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刚出生就几乎失明，却在美国重新谱写了自己的人生 ｜国际教育圆桌
认识Tony是因为江老师（他此前曾撰文→《欲想“小别离”，就要提早做好留学规划》、《动手能力、时间管理、体育，多少孩子留学都倒在了上面》），我们此前为家长推出了一个教育规划的项目，大家混得很熟。江老师是做小留学生申请美高的专家，老听他提起自己的第一批学生之一的Tony，骄傲之情溢于言表，一开始我以为也就是收offer到手软，然后被牛校录取的那种。后来，我听了Tony的故事，我就觉得一定要把他的故事写出来。
”
▲Tony在做中国文化的讲座
2015年秋，位于美国佛蒙特州的Bennington College本宁顿学院迎来了一名大一新生。本宁顿学院曾被美国《普林斯顿评论》选为全美最顶尖文理学院，培养出了无数演员、作家、艺术家，包括艾美奖最佳男配角获得者，《权力的游戏》“小恶魔”的扮演者PeterDinklage。
这位大一新生叫卢旭初，也就是开头提到的Tony。Tony不但拿到了本宁顿学院的录取通知，并且还拿到了半额奖学金（约3万美金），熟悉美国大学申请的人都知道，要在本科阶段拿到奖学金有多罕见。
Tony还有一个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几乎看不见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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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y是早产儿，在他刚出生的时候，因为一场保温箱充氧过度的医疗事故，让他的右眼变成全盲，左眼只剩下一点点视力。
Tony在越洋电话里，淡定地说。
和别的视障孩子比起来，Tony当然是幸运的。因为不是每个学校都愿意收他这样的孩子，甚至视力条件比他好的，都不一定能进入普通学校就读。
Tony家在武汉。小学是一个普通公立，初中高中都是市重点。“小学肯收我是因为机缘巧合，当时遇到一个特别好的班主任，他就想收下我看看。至于后面的初中、高中是因为我的成绩一直很好。”Tony这么跟我解释。
“只是我的学习方式肯定和别人不一样，那么就用一些方法，去克服这些困难。”
▲Tony在圣路易斯室内交响乐团参加比赛的照片
我知道这平平淡淡的一句话，背后其实一点不简单。
从上学开始，Tony上课，如果老师有板书，基本都靠同桌帮他读出来内容。因为就算坐在第一排他也看不见黑板上的字。
那么又该如何书写？
如何记忆？
如何在脑海里想象？
一些我们看起来再轻松不过的学习过程，可能对Tony来说是10倍的时间和努力付出。
“这没什么，我觉得只要不要太关注于自己的视力，不要把困难放大就可以了。”就这样，Tony一路升学，反而成为了学霸，一直占据着全年级前5的位置。
直到14岁参加武汉市中考时，Tony真正才感受到了求学道路的不易。历时一年多，父母四处求人，最终才根据残障政策，替他申请到了一个市重点普高班的名额。
在中学的经历，虽然Tony成绩优异，升学不成问题，但他也隐约为自己的前途感到了担忧。周围的同学都是奔着考高中、考大学而去，刷题几乎成为主要的学习手段。
平时Tony很喜欢和妈妈在晚饭后散步。
妈妈也经常问他：“你以后想干什么？”
“音乐。”
“那你怎么养活自己呢？”
当时的Tony还答不上来。直到又有一天，同样在散步时间，Tony和妈妈灵光一闪，去美国如何？
这一年Tony15岁，他确定了去美国上高中的想法，而且得到了父母的支持。他说：他不想成为高考的机器，他渴望得到平等的教育待遇，想给自已创造选择人生的机会。父母也同意他的想法，也许去美国可以打开他另一番人生的天地。
可没想到就连留学这条路对Tony而言也很困难：没有机构愿意沾手那么麻烦的案子。Tony和妈妈辗转去了美国、北京、上海，找了省内、国内各个知名的中介机构，但是一切陷入了一个怪圈：咨询的时候，各家中介都说可以，然后就石沉大海。再去问，得到的回答全都是闪烁其词。8个月过去了，别说美国高中没个影儿，就连中介都还没法确定。
有一次，Tony和妈妈坐了一夜火车赶到北京，迎着晨曦找到国内最知名的一家大中介，心想这次应该有希望了，最后还是等来同样的结果。母子俩站在北京车水马龙的街头，茫然失措。
Tony的妈妈索性说：“不找中介了，干脆发动所有在美国的朋友，自己申请！”当然，这条申请路更加盲人摸象，阻碍重重。眼看2012年就要过去，2013年的秋季入学计划还根本没有进展。最后误打误撞，Tony和妈妈找到了上海的江老师，在了解了孩子的情况后，江老师觉得可以帮助他申请试试看。
2012年底，Tony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教育顾问。之后，江老师与美国学校在400多封邮件沟通后，最终有两所学校向Tony发出了Offer。
“考虑到Tony的视力问题，以及没有托福等标化成绩，这就很多学校被排除掉了。另外他的情况更适合小一点的学校，这样对他的学习生活、人际沟通都比较方便。”聊到挑选学校的标准时，江老师这么说。
