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弛｜原生新石器社会走了多远——论中国史前复杂社会的三次区域性兴衰

只要给历史以足够长的时间，便可见证任何区域中的任何人类社会都有兴衰。仅以中国新石器时代长达6000年的历史而言，期间起伏不定、兴衰变迁的社会群体就多如牛毛、难以计数。目前尚无法找到这个阶段全部社会群体变迁的考古资料，更不用说予以研究了。但根据现有资料，发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表一）之后的三次大规模区域性的复杂社会兴衰已经清晰[1]。这三次兴衰发生的区域不同，时间不同，社会群体的规模不同，衰落后的命运也不尽相同，但都同样是在中国原生农业体系下出现的复杂社会的兴起和衰落，都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史前历史的进程。本文认为这三次兴衰是在中国原生农业区域、环境、社会、经济和文化交织的层面上发生的。由于不同区域在三次衰落之后的转机不同，对此后历史进程的影响也大不相同。再度复兴的各个区域都已经不完全是中国原生的农业文化体系，因此还可以借此判断，此前新石器时代不同区域的社会曾经达到过怎样的程度。

一  三次复杂社会区域性兴衰分别发生于三大原生农业文化区

发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三次大规模区域性复杂社会的兴衰，是指北方地区辽西、内蒙古东南部红山文化晚期和关中东部、晋南、豫西所处的陕晋豫邻境地区仰韶文化中期的兴起和随后的衰落，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和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北部、洞庭湖平原西部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兴起和随后的衰落，华北平原海岱地区龙山文化早中期和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晚期的兴起和随后的衰落[2]。本文分别称之为第一、第二和第三次（波）兴衰。这三次复杂社会的区域性兴衰发生的时间和区域各不相同，但均与各自所处的自然地理区之下的原生农业经济文化区密切相关。

三次兴衰发生的区域分别在北方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华北平原，正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农业文化发生和早期发展的核心区域。在农业地理上，这三个区域分别是半农半牧区、稻作农业区和旱作农业区，但这是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也就是“龙山—二里头时期”才开始出现并在历史时期逐渐形成的[3]。此前在北方地区还没有蓄养牛羊等食草家畜的畜牧业，华北地区也还有相当比重的稻作农业。也就是说，龙山时期之前的中国原生农业区并不是这样的情况，当时北方地区、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分别是旱作农业区、稻旱混作农业区和稻作农业区。同时，在这三个原生农业区中，还形成了新石器时代原生区域文化，出现了具有区域特征的生活器用、聚落房屋、生业经济、精神信仰等文化体系。承载这些区域文化的社会群体都分别经历了由简单平等社会向复杂社会的转变。这三大经济文化区是纬向性的，与自然地理分区几乎完全重合，每个区域依据地理和文化等因素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东、西两个亚区，北方地区有黄土高原区和燕辽区，华北地区有中原区和海岱区，长江中下游地区有长江中游区和长江下游区。在新石器时代原生农业阶段，文化发展和社会兴盛是在这六个区域分别出现的，但衰落却是纬向性的。这就说明，纬向性的三大区域划分更为重要。

北方地区东部的燕辽区应当是中国原生旱作农业的发生地，这里的新石器时代农业发生很早，可以追溯到距今约1万年的北京东胡林遗址浮选出来的黍和粟[4]。近年发现的距今8500年间的坝上地区裕民文化也出黍和粟[5]。随后的兴隆洼文化开始形成以黍为主、兼有粟作的旱地农业。燕辽地区是单纯的旱作农业区，只是到红山文化时期也还有较大比例采集狩猎。北方地区西部的黄土高原区不是中国最早的原生农业起源地，距今7500年出现在这里的老官台文化应当是东部地区文化沿黄河及其支流向西扩散的结果，随后还有来自华北北部的后岗一期文化传入，进而演变为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早期之前以黍为主，中期转变为以粟为主的旱地农业，但在东部也有少量水稻发现[6]，并向西直达关中地区[7]。仰韶早期之前肉食来源以鹿为主，中期转变为以猪为主，西坡遗址家猪可鉴定标本数达到84%[8]。可见，仰韶中期应该已有成熟的农业经济。北方地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无论曾经划分出多少考古学文化，都具备这样的共性：在仰韶文化中期之前始终以平底罐类为炊器；进入仰韶时期以后都有比较发达的彩陶；居住方式高度一致，不论是燕辽区还是黄土高原，始终都以半地穴式房屋为主要居住用房，以环壕围住房屋构成聚落。

