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M111出土铜器的检测分析及相关问题

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是西周早期曾国的高等级贵族墓地，葬制独特，布局清晰，保存完整，随葬器物种类多、数量大，备受学界关注[1]。其中M28、M65和M111三座墓葬尤为重要，是有确切铭文印证的曾侯墓，而且M28和M65均出土带有“曾侯谏”铭文的铜器[2]。M111所出青铜礼器中，有15件可见“曾侯”铭文，完全可以确定其墓主身份为一位曾侯；其中2件铜簋上发现有“曾侯犺作宝尊彝”铭文，另有1件铜方座簋上发现有“犺作烈考南公宝尊彝”铭文，可进一步推定M111墓主为“曾侯犺”[3]。需要指出的是，在叶家山西周墓地发现后，有学者指出M111是墓地中年代最早的一位曾侯墓[4]，但M111发掘简报将其年代推定在西周早期偏晚阶段，约当昭王时期。

M65、M28和M111三座墓葬均出土大量铜器，其中M65出土117件，M28出土606件，M111出土近2600件。通过检测分析，我们已初步揭示了M65和M28出土铜器的技术特征及其蕴含的文化信息[5]。这两墓出土铜器以铸造为主，有铅锡青铜、锡青铜和铅青铜三种材质类型；铭文相同、纹饰风格一致的铜容器金相组织、合金成分均较为一致，但不同器组间的合金配比有所不同。本文拟通过金相组织观察、成分分析和铅同位素比值测定等方法，结合青铜器制作工艺和铭文、纹饰的研究，再对M111出土铜器的技术特征进行综合分析，为研究西周时期青铜技术的发展提供新的科学分析资料。

一、实验样品概况

叶家山M111出土铜器按用途可分为容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工具、原料、丧葬用器七大类。其中容器58件，包括鼎、甗、鬲、簋、罍、尊、卣、壶、漆壶铜、斝、盉、爵、扁觚、觯、盘、匕、斗等；乐器14件，包括镈钟、甬钟、编铃，其中1件镈钟和4件甬钟组成一套编钟；兵器1324件，包括钺、戈、戟、矛、旄、镞、胄饰、钖等；车马器968件，包括弓形器、马镳、马胄、当卢、马笼套、马护膝、节约、扣件等；原料2件，均为圆铜锭；丧葬用器202件，包括铜鱼、手持钺形饰、人首形饰、翣、半兽面形饰、虎形饰、衔尾龙形饰等；工具18件，包括斧、锛、凿、刻刀等。为揭示各类器物的技术特征，本文对M111出土铜器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取样分析。样品均取自器物残破处或铸造范缝部位，完好或毛刺打磨光滑的器物不取样，在满足分析条件的情况下所取样品尽可能小，未对器物外观产生影响。

取样时，容器兼顾食器、酒器和水器，并考虑其铭文、纹饰和组合等情况；尽量选取不同种类的器物，以增强样品的代表性；同一种类器物尽量选多件取样，以增加可比性。本文共对45件器物进行取样，包括容器28件、乐器5件、兵器11件、车马器1件，计方鼎6件（M111∶85取样4个）、圆鼎6件（M111∶77、84各取样2个）、簋4件（M111∶50取样2个、M111∶59取样3个）、方座簋1件、尊1件、卣2件（M111∶112取样2个）、罍3件（M111∶120取样2个）、壶1件、方觚1件、爵1件、漆壶铜2件、编钟5件、戟4件、钖7件、轭1件，共制备55个样品。另对山父丁盉M111∶127锈蚀样品进行了铅同位素分析。

