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至秦汉时期铜铎的考古学观察

摘要：由考古发现的两周、秦汉时期铜铎资料可知，铜柄铎应产生于西周中期，可能源于晚商至西周初铜铙体量、甬部特征与铃类器形、音舌特征的结合。楚、吴越两文化区应是木柄铎产生和发展、传播的关键区域，其制造者采用铜木（骨）复合材质可能与简化范铸工艺流程、减轻其整体质量有关。铎在春秋中晚期至两汉墓葬中普遍与兵器共存，应可印证文献中铎在军事活动中用于传达号令的记述。

 我国两周至秦汉时期铜铎及其与其它遗物的明确组合关系过去发现较少，在两周、秦汉及音乐考古等领域少有专论。近代学者王国维、容庚、郭沫若、唐兰等均曾探讨古代文献中“铎”器之形制[1]，其后东周时期具铭铜铎“外卒铎”“郢率铎”和自名为勾鑃、钲的青铜乐器陆续发现，学界始明确先秦、两汉文献中之“铎”应是一类有青铜合瓦形共鸣腔体、一定长度的柄部和悬于腔体内的音舌的摇奏乐器[2]。曹淑琴指出东周铜铎形制变化规律为由矮变高，用于军旅且持有者应是有一定身份的武官[3]；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第十章为论述铜铎发现与研究之专章，首次将考古发现及传世两周、秦汉铜铎分为铜柄（I型）和木柄（II型）两型，前者分为平腹凹口（I1）、平腹平口（I2）、鼓腹凹口（I3）三式，后者分为平腹（II1，下分凹口、平口二亚式）和鼓腹（II2，均为凹口）二式[4]；近年冯普仁、郑小炉、郎剑锋等研究者提出铎可能是吴越、百越地区土著乐器的论点[5]。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表和对铜铎源流、功用等问题的深入研讨，当下实有必要对现有两周、秦汉铜铎相关资料特别是科学发掘出土者做全面、系统的梳理和研究。

一、西周时期铜铎的发现及铜柄铎器形来源

西周时期铜铎已发现两例，其中宝鸡国墓地茹家庄M1乙椁室出土者是目前科学发掘出土的最早实例[6]，该铎甬（应为柄）细长、中空与体腔相通，腔内有半环形梁，梁上挂长舌，舞部呈菱形，钲、鼓部略平，两面饰阳线饕餮纹，于部略凹，通高20.4、柄长8.5、铣间10厘米，体量显著超出同墓所出半环弦钮铜铃（M1乙169、170、175等，属车马器），与《说文·金部》“铎，大铃也”[7]之说相合。发掘者据M1、M2铜器组合以食器为中心、水器和乐器组合加强、酒器组合减弱、无铭铜器器形及纹饰与穆王时期长墓相近等特征判断其年代为西周中期。

《猷氏集古录》中兽面纹带翼铎，其甬（应即柄）呈圆管形，两端不通，腔内半环形梁及悬舌与上例相似，平舞，侈铣，钲、鼓部略平，两面饰粗阳线简化倒置兽面纹，两栾上有对称的三叠形侧翼，翼上饰简化鸟纹，于部略平，通高26、柄长12.4、铣间12.7厘米。陈梦家、李纯一分别将其年代定为商至周初、西周前期[8]，近年方建军认为其应略晚于茹家庄M1出土者[9]。本文据其形制及铸造工艺较后者的复杂程度亦认为其年代应不早于西周中期。

作为一种“大铃”，成熟的铜铎必在合瓦体铃类器成熟、发达的文化背景下产生。因西周文化的源头先周文化遗存中缺少此类器物，追溯铜铎来源需考察关中周边各考古学文化青铜乐器的影响。

迄今所知晚商关中周边各地区仅有中原（殷墟）文化发展出以铃、铙（庸）为代表的合瓦体青铜乐器群,如小屯妇好墓编铙（庸）[10]和大司空M175铃[11]；而李家崖文化、寺洼文化、三星堆文化均仅有少数与典型合瓦体差异明显的小件铃类器，如山西柳林高红李家崖文化墓葬铃[12]、甘肃庄浪徐家碾寺洼文化墓葬铃[13]以及三星堆2号祭祀坑各型铃[14]。从数量、文化内涵观之均不具备影响西周铜铎产生的条件，因而铜柄铎系在中原晚商文化合瓦体青铜乐器强烈影响下产生于西周文化中的推论应较为可信。

