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文化时期绿松石饰品的生产与流通
摘要：以往学者多关注二里头文化的铜牌饰与龙形器等具有权威象征的绿松石镶嵌饰品在地域间的分布，但是对出土地域较广的管珠类绿松石装饰品的研究则略显不足。本文首先关注二里头绿松石作坊内作为装饰品的管珠类产品在形态与技术上的特点，其次探讨同时期其他遗址出土管珠绿松石装饰品以及与二里头遗址手工业作坊的关系，同时根据陶制礼器与相关绿松石管珠类的共存关系，进而分析作为二里头文化时期奢侈品产业的绿松石装饰品是如何在地域之间流通的。
一 前言
2004年，二里头遗址VT85内发现了绿松石料坑2004VH290和其下的VH323，坑内密布绿松石料，且有细砂淤积痕迹，为了确认其范围，二里头考古队对H290东部与南部进行了钻探调查，在其南部约1000平方米的范围内均发现了绿松石料石。在其后实施的发掘中又发现了砺石类工具等，由此基本断定这里是一处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绿松石手工业制作工坊［1］。（图一）这是国内首次发现如此大规模的绿松石手工业作坊，也是二里头遗址在铸铜作坊之后发现的又一个手工业作坊，结合2003年M3发现的大型绿松石镶嵌龙形器和历年发现的绿松石镶嵌铜牌饰等，这一绿松石作坊显得意义重大，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自从贾湖遗址发现大量绿松石装饰品以来，在黄河流域、辽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很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也都发现了数量不等、形制各异的绿松石制品，尤其在黄河流域分布更为普遍［2］。但是这些绿松石制品除了个别遗址集中出土，数量较多以外，多是一些零星发现。即使在大量出土绿松石的贾湖遗址，也没有发现与绿松石制作相关的遗物，因此关于绿松石的生产技术过程以及生产与消费关系的研究难以展开，也一直是学术界较少涉及的研究课题。本文将着眼这一课题，以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绿松石作坊及主要产品——管珠类装饰品及与镶嵌饰品相关的嵌片在考古遗址的出土状况，对二里头文化时期绿松石制品的生产与流通进行分析。
二 二里头遗址绿松石的生产
——操作链视角下的制作技术流程
根据《二里头1999-2006》报告，在二里头VH290内共出土包括绿松石原石、废料、半成品、石核等总计3990件，残次品5件。在VH323内发现砺石13件，其他11个遗迹单位出土21件绿松石加工工具。此外还在VH278发现35件加工过的毛坯、废料及8片绿松石片。（图二，图三）其他数十个遗迹单位与地层发现相同的制作残留遗物共计282件，以及与加工场所有关的数座小型房屋。根据对以上与制作关联遗物的分析，二里头遗址绿松石作坊主要生产的产品分两大类，即管珠类装饰品和镶嵌用的绿松石嵌片。
（一）管珠类产品的制作技术流程
根据对出土相关遗物的详细观察与研究，二里头绿松石制作技术流程大约有以下几点［3］。（图四）
1.原材料加工
表面加工可见打制和磨制痕迹。其中以从原料上除掉粗石英颗粒工序为普遍。原料的形状多为不规则形，表面或多或少尚保留铁锰层。其加工形式可分以下四类：原料两面尚保留铁锰层，从侧面可见夹在中间的绿松石；原料一面保留铁锰层，另一面可见绿松石剥离，尚未磨平；原料一面保留铁锰层，一面抹去铁锰层，表面光滑，留有清楚的磨制痕迹；原料表面磨制形成小平面，基本不见铁锰层。
2.管珠毛坯
因为绿松石原料的特点，管珠类产品与嵌片相比，需要有厚度且较大的原料进行制作，作坊遗迹中发现的管、珠雏形，呈长条形，横截面呈方形，是制作管珠的毛坯。
3.管、珠制作过程中的破损品
管、珠毛坯在砺石上研磨成近似圆柱状后，由两顶端对向实心钻孔。可分两形式。由于钻孔技术的难度，在这个环节也会产生更多的残次品。
Ⅰ式管珠毛坯略带方角的椭圆柱体，由两面实心钻孔，未贯穿。由于在一顶端靠近边旁穿孔，开孔插穿管侧成为破损品。另一件也呈椭圆柱体，纵向破裂，可能穿孔近完成阶段破损。