正是在农业成熟的仰韶中期，“一东一西”的燕辽区和黄土高原区同时出现了高度集中的、密集的大型聚落及其承载的复杂社会，前者集中在辽西和内蒙古赤峰地区，后者集中在关中东部、晋南和豫西。在辽西和内蒙古东南部，红山文化聚落数量10倍于前，并出现数十万乃至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陕晋豫邻境地区聚落的数量增加约3倍，遗址面积则较前10倍以上，出现数十万乃至二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两个区域又同时在仰韶晚期发生衰落。之后，辽西、内蒙古东南部小河沿文化退变到与兴隆洼文化时期差不多的水平。陕晋豫地区衰落不致如此严重，但大型聚落纷纷消失，重新回到小规模的社会群体。此前敞亮的半地穴式和地面式木骨泥墙房屋被逐渐弃用，关中地区最先开始居住于小型窑洞，并渐次扩展到整个黄土高原，彩陶也率先在陕晋豫邻境地区消失，反映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全面衰落。这是第一波复杂社会兴衰的大致情形。

长江中下游地区早在约1万年以前的上山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定居村落和稻属植物的利用。随后，长江下游的小黄山、跨湖桥文化，长江中游的彭头山、皂市下层—城背溪文化都发现有稻作农业遗存。有线索表明，下游地区马家浜文化晚期大约已经完成水稻的驯化，同时期中游澧县城头山遗址发现有大片的水稻田[9]。至崧泽文化时期和良渚文化时期，在余姚施岙遗址和临平茅山遗址都发现大面积连片的水稻田。施岙水田面积有近百公顷，应当已经是高水平的精耕农业。同时崧泽、良渚时期的肉食资源也以家猪为主。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还具有整个新石器时代最为复杂的专业化石器。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先以釜，后以鼎为炊器。早期的居住房屋应该都是地面式木骨泥墙，到屈家岭文化和良渚文化时期普遍流行土坯建筑[10]。早期多见环壕聚落，中游地区至迟到油子岭文化时期出现城址。也是在稻作农业的成熟时期，崧泽—凌家滩文化出现了像含山凌家滩和张家港东山村那样的复杂社会。随后，环太湖地区在良渚文化时期，两湖地区在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同时达到了新石器时代社会发展的顶点。在环太湖的东、北、南三面出现了密集的遗址群，最大的良渚遗址群占地42平方千米，有遗址点135处[11]。两湖地区在大洪山南麓和洞庭湖西部出现密集的城址，最大的石家河遗址占地8平方千米。至良渚文化晚期和石家河文化晚期，这两个区域同时衰落，到钱山漾—广富林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时期，遗址数量已经很少且不见大型聚落，取食经济水平发生倒退，整个长江北岸成为华北平原同时期文化的拓展地区。这是第二波复杂社会的兴衰。

华北平原海岱地区距今9000年的张马屯遗址发现了粟和黍，其他晚些的后李文化遗址还多发现水稻，此后直到龙山文化时期这个区域也一直是旱、稻混作农业[12]。中原地区在距今约8500年的贾湖一期时，淮河—汉水流域完全是稻作农业，不见粟、黍的迹象。此后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应当出现了旱、稻混作农业，但随后旱作的比例逐渐增高，到龙山文化时期以粟类旱作农业为主[13]。在整个新石器时代，华北地区农业类型不太稳定，变化的细节虽不够清晰，但大体是偏西、偏北旱作比例高，偏东偏南稻作比例高，可以一并称之为混作农业区。华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时，西部中原地区用罐、东部海岱地区用釜为炊器。在裴李岗文化之后，两个区域都一变而以鼎为炊器。大致在北辛、后岗一期文化之前，华北地区普遍的居住用房为半地穴式房屋，但样式不如北方地区同时期半地穴式房屋规整，至仰韶文化中期—大汶口文化早期变为木骨泥墙排房或院落，龙山文化时期则以土坯房为主。居住房屋的演变线索既不同于北方地区，也不同于长江中下游，但显然是受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长期影响。聚落在早期多围以环壕，从龙山时期开始也多见夯土城址。

华北平原中原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曾经一度是当时社会文化最为发达的区域，后李—顺山集文化发现了很多10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聚落，裴李岗文化新郑唐户遗址面积甚至达到30万平方米[14]，是迄今所知同时期规模最大的，但群体尚未达到不平等的程度，并且很快就衰落了。之后，中原地区郑洛一带在大河村文化时期出现了汪沟、青台和双槐树等多处数十万到一百多万平方米的大型环壕聚落[15]，这批复杂社会群体在中原龙山文化早期（大汶口文化晚期）也衰落了。到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晚期和海岱地区龙山文化早中期，华北地区达到了本地整个新石器时代社会文化发展的顶峰。中原地区发现了大量城址，其中比较大的有五六十万平方米，禹州瓦店遗址可达上百万平方米。最大的聚落发现在海岱地区，如临淄桐林和日照尧王城遗址都有二三百万平方米。华北地区衰落于海岱龙山文化晚期[16]，特别是东南部衰落尤甚，鲁东南龙山晚期遗址数量只剩此前的百分之一。这是第三波复杂社会的兴衰。就华北整个区域来看，这一波衰落还一直持续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只有最西端的洛阳盆地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有所复兴。