二 分析结果

首先按标准程序制备好金相样品，在浸蚀前对样品铸造缺陷和夹杂物分布情况进行初步观察；然后使用3%的三氯化铁盐酸乙醇溶液进行浸蚀，采用LeicaDM4000金相显微镜对浸蚀后的样品进行金相组织观察和拍照。观察后的样品经再次磨光和抛光，做喷碳处理，而后置入带有能谱仪的扫描电子显微镜进行观察和成分分析。所用仪器为北京科技大学测试中心的ZEISS EVO18高分辨扫描电镜，能谱分析仪为BRUKER X Flash Detector5010，分析条件设定为加速电压20kV，工作距离7~10mm，激发时间≥60s。考虑到铜器样品存在成分偏析和锈蚀等因素，尽量选取锈蚀较少的不同部位进行分析，而后取多次分析结果的平均值代表该样品的成分组成。附表一所列即为55个样品的扫描电镜能谱分析结果。使用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的VG Elemental型多接收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MC-ICP-MS）测试样品的铅同位素比值。仪器分析精度：²⁰⁷Pb/²⁰⁶Pb、²⁰⁸Pb/²⁰⁶Pb和²⁰⁶Pb/²⁰⁴Pb的相对误差分别小于0.01%、0.01%和0.1%；测试时使用国际铅同位素标准溶液SRM981校正仪器，每测试3~4个样品即测试一次标准溶液SRM981。结果详见表一。

（一）合金成分

由检测结果可知，就取自器物本体的样品而言，经分析的45件器物中，有20件为铅锡青铜，包括容器13件、兵器7件；有24件为锡青铜，包括容器14件、乐器5件、兵器4件和车马器1件；仅有1件为铅青铜，为容器铜鼎。检测容器补铸材料样品3个，其中2个为铅锡青铜，1个为铅青铜（图一）。分析结果揭示，这批铜器在合金材料方面具有如下几个技术特征。

首先，容器的材质类型较多。28件容器类器物中，锡青铜有14件，铅锡青铜有13件，铅青铜有1件（图二）。铅锡青铜的锡含量为7%~14%，且集中分布于10%~14%，占比约84.6%；铅含量为2.1%~21%，其中在2.1%~10%之间的器物有9件，在10%~21%之间的器物有4件。锡青铜的锡含量多为12.1%~18.8%，仅铜鼎M111∶81器盖锡含量较高，达22.7%。另有1件铅青铜鼎M111∶88，其铅含量为11%。

其次，带盖的器物，器盖和器身的合金类型或同或不同。铜罍M111∶120器盖（43465-2）和器身（43465-1）、曾侯犺簋M111∶59器盖（43457-3）和器身（43457-2）合金元素含量均接近，可能是使用相同配比的合金料制成的。父辛提梁卣M111∶112器盖（43488-1）和器身（43488-2）分别为铅锡青铜和锡青铜，应是分别配制合金料制作的。另外，方鼎M111∶85器盖（43463-3）与盖上扉棱（43463-2）为分铸铸接制作，均为铅锡青铜。

第三，补铸的器物，补铸材料和本体合金类型或同或不同。铜鼎M111∶77、铜簋M111∶50腹部补块和本体材料均为铅锡青铜，合金元素含量接近。铜鼎M111∶84补足和本体材料的合金类型不同，本体（43462-1）为铅锡青铜，补足（43462-2）为铅青铜。

第四，兵器以铅锡青铜为主，1件车马器为锡青铜。11件兵器中，有铅锡青铜7件，锡青铜4件（图三）。铅锡青铜的铅含量为2.8%~10.6%，锡含量变化幅度较大，为5.3%~22.2%，其中铜钖M111∶36合金元素含量最高，含锡22.2%、含铅10.6%；锡青铜的锡含量为11.5%~16.3%。车马器铜轭M111∶填53锡含量较高，为27.3%。

（二）金相组织

经金相鉴定的45件器物，有铸造、铸后受热、铸后局部热锻三种组织形态。部分器物金相组织见图四~一一。总体看来，这批铜器在制作工艺方面呈现如下两个技术特征。

首先，这批铜器的制作主要采用铸造工艺，仅有个别兵器在局部进行了热锻加工。其中有24件器物的本体样品显示典型的铸态组织，包括容器18件、兵器5件、车马器1件，基体为α固溶体枝晶，晶内偏析明显。部分样品组织中（α+δ）共析体较多，互连成网状；部分样品（α+δ）共析体较少，呈岛屿状分布。铅锡青铜中的铅呈大小不等颗粒状、枝晶状、片状分布于组织中；个别样品中铅分布不均匀，可能与铅的比重偏析有关；有些样品中少量的铜硫化物与铅颗粒伴生。有21件为铸后受热组织，包括容器10件、乐器5件、兵器6件，基体为α固溶体，晶内偏析不明显，局部晶粒粗大，显示受热组织均匀化的特点，可能系使用或其他原因经火烧受热所致。