Ⅱ式管珠毛坯已经呈圆柱状，均对向实心钻孔，可能于穿孔接近完成时纵向破损。04VH290中未见制作完成的管珠，可见制作完成的管珠与半成品是分别处理的。
根据以上对考古出土的管珠类不同制作阶段遗物的分析，我们可以从操作链视角下对二里头遗址管珠类饰品的制作流程复原如图四。
4.管珠类成品类型
根据出土遗物，目前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管珠可分长管形、圆珠形、扁圆形和不规则形四类。
（二）嵌片的制作技术流程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嵌片相关遗物包括片状绿松石核、嵌片原料、嵌片毛坯和嵌片四类。首先是片状绿松石核，绿松石于矿带中一般呈薄片状充填于裂缝或者节理中，绿松石的厚度约0.1～0.3厘米，呈薄片状产出，以打击或者研磨技术将围岩及铁锰层清除后，即可获得扁平嵌片原料。估计部分嵌片原料来源于片状绿松石石核。其次是嵌片原料，呈不规则形扁平薄片，一般长宽在数厘米至0.5厘米，厚约0.1至数厘米，两面均未研磨，表面残留不少铁锰层之节理或者破裂面，可能是从绿松石原料直接打击剥离出的绿松石片。第三是嵌片毛坯，呈不规则形扁平薄片状，长宽在数厘米至0.5厘米，厚0.1厘米至数厘米为多。薄片两面或一面有完全研磨的痕迹。最后是嵌片，嵌片呈长方形，四边基本被研磨，两面均留有明显经研磨留下的线状磨擦痕迹。2004VH290一部分为嵌片毛坯制作过程中产生的，由于嵌片很小，不能再加工使用，可能是作为废料处理的。这些绿松石片的存在，说明绿松石加工活动就发生在灰坑废弃坑的附近［4］。
（三）二里头遗址绿松石制作技术及出土产品的历时性变化
作为绿松石制品的集大成者——二里头遗址，不仅是中国第一个王权国家夏王朝的都城，还在手工业领域开铸铜与绿松石加工作坊之先河，并成为夏王朝时期国家管控的重要手工业部门，也承担着王权国家统治体系中的重要角色——礼仪制品的生产，因此对二里头文化绿松石生产与流通的研究，也是了解这一时期上层阶级对整个社会以及与周边地区诸文化交流关系的重要方面。
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从矿源开采、原材料运送，到作坊管理和制作技术应该均在王朝体系的控制之下，因而其产品的流通也应该是控制体系中的一环，使得绿松石饰品成为当时上层社会交流圈的一种重要物品。通过统计二里头遗址历年出土管珠类绿松石数量以及绿松石制作作坊出土绿松石产品的历时性变化，可归纳以下发展阶段。
1.初始期
二里头遗址第1期仅有零星发现，地层与墓葬出土绿松石珠合计仅6件。还未发现绿松石作坊。第2期在宫城南侧首次出现绿松石作坊区，开始出现绿松石嵌片。并在历年发掘中发现铜牌饰以及龙形器等。地层与墓葬合计出土绿松石珠24件，串饰1件，其余为各种绿松石嵌片。
2.繁盛期
二里头遗址第3期开始，绿松石作坊仍然以嵌片、管珠类产品为主，但是显然管珠类饰品达到一个高峰。根据统计，二里头遗址墓葬与地层出土绿松石珠数量合计达到500余件，与2期相比增幅巨大。这一时期绿松石镶嵌片也大幅增加，这一趋势延续至第4期。
3.转型期
二里头遗址第4期时，嵌片类出土物和作坊内与制作相关的遗物均显示这一时期的主要产品为镶嵌类。二里头遗址第4期出土的管珠类绿松石则大幅减少，据统计仅约200余件，与第3期相比大幅减少。暗示着这一时期绿松石产品可能发生了变化，从管珠类为主转变为以镶嵌类产品为主。而在绿松石作坊内出现2004VH290废料坑，出土大量绿松石料块、废弃品等，也是嵌片类多于管珠类，显示二里头绿松石作坊在第3期晚段到第4期早段期间发生了产品的转型。因此可以说，二里头遗址在初创的第1-2期，在生产管珠类绿松石装饰品的同时，开始镶嵌用绿松石嵌片的生产，但是数量还比较有限，到了第3期管珠类产品数量增加的同时，嵌片的生产也进入盛期，并在第4期时发生了产品的转型，嵌片大量增加，而管珠类产品则呈减少趋势。
在二里头遗址第3-4期管珠类产品发生转型之际，二里头以外的遗址发现有较多的同类产品作为随葬品在贵族墓葬或者祭祀性遗迹内出土。除了近邻的伊川南寨、登封南洼、荥阳大师姑、登封王城岗、淅川下王岗等遗址发现管珠类绿松石外，还在晋西南地区东下冯遗址、豫北地区的刘庄墓地、陕西东部的老牛坡遗址、宝鸡石嘴头遗址、华县梓里、内蒙古赤峰大甸子遗址、朱开沟遗址和四川三星堆遗址都发现了管珠类绿松石或者绿松石嵌片饰品。