二  三个区域的复杂社会曾达到过怎样的规模

复杂社会是指在新石器时代之后出现的不平等乃至分层的、大型的社会群体，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复杂社会很少是孤立的，一般都成群出现，是竞争型社会，如红山文化晚期、仰韶文化中期、良渚文化、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海岱龙山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等都是如此。前述三个区域的整体兴衰都发生在复杂社会群体出现之后，只是衰落的时期各不相同，衰落前达到的社会规模也不尽相同。

从世界范围来看，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氏族—部落社会应已出现，如土耳其哥贝克力遗址所展现的情况，只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尚无资料可供观察。中国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氏族部落社会比较明确，其中尤以燕辽区兴隆洼文化和黄土高原仰韶文化早期的资料最为丰富。这两个文化时期完整发掘出多个环壕聚落，环壕内房屋以居中一座大房屋为中心对称布局，最小的聚落占地1万平方米，容纳居住房屋约25座，是人口约百人的氏族公社[17]。氏族公社是当时社会中最小和最基本的社会单元，但氏族社会并不单独存在，要通过婚姻与其他氏族公社结成部落，乃至部落联盟。兴隆洼文化、后李文化都发现过不少面积达十几万平方米的聚落，裴李岗文化唐户遗址面积甚至达到30万平方米，据此可以估计，大型的氏族—部落社会，人口可以多达千人以上。以兴隆洼文化所见，这种氏族—部落社会信仰的核心是祖先崇拜，且各个氏族和部落都有自己尊奉的祖先。在聚落和墓葬中，均未发现过基于个人或群体的不平等现象，从社会权力的角度来说是平等社会。

北方地区在红山文化晚期和仰韶文化中期同时达到最为兴盛的时期。辽西—内蒙古东南部、陕晋豫邻境地区在这个时期发现了密集的遗址。灵宝盆地发现103处该时期聚落，每隔3~5千米就有一处如西坡遗址那样的中等大小聚落，每隔10~20千米就有一处50~70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18]。面积最大的晋南绛县周家庄遗址可达200万平方米。红山晚期虽达不到如此程度，但据称也有百万平方米以上的遗址[19]。红山文化边缘地区通辽哈民遗址有10万平方米，环壕内是密集的半地穴式房屋。超过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人口数或许接近1万，只是这样的遗址没有发掘，无法得知其社会情况。高陵杨官寨环壕内面积25万平方米，壕外有9万平方米墓地，估计葬入墓葬2000座，目前已经清理300余座，其中大多仅可容身，没有随葬品[20]。面积为40万平方米的西坡遗址，在其环壕外清理出一片墓地，有30余座墓葬，大多是有椁室、随葬成套器物的大型墓葬[21]，可见即便是这类中等规模的聚落也已经出现了社会分化。红山文化晚期以牛河梁为代表的大型积石冢与普通聚落的墓地差别就更大了。不过，就红山文化晚期积石冢以及墓祭的内容来看，这个时期的社会信仰仍然延续着此前的祖先崇拜，只是墓冢越建越高大，祖先神甚至有三倍于真人的塑像[22]，充分显示出当时社会群体之间竞争日益激烈。这种竞争型的不平等分层社会可以暂且称之为“酋邦”。

