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精神健康与心理苦痛：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
“ 精神健康并非医学或社会科学的专属领域，它与每一个人类成员密切相关，
因为它不断引导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才是一个人。”——景军
精神健康与心理苦痛：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法]伊莎贝尔·顾丹 ; 王思萌 主编蒙田 译2021年9月/128元
ISBN 978-7-5201-8613-1
中文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个人心理,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
序言
自杀，一种社会事实 克里斯蒂安·鲍德洛、罗杰·埃斯塔布雷（Roger Establet）
文明进程与“幸福感”：追求平衡？ 马克·若利（Marc Joly）、达夫妮·博尔兹（Daphné Bolz）
构建一种个人层面的社会学 贝尔纳·拉伊尔（Bernard Lahire）
民族精神病学的理论溯源 理查德·雷希曼（Richard Rechtman）
延伸阅读：皮埃尔·布尔迪厄：精神分析的社会学意义 弗朗辛·米埃尔-德雷富斯（Francine Muel-Dreyfus）
心理苦痛，社会疾苦：代际冲突与遗产矛盾 弗朗辛·米埃尔-德雷富斯（Francine Muel-Dreyfus）
延伸阅读：阿布戴玛赖克·萨亚德：历史社会学和移民的临床社会学 弗朗辛·米埃尔-德雷富斯（Francine Muel-Dreyfus）
批评与实践：精神健康的“性别视角” 斯蒂芬妮·巴师（Stéphanie Pache）
延伸阅读：福柯对精神健康领域的贡献 克劳德-奥利维埃·多隆（Claude-Olivier Doron）
第二部分 精神健康场域的重组
序言
两个去机构化运动：二战后的精神病学、社会科学和现代化 尼古拉·汉克斯（Nicolas Henckes）
延伸阅读：戈夫曼与疯狂：社会秩序与疾病 卡蜜尔·兰瑟勒维（Camille Lancelevée）
精神健康的强制与自愿概念 琍维亚·维尔皮（Livia Velpry）、贝诺·埃洛（Benoît Eyraud）
延伸阅读：罗伯特·卡斯特对精神健康研究的贡献 贝尔特朗·拉翁（Bertrand Ravon）
精神医疗健康“分子化”转折点：精神药物及其历史沿革和制药创新 让-保罗·高迪里尔（Jean-Paul Gaudillière）
神经科学和精神病学：社会科学研究方向初探 巴蒂斯特·穆窦（Baptiste Moutaud）
谋求“福祉”：现状与展望 娜迪亚·卡尔努斯（Nadia Garnoussi）
精神分析：一个法国特例？ 玛雅·梵斯坦（Maïa Fansten）
延伸阅读：从拉康到拉康主义 玛雅·梵斯坦（Maïa Fansten）
第三部分 “苦痛者”的视角：实证调查一瞥
序言
家长协会：参与性民主还是游说集团？——自闭症案例试析 布丽奇特·莎玛克（Brigitte Chamak）
精神卫生领域中家庭与专业人士关系初探 奥德·贝利雅（Aude Béliard）、让-塞巴斯蒂安·埃德利蔓（Jean-Sébastien Eideliman）
青春期行为障碍管理，挑战何在？ 伊莎贝尔·顾丹（Isabelle Coutant）
研究国际移民之苦痛——以在法国的中国移民为例 王思萌
监狱，精神脆弱者之所 狄迪尔·法森（Didier Fassin）
有助于社会整合的医学？——浅议精神药物的消费 菲利普·勒·莫涅（Philippe Le Moigne）
职场精神痛苦与健康 米歇尔·高拉克（Michel Gollac）
后记 理查德·雷希曼（Richard Rechtman）
作者简介
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伊莎贝尔·顾丹（Isabelle Coutant） 社会学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主任研究员，法国社会问题、社会科学、政治与健康跨学科研究所（IRIS）成员。主要从事城市民族志研究，注重从社会学的角度探索心理痛苦的问题。发表了Troubles en psychiatrie. Enquête dans une unité pour adolescents (2012) 和Les migrants en bas de chez soi (2018)。
王思萌，社会学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员，法国医学、科学、健康、心理健康与社会研究中心（CERMES3）成员，法国东亚和东南亚移民多学科研究网络(MAF)协调员。专注于国际移民、健康、精神健康,以及当代中国（中国大陆及其侨民）的研究。著有Illusions et souffrances. Les migrants chinois à Paris (2017)，并联合主编了Chinese immigrants in Europe: image, identity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2020)。