三 二里头文化时期绿松石的
流通与消费
作为一种王权国家控制下的手工业产品，绿松石的流通与消费大多局限于上层社会交流圈，或者是与王权国家对地方的统治策略有关。同时也与具有一定级别人员的流动以及产品的交换有着密切关联。因此通过对二里头文化时期周边诸遗址中出土绿松石制品及共存器物的分析，可以了解这一时期绿松石产品除了二里头都邑遗址以外的流通与消费状况。
（一）伊洛—郑州地区
在二里头文化中心区域的伊洛—郑州地区，有多处遗址出土了绿松石管珠类装饰，均为墓葬随葬品。
1. 伊川南寨［5］
位于伊川县城东北部，遗址西距伊河约0.5公里，北部有伊河支流曲河自东向西流过，整个遗址坐落在伊河东岸的二级台地之上，总面积约24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主要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属于二里头文化的墓葬M10出土绿松石与海贝串珠各一串，H5出土玉璋1件。同时两座墓葬还随葬有爵、斝等礼仪性陶器。（图五）
2.登封南洼［6］
遗址位于登封县君召乡，总面积44万平方米。1992年由郑州大学考古系发掘，属于二里头文化的遗迹有壕沟3条，房址3座，陶窑7座，水井6眼，灰坑700余座和墓葬22座。其中M1随葬有陶爵、豆、瓮和7枚海贝。M2则出土了绿松石项饰一串。M9在人骨颈部发现绿松石管珠一件，其余墓葬未见随葬装饰品类遗物。此外还在地层发现绿松石管珠2件，坠饰1件。（图六）
3.淅川下王岗［7］
位于淅川县宋湾乡下王岗村，遗址坐落在汉水支流丹江流域的台地上。因受丹江侵蚀，总面积仅存6000平方米。属于二里头文化的第1期地层发现绿松石耳坠1件，第3期地层发现方形绿松石坠饰1件。这一遗址在仰韶文化和屈家岭文化时期曾发现23件绿松石耳饰和坠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第1期与绿松石共存出土的还有盉、杯与豆等礼仪陶器及玉璧和玉戈各1件。第3期有玉环1件、玉戈1件。（图七）
4.郑州大师姑［8］
遗址位于郑州市西北郊，北距黄河13公里，西南距荥阳市13公里。发现属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灰坑56座及城垣和壕沟等。在灰坑H75和G5中各出土绿松石饰1件。同时出土的还有方形玉环1件，采集残玉琮1件以及刻画有饕餮纹的陶片等。2件绿松石均没有穿孔，其中H75出土的绿松石片呈规整的扁平梯形，G5的绿松石扁平弧形，两面均磨光，2件应该都是嵌片。还出土有爵、觚、盉、斝等礼仪性陶器。（图八）
（二）周边地区
1.鹤壁刘庄［9］
位于鹤壁市淇滨区大赉店镇刘庄南地，淇河在遗址东西环绕东流。2003年发掘338座墓葬。其中在4座墓葬中发现绿松石管珠饰品，M208和M78出土绿松石珠组成的串珠。M109和M28分别出土2件和1件绿松石管珠。作为一处先商文化的墓地，墓葬随葬品的陶器主要是以鬲为主的陶器组合，但是在同时期的一些墓葬还出土二里头文化典型的陶爵、鬶、斝等酒器，比如M262出土了一组典型二里头风格的陶斝、爵、豆组合。M59出土的爵与斝也是典型二里头文化的陶器形态，显示其与二里头文化密切的交流关系。（图九）
2. 夏县东下冯［10］
遗址位于运城盆地东缘的夏县东下冯村，涑水河支流青龙河南北两岸均有遗迹分布。遗址内涵由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组成。其中属于二里头文化的遗迹分为4期，属于第3期的M401是一座二人合葬墓，均为男性，有11件随葬品，陶斝和陶爵置于腹部，单耳罐放置于足部，在右腿西侧发现了8片绿松石饰嵌片。在H502灰坑内发现17件绿松石管珠类饰品，均为管状扁圆形，长1～1.3厘米。而同期的H501出土6块铸铜的石范，均是斧类工具范。地层内发现20余块铜炼渣和2件残铜器及4件铜器，说明这一期在使用绿松石饰品的同时，也开始有铸铜的手工业行为。与以上铸铜和绿松石饰品同期的还有石磬和猪、牛、羊卜骨39件等。