与仰韶中期、红山晚期同时，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出现了面积达数十万乃至百万平方米的大型环壕聚落，其中含山凌家滩[23]和张家港东山村[24]的大型墓葬表现出较仰韶中期和红山晚期更为明显的社会分化，应当也是大致一样的酋邦社会。随后，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发现了多处由多个聚落组成的遗址群，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位于太湖南部的余杭良渚遗址群。这个遗址群位于杭州以北一处面积800多平方千米、向东开放的C形盆地北部。遗址群占地面积40多平方千米。盆地北边山体的缺口上新近发现高低两重11处水坝，水坝构成的水利系统覆盖了遗址群所在的100平方千米土地。遗址群的中部修建有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城址，城内中部建有面积30万平方米、高约10米的高台——莫角山，上面发现有成组的大型建筑基址。莫角山西北角的反山墓地，有9座良渚文化早中期大型墓葬，其中规模最大的墓葬随葬有600余件玉器和嵌玉漆器。这座城址的外围分布有上百处小型聚落，包括汇观山和瑶山等规模稍小但接近于反山的高等级墓地。良渚遗址群也对周边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这里出产的玉器广泛发现于环太湖地区。类似的遗址群应当还有桐乡—海宁、临平、德清、海盐—平湖、吴县—昆山、青浦和常州寺墩遗址群等[25]，其中临平遗址群距离良渚遗址群只有20千米。良渚聚落规模宏大，占地面积堪比殷墟，水坝、城圈和莫角山这种大型土石工程显示了良渚社会具有高度的组织能力。在良渚古城的布局中，社会权力的中心莫角山被放在了居中的位置，具有了后来“皇城”的景观特征。莫角山西北角反山大墓中钺和琮上出现的“神徽”，已经是具有神性的社会权力符号。整个遗址群的人口可达数万[26]。可以说，将良渚聚落视为早期国家是有理据的[27]。只是这样的早期国家，与周边聚落是怎样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与良渚文化同时，长江中游地区在江汉平原北部和洞庭湖西部也集中发现了大大小小的聚落群。澧阳平原沿大小河流发现石家河文化时期遗址192处，不到5千米就有一处[28]，这些聚落中仅城址就发现近20处，间距10~20千米，城址的直接领地大都有几十乃至上百平方千米。其中，规模最大的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群占地面积达8平方千米，遗址群中部修建的石家河城址面积120万平方米，城墙底宽近百米，城壕宽60~80米，至今仍见于地表。城内中部发现有大型建筑基址。城外分布有大小30余处小型聚落点，曾发现过院落遗迹，院落旁边有同时期的墓地[29]。石家河城的规模虽不及良渚，但也是目前所知这个时期长江中游地区最大的。

华北平原地区在大汶口文化早期（仰韶文化中期）阶段的社会达到何种程度目前还没有材料可供观察。至大河村文化晚期（仰韶文化晚期），郑州地区发现了双槐树、大河村、汪沟等多个70~120万平方米的大型环壕聚落，山东和苏北也有如花厅、大汶口等大型遗址，应当达到或接近此前仰韶文化中期陕晋豫邻境地区和崧泽—凌家滩文化时期的水平。郑州地区这批大型聚落衰落在中原龙山文化早期，也就是大汶口文化晚期。接下来的中原龙山文化晚期，中原地区发现了大量城址，但面积最大者不过五六十万平方米，一般约为一二十万平方米，更小的城址如郾城郝家台和淮阳平粮台，城内都是中间道路、两边土坯排房的布局，只是比较大型的村寨。最大的聚落发现于山东海岱龙山文化早中期，如日照两城镇、尧王城和临淄桐林，这几处遗址上的城址或加上城周边聚落，面积都在百万平方米以上，尧王城甚至达到400万平方米。不过这些城址多为逐渐发展起来的三重城圈。有研究者认为，两城镇城址面积74万平方米，尧王城虽有400万平方米，但内部有大片的空地，两者人口规模应当差不多，都是城邦一类的社会[30]。只是这样的城邦是怎样的社会组织形态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同时期黄土高原上的神木石峁城址也是三重城的形式，只是三重城一度同时，中间的皇城台显然是“城中城”[31]，与良渚古城中间的莫角山是一样的社会景观。海岱龙山诸城址还没有类似的发现。到二里头文化时期，二里头遗址虽只有300万平方米，但中心部位发现了10万平方米的“宫城”[32]，这个“宫城”如果可以成立，也许才达到如石峁这样的早期国家的水平，但仍然不能同良渚古城的社会规模相比。

三  复杂社会的区域性衰落及衰落之后

如果说这些复杂社会的兴起是农业社会发展的必然，那么衰落则难以找到单一的原因。就世界范围来看，无论在哪个原生农业区，早期复杂社会的衰落都是经常性发生的，但对复杂社会为什么会衰落的问题迄今并无令人满意的答案[33]。况且什么是衰落？衰落的是社会、经济还是文化？衰落的原因是出自环境还是社会，一时也难以有准确的评估[34]。上述三波复杂社会的兴衰，发生的时间不同，所处原生农业区不同，发生时各自社会的复杂程度不同，衰落的程度也有所不同，但也有一些共同点。燕辽区的红山文化晚期、陕晋豫邻境地区的仰韶中期，长江中下游的屈家岭—石家河与良渚文化，华北平原东部的龙山文化的衰落，分别发生在北方旱作农业区、长江中下游稻作农业区和华北混作农业区，都是在社会复杂化之后发生的，而且都是纬向性的。各个区域的复杂社会都集群出现，每个区域显然都有各自特定的取食经济模式或路径依赖，并与其他经济、文化环节互相补充，达到效益的最大化。区域内部诸多复杂社会群体在资源、经济和文化模式上高度同构，彼此之间必然存在资源、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激烈竞争，一旦某一环节出现问题，就比较容易引发整个系统的崩溃，而简单的社会则不必崩溃。

