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师伟|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知识取向与多学科方法
张师伟
（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摘 要：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门学科知识，自诞生起就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格，表现出了明显的经世特征，但也毋庸置疑，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具有政治知识积累的科学价值。虽然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并不是从中寻找某个普遍性的现成政治理论体系，但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种积累起来的理论知识，又确实可以提供理论养分，并有利于理论工作者在时代性理论思考中充分吸纳民族性理论养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知识取向，就是立足于梳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知识，呈现客观内容，明晰理论逻辑，吸取理论精华。研究者要达成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知识取向目标，就要充分注意其跨学科的知识性质，综合运用多学科分析方法，力争多学科方法在使用中的融会贯通。
关键词：中国政治思想史；知识取向；理论养分；多学科方法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活动可以追溯到先秦，诸子百家总结和分析当时各种学说的篇章中就包含有一定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内容，其后两千多年中的学术史论述也涉及政治思想史的内容(１)；但中国传统时代的学术史论著缺乏学科化的理论逻辑与分析方法，从而很少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内容呈现为一个专门的政治知识体系，其中的绝大多数内容都带有思想评论和经验总结的性质，其核心目的带有浓郁的以史经世色泽。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践行救亡图存宗旨的实践过程中，将目光聚焦于学习和仿效西方的政治，西方政治及其理论学说在这个背景下走进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视野。他们以西方政治理论为参照，发掘和整理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开辟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科化路径，逐渐形成了作为政治理论知识一部分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知识。(２)“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始于20世纪初叶。”(３)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发掘和整理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他们的行为目的与主观动机并不是知识论取向的“为知识而知识”，而是带着救亡图存的经世诉求。(４)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自从走上了学科化的路径，就一直聚焦于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实践，具有经世的倾向。一方面着力于在中国传统中发现与西方政治理论相同的地方，沿袭了晚明以来“西学中源说”的思路，将学习西方在话语上转化为中国的文化复兴；另一方面则着力于批判和否定中国传统时代遗留到现代的旧政治、旧伦理及旧文化，突出了启蒙的色泽，并将学习西方政治话语作为追求现代化的必要条件。(５)在经世情结的影响之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科化知识加工与积累被明显地淡化了，甚至在许多研究者的研究中完全失落了。目前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工作，仍然存在知识取向明显不足的缺憾。研究者旺盛的经世意识及现实问题导向，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知识积累进程，而且也明显地制约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政治学理论体系发展中可能的知识贡献程度。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经世情结，导致研究者比较关注如何从以往的理论成果中吸取有益内容，更多地依赖自己的理解和解释来进行研究。其中的许多理解和解释都带有现代的默会知识前提，难免在理解和解释的时候存在较多的格义理解和比附解释。其内容在很多时候都无非是发掘出了具有现代价值的概念、命题及理论等。有的研究者甚至试图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内容中直接拿出一套普遍性的现代政治理论。“古、今当然有别，但人间自有常道”，“政治思想之核心议题及古人思考之范式，并不会因为时间推移，而丧失其正当性与效力”，“五经和经学将成为政治思想研究的核心”，“经的研究自然应当成为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之重点”，“这样的政治思想史将会揭示、展示乃至于实现中国源远流长之固有政治思想永恒性和普遍性”。(６)“圣人所立中国人的信仰体系与中国文明与政治共同体的教化之道”，“相对于西方教化体系所具有的更高普遍性”。(７)实际上，经世性的研究成果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传统中发现现代政治概念，在根本上就是因为研究者缺少比较充分的现代政治知识，并缺少相应的学科方法的恰当使用，既错误领会了政治思想的内容，又不能历史地进行判断，甚至因为哲学素养不够而根本不能问津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哲学层面的内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知识取向，在研究方法上对研究者有较高的要求，既要有多学科的视野及分析角度，也要能够在多学科的方法间进行恰当的调和，使多学科研究方法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应用能够融会贯通。