这些遗物在第1-2期内没有发现，暗示着东下冯二里头文化第3期在文化内涵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绿松石与铸铜就是这种变化的物化体现。而M401与东下冯遗址其他墓葬相比，不仅有绿松石嵌片，还出土了典型的二里头文化陶质酒器爵和斝各一件，充分显示了其与伊洛地区的密切关系。在第5期的二里岗文化下层期地层发现长短大小不一的圆柱形绿松石管珠5件，尺寸在0.6～1.5厘米之间。椭圆扁平绿松石坠2件和绿松石嵌片4件，1件呈舌形，3件为不规则形碎片，应该也是镶嵌片。（图一〇）
3.西安老牛坡［11］
遗址位于西安东郊灞河北岸的灞桥区洪庆乡老牛坡村，1985年—1989年由西北大学进行了6次发掘，共计发掘面积5000平方米。文化堆积由仰韶文化、客省庄文化、老牛坡类型（二里头文化期）和商代文化组成。商代文化层与墓地是其主要内涵，但是新发现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老牛坡类型7座墓葬与3座灰坑则为关中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特别是7座墓葬中的4座出土绿松石珠和绿松石片，并伴随石璧、海贝等随葬品，引人注目。其中M1在人骨头部发现绿松石片10余件，推测应该是嵌片类绿松石，M2则在人骨胸部发现一串绿松石珠，M38与M39为并排的2座墓葬，分别在头部和胸部发现绿松石多件以及海贝11件和13件。特别是M39还随葬一件烧后绘彩的陶罐。因此可以看出，老牛坡二里头文化时期墓葬的绿松石制品也可以分为绿松石管珠类和镶嵌片块2类。7座墓葬还出土罐类和石璧等随葬品也是特点之一，罐类陶器以花边口的罐，单耳、双耳罐为主，伴有少量方杯和觚类陶质酒礼器，显示与伊洛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关联性。（图一一）
近年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配合基建在老牛坡—袁家崖一带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又有新发现，虽然大量新资料还没有公开发表，但是根据发掘者李彦峰的会议学术报告得知，老牛坡遗址新发现墓葬随葬大量绿松石管珠与嵌片的情况。这暗示老牛坡遗址是目前二里头遗址之外发现同时期绿松石饰品和海贝最多的遗址之一，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夏王朝以绿松石为主的奢侈品生产与流通中的意义非常重要，也是研究二里头文化中心与周边地区关系的重要线索，期待这些新成果的早日问世。
4.内蒙古朱开沟［12］
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朱开沟村，地处鄂尔多斯高原东部的黄河支流书会河流域。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进行了发掘，揭露面积4000多米，发现居住址83座，灰坑207座，墓葬329座和瓮棺葬19座，出土大量各类遗物。在居住址区域发现绿松石饰4件，管珠2件和坠饰1件。但是在墓葬区则发现更多。第三段的M3019单人葬出土绿松石珠2件，M5005三人葬出土绿松石珠3件，M1027和M2012等四座墓葬共计发现绿松石18件，均为管珠类，可分3式：扁珠、长管状珠和圆形扁平长珠，另外还有海贝23枚，铜护牌饰6件等。未见绿松石嵌片。遗址其他墓葬还出土有斝、大口尊、爵和方杯等具有二里头文化特点的陶器，显示着与伊洛地区交流关系。（图一二）
5.敖汉大甸子［13］
遗址位于赤峰市敖汉旗东南部，属于大凌河水系的牤牛河流域。20世纪70年代末期发掘，共发掘墓葬804座，发掘面积达1万余平方米。居址区遗迹较少，出土较大绿松石珠1件，长5厘米，宽2.4厘米，孔径0.3厘米。M276等7座墓葬中均发现了陶鬶、爵和漆觚的容器组合，墓主头部多为绿松石珠与海贝组合的装饰品，漆觚和陶鬲等则多镶嵌绿松石嵌片。而全部墓地在85座墓葬中发现了绿松石饰品332枚，其中扁平四边形珠最多，共211枚，其次为管状珠共121枚，管长0.6～0.9厘米，直径约0.5厘米。穿孔方式均为两面对穿，墓主约半数为男性，其余为女性与儿童。大多绿松石珠位于头部和颈部。而松石片则都是一面光面，一面粘着黑色黏着物或漆膜等的碎片，其中夹杂有贝和蚌片，可能是用于镶嵌时的点缀与装饰。（图一三）