其次，这批铜器的杂质元素较少，仅检测到铁、砷和锑，它们都以硫化物形式存在。硫化物大多为硫化亚铜，也有含铁的硫化物，未发现富铁相和其他杂质元素形成的特殊相。从器表观察，样品组织致密，未见集中的缩孔和疏松存在，如图一二~一五。

（三）铅同位素比值分析

铅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22件青铜器样品²⁰⁸Pb/²⁰⁴Pb的比值为37.672~41.9，²⁰⁷Pb/²⁰⁴Pb的比值为15.492~16.008，²⁰⁶Pb/²⁰⁴Pb的比值为17.403~21.838，²⁰⁸Pb/²⁰⁶Pb的比值为1.919~2.173，²⁰⁷Pb/²⁰⁶Pb的比值为0.733~0.89（表一）。²⁰⁴Pb、²⁰⁶Pb、²⁰⁷Pb、²⁰⁸Pb是铅的四种稳定同位素，其中²⁰⁴Pb几乎不具放射性，而²⁰⁶Pb、²⁰⁷Pb、²⁰⁸Pb则是由不同的放射性元素经一系列衰变形成的。铅同位素组成中²⁰⁶Pb、²⁰⁷Pb或²⁰⁸Pb含量特别高，即所谓高放射性成因铅，这种铅在地质上是十分罕见的，而我国的金属铅矿大多为²⁰⁷Pb/²⁰⁶Pb比值大于0.84的普通铅[6]。由此可见，铜鼎M111∶64、铜钖M111∶310及铜戟M111∶1、61样品中所含的铅均为高放射性成因铅，其他样品中的铅为普通铅。

三 分析讨论

（一）铜容器合金成分与铭文、组合的关系

容器类器物的制作背景和工艺值得关注。铭文相同、纹饰风格一致的铜器组，部分器物合金元素组成相近，可能是使用相同配比的合金料制作的；部分器物合金元素组成有所差异，可能是分别配制合金料制作的。4件曾侯带盖方鼎大小、形制、纹饰及铭文内容基本相同。方鼎M111∶72、M111∶80和M111∶81只分析了器盖，合金类型为含少量铅的锡青铜；方鼎M111∶72和M111∶80合金元素含量相近，应是使用相同配比的合金料制作的；M111∶81锡含量较高，为22.7%。另外1件方鼎M111∶74样品取自器身部位，合金类型为铅锡青铜。

两件曾侯犺带盖圈足簋M111∶59、60（图一六），大小、形制、纹饰及铭文内容相同，合金类型均为锡青铜。M111∶59口沿（43457-1）和腹部（43457-2）锡含量分别为15%和15.8%，M111∶60腹部锡含量为14.2%，它们可能是使用相同配比的合金料制作的。另外，M111∶59盖（43457-3）也为锡青铜，锡含量为18.3%，器盖可能是使用和器身相同配比的合金料制作的。

曾侯提梁卣M111∶124、126和曾侯尊M111∶130（图一七），风格和铭文内容相同，为一尊二卣组合。本文分析的铜尊M111∶130和提梁卣M111∶124均为锡青铜，锡含量分别为14.3%和14.2%，应是使用相同配比的合金料制作的。

形制、风格相同的器物，其合金元素含量接近或趋同。带盖铜罍M111∶110和M111∶120，大小、形制和纹饰相同（图一八），均为铅锡青铜制作，合金元素含量接近，锡含量分别为11.3%和12.9%，铅含量分别为9%和11.5%，可能是使用相同配比的合金料制成的。另外，M111∶120器盖（43465-2）和器身（43465-1）合金元素含量趋同，也可能是使用相同配比的合金料制成的。漆壶铜M111∶148和M111∶149，大小、形制相同，均为铅锡青铜，锡含量分别为13.4%和13.2%，铅含量分别为3%和2.1%，应是使用相同配比的合金料制成的。

总体看来，曾侯器有铅锡青铜和锡青铜两种合金类型，包括曾侯犺器和未带私名的曾侯器。本文检测的另外2件未带私名的曾侯器物，M111∶85曾侯方鼎盖（43463-3）和M111∶62方格乳丁纹曾侯簋均为铅锡青铜，合金元素含量各不相同。需要指出的是，M111∶67“犺作烈考南公宝尊彝”方座簋也应是曾侯作器，与曾侯犺簋的合金类型相同，均为锡青铜，锡含量较为接近。