与经世取向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相比，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知识取向要求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要高度重视作为前提的政治学知识基础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当然应该体现研究者的个性，而研究者的个性当然也根基于他所有的知识基础。一个在知识基础上缺乏个性的研究者，其研究成果也很难具有学术的个性。但不论是什么样的个性，都不能改变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工作对政治知识基础的要求，即只有在政治知识基础较为厚实的前提下，才能奢言研究工作的个性，因为作为前提的政治知识基础在根本上决定了研究者的成果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科学的价值。虽然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需要较为厚实的政治学基础知识，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又是在现代政治知识不够完整系统的情况下开始其学科化进程的，并且因为中国政治学知识的积累及供给长期滞后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实践，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者政治知识基础普遍不够厚实的结果。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在经世取向研究的实践中，往往聚焦于西方现代政治体系的关键领域，关注民主、法治、内阁、议会、公民等诸多标志性政治事物，并以此为标准，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寻找相同或相似的内容，或在研究中只关注一些标语性的口号，进行比附性的现代化解释，或试图发掘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蕴含的普遍性现代政治理论。有的学者从《周易》中寻找启蒙观(８)，有的学者则依托儒家的君子人格，提倡所谓儒家公民(９)。如此等等的结论，莫不似是而非。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经世取向往往在政治知识基础的关键环节上存在盲点，这造成了他们在传统政治思想内容理解上的诸多误读和解释上的比附，如近年仍有学者将黄宗羲之重民思想误以为是民主思想(１０)，或以为是趋近于民主思想(１１)。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知识取向要求高度重视研究者在政治知识基础上的积累，既要掌握比较充分的政治经验知识，充分了解古今中西各个时代的政治观念、政治制度、政治行为的来龙去脉及实际的情形，也要拥有理论形态比较完整和逻辑关系比较合理的政治学理论知识。只有如此，才能保证研究者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转向知识取向后，具备合格的知识基础，既可以不犯或少犯知识性错误，也可以恰当地理解历史上的政治理论内容，保证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知识上的科学性，避免诸多类似以孟子民贵思想为民主思想的附会性解释。(１２)
（二）要体现出研究成果的政治知识属性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作为政治学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知识属性上自然是隶属于政治学，它的研究成果具有政治知识属性也就自在情理之中。当然，政治知识的属性并不局限于西方政治学的范围，而完全可以体现在比较广阔的议题范围内。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追求政治知识的属性，并不是要以中国的历史材料来呈现西方政治学知识中的所谓普遍性内容。有的学者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预设了以西方政治问题为普遍政治问题，试图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发现或发掘西方政治思想的内容，导致了西主中附的结果。有的学者“依赖于一己所粗解之西方观念，以为印范”，“观其成就，而吾人独立成长之思想系体遂失其内容，全盘西化，且沦为西方政治思想一派一系之附庸矣”，“末流更借此而误解今日西方之思想，吾人之古昔已有之”，“于是遂得以放肆其复古之议论矣”。(１３)研究者不论是预先确定来自西方政治学知识的某些内容为政治学的普遍性内容，还是试图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史料中发现一套可以与西方政治学知识的普遍理论相媲美的理论知识，都在研究中犯了刻舟求剑式的错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成果要体现政治知识的属性，主要针对研究者中间存在的两种偏颇。
第一，研究者自觉追求政治知识积累的意识不足，而满足于在研究中罗列政治思想的事实，将具有严谨理论结构且动态发展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变成了一座博物馆或图书馆，政治思想的内容在他们的成果中不过是陈列在博物架上的观念产品，既不用于解释过去，也不从中吸取养分。李泽厚先生曾经批评过将中国思想史比作博物馆或图书馆，他认为，中国思想史“既不是博物馆，也不是图书馆”，而是要着力“深入探究积淀在人们心理结构中的文化传统”，去探究思想对形成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的关系。(１４)这种偏颇如果不能予以纠正，研究者就很难在知识取向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取得有科学意义的理论成果。
第二，研究者因为所受政治学专业训练较少，不得不在政治知识不充足的情况下开展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这就在客观上导致研究者的理论成果带有较多的非政治学的色泽，其中中国哲学的学术训练在数量上影响了多数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者，许多研究成果或在内容上聚焦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哲学问题，而很少能分析出哲学内容中的政治哲学内容；或者以中国哲学研究的抽象分析方法来处理经验性政治问题，依靠概念理解与理论阐释来分析中国政治思想，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不论政治思想的客观具体内容如何丰富复杂，他们的分析结果都不过是若干普遍结论，或强调民主在人类思想史上的普遍性，认为“中国自殷商以来没有民主制度，但在学术史、思想史上也还是有民主思想的”(１５)，或以为中国传统可自然而然地从民本走向民主(１６)，并将其理论基础奠定在“常道”的普遍性上(１７)。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经验层面上的政治知识就此埋没在普遍性结论中，如再不自觉强化它的政治知识属性，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地位也将岌岌可危。