6.其他出土绿松石的遗址
除了以上遗址出土较多绿松石饰品，并有较为全面的出土背景资料外，还有一些遗址出土少量绿松石，或者出土背景不太明确。比如在甘肃天水出土的绿松石镶嵌铜牌饰，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镶嵌铜牌饰和管珠类串饰［14］。另外在陕西商洛东龙山遗址也发现了1片绿松石嵌片［15］。宝鸡石咀头遗址M1出土2件管柱形管珠类绿松石［16］，华县梓里遗址也有少量绿松石片出土的报告［17］。这些信息都是了解二里头遗址所在伊洛地区与周边地区相关遗址交流关系的重要资料与线索，值得今后予以关注。
四 二里头文化时期绿松石产地分析
绿松石作为一种被世界多个古代文明地区用于权威或者奢侈礼仪品的珍贵矿石，在世界范围内的中南美、中东、西亚、俄罗斯等地均有矿源产地，我国也是绿松石矿源比较丰富的地区之一，新疆黑山岭—天湖东［18］、青海乌兰、秦岭山脉东侧的陕西洛南和白河、河南淅川、湖北十堰一带的竹山和郧县等地，以及安徽马鞍山绿松石矿带都是著名的绿松石产地。那么发现大量原材料、坯料以及废弃残料的二里头遗址宫城南侧，夏王朝管控下的绿松石作坊的绿松石料究竟是采自哪个矿脉？这一绿松石矿源问题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课题，相关研究也积累较多。综合这些研究成果，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原料来源大致有以下几个地方。
（一）陕西洛南河口绿松石矿［19］
洛南县位于陕西省东南的秦岭山脉东段南麓及洛河上游，地理位置重要，北依秦岭与华阴、潼关相邻，南凭蟒岭与商州市、丹凤县毗连，东与河南省灵宝和卢氏县接壤，西同华县、蓝田县、商州市交界，洛水横穿整个县境中部东流而去。河口古绿松石矿就位于洛南县中部的柏峪寺镇关帝庙村河口村。2010年—2015年，北京科技大学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先后进行了三次调查，在河口遗址发现了10个大小不一的古矿洞，矿内发现大量石锤和陶片等古代人类活动遗留的遗物。特别是在洞内发现的大量石锤，据李延祥研究应该是一种采矿工具，同时出土的还有石球、石盏和磨石等。根据对采集的8个样本碳十四测年数据，其年代范围在公元前2030年—前500年之间，基本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时代，与石锤和陶片的判定年代基本符合。同时对矿内采集的绿松石矿样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3件样本进行科学分析，显示二里头绿松石的铅、锶同位素比值与洛南河口辣子崖绿松石铅、锶同位素数据较为一致，反映了二者之间有较大的关联性。也就是说，洛南河口绿松石矿应该是二里头遗址绿松石原材料的矿源之一。
（二）湖北十堰和郧县一带的诸绿松石矿［20］
位于鄂、豫、陕三省交界处的绿松石成矿带，是我国著名的绿松石产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湖北省及相关地质科研单位对这里展开过大规模的普查，发现绿松石矿点80余处，其中含大量古采坑和老洞。特别是秦古、文峰及郧县的云盖寺矿点，直到今日仍然是绿松石产业的重要区域。学者们根据以上三个矿点采集的14块绿松石样本与二里头遗址灰坑中出土的5件样本进行了红外光谱的特征分析对比、矿物成分分析、显微结构分析、稀土元素分析和铜同位素组成分析等。其结论认为北矿带的云盖寺绿松石矿点应该是二里头绿松石采集的矿源之一，而南矿带上的文峰和秦古矿点作为二里头绿松石矿源的可能性比较低。