精彩片段
与此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病态”一词已不再仅用于描述精神疾病。政府部门注重维护民众的“精神健康”，从而扩大了精神病学的使命，使它不再局限于严重精神疾病的治疗。因此，一个“寻求内心平衡和福祉的庞大市场”应运而生。
除了公共卫生问题之外，还引发了一些科学问题：应如何诠释这些变化？社会和文化环境变化在何种程度上会对心理造成影响？经济和政治场域对精神健康领域的表征和专业实践有何影响？精神障碍分类模式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其表达？通过现有不同疗法可以辨识出哪些人口管理模式？精神疾病专业治疗的学科和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演变，究竟揭示了当代社会的何种问题？
我们将在本书中讨论这些问题，但在此之前，不妨回顾一下社会科学史上有关心理障碍的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一些里程碑，以及它们在精神科治疗体系中的定位。
从自杀社会学到精神疾病社会学
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在19世纪末创建社会学时，曾致力于指定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社会事实（fait social），从而将社会学与现存的心理学区分开来。他之所以选择自杀问题作为其理论的第一个应用领域，是想阐明以下论点：即使是针对被视为仅属于个人心理的对象，采用社会学去分析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条件是要关注社会事实的统计变化，而非关注个体的特殊过程，因为后者属于心理学范畴。涂尔干通过考察自杀率与各种变量（家庭情况、地理区域、宗教等）之间的相关性，确定自杀倾向是与群体凝聚程度成反比的，即凝聚程度越高，自杀倾向越弱。在美国，从20世纪初开始，由于高校中社会学快速制度化，多项经验性研究沿用了此一假设，并将其扩展到所有精神疾病上。芝加哥大学便是最佳例证。社会学家思考“社会混乱”、“失范”（anomie）和心理障碍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在移民社区尤为显著。1930年，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受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和社会心理学专家埃尔斯沃斯·法利斯（Ellsworth Faris）之邀前往该校讲学，介绍他新近发表的关于自杀的专著。在书中，他对涂尔干的论说予以评论。法利斯的儿子罗伯特·李（Robert E. Lee）深谙涂尔干的论著，当时也到会听讲。他于20世纪30年代末与瓦伦·邓汉（H. Warren Dunham）合作发表了一份关于芝加哥精神分裂症统计分布的研究，证明了贫困街区精神分裂症比例甚高。
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美国社会学针对精神病理学和治疗机构做出了大量的研究，这主要得益于其较早就实现了制度化，也因为它与高校内的医疗系统关系密切。例如，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默顿（Robert King Merton）在哈佛大学出席了对社会学抱有浓厚兴趣的生物化学家亨德森（Henderson）博士的专业讲座。亨德森日后也对威廉·福特·怀特（William Foote Whyte）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者的专著《街角社会》（Street Corner Society)成为田野调查的典范之作。虽然只有寥寥几页的篇幅，怀特却阐述了街角帮中内部关系体系对其中一名失宠的年轻人的心理平衡的影响。怀特叙述了自己如何透过对所研究环境的深入了解进行干预，恢复了他的名声，事后证明此一干预具有治疗效果，避免他患上抑郁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医学社会学在美国蓬勃发展。但在法国，社会学对医学和健康几乎不予以重视，而是专注于劳动、犯罪、宗教、乡村、娱乐等领域的研究。唯一的例外是罗杰·巴斯蒂德（Roger Bastide），他先后出版了两本力作：一本是1950年的《社会学与精神分析》（Sociologie et psychanalyse），另一本是1965年的《社会学与精神病》（Sociologie des maladies mentales）。在书中，他罗列出英美国家所有关注精神疾病社会发生机理的社会学和精神病学著作。但巴斯蒂德力推的研究计划却曲高和寡，无人响应。在针对疯癫的研究方面，当时以米歇尔·福柯、罗伯特·卡斯特（Robert Castel）为首的知识界主要聚焦于对治疗机构的批评，以及对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 的专著《精神病院》（Asiles）的宣传。从这个角度来看，精神病学机构首先是被作为社会控管机构来分析的，它维持甚至催生了它本应医治的病症。直到21世纪初，法国社会学才将精神疾病问题重新列入研究范畴。
