，日本绳文时代晚期五月女萢遗址出土的石锥，同样采用了两极制作工艺。

通过考察东亚大陆与列岛间史前时期玉器网络，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邓聪认为，玉器的社会需求推动了玉器加工技术的不断发展。距今约9000年前，针对软玉的物质特性，砂绳切割对玉料的开片和加工发挥了重要作用；距今约7000年前，以石质轴承为轴心构成可以水平旋转的轮盘，使得玉器旋截成为可能；距今约4000年前，锯片切割技术的应用日益广泛，能够制作大型超薄片状玉器。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加工和使用玉器的国家之一，玉器遗存普遍发现于史前至商周的诸多遗址。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河南黄山遗址，是一座文化内涵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发现规模宏大的玉石作坊遗迹让人最为惊叹，出土的磨石墩、玉料、玉石器半成品、制玉工具等，再现了当时的制玉场景。“黄山遗址玉石作坊的发现，填补了中原和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玉石器手工业体系的空白。”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共考古与对外交流室主任马俊才介绍，这座作坊以独山玉石为资源支撑，以其他地方的玉材为辅助，大致存在仰韶晚期“居家式”作坊群向屈家岭时期“团体式”生产模式转变的规律。

玉器流通反映文化交流互动

自史前时期，东亚地区就开始形成对玉文化的崇尚。玉器手工业遗迹反映了区域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地处南阳盆地的黄山遗址，涵盖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层垒文化构成，南北方文化、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在这一特殊地理单元留下鲜明的印迹。黄山遗址玉石作坊采用的独山玉石具有唯一性和标识性。考古学者推测，“黄山造”玉器已交流到广大地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余西云注意到，部分屈家岭上层文化遗址中普遍发现了与黄山遗址玉料外观相似的玉器。“屈家岭文化的玉器揭示了长江中游地区早期文明的重要内涵，南阳黄山遗址为理解长江中游地区的屈家岭文化遗址提供了资料。”余西云认为，屈家岭下层文化逐步向西扩张，开启了长江中游地区的史前文化整合过程。屈家岭文化的北上、大汶口文化的西进以及双方的互动，或与南阳玉石资源有关。

良渚文化遗址大量玉器的发现，同样引人瞩目。良渚文化遗址中存在多个玉器制作中心，它们的产品遍及环太湖地区甚至更远区域。“玉器手工业对良渚社会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暨南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郭明建认为，良渚文化玉器的分布，一方面反映了某些政体势力和宗教观念的对外扩散，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各地对这种扩散的态度。强势政体控制下的玉器手工业，是良渚社会政体竞争的重要工具，同时它又成为良渚社会发展中不可预知的变因。类似的礼器手工业的生产、分配模式，存在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各个文化区，但各个地区礼器手工业的特点不同，发展的命运也不同。

在考古学遗存中没有明确纪年的情况下，重大历史变更是否会在考古学遗存中得到反映？事实上，这也是历史与考古关系问题中考古类型学与分期研究的难点。“这个两难问题，在商周考古玉器改形器的研究中，得到了思考的机会和个案研究的突破。”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教授吴桂兵提出，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玉器的纹饰与器形发生明显的改变。西周初年对商末玉器的改形，或与商周革命有关，或代表一种新风尚的到来。

史前时期，日本的玉器制作也极为兴盛。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位于日本东北地区、距今约3000—2300年前的日本绳文时代晚期的龟冈文化。上条信彦发现，在龟冈文化玉器中，项链坠饰上不仅使用从文化圈外交易而来的、产自远方地区的贵重玉料，也使用文化圈内作为交易品而流通的绿色凝灰岩制玉珠，可见其交易流通方式具有多层次性。

推动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创新

近年来，手工业考古已成为考古学的重要领域。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认为，在史前、商周以及之后的历史时期，几乎所有的考古发掘都涉及手工业考古，所涵盖的手工业遗存，有的体现出手工业终端产品的使用场合，有的体现出生产环节，有的则体现出生产之前的原料获取。手工业考古的明确提出，推动了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比如用“操作链”这个概念来看手工业生产的全过程，有利于引导考古工作者在考古环境中寻找和辨识遗存类型。

玉作坊是玉器考古中受到重点关注的遗址。邓聪认为，玉作坊的遗址包括玉器制作与日常生活的空间。玉作坊内包含玉料、攻玉工具与相关遗迹之间的空间关系。因此，玉作坊的聚落考古与玉器技术研究互为表里，关系十分密切——玉器制作技术的操作链在玉作坊的考古学情境中才能得到相对完整的揭示，玉作坊的遗址性质也需要通过对玉器工艺技术的认识来确认。玉作坊研究同时还具有社会考古学层面的深层意义，比如从玉器生产的角度出发，考察其生产组织、生产模式、流通分配等问题。

石玉器遗存的工艺分析是石玉器手工业考古的重点，而对工艺特征的分析也有助于厘清考古学文化的关联。镶满绿松石片的铜牌饰，是二里头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对于这一镶嵌工艺的起源，学界争议较多。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青分析认为，二里头铜牌饰的镶嵌工艺特征，与龙山文化两处遗址出土的绿松石片制品相同，二者的纹饰结构和纹饰寓意也有高度相似性。而海岱地区更早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也出土有镶嵌工艺的绿松石片制品，由于龙山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一脉相承，可推测二里头文化铜牌饰的镶嵌工艺应来自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

针对石玉器考古，有学者提出了新的方法和观点。黄昌汉在研究韩国青铜器时代石器制作工艺中，通过对青铜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未完成石器中残留痕迹的观察和实验，证明了两极技法更便于活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崔剑锋通过对郑州地区夏商周三代三个遗址出土玉器进行显微观察、成分分析等测试，探讨了郑州地区三代治玉工艺的发展、玉概念的变迁及其背后体现的用玉制度沿革。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7月15日第244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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