因此，目前绿松石科技分析成果提供的二里头绿松石矿源为陕西洛南河口和湖北郧县的云盖寺，虽然这些并不是二里头绿松石矿源研究的最终成果，但是至少反映了二里头绿松石矿源不是单一的，而是呈现多样性。也就是说二里头文化时期，夏王朝对绿松石资源的获取范围较大，并不限于一个矿源点，从侧面反映了王权控制之下绿松石获取的巨大规模与影响力。安徽马鞍山、青海、新疆等地的绿松石矿是否也可能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开发利用，目前还没有相应的研究结论，是需要加以重视的研究课题。
五 跨区域视角下二里头文化的绿松石生产与流通
绿松石原材料和绿松石生产，作为一种珍贵的矿石和技术难度较大的手工业，注定了其作为王朝国家管控之下的生产形式，它一旦在都城内形成一定规模的手工业体系，就会相应产生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生产链。首先是原材料在哪里获取以及如何获得？其次是原材料的运输线路，这其中涉及距离、线路以及古代人们可用的交通工具是否可行？第三是制作技术的难度以及是否需要专业训练？第四则是生产什么样的产品以及供什么样的人群使用？如何使用？产品的流通范围等。二里头遗址内具有规模的绿松石手工业作坊，正是在具备以上各个环节功能的基础上而出现的，因而它体现了初期王朝国家政治经济统治的巨大体能，以及绿松石在礼仪制度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角色。同时出现在二里头遗址宫城南侧的绿松石与铸铜作坊，也许不是一个偶合，作为铜矿次生矿的绿松石矿源，与二里头文化所处早期青铜时代的紧密关系，也应该是思考其社会背景的重要方面。洛南河口绿松石矿，在地理上正处于二里头文化沿着洛河及支流向西扩展的延长线上，北侧又与秦岭南麓、位于西安东部浐灞河近邻的发现冶铜遗物的蓝田泄湖遗址和西安老牛坡遗址相距不远，而沿着渭河到了华阴、潼关一带，跨黄河就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重要地域——晋西南夏县东下冯遗址所在地，这里是二里头文化时期追逐铜矿的重要区域。这一有利的地理交通态势，与二里头文化时期对资源的追逐与治国策略相符合。在运输线路上除了利用便利的河流运输外，陆路交通也是必要的。除了人力的肩挑外，可能已经使用了牛车运输。二里头宫城周围网格状道路上曾经发现了幅宽在1.2米左右的车辙，根据学者研究，这种宽度是使用牛车，或者人拉车的木板车的宽度，考虑到大规模宫殿修建所需要的建筑材料运输，仅靠人力效率较低，可能利用了牛车［21］，那么需要远距离运输的绿松石原材料运输之中，或者是水陆交界地带，牛车也许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虽然管珠类绿松石的制作，除了钻孔外，技术难度不大，而且在新石器时代都已经有很成熟的钻孔技术。但是大小仅在0.5厘米左右的绿松石嵌片则体现了较高的技术难度，这与黄河流域龙山晚期陶寺等遗址的绿松石镶嵌最大的不同在于，二里头的嵌片都是规整的，体现了其高超的切割技术。而其嵌体以有机质与铜质为主，因而嵌片需要事先设计制作才能很好地嵌入嵌体的图案或者形状之上。这一变化需要对产品的预先设计与制作工艺的把控，而铜牌饰的绿松石镶嵌还需要铸铜技术的加持，因而需要训练有素的专业技术人员完成。这样高难度的手工业技术以及相关生产链只能在强大王权统治体系之下才能运行。
正如上文分析，在二里头遗址以及周边同时代其他遗址中发现的绿松石制品，基本可以归纳为两类：绿松石管珠类和镶嵌饰品及关联嵌片，基本少见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常见挂坠、耳饰、圆饼珠等装饰功能类的饰品，即使是镶嵌的腕臂饰、头饰等也很少看到。因此可以说与新石器时代相比，二里头文化时期绿松石产品显示着明显的单一化倾向，这可能与其产品明确的目的性较强有关，也暗示着产品类型受到规划与管控。结合周边地区其他出土绿松石遗址中共存遗物如陶72质酒礼器，可以看到大多都与中等以上的墓葬密切相关。从侧面反映了这些墓葬的主人可能是二里头王朝统治体系中的重要人物，其在周边地区的使命与中心地区的统治策略息息相关。