对比来看，北方地区在三大区域中环境是最为脆弱的，此前也有相关研究认为燕辽地区环境干旱化引起了红山文化的衰落。不过，燕辽地区红山晚期和陕晋豫邻境地区仰韶中期的复杂社会，一东一西距离遥远，环境变化是否同时影响如此大的区域还缺乏足够证据。这两个区域都是单一的旱作农业体系，先以黍为主，后以粟为主，肉食来源中家畜只有猪这种与人争食的杂食动物，采集狩猎的比例比较高。不论仰韶还是红山文化，居住房屋都是半地穴式的，需要大量的木材，特别是在仰韶中期，房屋越建越大，木材需求量自然随之增加[35]。复杂社会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就是社群间的社会和自然资源竞争加剧。就红山文化来看，社会资源竞争是十分明显的，各个社群都将自己的祖先神像和祭祀建筑（墓地）越造越大，以加强本社群的凝聚力，这样的竞争带来了额外的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形成恶性循环。仰韶中期，各个聚落中都可以看见大型的半地穴式建筑，西坡局部发掘就发现多座200平方米以上的建筑，最大的占地面积可达500平方米以上，这也是社会竞争的结果。仰韶中期社会达到最兴盛的阶段后，黄土高原东部陕晋豫邻境地区率先发生衰落，而黄土高原的其他地区，如河套地区的海生不浪文化、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仍然延续了仰韶文化的传统，在整个仰韶晚期持续发展了数百年，可以说明正是激烈的社会竞争造成了仰韶中期的衰落。同样，红山文化的衰落也是在辽西和内蒙古东南部社会竞争最为激烈的地方。

长江中下游地区虽然也有少量粟作农业，但更像是单一的稻作农业区，特别是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地区，一直都有依赖水生环境资源的传统，到良渚文化时期更是特化为高度依赖水稻生产的生业，不仅有大规模的水田为证，还出现了整个中国新石器时代最为多样化的石器，其中就包括大量开垦、整修农田以及收割等用于耕作的工具，显示出良渚文化具有新石器时代最为发达的水田集约农业的特征。良渚时期也特别依赖饲养猪作为肉食来源。由于水田农业劳动力投入特别大，大型的水利工程和建筑工程也需要大量劳动力，因此长江中下游的社会作为劳动力密集型社会更倾向于定居和稳定。同时也由于水路交通的便利，各种资源运输方便，更利于产生大规模的农业社会群体。与仰韶中期和红山晚期同时，凌家滩遗址就已经是当时规模最大的聚落体，保存至今的双重环壕围合的面积就有110~140万平方米，且是在聚落南部很可能被裕溪河冲毁了一半的情况下。之后兴起的两湖地区石家河以及环太湖地区良渚文明，社会规模更是远超仰韶中期陕晋豫邻境地区和红山文化晚期。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复杂社会的同时衰落较第一波晚约600年，复杂社会持续了更长的时间，期间社会竞争不会弱于其他地区，究其原因应是稻作农业的潜力大于旱作。

华北地区社会发展则比较复杂，相比之下，海岱区发展相对稳定，中原区与良渚文化同时发展起来的大河村文化社会发展水平最多相当于陕晋豫邻境地区仰韶中期，而且很快就与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同时衰落，至中原龙山文化晚期才与海岱区一起达到本地区复杂社会全盛时期，并在海岱龙山文化晚期一同衰落，发展速度和发展程度不及长江中下游地区。

三个区域的三波衰落是与特定的环境、经济、文化区密切相关的区域性整体衰落，是复杂社会的社会结构、人口、经济和文化的全面衰落，在考古证据上表现为大型聚落消失，聚落数量减少，生业方式重新退回到采集狩猎占比更高的形态，多数区域不但高端手工业产品消失，甚至房屋建筑样式乃至生活器用也发生了改变。但三个区域随后恢复的时间和道路却不尽相同。第一波北方地区的衰落，燕辽地区红山文化退化为小河沿文化，生业方式、房屋样式乃至基本器用都没有太大改变，从红山文化结束至夏家店文化开始，延续千年之久，始终没有恢复，直到夏家店下层文化出现。第二波长江中下游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的衰落，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此后华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拓展的边际地区，再未恢复到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时期的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水平，也没有大型的聚落和有影响力的文化出现，直到商代晚期以后，在商文化的影响下才有所恢复，其间也经历了上千年之久。