（三）要具有明确的政治知识创新意识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并不能直接提供一套系统完整的政治知识，研究者也不能寄希望于从研究中获得一套完整系统的普遍性政治理论。有的研究者强调，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就是要在传统文献中发现和发掘出普遍性高于西方现代的政治理论，并特别强调要从儒家经学著作中寻找普遍现代的概念、命题及整个理论体系。(１８)这类研究将研究过程中的知识创新在工作上转换为已有普遍政治知识的发现和发掘，虽然在研究的目的上，似乎是以发现和发掘取代了创新，但在结果上很可能是将自己当下的政治观念强塞进了历史概念、命题及理论等的容器中。此时历史概念、命题及理论的固有内容就被遮蔽了，它们对于理论创新的作用也就无从谈起。因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知识创新需要从古人创造的概念、命题及理论中吸取理论养分。一方面，研究者因为受自己所处时代的局限，在视域及方法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内容限制，但来自历史上各个时代的概念、命题及理论等却提供了另外的时代性视角与分析方法，为研究者突破自己所处时代的局限提供了支持，不仅可以更合理地界定概念，而且可以更妥善地理解命题，还可以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上提供诸多可借鉴之处。比如刘泽华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对政治概念的界定即受益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从而提出了“政治的内容应大于阶级”的观点。(１９)另一方面，中国政治思想史包含了主流政治理论的连续发展，它既有民族共性的内容，能够给中国政治知识的创新提供民族智慧的支持，使中国在面向世界创新政治知识时能够充分体现民族的共性，给世界性政治知识的发展提供中国智慧(２０)，也包含有思想家的哲理性高端创新，“缺乏哲理的政治思想，一般地说属于直观性的认识”(２１)，历史上政治思想家们的哲理性认识，有助于研究者在政治知识创新时得到智慧的启迪，在政治观点上能够达到哲理的高度，提升政治理论知识的层次与品位，促进高质量政治知识创新成果的产生。
（四）要展开与同行的知识交流与对话
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知识的积累远非单个的学者能够完成，而只能由志同道合的学者群体来完成。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知识创新方面的同行交流与对话，具有重要的地位，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知识创新的知识社会学的必要条件。这是因为作为知识积累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工作极为繁多复杂，远非个人的精力及智力等所能满足，它注定是一个集众人之力且耗时久远的研究工作。研究者不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就只能白手起家，而这注定只能产生淡薄浅显的结果；研究者如果不与同时代的同行交流，就只能在自己划定的牢笼中自娱自乐，其研究成果既不以一定的政治知识为前提，也在结果上不能融合进发展着的政治知识体系中，产生不了知识创新的社会结果。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同行知识交流与对话，一方面有利于研究者在知识加工的时候展开争鸣与讨论，通过彼此之间的争鸣与讨论，既能拓展研究者的视域，克服政治知识基础方面的局限性，也能优化研究的方式与方法，并在知识成果上展现出更为充分的科学性：界定概念准确清晰、命题范畴含义周延、理论逻辑严谨精致；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研究者在知识创新的过程中互相吸取有益养分，互为辩驳，在相互否定中既各自成长，又互为促进，以彼之长，补此之短，以此之正，救彼之偏，将研究者各自在理论上的一孔之见聚集在一起，产生政治知识创新的综合成果。如果缺乏同行对话与交流的意识，那么，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就在结果上变成了彼此孤立的自说自话，不继承前人，忽略同时代他人，甚至在概念及术语上也不与他人共享，而自说自话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则注定难以在政治学的知识创新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门学科，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就现代学科体系的内部分类而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学科方法上要跨越法学、历史学及哲学三个学科门类；就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涉及的具体学科方法而言，则主要来自上述三个学科门类的政治学、历史学及哲学三个学科。政治学、历史学及哲学三个学科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学科方法适用情况如下。
（一）政治学的学科方法
政治学的学科方法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运用情况在根本上决定了研究所形成的知识体系是否属于政治学。
首先，研究者如果运用了政治学的学科方法，就能准确地界定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何界定，在根本上取决于研究者关于政治是什么的政治观。学术界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内容的概述往往依托于当下的政治学体系，比如有的学者把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内容界定为国家，并强调“政治学是研究如何认识国家，如何组织国家，如何管理国家的科学”(２２)，那么相应地，他在界定中国政治思想史主要研究内容的时候，也就将历代思想家关于国家的理论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主要内容，中国“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如何安邦定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２３)。有的学者在界定政治学研究内容的时候主要聚焦于权力，将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界定在关于获得权力与使用权力，强调“政治家的兴趣焦点是明确的，它集中于夺取或获得权力，对他人运用权力和影响力”(２４)，有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受这个观点的影响，就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限定在中国历代思想家关于权力的论述上，关注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的历史发展与理论构成等。(２５)