心理的文化维度：人类学的贡献
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社会学对精神疾病的社会决定论不甚感兴趣，而法国人类学对这类问题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与20世纪初兴起的精神分析讨论一脉相承。在1912年出版的《图腾与禁忌》(Totem et tabou)中，弗洛伊德对其理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合理性进行了思考。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特罗布里安群岛驻留，其间对俄狄浦斯情结的普世性提出了质疑，但并不否定存在一个超越不同文化心理建构的假设。在他研究的母系社会中，鉴于母舅所担任的角色，他提出了母舅情结（complexe avunculaire)的概念。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于20世纪20年代在哲学课上发现了精神分析学，当时法国人类学对精神分析并不感兴趣，这与英美国家的人类学恰好相反。不过，他与精神分析保持着一种模棱两可的关系：他对这门学科抱以怀疑态度，却又从中汲取养分。从弗洛伊德的作品中，他意识到即使看起来不合逻辑的现象也可能成为理性分析的一部分。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的研究与弗洛伊德对梦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二者皆源于无意识中的“象征功能”。列维-斯特劳斯对精神分析治疗的效果亦颇感兴趣，将精神分析师的干预和萨满的干预相对照。精神分析和人类学之间的这种交叉影响延续到拉康的作品中，受列维-斯特劳斯作品的启发，拉康对弗洛伊德的理论在概念上重新进行了梳理。
1963年，列维-斯特劳斯和罗杰·巴斯蒂德（Roger Bastide）邀请乔治·德弗罗（Georges Devereux）到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PHE）教授民族精神病学。德弗罗是一位美国人类学家，出生于特兰西瓦尼亚，二战后曾在法国接受精神分析方面的培训，20世纪30年代曾在巴黎师从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后成为专注于研究北美印第安人霍比（Hopi）部落和莫哈维（Mohave）部落的民族学家。他借鉴精神分析和人类学的双重方法，创立了民族精神病学和民族精神分析学，并在1951年出版的《一个平原地区印第安人的精神疗法》（Psychothérapie d’un Indien des plaines）一书中予以阐释。他认为，文化提供了“不当行为的模式”或“发疯的好方法”，必须学会破译这些现成的症状。德弗罗首开先河，创立了迁徙和流亡临床诊所，80年代经由托比·纳唐（Thobie Nathan）和玛丽-罗斯·莫罗（Marie-Rose Moro）等人发扬光大，建立起专业会诊机制。此一临床实践也沿袭了另一种学术脉络，即60年代在达喀尔法恩（Fann）医院中一支多学科团队的研究。该项目由一位崇尚德弗罗学说的精神科医生主持，团队中还有奥尔蒂格（Ortigues）夫妇，二人于1966年发表了《非洲的俄狄浦斯》（L’?dipe africain）一书。此一临床实践承认在治疗期间文化因素以及传统治疗师的作用。该书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此后也相继出版了不少此类专题著作，阐述了特定文化和社会中出现的特殊症状。然而，民族精神病学在实际应用中所获得的成功仍然遭到了批评：有些人指责这门学科往往过分物化患者的原生文化，并高估其在疾病发作中的影响，却忽略了其他原因，如社会决定因素。
疾病的历史变异性
加拿大哲学家伊恩·哈金（Ian Hacking）是21世纪初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他对“瞬态疾病”（maladie transitoires）颇感兴趣。这种疾病只存在于某一特定时期，例如19世纪末期发生在欧洲的“病态漫游症”（fugues pathologiques）。当时医生发现了一种“新型”病理，媒体竞相报道，于是人们从这种疾病中找到了表达自己内在不适和苦痛的可能性。哈金将这些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称为“循环效应”（looping effect）。某些社会历史背景特别易于催生这类病症。