二里头遗址绿松石手工业作坊的产品不仅仅供应二里头都邑内部使用，还在伊洛地区其他据点性遗址的贵族墓葬中发现，其共存遗物也都是制作精良的陶质酒礼器和具有权威性质的玉器等，暗示着其使用者与二里头上层统治圈的密切关系。这一现象并不仅仅限于伊洛地区，还在远离中心地区的豫北、晋西南、关中—陕南、甘肃东部和北方一带的内蒙古中南部、南方的四川盆地出现。除了以往学术界较为关注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外，管珠类绿松石装饰品作为其产品之一，也在当时上层社会交流体系内发挥着同样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一件普通的装饰品。因此可以说，尽管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各地区出土的绿松石饰器类多样，也有镶嵌饰品出现，但是与二里头文化时期相比，从产品类型与制作技术上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就是高技术产品的单一性与广范围内产品的同一性。
首先，二里头文化时期近邻及周边较远地域的大多数出土绿松石饰品的遗址，基本都是以绿松石管珠类饰品与嵌片为主，在器类上与二里头遗址高度契合。其次，从发表的管珠类资料来看，这些遗址出土的管珠类也以两面钻为主，珠子的形态以长柱状圆珠、长扁珠、短圆珠和不规则扁珠为主，少量方形珠子。而嵌片因为各遗址多没有详细的资料报道，但是从文字描述以及有限的可视图片资料来看，嵌片的形状虽然不统一，但是边缘都很规整，尽管与二里头遗址规整的嵌片有差异，但是也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嵌片不同。第三，从各地区诸遗址与绿松石饰品的共存遗物来看，多数墓葬与其共存出土爵、盉或者斝、觚、杯等具有礼仪性质的陶酒水器以及牙璋、琮、璧等玉质礼仪祭祀器类，这种共存关系反映着除了绿松石镶嵌牌饰外，管珠饰品也作为二里头文化上层社会对外交流的权威礼仪物品之一，与传统玉器和陶制礼仪器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礼制社会象征物，而它与后二者不同之处在于，绿松石管珠作为人体装饰品是随着佩戴者的移动而扩散的，而墓葬这一出土环境似乎也支持这一特点。
六 结语
本文通过对二里头文化时期绿松石饰品的生产与流通分析，其结果可总结如下。首先是二里头遗址中位于宫城附近的绿松石作坊，作为与铸铜作坊同样重要的手工业部门，是二里头上层社会控制的国家级产业，其产品除了二里头遗址自身使用外，还具有更为重要的社会意义，承担着夏王朝联络周边地区上层社会之间交流的作用，因而探讨这些产品的流通地域，是了解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心与周边关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特别是迄今为止不被重视的管珠类装饰品所具有的地域间交流意义值得关注。其次是陶质礼仪酒器与玉牙璋的远距离交流似乎彰显着二里头文化对外扩张及在地域上的权威性。与这些王权礼仪品共同被传播交流到远方的绿松石饰品也许暗含着另一种交流形式，它们在周边多个遗址中的共存关系暗示着除了陶质礼器、铜牌饰与牙璋之外，绿松石管珠作为人体装饰品也曾是这一交流不可缺少的元素之一，可能与人的流动有关。虽然目前仅能从双面对钻和管珠类形态类型上来推测周边诸遗址出土的绿松石可能与二里头作坊有关，今后从原材料产地的异同以及用料方式和技术细节上可以作进一步分析。最后，原材料获得、制作技术程序与产品的流通消费，是一个成熟的手工业产业必备的链条，也由此调动了不同链条上不同技能的工人集团，而由此生产的产品都被赋予了超值的非实用性价值和社会意义。因此管珠类绿松石在某种意义上也应该是上层社会远距离交流中的重要元素之一。而共存器物的礼仪陶酒器与玉牙璋等则从侧面反映了它们具有同等的社会交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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