只有第一波衰落之后的黄土高原有所不同。陕晋豫邻境地区复杂社会衰落之后，大型聚落虽然消失，但人口数量似乎没有大量减少。在接下来的仰韶晚期重新分散为小型的社群，生业经济明显衰退，彩陶率先在陕晋豫邻境地区消失，说明这里的文化也有所衰落，聚落中大型半地穴式房屋被简陋的窑洞所取代。到庙底沟二期时，陕晋豫邻境地区率先出现了以窑洞式聚落和空三足器为代表的新型文化。空三足器的出现，曾被张忠培称为“革命”[36]，但这种“革命”并不是陶器的改变所引领的。不同于沿河谷阶地分布的仰韶半地穴式房屋聚落，庙底沟二期新型文化的窑洞聚落坐落于山坡甚至山顶，这种居住方式脱离了原来仰韶文化早中期聚落只能利用河谷阶地的景观格局，使得庙底沟二期—常山下层文化得以深入黄土高原腹地，向西、向北逐渐代替了黄土高原仰韶晚期以降属于仰韶传统的马家窑—半山—马厂文化和海生不浪文化，并驱动分布于黄土高原西北部的马家窑—半山—马厂文化向河西走廊乃至新疆东部拓展，在这里与距今5000年进入新疆北部的、来自欧亚草原的阿凡纳谢沃文化以及随后的切木尔切克文化相遇。黄土高原原生旱作农业经济文化开始与欧亚大陆西侧文化有了稳定的接触。黄土高原地区在龙山时期开始大量饲养牛羊这类西来的食草家畜，也开始吸收青铜冶金术，形成了与整个欧亚大陆连为一体的半农半牧式的新型农业经济。庙底沟二期从黄土高原东南部开始的“新文化运动”，至龙山—齐家文化早期迅速遍布整个黄土高原，在短短四五百年间先是催生出延安芦山峁[37]、襄汾陶寺[38]早期这种庙底沟二期大型聚落，后又生长出石峁这种更大的大型社会群体。随后，在二里头文化时期，这一新型文化也出现在了燕辽地区，即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兴盛在当地是突然爆发的，聚落密度甚至要高于同时期二里头文化核心区——洛阳盆地。至此，整个北方地区全面复兴。

第三波华北地区的衰落，从东部的龙山晚期开始，持续到整个二里头文化时期，期间洛阳盆地的二里头文化虽然有所复兴，但也仅限于郑洛及其周边，华北平原地区整体的复兴则是在二里岗商文化以后。华北地区出现的商文化，以鬲为器用，有发达的青铜冶金术，并大量利用牛羊等食草家畜，正是与黄土高原、燕辽地区和华北北部（河北）石峁文化、齐家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下七垣文化这些新型文化体一脉。商文化在商代早期覆盖了华北平原，其触角甚至到了长江流域，在随后的晚商、西周文化不断扩张之下，长江下游才得以逐渐恢复到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时期的经济文化水平。因此可以说，是黄土高原上最早出现的庙底沟二期—龙山时期新型文化，渐次结束了黄土高原、燕辽地区、华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的三波原生农业文化的衰落。庙底沟二期—龙山时期新型文化以陕晋豫邻境地区复杂社会的衰落为契机，以接近欧亚大陆西侧的地缘条件为助力，引入了大麦、小麦、绵羊、山羊、黄牛（商代以后还有马）等新型作物和食草家畜，以及青铜冶金术，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新型的经济文化模式。这种新型经济文化与整个欧亚大陆连为一体，已经不再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原生的三种经济文化类型。

四  中国原生新石器社会走了多远

如果没有后来黄土高原乃至北方地区欧亚大陆一体化新型经济体的出现，中国原生的农业文化一直孤立发展，其社会载体能够达到怎样的程度？就西亚、中国和美洲三大农业原生地的情况来看，在农业起源大致四五千年后就都开始出现了复杂社会，只是西亚农业作物的品种多，家畜除了猪以外还有牛羊等食草动物，加上以后的马可以提供畜力，且有“农副产品革命”的潜力，并在很早就开始有了冶金术。相比之下，中国和美洲农业作物的品种都很单一，也都没有大型家畜可以提供畜力。美洲原生农业文明有中美洲和南美洲两个系统，两者都一直持续到1492年，期间在中美洲一度出现过有文字的玛雅文明，玛雅文明衰落后不足千年又有阿兹特克文明复起，南美洲也发展出安第斯文明。仅就原生农业的体系来看，中国原生农业文明与美洲原生农业文明更为相似，曾经达到的高度都是在良渚式的劳动密集型社会中产生的。但中国和美洲原生农业文明又有不可比之处，美洲两个原生农业系统分别发生在中美和南美安第斯山地，两者距离遥远，各自的腹地狭小而局促；中国一南一北稻作和旱作农业距离很近，且都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如果中国原生农业文明持续发展下去，与美洲的情况定有所不同。不过，历史并没有给我们验看的机会。