由形制最简单的青铜响器铃演变为铎，至少经历了形体增大和变钮为甬（柄）两方面变化。宝鸡国墓地中有多座西周早、中期墓葬出土有合瓦体青铜乐器（响器）及相关器物[15]（图一），年代均早于西周中期铎、甬钟并存的茹家庄M1。

其中西周初期的竹园沟甲组M13铙（图一，1）甬部中空并与体相通的特征与铜柄铎相似，该墓及西周早期的M7所出平顶半环钮大铜铃（均属马具）体形及悬舌（图一，2）亦接近成熟铜铎腔体及悬舌结构，而后者所出成熟甬钟（图一，3）的产生年代虽较铎略早，但其甬、钲部已出现旋、枚等复杂元素，难以得出由其直接演变或派生出铎的结论。据此笔者认为可推断铜柄铎应是晚商至西周早期铜铙体量、甬部特征结合铃类器形、音舌的特点产生的，而西周中期偏早的乙组二期M12“铎形器”（图一，4）[16]年代、形制最接近成熟铜铎，可能是由铙、铃向铎演进的中间产物，但其近六边形腔体与后者仍有一定差异，且同时期其他地区相似实物资料尚未见，故此推论仍有待新的相关考古发现的支持。

二、东周至秦汉时期铜铎的发现及相关问题

东周、秦汉时期铜铎已发现60余件，目前对其所属区域文化及年代的判断主要基于所出墓葬形制及共出陶、铜器组合、形制和纹饰特征。

（一）  东周时期铜铎的发现及木柄铎的产生、发展和扩散

东周时期铜铎已发现近50件，其中可定为春秋中晚期者6件，余者大多应属战国时期；有确切出土遗迹单位者均出于墓葬，北方地区发现很少，多出于淮河、长江、钱塘江和珠江流域。器形较为一致，均平舞，侈铣，于深弧或浅弧，顶部有方（或长方）形甬，甬中部（或上部）有对穿圆孔，通高（腔体及甬部高度之和）3.5～18.6、铣间5.5～13.8厘米。由保存完好者及其他各例甬部结构和柄、舌残存部分知其柄部均应为木质，音舌除铜质、木质者外尚有临沂凤凰岭春秋墓[17]、平山中山王墓所出骨质者[18]。此前研究者多已注意到其柄、甬、舌部特征与上述二例西周铜铎的明显差异。笔者试进一步探讨木柄铎的产生时期和地域、与西周铜柄铎的关系及其制造者采用铜木（或兼有骨）复合材质的原因。

楚文化区[19]铜铎已见16件，迄今所见木柄铎中最早者蟠虺纹“登铎”出于襄阳沈岗M1022春秋中期楚墓[20]（图二，1），桐柏月河M1春秋晚期墓出有蟠虺纹“漾子铎”（图二，2）及无铭铎（图二，3）[21]；战国长沙楚墓中有5座各出铜铎1件[22]，与其中M114之素面铎（图二，4）相似者见于浏阳纸背村疑似土坑墓[23]、临澧九里茶场M17木椁墓[24]和安徽潜山彰法山M9[25]、安庆王家山M1木椁墓[26]，与M385之方格乳钉纹铎（图二，5）相似者见于江陵雨台山M448[27]、重庆忠县㽏井沟崖脚（半边街）M25土坑墓[28]，与M398之素面铎（图二，6）相似者见于宜城楚皇城雷家坡LM1木椁墓[29]。此外《岩窟吉金图录》下67“王铎”传出自寿县，甬部倒书“王”字与战国晚期朱家集楚王墓铜器“王”字风格一致，应为同期楚器[30]。