值得注意的是，M111出土的一些风格特殊器物，合金元素含量各具特点，未见明显规律（见图二）。形制特殊的方鼎M111∶73、表面打磨光滑的铜罍M111∶109、橄榄形壶M111∶116、形制特殊的方觚M111∶123均为锡青铜，其中方鼎M111∶73和方觚M111∶123的锡含量在13%左右，另外2件器物的锡含量在18.4%左右。商代风格的铜鼎M111∶64，风格特殊、器腹较深的铜鼎M111∶66，分范线在两足间的铜鼎M111∶77，祖辛大鼎M111∶84，饰四瓣目纹和火纹的铜鼎M111∶90，均为铅锡青铜，锡含量为7%~12.3%，除铜鼎M111∶90外，铅含量为5.9%~11.2%。

（二）关于青铜编钟的问题

M111共出土5件编钟，包括1件镈钟和4件甬钟（图一九），全部为锡青铜。甬钟M111∶8、13形制相同，锡含量较为接近，分别为2.5%和3.2%；甬钟M111∶7、11形制相同，锡含量相同，均为3%；镈钟的锡含量为4.2%。总体看来，这5件编钟锡含量相近且较低，低于同墓出土的容器类器物。

从目前已发表的材料看，西周编钟制作工艺尚处于发展阶段。经科学分析的西周时期编钟主要为铜锡铅和铜锡含少量铅合金，其中国墓地检测的3件编钟铜含量最高达97.2%，锡含量为1.9%~3.7%，并含有少量铅[7]；横水墓地检测的4件编钟锡含量为3.7%~6.1%，其中3件铅含量为1％~2.4％，另1件不含铅，与该墓地出土青铜容器的合金成分有一定差别，特别是锡含量较容器低[8]。这表明西周早中期编钟合金组成并不稳定。经分析的宜昌万福垴10件西周中晚期编钟合金成分亦不稳定，材质类型有四种，包括4件铜锡砷合金（N03E20∶5~8）、2件铜锡铁合金（N03E20∶2、4）、2件铜锡含少量铁合金（N03E20∶3、9）和2件铜锡含少量铅合金（N03E20∶10、11），表明万福垴编钟并非同一批次铸造而成[9]。其中铜锡铁和铜锡砷合金的编钟为首次发现，为古代编钟铸造技术史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东周时期的曾侯乙墓和擂鼓墩2号墓出土编钟的平均锡含量约为13%，铅含量为1%~4.6%，合金组成趋于稳定[10]，与《考工记》所载“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更加吻合。

退火组织的特点为金相组织中的树枝晶转变成等轴晶，这种晶体在形态上接近六边形，能够有效降低晶粒接触面上的能量，减少成分偏析，使得整个组织更加接近平衡态[11]。经金相鉴定的宜昌万福垴10件编钟，除4件铜锡砷合金编钟为铸造组织外，其余皆为铸后退火组织[12]。已检测的曾侯乙墓和擂鼓墩2号墓出土编钟亦出现α固溶体等轴晶退火组织[13]。此次经金相鉴定的5件叶家山M111编钟，基体均为α固溶体，晶内偏析不明显，局部晶粒粗大，显示受热组织均匀化的特点（见图九、一○），说明这些编钟铸后均经退火处理。贾云福等在复制曾侯乙编钟的过程中，“发现铸后测出的基频与停放一段时间后测得的基频不一样，经过退火又有所变化”，编钟经退火处理，可使其组织均匀化，消除内部应力，改善音质[14]。因此，叶家山M111出土编钟的铸后退火组织，可能是根据音质需要而有意进行的工艺处理。

叶家山M111出土5件西周早期编钟的配套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已有研究结果表明，西周早期的甬钟为3件一组，西周中期出现了4件一组和5件一组的新组合，西周晚期基本上是8件一组，也有少量为7件一组，还有6件一组的可能[15]。叶家山M111共出土编钟5件，其中4件甬钟可分为A、B两型，出土时为ABAB交叉放置，1件镈钟放在最边上，属于“混搭”配套[16]。然而实际上，这批编钟具体如何配套尚需结合编钟测音结果进行研判。