以世界原生农业区的发展道路来看，中国史前复杂社会出现是必然的，但发展却不是直线性的。中国农业文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涉及环境地理条件、农业经济类型、农业文化适应性、不同农业文化发展速度、复杂社会衰落后的转型及其与欧亚大陆西侧农业经济及农业社会的关系等诸多方面的互动，并不是某一个因素能够单独决定的。大致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国农业发展核心地区的一北一南即北方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分别成为旱作农业区和稻作农业区，在这两个农业区之间的华北平原，兼有旱作和稻作农业，只是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旱作和稻作的比例不同，也不够稳定。这三个生业经济区在居住方式和日常器用上也不相同，但在三区之内则各自长期稳定，显示了长期的文化适应性，形成了中国原生农业发展过程中的三个农业经济文化体系，并同时开始了社会复杂化的进程。在黄土高原仰韶文化中期、燕辽地区红山文化晚期、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早期、长江中游油子岭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凌家滩—崧泽文化时期，三个区域几乎同时产生了第一批酋邦水平的复杂社会，这样的复杂社会并没有遍布各个区域的全境，而是集中在了如黄土高原的陕晋豫邻境地区、燕辽的辽西和内蒙古东南部等局部地区。第一批复杂社会只延续了500年就发生了衰落，但只有北方地区的陕晋豫邻境地区和红山文化晚期是区域性的整体衰落，本文称之为第一波复杂社会的区域性兴衰。长江中下游地区同时期如凌家滩那样的酋邦也发生了“衰落”，只是这种衰落应当与北方地区不同，如凌家滩社会上层的玉器文化就未消失，随后在崧泽文化并不十分发达的太湖南部突然兴起了规模更大的良渚社群，其上层社会文化正是延续了此前凌家滩传统。良渚等聚落群代表了良渚文化时期产生的一批新的社会群体，同时期的长江中游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也是如此。这批新的社会群体分别集中在长江下游的太湖北部、东部和南部，长江中游的两湖平原北部和西部，其中良渚社群就遗址规模来看，比凌家滩大十几倍，比石家河也大数倍，诸多证据表明良渚社群应当达到了早期国家的水平。长江中下游地区良渚、屈家岭—石家河文化这批复杂社会大致延续600年后才发生了区域性整体衰落，本文称之为第二波复杂社会的区域性兴衰。华北平原情况稍稍复杂，发现和研究的证据也不够充足。以目前发现看，中原地区在与良渚文化同时的大河村文化晚期，有过双槐树那样的复杂社会，可能达到了此前陕晋豫邻境地区仰韶中期的水平，但中原龙山文化早期就整体衰落。而海岱地区的文化延续性更强，在大汶口文化之后的龙山文化时期，不论是中原还是海岱地区都产生了一批规模更大的社会群体，这些社会群体最大的如桐林、两城镇、尧王城乃至稍晚的二里头也许能够达到同时期陶寺和石峁那样的水平，但并不及良渚。这批复杂社会群体分别延续了大致四五百年，在龙山晚期—二里头文化时期也发生了整体性衰落，本文称之为第三波复杂社会的区域性兴衰。

区域性复杂社会的整体衰落与个别的社群兴衰有很大的不同，表现出来的特征往往是区域人口大量减少、社会经济倒退、大型社群消失和社会上层精英文化断裂。这样的衰落应当与复杂社会群体出现在比较小的区域、社会竞争激烈、社会资源耗尽有关。又由于这三波衰落都是纬向性的、同时的，因此也许与环境的纬向性变化有一定关联。第一波衰落之后的燕辽地区以及第二波衰落之后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都没有再次发生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根本性改变，都持续了大致一千年的时间无法恢复。只有黄土高原在仰韶晚期衰落不久就发生了一场持续性的“新文化运动”。在陕晋豫邻境地区，衰落后出现的替代性居住方式——窑洞式聚落，较此前仰韶半地穴式房屋更节省资源，也更适应黄土高原的地理条件，使得随后庙底沟二期的聚落更加深入黄土高原腹地，驱动偏西北的仰韶晚期后续文化（马家窑、半山、马厂）进入河西走廊，并由此长期接触到来自欧亚草原乃至中亚南部（绿洲）的欧亚大陆西侧文化，在石峁文化、齐家文化时期形成半农半牧农业文化，进而占据了整个黄土高原。庙底沟二期—石峁文化（齐家早期）的变迁，不只是改变了几种器物，而是从居住方式到生业的全面改变，同时也是资源利用和开发方式的转变，这种新的文化更加适应黄土高原和北方地区的环境和景观，于是在大致四百年间就见证了芦山峁和陶寺早期的兴起，随后又出现了石峁古城那样的更大的社会群体，进而在二里头时期，转进到燕辽地区，出现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更为可观的社会文化大爆发。燕辽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出现，显然不是原来红山—小河沿文化的持续发展可以达成的。