吴越文化区[31]春秋晚期已出现丹徒谏壁青龙山M2菱形格乳钉纹铎[32]（图三，1）和青阳龙岗M1[33]（图三，4）、绍兴印山越国大墓腔体素面铎[34]（图三，5），其后尚有可能属春秋、战国之际的横峰下阳村小型菱形格乳钉纹铎14件[35]（图三，3）、淮阴高庄战国中期木椁墓蟠龙纹铎[36]（图三，2）和富阳出土战国晚期乳钉纹铎[37]，共19件，依陈梦家考释传世之郢率铎或亦属越器[38]。按《国语·吴语》[39]，吴国至迟在春秋晚期已形成在军事行动中使用铜铎的传统，因此尚不能排除该区域有年代早于春秋晚期者的可能性。

由上可知楚、吴越两文化区应是木柄铎产生和发展的关键区域，其中最早的“登铎”与茹家庄M1铜柄铎平腹凹口的基本特征相似，但有较大的年代距离，且上述地区迄今均无年代更早的铜柄铎发现，难以证明前者是在后者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在楚地、吴越及其相邻地区，洛阳林校西周早期车马坑所出3件铜铙甬内残存朽木[40]，吴越地区亦普遍发现以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者为代表的商末周初铜铙，其甬部特征均与木柄铎相似[41]。结合上文对西周铜柄铎来源的分析，或可推断木柄铎系在铜铙、铃影响下与铜柄铎分别产生的，但其在西周早期至春秋中期时段内的初始形态有待发现。

楚地“登铎”“漾子铎”在木柄铎中不仅年代较早，且其长甬、弧于的特征亦与其可能的前身铜铙相似，与后者同出的无铭铎于部则明显较平，更加接近吴越地区及战国楚地铜铎于部多略弧近平的特点，由此楚地铜铎似有其发展序列并可能影响吴越地区，但目前尚不能排除吴越地区较早出现长甬、弧于铜铎并影响楚地的可能性，且两地铜铎在中原周文化区有共同原型的可能性亦存在，故木柄铎的最初产生地有待新的出土资料实证，其流向问题亦有待在更加丰富的资料基础上通过更完备的类型学分析得出进一步认识。战国时期铜铎也体现了两地文化的密切关系：春秋中晚期楚地长甬蟠虺纹铎此时已不见，而多见短甬素面铎及斜方格乳钉纹铎，或与越族地区此二类铎西向传播有关[42]，吴越文化区也出现了淮阴高庄木椁墓之越式器形与楚式蟠龙纹结合之铎[43]，反映两地在铜铎制造、使用上趋于一致。

百越文化区[44]铜铎亦已发现多件，长体乳钉纹铎目前仅见于都昌罗岭村[45]（图四，1），矮体素面铎则见于四会鸟旦山[46]（图四，2）、罗定背夫山[47]（图四，3）、德庆落雁山M1[48]、广宁龙嘴岗M4[49]等多座土坑墓中，年代均属战国时期，明显晚于长江流域。黄展岳推断该区域铜器中与中原、楚地同类器相似者应由中原或楚地传入，但不排除其中一部分在当地仿制而成的可能性[50]，郑小炉亦讨论了吴越、湖南地区铜器对当地的影响[51]。如此该区域铜铎应有当地自产或自吴越、楚地传入等可能性，需当地铜器矿料来源、冶铸遗存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

北方地区出土木柄铎迄今仅见临沂凤凰岭春秋晚期墓云雷纹铎[52]（图四，4）、平山中山王墓蟠虺纹铎（8件）[53]（图四，6）及洛阳金村墓地兽面纹铎[54]（图四，5），前两者均有骨质铎舌，为上述南方诸铎所不见。海岱地区与吴越相邻，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吴、越两国先后强势北进波及该地区，其铜器对当地影响显著，临沂凤凰岭亦出土越式宽凹骹口铜矛[55]，由此或可推断当地所见唯一的铜铎亦可能自越地传来，但该铎甬部近圆形，与越地方甬铜铎有一定差异，其具体来源尚不明确；河南、河北等地亦尚未发现早于战国时期的铜铎。因发现极为有限且分布稀疏，北方木柄铎的来源仍有待探索。