（三）铜器铅同位素比值特征

铅同位素比值分析在古代铜器矿料产地溯源和铜器群组划分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古代铜器的主要合金成分为铜、锡、铅，而古代锡矿主要为锡石，锡石中杂质较少，合金元素锡对铅同位素数据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铅同位素比值可作为铜矿或铅矿的示踪剂[17]。至于反映的是何种矿料来源信息，则需对比器物的元素成分进行具体分析。

从分析结果看，叶家山M111出土22件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分布范围较为宽泛。将叶家山曾国族属铭文铜器[18]与M111出土铜器铅同位素比值散点作图二○，由图二○结合表一、附表一可以看出，4件高放射性成因铅样品中，有2件为锡青铜（铜戟M111∶1、铜钖M111∶310），其铅含量小于2%，所含的高放射性成因铅应是铜料中的杂质；有2件为铅锡青铜（铜鼎M111∶64、铜戟M111∶61），使用了高放射性成因铅的金属铅料。这4件器物与叶家山曾国族属铭文铜器铅同位素比值分布范围截然不同。含有高放射性成因铅的铜器在我国商代遗址中有广泛发现[19]，而且在殷墟一、二期达到了使用的高峰[20]。铜鼎M111∶64为商代风格器物，其出现在叶家山M111中，当是周初“分器”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山父丁盉M111∶127的铅同位素比值也在叶家山曾国族属铭文铜器的分布范围之外，表明山父丁盉的原料与曾国族属铭文铜器不同。

总体看来，M111有17件普通铅样品与叶家山曾国族属铭文铜器使用的原料相同。如图二○和表一、附表一所示，在这17件样品中，有11件样品为锡青铜，其铅同位素比值散点落在叶家山锡青铜曾国族属铭文铜器铅同位素比值分布范围内，其中3件为曾侯铜器，分别为曾侯犺簋M111∶59、60和犺作烈考南公宝尊彝方座簋M111∶67；5件编钟没有铭文，其使用的铜料与曾国族属铭文铜器相同，因此可以判断这5件编钟为曾国铜器；1件方觚M111∶123和1件铜戟M111∶76所使用的铜料与曾国族属铭文铜器相同，也可以判断为曾国铜器；父辛卣M111∶112的铅同位素比值散点落在叶家山锡青铜曾国族属铭文铜器铅同位素比值分布范围内，表明其使用的铜料与曾国族属铭文铜器相同。6件铅锡青铜器物中，祖辛大鼎M111∶84、四瓣目纹鼎M111∶90和范线特殊的铜鼎M111∶77的铅同位素比值散点，落在叶家山铅锡青铜曾国族属铭文铜器铅同位素比值分布范围内，表明其使用的铅料与曾国族属铭文铜器相同。需要说明的是，3件铅锡青铜兵器中，2件铜钖（M111∶78、314）铅同位素比值散点落在叶家山锡青铜曾国族属铭文铜器铅同位素比值分布范围内，表明其使用的铅料与曾国族属铭文铜器的铜料可能来自同一处多金属共生矿；1件铜戟（M111∶94）铅同位素比值散点落在叶家山铅锡青铜曾国族属铭文铜器铅同位素比值分布范围内，表明叶家山M111出土青铜兵器原料来源比较多元。

四 结语

本文通过检测分析，初步揭示了叶家山M111出土铜器的技术特征及其蕴含的文化信息，为研究西周时期青铜技术发展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对于深入认识M111墓主身份具有重要意义。

叶家山M111出土铜器有铅锡青铜、锡青铜和铅青铜三种材质类型，以铸造为主，仅个别兵器在局部进行了热锻加工。铭文内容、纹饰风格相同的铜器组，部分器物合金成分较为一致，部分器物合金成分有所差异。5件编钟全部为锡青铜，与曾国族属铭文铜器使用的铜料相同，其制作工艺尚处于发展阶段。

经分析的22件叶家山M111铜器铅同位素比值分布范围较为宽泛，其中4件为高放射性成因铅，其他均为普通铅；个别高放射性成因铅的商代风格器物出现于叶家山M111中，可能是周初“分器”的结果；普通铅样品使用的原料基本上与曾国族属铭文铜器相同，少量兵器铅同位素比值分析结果表明其原料来源比较多元。