其次，政治学的学科方法还有利于在研究过程中准确把握研究对象的政治内涵。如果不能准确把握研究对象的政治内涵，作为研究结果的知识就很难成为政治知识的一部分。所以强调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只有运用政治学的学科方法才能解读出研究对象的政治内涵，乃是因为作为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的典籍及概念等同时还可以从其他学科的角度进行观察和分析，从而解读出它们在现代学科体系中的丰富内涵，而只有恰当使用了政治学的学科方法才可以理解和解读出研究对象的政治内涵，才能在内容上呈现出政治思想的内涵。(２６)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一些著作或论文缺少政治思想的明显内容呈现，过多充斥着一般性的中国哲学思想内容，其根本的缘由就在于作者缺少政治学的学科方法运用，即研究者如果没有一双政治学人的学科慧眼，就不能发现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政治概念、政治命题与政治判断等，并由此而呈现出研究对象的政治知识属性，避免以中国哲学思想代充中国政治思想的结果。
最后，政治学的学科方法还可以给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提供一个完整的政治知识体系，提高研究者分析有关政治议题、政治问题及政治命题的政治学理论水平。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之所以需要完整的政治知识体系及较高的政治学理论素养，乃是因为政治知识体系的不完整甚至不充足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者中具有较大的普遍性，特别是关于现代政治体系的历史发育、基本原理及制度体系的知识不够充分；研究者在现代政治概念界定不清晰、不科学的情况下，就将它们用来分析中国政治思想史，自说自话，罔顾事实，得出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观点。(２７)政治学的学科方法可以帮助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者获得比较充分的政治知识及必要强度的政治学理论水平，既全面了解有关政治概念的准确内涵，避免概念解读方面的错漏，也熟悉政治学理论的逻辑，把古人关于政治问题的思考及其结果的理论结构准确地呈现出来。研究者在概念使用上的随意性，将在研究结果上出现过多的“主观投射”成分，导致“主观投射过度”，在研究中出现“认识主体用现代性的认知替代传统认知，把自己的观点，甚至是当下流行的现代理念或观念，投射到古人身上”(２８)，研究对象的内容呈现由此出现了失真的弊端。运用政治学的学科方法，分析中国历史上的政治问题、政治议题及政治命题，呈现出它的诸多具体的独特性，乃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基本任务。
（二）历史学的学科方法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隶属于中国历史，在内容上属于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要准确理解中国历史就不能不理解其中的政治思想史，而要理解中国政治思想史，就不能罔顾中国历史的内容，而必须开展思想与社会的互动研究。(２９)历史学的学科方法既有利于呈现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中国历史一部分的历史属性，也有利于从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来呈现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历程。
首先，作为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对象也具有历史学研究对象的普遍特征，即历史研究的认识对象都只是间接性研究对象的史料，它直接性认识对象的历史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因此，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运用历史学方法首当其冲的内容，就是史料辨别与评价的方法。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直接性对象乃是历代政治思想家的思考，而思考的活动转瞬即逝，无从研究，它所研究的只能是政治思想家思考的文字性结果，其中有些文字性结果是政治思想家的作品，有些文字性结果则是他人的记录，但不论出自谁之手，这些文字性结果都显然隶属于史料，属于间接性认识的对象。(３０)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在面对史料的时候，既要明了史料与史实的两重性关系，即史料的内容在被理解的过程中一方面因理解者的主观投射大于它所反映的事实，另一方面又因为主观的局限理解不出它的丰富内涵而小于它所反映的事实，更要处理好史料运用中背景知识与史料信息的关联，尽可能将史料放在产生它的历史背景、话题环境与理论语境中进行理解和解释，尽可能客观地呈现史料的信息内容。(３１)
其次，历史学的学科方法贯彻了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在认识的方法上比较强调从具体到抽象的归纳法，即“所有的材料都是从母本中‘梳理’出来，而且在解释和运用时也都以‘母本’的整体性为前提”(３２)。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如果使用演绎法，会在概念的理解上染上过于浓郁的现代色泽，以至于在理解概念和理论分析的环节上很可能出现主观投射过多的弊端。弊端的根源就在于研究者站在自己的时代，以当代政治概念作为出发点，对历史上的政治问题、政治议题及政治命题等，进行了以己度人的理解，造成了研究中的诸多概念误读。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归纳法的使用，要求研究者充分地发掘史料的信息，并结合史料产生的时代背景、有关议题等的理论语境等，既从中国历史上政治思想家们的有关史料中寻找原始的政治概念及命题、判断等，而不轻易以现代政治概念来盛装古人的思想内容，又结合政治思想家的原始论述理解和解释政治概念及命题、判断等的具体含义，避免以现代理论的命题与判断等梳理政治思想家的理论逻辑。它的核心就是要回到思想家的历史现场，从具体政治问题入手，呈现政治概念与命题的具体意义。(３３)总的来看，归纳法的使用比较好地实现了历史地分析中国政治思想史内容的总旨，使政治思想研究中的概念抽象始终能与历史的具体性相结合，避免了因为抽象分析方法的使用而导致概念被抽象到脱离其时代的尴尬。