从青阳龙岗、绍兴印山大墓所出保存较好的两例铜铎（木柄分别长19、18.8厘米，后者之木舌呈圆柱形）可知其青铜腔体、木柄及舌的结合方式为方形木柄粗端纳入甬中、甬柄、柄舌之间分别通过柄上近甬上沿处对穿圆孔、柄末端凹形卡口及其两侧对穿圆孔以木销或竹销插接固定，较为简易。由此笔者推测以不同材料制造铎体、柄、舌继而组合成器可有效简化范铸工艺流程，同时减轻总重量便于操持摇奏，这应是木柄铎制造者采用复合材质并为多地区普遍接受的原因，但目前铜铎铸范、木（骨）部件加工工具的发现和研究仍为空白，故这一推论仍有待更多实物资料的支持。

（二）  秦汉时期铜铎的发现及其与两周铜铎的联系

秦汉时期的铜柄、木柄铎均有发现（图五），由此或可推断此两类铎在两周时期并行发展且均延续至秦汉。

两汉时期木柄铎在湖南、广东、福建[56]等省已出土十余件，与南越王墓所出素面铎[57]相似者见于西汉早期广州淘金坑M9[58]、《广州汉墓》报告中M1095、M1097、M1180及西汉后期M3027[59]，菱形格乳钉纹铎在资兴M344、M358[60]东汉中期墓中亦有出土。该区域木柄铎自战国早期以来无明显缺环，且上述各例形制、纹饰、体量（体高7～13.4、铣间5.4～9.4厘米）与战国时期者均相似，可见其在战国秦汉时期应是连续发展的。

铜柄铎则缺少东周至秦很长时段内的发现，且空心柄、顶部无钮的西周铜柄铎与实心柄、顶部具钮的西汉中山王墓乳钉纹铜柄铎[61]形制、制造工艺差异已较显著，后者在形制上可能受顶部具钮的东周铜钲影响，东汉中山王墓所出敛口、具枚铜柄铎[62]在形制上也明显受到战国、秦汉甬钟影响，可见铜柄铎在西周以后的发展中应吸收了较多其它合瓦体青铜乐器的因素，其中间环节仍待发现。

三、两周至秦汉铜铎功用的考古学观察

（一）  礼乐舞蹈及宗教祭祀、巫术活动方面的功用

按《周礼·春官·大司乐》郑氏注和清儒孙希旦《礼记·乐记》集解，铎应与编钟等乐器和干戚等道具配合用于与祖先祭祀关系密切的《大武》这一“武舞”表演中[63]。宝鸡茹家庄M1发掘者认为其铜铎“可能是一件重要乐器”，该铎与编甬钟均位于棺椁间南端头向处西侧，东侧另有铜戈8、斧2件，但大多随葬器物因椁室早年塌陷而叠压倒置，已非原位。浏阳纸背村墓葬铜铎与9件(一套)钮钟、铜戈共出，但系扰乱后清理所得，原位不明。上述两例中兵器是否可视为“武舞”道具尚难定论，而荆门车桥战国墓出土的“大武辟兵”无胡直内铜戈或认为是《大武》舞的道具，但并未与铎共出[64]。由上可知铜铎与乐器、“武舞”道具尚缺确切的共出实例，这点是实证铎在礼乐舞蹈中的功用之难点。

马王堆1号汉墓黑地彩绘漆棺头挡右上角“仙人乐舞”图案中一神怪两手各举一铎振摇起舞[65]，有学者认为应是铎舞的体现[66]，魏代富进一步提出铎舞雏形的产生年代应在汉以前，并结合与该“铎舞图”相邻的“仙人乐舞图”推测早期民间单人铎舞与巫术中迎神、送神仪式有关，汉魏时期发展为宫廷宴会舞蹈[67]。东周、两汉铜铎在楚地多有发现亦与铎舞在当地发端、成熟的推论相合，但《长沙楚墓》报告编者在用墓葬中娱神法器、乐器和乐俑等材料探讨南楚地区“信巫好祀”习俗时未言及铎和铎舞的功用[68]，或与从随葬器物组合中难以观察到单件铎与舞蹈的联系有关。