从方法论角度看，本文利用成分分析、金相组织鉴定、铅同位素分析与铜器组合、铭文内容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能够为青铜器技术特征、铜器群构成等学术问题研究提供科学资料，甚至能够为特殊器物的社会、文化属性等方面的研究提供重要线索。

附记：本文写作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考古发掘报告”（项目批准号：14ZDB051）和“先秦时期中原与边疆地区冶金手工业考古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7ZDA219）的资助。本文是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随州市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单位关于叶家山墓地出土青铜器制作工艺综合研究的成果之一。研究工作得到这些单位诸多老师的指导与帮助，在此致以诚挚感谢。

注释

向上滑动阅读

[1] 李学勤等《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笔谈》，《文物》2011年第11期；李伯谦等《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第二次发掘笔谈》，《江汉考古》2013年第4期。

[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叶家山M65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1年第3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叶家山M28发掘报告》，《江汉考古》2013年第4期。

[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叶家山M111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20年第2期。

[4] 张天恩《试论随州叶家山墓地曾侯墓的年代和序列》，《文物》2016年第10期。

[5] 郁永彬等《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M65出土铜器的金相实验研究》，《江汉考古》2014年第5期；郁永彬等《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M28出土青铜器的检测分析及相关问题》，《考古》2018年第7期。

[6] 金正耀等《商代青铜器中的高放射性成因铅：三星堆器物与沙可乐（赛克勒）博物馆藏品的比较研究》，《“迎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

[7] 苏荣誉等《国墓地青铜器铸造工艺考察和金属器物检测》，《宝鸡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

[8] 陈建立《中国古代金属冶铸文明新探》，第123~141页，科学出版社，2014年。

[9] 马仁杰等《宜昌万福垴遗址青铜器的科技分析及相关考古学问题》，《江汉考古》2019年第5期；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万福垴编钟检测数据。

[10] 贾云福、华觉明《曾侯乙编钟的化学成分及金相组织分析》，《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黄维、陈建立《随州擂鼓墩二号墓出土青铜器的金相实验研究》，《随州擂鼓墩二号墓》，文物出版社，2008年。

[11] D.A.Scott，Metallography and Microstructure of Ancient and Historic Metals，Singapore：J.Paul Getty Trust，1991：284.

[12]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万福垴编钟检测数据。

[13] 同[10]。

[14] 贾云福、华觉明《曾侯乙编钟的化学成分及金相组织分析》，《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

[15] 常怀颖《西周钟镈组合与器主身份、等级研究》，《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2期。

[16] 方勤《叶家山M111号墓编钟初步研究》，《黄钟》2014年第1期。

[17] Noel H.Gale，Zofia Stos-Gale，Lead Isotope Analyses Applied to Provenance Studies，Modern Analytical Methods in Art and Archaeology，New York：John Wiley&Sons，Inc.，2000：503-584.

[18] 叶家山曾国族属铭文铜器是指叶家山整个墓地出土的带曾国铭文的铜器，其铅同位素比值特征代表曾国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特征。叶家山曾国族属铭文铜器的合金类型有铅锡青铜和锡青铜两种，铅锡青铜曾器代表曾国族属铭文铜器中的铅锡青铜器物，锡青铜曾器代表曾国族属铭文铜器中的锡青铜器物。

[19] 金正耀等《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研究》，《考古》1994年第8期；金正耀等《广汉三星堆遗物坑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研究》，《文物》1995年第2期；彭子成等《赣鄂皖诸地古代矿料去向的初步研究》，《考古》1997年第7期；孙淑云等《盘龙城出土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测定报告》，《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彭子成等《盘龙城商代青铜器铅同位素示踪研究》，《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金正耀等《成都金沙遗址铜器研究》，《文物》2004年第7期；金正耀等《宝山遗址和城洋部分铜器的铅同位素组成与相关问题》，《城洋青铜器》，科学出版社，2006年；崔剑锋等《垣曲商城出土部分铜炼渣及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分析研究》，《文物》2012年第7期。

[20]金正耀等《中国两河流域青铜文明之间的联系——以出土商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研究结果为考察中心》，《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金正耀《论商代青铜器中的高放射成因铅》，《考古学集刊》（15），文物出版社，2004年。

（作者：郁永彬 景德镇陶瓷大学艺术文博学院，陈建立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梅建军 英国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陈坤龙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常怀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黄凤春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文刊于《文物》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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