最后，历史学的学科方法还体现在历史观层面的规律性分析。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人类在创造自己历史的过程中不断地积累着文明的成果，并在文明成果的积累中进行着历史内容的新陈代谢。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也在进行着持续的新陈代谢。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什么理论内容是亘古不变的永恒真理，任何政治理论的内容都处在新陈代谢过程中。中国政治思想史客观上绝不可能提供任何现成的普遍必然内容给现代，现代人也不应该期待从中获得任何现成的适用于当今的普遍性政治理论。正如“哲学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哲学的最好评论者，某一体系由它的后继者所继承、演变、发挥或推翻，这就会暴露其中的错误与矛盾”，中国政治思想史也是政治思想体系的最好评论者，研究者应该采取“不偏不倚和客观的态度，并且尽可能避免在讨论中渗入自己”的理论。(３４)第二，人类进行政治方面的思考，既离不开具体历史的政治环境，也总是努力在思考和解决现实的政治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学方法，就是主张要把政治思想的具体内容放到产生它的特定环境中进行具体的解读和解释。任何政治议题与命题等都与特定的政治问题密不可分，政治思想家在立足于时代，得出有关概念及命题或形成一定政治议题时，就将具体的时代性内容输入到了抽象的政治概念及理论中，这就决定了研究者只有进行特定政治思想与特定历史阶段社会的互动研究，才能准确地理解政治概念和阐释政治理论。(３５)第三，历史的发展是在辨证关系中进行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运用历史学的学科方法，就要展开对历史过程的辨证分析。刘泽华先生所谓“在矛盾中陈述历史”(３６)，就是要求：一方面，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理论内容既然异常丰富多彩，存在着多样的理论学派，任何一个学派都不能遮蔽其他学派的存在，那么研究者就不应该无视不同学派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中国政治思想史也处在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中，成熟的政治理论经过一再地被否定，形成理论上的反复突破，进行着一统与多元的交替，延续着发展的脉络。
（三）哲学的学科方法
哲学的方法概括地说就是抽象思辨的方法。它的运用乃是因为以哲学的方法思考政治问题由来已久，在每个时代的政治思想中都存在着政治哲学层面的内容，缺少哲学的方法，就不能比较完整地理解各个时代的政治思想。
首先，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存在着丰富的政治哲学思想，在不同的时代产生了众多的思考政治哲学问题的思想家，并产生了众多政治哲学的理论成果。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方法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完整理解思想家政治理论的客观需要。一方面，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大多数思想家都拥有比较完整的政治理论体系，并且政治哲学在各自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都十分重要，其理论的特色及其时代属性大都取决于其政治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忽略或不能理解思想家的政治哲学，就不能比较完整准确地理解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内容，就可能得出与思想家观点相反的结论。比如黄宗羲在政治哲学层面已经非常明白地阐明了君主集权的思想，但有的学者忽略政治哲学的君主论阐释，仅仅着眼于《明夷待访录》的论述，就会得出与黄宗羲命题原意相反的观点，将其归入民主思想家行列。(３７)另一方面，同一个时代的政治思想家在政治哲学方面有着基于哲学抽象方法的学理共同点，这些共同点往往反映了时代的共性，并由此而赋予思想家的政治理论以根本的时代属性，分析思想家在政治哲学层面的时代共性内容，更能够客观准确地判断思想家及其政治理论的时代属性。(３８)研究者如果缺乏哲学方法的使用，就会忽略或看不见思想家在理论上的精深高明处。
其次，哲学方法的运用还有利于理解和汲取中国政治思想的理论精华。中国历代政治思想家关于政治的思考，都包含着哲理性比较高的政治哲学内容和谋求资政作用的政治经验总结内容。相比较而言，谋求资政的政治经验部分具有较多的现实针对性，思想家在这方面的努力，无非是要回应和解决自己所处时代的具体政治问题，但思想家所处的时代及其所要解决的具体政治问题已经一去不复返，其理论上的价值已经相当式微。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言：“大化之迁流，转瞬而已非其故，世事岂有真相同？”“见为相同，皆察之未精者耳”，“执古方以药今病，安往而不误？”(３９)研究者试图从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找到解决今天问题的答案，无异于是刻舟求剑。但是哲理性较高的政治哲学部分则仍然因为其反映了民族及时代的共同性而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理论上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发掘和继承其中具有较大理论价值的部分，特别是反映了民族政治共性的部分，更具有比较普遍的理论价值。中国特色政治理论体系、学术体系及话语体系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理论支持。(４０)哲学方法的运用，则提供了理解、评价和继承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理论价值较大的政治哲学内容的必备方法，缺少哲学方法的运用，就不能充分发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政治理论建构方面的知识供给功能。
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知识取向研究中，多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及融通，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才能在获得政治知识的准确性与完整性上满足政治知识增长的起码要求，才能在合理评价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政治知识及批判继承其合理性内容上，获得有普遍性理论价值的政治知识增量。
（一）多学科方法的合理性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对象乃是历史上不同时期各个层次的政治思想，多学科方法的运用在根本上乃是为了满足准确认识、客观呈现及公允评价中国政治思想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多学科方法彼此之间具有整体性的有机联系，任何运用单一学科方法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都不能满足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知识需求。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多数研究者在研究工作中也意识到了它的跨学科性质，并尽可能进行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但因为研究者自身学科知识积累的个性化特质及各自不同的理论诉求，不同研究者在研究方法的学科选择上又明显存在一定的偏向，从而在研究方法及著作范式上出现了不同学科范式的代表性著作。有的著作在名称上即体现出了明显学科特色，在内容上带有较为浓郁的哲学色泽，较多地运用了哲学的学科方法，比如周桂钿教授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就是使用哲学学科方法研究中国政治思想的代表。