因祭祀、巫术和礼乐舞蹈形态较难从物质遗存层面把握，铎在此方面的功用有待新资料的实证。

（二）  军事及政治统治方面的功用

茹家庄M1中象征军事指挥权的铜旄（铜首、鐏，木柲，首作鸭头形）及8件铜戈、2件斧与铜铎同处棺椁之间南端，有研究者结合《尚书·牧誓》“时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仗黄钺，右秉白旄以麾”，认为可印证铎系在军事场合使用的号令之器[69]。浏阳纸背村铜铎亦与铜戈共出。此二例铎与共出兵器原始共存情况不清，是否具备军事号令响器功能亦可讨论。

依发掘报告及简报，春秋襄阳沈岗M1022铎置于车马器以南，压在戈、铍等兵器之下；桐柏月河M1附葬坑所出2件铎均置于髹漆皮甲上，与2柄青铜剑和匕首、玉器叠放在一起；青阳龙岗M1铎与矛、竹弓、戈三件兵器同置于一竹漆包内；临沂凤凰岭春秋墓铎与风头斤、镞、戈等兵器处于同一区域；丹徒谏壁青龙山M2铎亦与戈、剑、矛三件兵器共出。战国时期铎中四会鸟旦山、德庆落雁山、罗定背夫山、临澧九里M17、潜山彰法山M9、安庆王家山M1所出者均与短剑、戈、矛、匕首、镞、车軎等兵器、车马器置于一处或相近处；平山中山王墓铎则置于二号车马坑3号、4号车后栏上（每车大小各2件）；广宁龙嘴岗M4、宜城雷家坡M1、江陵雨台山M448、长沙楚墓M114、M385、M398所出者具体位置虽不明确，但亦与上述兵器、车马器共出。两汉时期满城汉墓所出铎位于其甬道（车马房）中；广州汉墓M1095、M1180、闽越故城北岗一号建筑址、资兴旧市M306所出者均与剑、矛、镞等铜、铁兵器共出；广州汉墓M1097、南越王墓、定州北庄中山王墓等因自然原因或遭盗掘破坏，铜铎及其它器物多非原位，共出器物中仍多剑、镞、弩机、矛、戟、刀等兵器。

以上实例分布于河北、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广东、福建诸省，其中淮河流域及以南诸例充分反映春秋中晚期吴越、楚地铜铎已出现在军事活动中，战国时期得到进一步发扬，拓展至百越文化区并延续至两汉时期，北方虽仅见战国中山王墓、满城汉墓二例，但因同时期中高等级墓葬大多遭盗扰破坏，不能排除当时铎与兵器、车马普遍共存的可能性，这应是古代文献中铎作为军事号令响器相关记述的重要背景[70]。此前郎剑锋提出讨论铜铎的用途“需兼顾时代性与区域性”[71]，在此基础上笔者推断《国语》《周礼》中在军事活动中使用铎主要反映了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时期我国东南地区的实际，且在西汉时期由楚地、吴地出身的统治阶层继承。

考古发现器物组合中尚难观察到铎与《周礼》等文献中法令发布等相关活动[72]的确切联系，故铎在政治统治领域的功用有待实证。

（三）  建筑工程、生产活动方面的功用

绍兴印山越国大墓墓坑青膏泥和墓道填土中与铜铎共出用于夯筑封土的单体圆头木杵3件和铜锄1件、铜钁3件，简报认为其可被定为筑墓时的遗留物[73]，从长沙楚墓中部分墓例将铁质掘土工具有意弃于填土中的现象亦可类推该墓建造者或因特定葬俗将铜铎等筑墓所用器具填埋入土[74]；淮阴高庄M1铜铎与铜圆凿、铲、锛、斧、铅纺轮等生产工具位置相近[75]；横峰下阳村14件小型铜铎与铜铲、鎒共出，所出遗迹性质不明[76]，不能肯定与前二者情形类同。以上发现反映铜铎还可能与建筑工程、手工业生产活动关系密切，其具体功用可能为指挥工匠协同工作，但亦有待更多相关实例印证。