华北平原龙山—二里头文化的兴衰正与北方地区石峁、齐家—夏家店下层新兴文化同时，但直到龙山文化晚期衰落时，华北平原传统的原生农业文化还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仍然可以算作原生农业文化的第三波衰落。这种衰落到二里头时期大体仍在持续，只有洛阳盆地一度兴起过二里头那样的大型社会群体，直至二里岗—殷墟商文化时期的到来。替代二里头文化而起的二里岗—殷墟商文化的直接前身乃是北方地区新型文化一系。随着商文化遍布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国原生农业新石器文化不复存在，中国青铜时代全面开启。历史只给了中国原生新石器时代文化三波区域性兴衰的时间，期间三种农业文化体系所在的三个农业文化区都曾诞生了区域性的复杂社会，其中文化最为繁盛、人口数量最多、社会群体规模最大的显然是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良渚早期国家，其次则应当是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和石家河社群，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社会群体也不曾达到这样水平。这就表明，在中国原生农业区中，稻作农业能够支撑起更大规模的社会，水利运输和交通也能够解决社会竞争中所需要的物资流动，社会群体相对也更加稳定。如果没有北方地区“新文化运动”的出现，中国原生农业文化在三波衰落后再度复兴，则长江中下游地区仍然会是出现最大规模社会群体的潜在地区，当然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无论如何，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历史的实际进程中，就中国原生农业社会曾经达到的高度来说，走得最远的就是良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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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弛《龙山—二里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文物》2017年第6期。

[2]同[1]。[3]张弛《旧大陆西部作物及家畜传入初期中国北方生业经济结构的区域特征》，《华夏考古》2017年第3期。[4]赵志军等《北京东胡林遗址植物遗存浮选结果及分析》，《考古》2020年第7期。[5]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内蒙古化德县裕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21年第1期；郭明建等《河北康保兴隆遗址发现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存》，《中国文物报》2019年10月1日。[6]魏兴涛《豫西晋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植物遗存的发现与初步研究》，《东方考古》第11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7]赵志军《渭河平原古代农业的发展与变化———华县东阳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华夏考古》2019年第5期。[8]马萧林《灵宝西坡遗址家猪的年龄结构及相关问题》，《华夏考古》2007年第1期；马萧林《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动物群及相关问题》，《中原文物》2007年第4期。[9]秦岭《中国农业起源的植物考古研究与展望》，《考古学研究》（九）上册，文物出版社，2012年。[10]李晓扬《中国早期土坯建筑发展概述》，《草原文物》2016年第1期。[1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第40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12]赵志军《新石器时代植物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中国农史》2020年第3、4期；陈相龙《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生业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变迁：基于河南境内碳、氮稳定同位素研究成果的思考》，《南方文物》2021年第1期。[13]邓振华、秦岭《中原龙山时代农业结构的比较研究》，《华夏考古》2017年第3期。[14]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河南新郑市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存2007年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第5期。[15]顾万发等《巩义双槐树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2021年1月1日。[16]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新砦期或二里头一期早段，这一时期郑洛一带较中原龙山晚期遗址数量减少数倍（前者19、后者156处），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1997~2007年区域系统调查报告》（3），第1218、1219页，科学出版社，2019年。[17]典型者如白音长汗，见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第40~200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18]魏兴涛等《三门峡灵宝盆地史前遗址的调查收获及重要意义》，《中国文物报》2020年4月3日。[19]巴林右旗博物馆《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调查》，《考古》1987年第6期。[20]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庙底沟文化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8年第4期。[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灵宝西坡墓地》，第19~110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22]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上，第17~39页，文物出版社，2012年。[23]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第35~268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24]南京博物院等《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第183~302页，文物出版社，2016年。[25][日]中村慎一《良渚文化的遗址群》，《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26]刘斌等《良渚古城考古的历程、最新进展和展望》，《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20年第3期。[27][英]科林·伦福儒等著、朱叶菲等译《中国复杂社会的出现：以良渚为例》，《南方文物》2018年第1期。[28]郭伟民《新石器时代澧阳平原与汉东地区的文化和社会》，第191、192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29]张弛《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聚落与社会》，《考古学研究》（十），科学出版社，2012年。[30]孙波《聚落考古与龙山文化社会形态》，《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3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考古》2013年第7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神木县石峁城址皇城台地点》，《考古》2017年第7期。[32]赵海涛《二里头都邑聚落形态新识》，《考古》2020年第8期。[33][美]约瑟夫·泰恩特著、邵旭东译《复杂社会的崩溃》，第65~130页，海南出版社，2010年。[34]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第416、41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35]钱耀鹏《窑洞式建筑的产生及其环境考古学意义》，《文物》2004年第3期。[36]张忠培、杨晶《客省庄与三里桥文化的单把鬲及其相关问题》，《中国陶鬲谱系研究》，故宫出版社，2014年。[3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延安市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19年第7期。[3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第一册），第122~137页，文物出版社，2015年。

（作者：张弛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原文刊于《文物》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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