(４１)不过，也有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著作虽然都有自己的学科方法偏好，但在著作名称上却并无明显标志，而需要从分析其研究的方法中了解其学科方法的偏好。比如徐大同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范式上被有的学者归结为政治学范式的代表，就是因为徐先生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方法主要来自于政治学，“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凸显政治学学科属性曾发挥过积极作用”(４２)，而刘泽华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则被归结为是历史学范式，也是因为刘先生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较多地运用了历史学的学科方法(４３)。实际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成熟研究者在学科方法选择上，大多强调了政治学与历史学的结合(４４)，虽然在研究中主要使用了政治学或历史学的学科方法，但在认识上并不忽略自己未充分使用的学科方法。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科范式被自觉归纳出来以后，学术研究中才出现了自觉皈依于某个学科方法而忽视其他学科方法的明显弊端，或者以为掌握某一学科的研究方法就足够了，或者以自己掌握的某一学科方法来鄙薄其他学科方法。这种在学科方法选择上的偏颇，既非常不利于获得客观准确的知识，也非常不利于合理评价传统时代的政治知识。
（二）多学科方法的层次性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学科方法的运用上，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它具体表现在研究过程中就是学科方法运用的优先顺序。因为中国政治思想史所研究的对象乃是历史上不同时代的政治思想，它在具体内容上表现为不同时代的政治问题、政治议题与政治命题，而不同时代的政治问题、政治议题及政治命题等各不相同，并非千篇一律，特定的时代总有特定的具体政治问题，并有讨论其政治问题的政治议题及呈现政治议题内容的政治命题，不同时代的政治问题、政治议题及政治命题差别很大。政治思想在这个维度上的差异体现了它的时间性特征。(４５)所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首先就要求研究者能够运用政治学的学科方法，精确地判别而绝不混淆各个时代的政治问题，深入理解各个时代的政治议题，而万万不能忽略政治议题的特殊时代性内涵，以至于不能准确地理解和解释不同时代的政治命题，从而在政治命题的理解上误读了古人而“自我作古”。(４６)政治学的学科方法在功能上主要是准确界定历史上的不同政治，尤其是准确地理解古人必须面对的政治问题、讨论的政治议题及得出的政治命题。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对象隶属于历史上的各个阶段，具有历史学所研究内容的一般性特点，适用历史学研究的学科方法。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运用历史学科方法的核心目的，就是把历史上产生的政治思想内容还给历史。一方面要努力通过历史学科的史料整理及分析方法，依托可靠的史料，进行思想事实的还原，从史料中搜捡政治概念、政治命题及政治判断，归纳总结政治思想的内容体系(４７)；另一方面要运用历史观层面的分析，既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将特定政治思想与特定社会结构联系起来，进行思想与社会互动研究(４８)，又要对中国政治思想史发展过程进行辨证分析，“在矛盾中陈述历史”，即在思想发展的矛盾运动中来分析思想的内容，以思想发展中的否定及否定之否定来准确地评价思想的地位、价值及影响等。(４９)哲学的学科方法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运用，主要是为了分析政治议题及政治命题中哲理性比较强的有关内容，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政治思想史内容需要在研究结果上得到整体性呈现，哲学学科方法用于呈现哲理性较强的部分内容，具有研究目的上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政治思想的民族性及时代性精华大多集中在哲理性比较强的部分上，忽略了哲学方法的运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就无异于将思想精华弃之不顾。
（三）多学科方法的开放性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政治理论的发展史及政治思维的发展史，内容异常丰富，这就要求研究者要保持多学科方法上的开放性。任何学科方法在分析其研究对象的时候都既有其明快清晰的一面，可使分析者获得关于某方面的理论化系统知识，也有其内容上的局限性，留下了观察的空白。空白并不是没有内容，而是观察者受学科视角及方法的限制不能呈现其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多学科方法在运用过程中要保持学科的开放性，就是要不断地吸取新的学科知识，开阔研究者的学科视野，丰富研究者的观察角度与分析方法，从而可以更为细腻、更为丰富地呈现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知识内容。比如文化人类学的学科方法，即可在文化人类学的学科体系视角下，发现中国政治思想史更为大众化的政治观念内容，还可以深入到群体性的政治性格中，呈现出更多带有普遍共性的政治无意识等方面的内容。再比如政治心理学的学科方法，也可发现政治思想家的性格、人格等与他的思想创造之间的关系，更为细腻地把握政治思想家的个性及个性化思想的创造。同时，任何学科的知识体系及学科方法都处在继续变化的过程中，政治学、历史学、哲学及心理学等概莫能外。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学科方法使用上的开放性，要求研究者要追踪各个学科的知识前沿，了解、学习和运用学科方法的最新成果。这既是为了让学科方法在已有的基础上更加合理科学，舍弃过时落后的内容，更新选择更加科学的内容，在学科方法的内容上力争与时俱进、精益求精，也是为了摆脱学科方法内容上的僵化，比如有些研究者在哲学的学科方法内容上陷入了经学化的困境，主张将五经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核心。(５０)不论在什么样的学科话语下进行学术研究，都难以摆脱儒家经学教条在学科方法上形成的根本限制，以至于不论是在哲学的学科方法之下进行研究，还是在历史学的学科方法之下进行研究，总是试图撇开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丰富内容，而只在儒家经学中找到现成的普遍性政治知识，比如在《周易》中找到普遍的启蒙内容。(５１)研究者如果缺少了学科方法的开放性，就失去了“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灵活观察角度，就失去了看到中国政治思想丰富内容的方法基础，也难以达到准确、客观、充分呈现中国政治思想史丰富知识内容的研究目的。