四、余论

本文通过对现有两周、秦汉时期铜铎资料的梳理和分析进一步探讨了铜柄铎的产生、木柄铎的发端及其采用复合材质的原因、铜铎在东周至秦汉时期的演进和扩散、铜铎的功用等问题。除上文提到的仍需继续探索的问题外，笔者注意到两周、秦汉时期铜铎多出于墓葬，属地方诸侯国君墓葬者即有8例，其余各例墓主由墓葬形制和随葬品观之多具贵族或武职官吏特点。以铜铎随葬者的身份等级及其与《周礼》等文献中相关官职的联系之研究尚显阙如，仍需对相关资料做全面考察和深入研究。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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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王国维.古礼器略说·说勾鑃[C]∥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b.容庚.殷周礼乐器考略[J].燕京学报,1927（1）.c.郭沫若.杂说林钟、勾鑃、钲、铎[C]∥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61:82-96.

d.  唐兰.古乐器小记[J].燕京学报,1933(14).

[2] a.容庚.商周彝器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2012:488-489,492-493.b.王子初.音乐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137-138.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8:364-377.

[3] 曹淑琴.先秦铜铎及其相关问题[J].文物,1991(3).

[4] 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302-310.

[5]  a.冯普仁.吴越文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143-144.    b.郑小炉.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125.c.郎剑锋.吴越地区出土商周青铜器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2. 

[6]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国墓地（上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274-276,281-282,309-310,407-412.报告称为“大铜铃”。

[7]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297.

[8]  a.陈梦家.中国铜器概说[C]∥海外中国铜器图录（第1集）.台北:台联国风出版社,1976:39.b.同[4].

[9] 方建军.中原地区商周乐器文化因素分析[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5(4).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100.

[11]  马得志,等.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55(9).

[12]  杨绍舜.山西柳林县高红发现商代铜器[J].考古,1981(3).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甘肃庄浪县徐家碾寺洼文化墓葬发掘纪要[J].考古,1982(6).

[1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289-303.

[15]  同[6]:45-128, 248-252.竹园沟乙组二期M12无青铜礼乐器随葬,报告将其归入第七类即全墓地中最低等级者。

[16]  墓中共出土2件,形制、大小全同,由圆形棒和圆桶状铎铃组成,体内范土填实,通体未经打磨,通高9.1厘米,与陶器、铜用具和“旗杆形铜饰”均置于棺内头部左上侧。

[17]  山东省兖石铁路文物考古工作队.临沂凤凰岭东周墓[M].济南:齐鲁书社,1988:19-20,32-33.

[18]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323-324.

[19]  杨权喜.楚文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2-3.本文楚文化区即杨权喜所指,以长江中游（楚地）为中心的江、汉、淮水之间为其核心区域,豫中、鲁南、江浙、湘赣等地为其在战国时期扩展所及区域。

[20]  a.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襄阳沈岗墓地M1022发掘简报[J].文物,2013(7).b.许可.试论沈岗楚墓出土登铎与古㪥国[C]∥中国文字研究（第22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47-51.简报称勾鑃,谢明文从文字学角度、许可从器物特征角度将其重定名为铎。

[21]  南阳市文物研究所,桐柏县文管办.桐柏月河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J].中原文物,1997(4).

[22]  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楚墓（上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166-169.

[23]  熊传新.湖南新发现的青铜器[C]∥文物资料丛刊（5）.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文中称铜铙。

[24]  湖南省博物馆等.临澧九里楚墓[C]∥湖南考古辑刊（第3辑）.长沙:岳麓书社,1986.简报中称铜铃。

[25]  潜山县文管所.安徽潜山彰法山9号战国墓[J].江汉考古,1992(4).

[26]  黄光新.安庆王家山战国墓出土越王丌北古剑等器物[J].文物,2000(8).

[27]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86,89,188.报告中称铜钲。

[28]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三峡考古队,重庆市文物局,忠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忠县井沟遗址群崖脚（半边街）墓地发掘报告[C]∥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29]  楚皇城考古发掘队.湖北宜城楚皇城战国秦汉墓[J].考古,1980(2).该铎出土时装有残长20厘米的木柄,甬及舞部饰云纹。

[30]  a.同[2]c.b.同[3].

[31]  同[5].此三家吴越文化区主要指长江下游宁镇地区及太湖流域,包括苏浙沪三省市、皖南、赣东北及闽北地区。

[32]  丹徒考古队.丹徒青龙山春秋大墓及附葬墓发掘报告[C]∥东方文明之韵——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0.