例如，1980年第三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Ⅲ）中引入了多重人格障碍病症，随后便导致了这种病症的流行。当时许多年轻的精神病学家深信诊断和治疗的有效性，身体力行地推行，女权主义者对此也兴致勃勃，认为在司法领域可用于诊断儿童性虐待，加上电视节目的大肆报道，患者“感而应之”，这强化了某些女患者的疾病症状，被诊断为多重人格障碍患者的人数以数十倍增长。在神经科学方兴未艾的情况下，科学家奋力捍卫自己的学科，而制药公司则开始投资研发与这些诊断相关的新药，保险和社会保障系统也纷纷加入其中。在美国，需要事先做出诊断，治疗费方可获得报销。凡此种种无不在循环中产生相互作用，从而将新的精神病理类别融入社会现实中。随着分类的变化，医疗机构实践也发生改变，引发了其所分类的病症。因此，20世纪末流行的自闭症、双重人格障碍和儿童多动症，以及80年代盛行一时的心理创伤分类，均可以从这一角度予以分析。
其他作者阐述了影响社会和个人深层转变的病理变化。阿兰·埃伦伯格（Alain Ehrenberg）将西方社会的抑郁症流行解释为自由主义的必然结果，因为自由主义推崇自主性、责任感和主动性。在角色分明和专制严厉的传统社会，个人自省的问题是“我被允许做什么？”在每个人都应该自主进步的社会，问题则变成“我有能力去做吗？”因此，在20世纪下半叶，个人摆脱了传统社会的限制和桎梏，弗洛伊德式的神经症——“内疚病理”随之让位给抑郁症和成瘾症——“自由病理”（pathologie de la liberté)或“自我疲劳”（fatigue d’être soi)。19世纪在容许和禁止冲突之间痛苦挣扎的个体，到了20世纪末则陷入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煎熬，为无从达到社会期许的理想境界而感到失望沮丧。
精神障碍病因学：关键何在？
“精神心理学”领域一直是两派对峙：一派主张从生物学角度诠释精神障碍的起因，其代表是精神病学的“医学”帮；另一派则主张从社会关系和社会文化角度去分析精神障碍的致病因素，其代表是精神分析学和社会科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神经科学蓬勃发展，脑成像技术的进步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进而催生了人类精神/心理的生物学决定论，其推动者是在全球范围内占主导地位的美国精神病学。人们试图从大脑和基因的角度去寻找精神疾病与不同症状的起源，重新规划相关干预与治疗方式，个体自我构想的方式和社会的统治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与此同时，却忽视了社会决定因素，尤其是不平等现象对病因的潜在影响。
自然科学已经证实了在某些疾病中遗传因素的影响，尤其是那些会导致身体或精神失去活动能力的疾病，如精神分裂症和某些类型的自闭症，但最常见的疾病则不同，这些疾病的发生率因文化而异。自然科学虽然也强调基因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疾病决定因素中的重要性，却难以提供遗传证据。这些相互作用的表观遗传学的研究表明，虐待儿童会持续影响基因活动，有时甚至会遗传给下一代：“表观遗传学研究开始揭示长久以来便为临床医生所熟知的生物学基础，即儿童早期的经验会左右其成年后的心理健康。”因此，采取预防措施，保护儿童情感环境及儿童父母的生存条件便显得至关重要。部分神经科学家重申了精神障碍的复杂性，强调环境在其病因学中的作用，从而进一步提供论证，重申社会科学研究在这一领域的意义。
在生物学方法中，有些学者重申临床反思的重要性，因为它考虑到个体的历史，而且不会将其精神疾病及情绪变化仅仅归因于大脑功能的影响。美国学者则担心资金转向生物精神病学将导致临床研究欠缺。例如，从临床角度来看，抑郁症的发作具有某种价值，它显示患者的身心正发生变化，是个人发展过程中的必要步骤，而非仅仅是一种需要抑制、令其保持缄默的有机表现。
为了深入回顾社会科学对上述关键问题做出的贡献，我们分三个部分来概括相关研究。第一部分主要从社会科学经典理论的角度来探讨精神/心理如何成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第二部分则勾勒了当代精神健康领域的专业实践，并从医护者的角度阐述其在20世纪下半叶的重组情况。第三部分从病患及其家庭的角度予以考察，因为他们成为广泛意义上的“精神/心理”干预对象。这些干预对象不是仅局限于严重的病症，而是拓宽到所有精神疾苦的范围。 （摘自本书序言，内容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