（四）多学科方法的融通性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所以要运用多学科的方法，乃是为了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过程中不断获得政治知识的增量，并最终以有益的知识参与到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发展中，促成政治学知识体系的不断发展。(５２)这就意味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多学科方法的运用，要有一个整体性的考虑，在学科方法的运用过程中有一个类似于顶层设计的整体性安排，每一个学科方法的运用都是为了要在作为知识生产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某一个方面或环节达到特定的认识目的。它意味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在考虑多学科方法的掌握时就考虑好了它的用途，并由此而决定了他所掌握的学科方法必然具有一定的个性色泽。比如他对政治学之学科方法的掌握就比较偏向于基础理论，倾向于掌握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整体框架及其中的核心性关键问题，其学科方法的目的乃是既能从诸多的社会问题、社会议题及社会命题中，清晰地分辨出政治问题、政治议题及政治命题，又能明白地区分出不同政治问题、政治议题及政治命题等的具体内容。再比如他在历史学的学科方法上也比较侧重于认识史料的性质、明辨史料的真伪及从史料归纳理论知识点的归纳分析方法等，其方法目的乃是服务于政治思想事实呈现所必须的史料处理及必要的归纳分析。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多学科方法的运用，除了要安排好不同学科方法的地位、作用与角色之外，还要防止研究者在某个学科方法的使用上越出应有的范围，超过必要的限度。如果某个学科的方法越出了应有范围，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就在实质上形成了某个学科方法的滥用。如有的学者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存在着过度运用政治学之学科方法的倾向，结果就是历史学的学科方法受到削弱，以至于出现了在古代政治知识中搜寻现代政治概念，甚至出现先秦诸子理解上古政治思想时候的自我作古作法。(５３)又如有的学者过度地运用了哲学的学科方法，在诸多经验性政治概念及命题中也只进行哲学的抽象分析，以至于在知识上完全忽略了特定政治思想的具体历史内涵，将古人的政治知识进行了现代化的解读，造成了知识内容呈现上的不准确。还有学者将先秦法家之法治与现代法治在概念上混淆起来，即罔顾法家对法治的具体解释，而一味从哲学高度阐发现代的法治内涵，以至于造成了观念的误读。实际上，先秦法家之法治仍是人治，而非法治。(５４)任何学科的方法都可能会出现滥用，而一旦有某个学科的方法在研究中被滥用了，那就势必会出现其他学科方法运用的不充分，并由此而打破多学科方法融通所必须的多学科方法的相对平衡。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多学科方法的运用上只有比较平衡地处理了不同学科的关系，多学科的方法才能在研究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实现多学科方法在研究过程中的过程连贯与结果融通。
综上所说，本文认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固然既有重要理论价值，也有一定实践意义，但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诸多理论及结论毕竟具有时代的特殊性及问题的针对性，其具体的观点及结论在今天的实践意义已经相当有限，而它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所固有的观察视角及分析方法等却因为包含了民族的政治智慧而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知识取向，就是要着力挖掘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理论价值。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因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是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理论，而政治理论则既具有哲理的抽象性，又具有社会事实的诸多联系性，所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不仅必然会要求使用多学科的方法，而且还要求要在研究中处理好多学科方法之间的关系，以便能够准确地理解和解释中国政治思想的有关事实，呈现中国政治思想中的理论逻辑，总结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规律，达成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知识积累目标，以有力地助推当代中国的政治理论创新。
（责任编辑 刘学斌）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政治伦理思想通史”（项目编号：16Z-DA1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１)季乃礼、李雪超：《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政治学范式》，《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9年第4期，第76－77页。
(２) 张师伟：《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百年回眸与学术省思——本土政治理论的概念检视与话语梳理》，《人文杂志》，2019年第2期，第12－17页。
(３) 葛荃：《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综论》，《文史哲》，2006年第5期，第142页。
(４) 葛荃主编：《认识与沉思的积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29页。
(５) 张师伟：《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定位及学术使命——一种基于知识论视角的分析》，《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第128－130页。
(６) 姚中秋：《重建中国政治思想史范式》，《学术月刊》，2013年第7期，第20－21页。
(７) 姚中秋：《可普遍的中国信仰—教化之道——基于〈尚书〉之〈尧典〉〈舜典〉的解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69页。
(８) 姚中秋：《中国式启蒙观：〈周易〉“蒙”卦义疏》，《政治思想史》，2013年第3期，第40－65页。
(９) 任锋：《意识形态激情、中道伦理与儒家公民》，《文化纵横》，2013年第1期，第92－97页。
(１０) 黄忠晶：《再论黄宗羲的民主思想——兼答杜何琪先生》，《学术研究》，2014年第7期，第52－57页。
(１１) 顾家宁：《儒学与民主关系的再思考——以黄宗羲政治思想之“民主性”问题为中心》，《政治思想史》，2018年第4期，第18页。