[33]  青阳县文物管理所.安徽青阳县龙岗春秋墓的发掘[J].考古,1998(2).

[3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浙江绍兴印山大墓发掘简报[J].文物,1999(11).

[35]  滕引忠.横峰出土春秋战国铜器[J].江西文物,1991(2).

[36]  淮阴市博物馆.淮阴高庄战国墓[J].考古学报,1988(2).

[37]  周仁花.富阳文物馆藏的几件先秦青铜器[C]∥东方博物（第31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38]  同[8]a.陈梦家将其“郢”字前难识之字释为“郘”,认为“郘郢”即越王勾践之子鹿郢之名。

[39]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608,615.吴、晋两军对峙之时吴王夫差“乃秉枹,亲就鸣钟、鼓、丁宁、錞于,振铎”,在告劳于周王时追述往年与楚、齐交战之事中亦有“被甲带剑,挺铍搢（与振意同）铎”之辞。

[40]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林校西周车马坑[J].文物,1999(3).

[41]  a.江西省博物馆,等.新干商代大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73-90.b.同[5]b:111-113.

[42]  同[5]b:210.

[43]  同[5]b:237-240.

[44]  同[5]b:1.依郑小炉研究百越文化区指湖南湘江、资水流域、江西赣鄱地区、两广和福建大部地区。

[45]  都昌县博物馆周振华.江西都昌县罗岭村发现青铜钩鑃[J].考古,1996(3).

[46]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四会鸟旦山战国墓[J].考古,1975(2).

[47]  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罗定背夫山战国墓[J].考古,1986(3).

[48]  广东省博物馆,德庆县文化局.广东德庆发现战国墓[J].文物,1973(9).

[49]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宁县博物馆.广东广宁龙嘴岗战国墓[J].考古,1998(7).

[50]  黄展岳.两广先秦文化[C]∥文物与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167-176.

[51]  同[5]b:169-172,233-237.

[52]  同[17].该铎木柄部分残存,体内有骨制棒形长舌,舌端有穿孔。

[53]  a.同[18].b.同[2]b.

[54]  梅原末治.洛阳金村古墓聚英[M].京都:小林出版部,1944:16-17,图版八.

[55]  同[17]:22.

[56]  福建博物院,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发掘报告[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355-367,图版A67.

[57]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58]  广州市文物管理处.广州淘金坑的西汉墓[J].考古学报,1974(1).此铎有残长4厘米的骨舌同出。

[5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广州汉墓（上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147-148,289-290.

[60]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资兴东汉墓[J].考古学报,1984(1).同型式铜铎亦出于同批M344、M358。

[6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77-78.

[62]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64(2).

[63]  a.郑玄.周礼郑氏注[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145-146.    b.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976,1024-1025.

[64]  a.王毓彤.荆门出土的一件铜戈[J].文物,1963(1).简报认为此戈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初。b.赵世纲.楚国乐舞研究[J].华夏考古,1990(4).

[65]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16-19.

[66]  a.孙作云.马王堆一号汉墓漆棺画考释[J].考古,1973(4).b.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376-378.

[67]  魏代富.铎舞考[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6(1).

[68]  同[22]:538-547.

[69]  a.郭仁成.尚书今古文全璧[M].长沙:岳麓书社,2005:154-157.    b.陈荃有.中国青铜乐钟研究[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39. 

[70]  同[63]a:191-195.

[71]  同[5]c.

[72]  同[63]a:17.

[73]  同[34]c.墓坑、墓道填土中所出铜铎、锄、钁及木杵应均为原始埋藏状态（盗洞填土中仅包含可能为原封土、填土中的印纹陶、硬陶片及可能为盗墓者掘土工具的铁钁1件）。

[74]  同[22]:490.

[75]  同[36].该墓曾遭严重盗扰,铜铎等器物或非原位,且距车马器组合亦较近,因而是否与青铜生产工具配合使用尚存疑问。

[76]  同[35].共出有铜铃11件,铜铲、铜鎒各1件。简报认为铎、铃等小件青铜乐器为冥器,铜铲、铜鎒为实用农具。

（作者：赵凌烟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原文刊于《考古与文物》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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