(１２) 孟子民贵思想与近代民权的根本性区别，萧公权已经在其著作中言之甚详。参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62－63页。
(１３) 程仰之：《七年来的政治学》，转引自孙宏云：《萧公权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基于萧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分析》，《安徽史学》，2005年第1期，第125页。
(１４)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6－297页。
(１５) 张岱年：《黄梨洲与中国古代的民主思想——在国际黄宗羲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报告》，《浙江学刊》，1987年第1期，第4页。
(１６) 李存山：《从民本走向民主的开端——兼评所谓“民本的极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1－8、55页。
(１７) 李存山：《儒家文化的“常道”与“新命”》，《孔子研究》，2016年第1期，第23－31页。
(１８) 姚中秋：《可普遍的中国信仰—教化之道——基于〈尚书〉之〈尧典〉〈舜典〉的解读》，第69页。
(１９) 刘泽华：《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三联书店，2017年，第378页。
(２０) 张师伟：《阐发政治的民族共性——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主旨揭示》，《文史哲》，2010年第6期，第144－150页。
(２１) 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和方法问题初探》，《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第84页。
(２２) 徐大同：《关于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浅见——政治学研究对象的史的考察》，《天津师院学报》，1981年第6期，第42页。
(２３) 徐大同：《从政治学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线索与特色》，《政治思想史》，2010年第1期，第8页。
(２４) 转引自王楷模、田正利、张师伟主编：《政治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页。
(２５) 刘泽华：《战国百家争鸣与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的发展》，《学术月刊》，1986年第12期，第58－64页。
(２６) 张师伟：《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定位及学术使命——一种基于知识论视角的分析》，第132页。
(２７) 张师伟：《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百年回眸与学术省思——本土政治理论的概念检视与话语梳理》，第12－19页。
(２８) 葛荃：《立场、方法与禁忌：中国政治思想与文化研究断想》，《政治思想史》，2016年第3期，第8页。
(２９) 刘泽华：《开展思想与社会互动和整体研究》，《历史教学》，2001年第8期，第11－13页。
(３０) 刘泽华、张国刚：《历史认识论纲》，《文史哲》，1986年第5期，第28页。
(３１) 刘泽华、张国刚：《历史认识论纲》，第28－29页。
(３２) 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集》上，人民出版社，2008年，“再版弁言”，第2页。
(３３) 张师伟：《民本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页。
(３４) 弗兰克·梯利：《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伍德增补，葛力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序论”，第1页。
(３５) 刘泽华：《开展思想与社会互动和整体研究》，第11－13页。
(３６) 刘泽华：《答客问：漫说我的学术经历和理念》，《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4期，第233页。
(３７) 李存山：《从民本走向民主的开端——兼评所谓“民本的极限”》，第1－8、55页。
(３８) 张师伟：《民本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新论》，第20页。
(３９) 吕思勉：《先秦史·政治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页。
(４０) 张师伟：《阐发政治的民族共性——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主旨揭示》，第144－150页。
(４１) 周桂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修订版），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24页。
(４２) 杨阳、郑义：《马克思主义方法、政治学视角与现实关怀——徐大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三重维度》，《政治思想史》，2019年第3期，第1页。
(４３) 张师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史学视域与归纳方法》，《人文杂志》，2020年第7期，第17－24页。
(４４) 参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凡例”。
(４５) 王楷模、张师伟：《政治思想一般性质的哲学分析》，《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19页。
(４６)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4页。
(４７) 张师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史学视域与归纳方法》，第17－24页。
(４８) 刘泽华：《开展思想与社会互动和整体研究》，第11－13页。
(４９) 梯利：《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序论”，第1页。
(５０) 姚中秋：《重建中国政治思想史范式》，第20－21页。
(５１) 姚中秋：《可普遍的中国信仰—教化之道——基于〈尚书〉之〈尧典〉〈舜典〉的解读》，第69页。
(５２) 张师伟：《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定位及学术使命——一种基于知识论视角的分析》，第131－132页。
(５３)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4页。
(５４)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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