Tony最终选择的是位于美国圣路易斯的一所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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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Tony登上了飞往美国的航班。他可能也想像不到，他的人生在未来的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新生入学的第一天，Tony感到很紧张，毕竟是一下子被扔到了全英文的环境，难免有不适应。Tony说回想起那天，印象最深的是午饭时间，因为他看不到微波炉的按钮，就请同学帮忙。这位热情的同学不但帮他热饭，还在几个按钮上贴上不同的贴纸，这样Tony通过触摸就能操作按钮。这个同学后来也成为他高中期间最好的朋友之一，之后通过他，Tony又融入了这位同学的朋友圈。也许是因为第一顿午餐的开头鼓舞了Tony，后来的整个高中阶段，每天的午餐时间就成了Tony的社交时间，交了很多朋友。
▲Tony在上英文课时做小组讨论
1个月后，江老师前往美国回访Tony。让他惊讶的是，Tony的口语不但有了很大提高，而且变得开朗多话了。
Tony对江老师说：“他们觉得我和他们一样”，“他们都很尊重我，我不再感觉自己是有问题的人了！”
一个快乐的被尊重的孩子的潜力是惊人的，Tony在美国高中只读了两年，而且适应的非常好，成绩斐然——
学习成绩GPA全校第一
学校乐团主钢琴手、每年参加密苏里州中学生音乐节的比赛，曾获得两次金奖
在校期间主动争取成为低年级孩子音乐课助教并逐渐独立教授低龄孩子的音乐课
加入圣路易斯城市市内乐团青少年组（奖项）
为当地社区特殊学校的学生进行持续的义务钢琴表演
在学校创立了中文俱乐部
高中阶段的数学和物理都修了大学AP的课程
回想起高中生活，Tony说给他留下最深的印象的，是遇到了许多他终生难忘的老师。
➤音乐老师Mr.Elder
曾在大学教过小提琴，在交响乐团做过指挥，就是他鼓励Tony当他的音乐课助教，还逐渐让Tony在部分课堂上自由发挥，独自教课。担任助教让Tony的英语突飞猛进，还加深了自己对音乐的思考。他和Mr.Elder成为了忘年交，也经常为学习音乐的目的发生争论，但每次的争论都能让他厘清一个问题，非常过瘾。
➤认识数学和物理老师Mr.Schmidt后，Tony则开始慢慢形成了自己的批判性思维。
Tony刚到学校的时候，经常做数学题。Mr.Schmidt就问他，你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钻研数学？你做的这些题目究竟到底是对是错？突然之间，Tony醍醐灌顶。这位老师为Tony提供了深度的一对一课程。他教会了Tony在学习每件事和思考每道题的时候，问自己：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能否去证明你自己？老师都会要求Tony回去进行大量的阅读，然后回到课堂上讨论，而不是在课堂上直接教授书本内容。
▲Tony在上一对一的物理课
➤Dr.Hurwitz则教会了Tony如何阅读。
英文阅读一直是中国学生很难过去的坎，词汇和文化差异都让中国学生难以适应美国中学巨大的阅读量。但Dr.Hurwitz却让孩子们要享受阅读。找一个安静的时间和地方，不要思考太多，沉浸到书本中去，这才是的真正阅读。哪怕你不懂某个词的意思，你也照样可以读下去。阅读只有享受了，才能习惯。就像Dr.Hurwitz 说的：阅读就和吃饭一样，没有人会问自己为什么要去吃饭！
“他是一个非常主动思考的人，一直在探索和思考自己的兴趣、未来发展方向。不少学生可能每天只是在被动地学习，但他每天都在思考，并和同学老师交流，寻找建议和意见。”
“他一直在争取并主动寻求帮助，从来不会等着别人给予他机会。他的英文课作业通过他的争取，变成了语音回答的方式；他的物理课是一对一的讨论课，也是他和物理老师主动讨论出来的结果，因为他的学习水平超过大部分同学，而很多理论内容又需要很多讨论，最后他就和物理老师想出了这样的办法；又比如他创立了一个中国文化俱乐部，也是在和校长的数次争取之后，他获得了在全校集会上介绍俱乐部的机会；甚至他的历史课程，也是通过他不断争取后获得了学校承担一半费用的结果。”
“他还是一个非常会交流，社交能力很强的人。Tony自己也说，我的视力反而成为我的优势。因为看不到对方的表情，所以在主动聊天的时候也不会不好意思。把留学当做一个全新的开始，勇敢地跳出自己的舒适区，利用午饭、课间和课后去主动和美国同学、和老师交流。”
这也是为什么在选择大学时，按照Tony的高中成绩，他可以很轻松申请美国排名前30的综合性大学，但他却最终选择了本宁顿这所文理学院，因为他很清楚，他更喜欢文理学院那种紧密的师生关系，以及更多的自我发展的空间。
修了三个专业的大学生活在文理学院给自己更多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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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Tony已经是本宁顿学院大二的学生了。他主修了三个专业：钢琴、数学、历史，听上去就很忙碌。
他说每天早上6点起床，8点上课，当中一有空闲就练琴，他还经常有学校的音乐会，所以还会在上课间隙跟老师一起排练。
除了白天要应付他的学业，Tony也在当地的小学教中国文化课，一周一次；在大学里还要给他的美国同学辅导中文；另外还要给国内的盲校、申请美高或本科的孩子做远程课程。“是排得比较满，但我还是能保证12点前睡觉的，并不像我妈妈担心的不睡觉。”Tony笑着说。
以上是我们与Tony的Q&A——
为什么要给盲校的孩子上课？
说到给盲校孩子上课，是大一寒假时一次表演的机会，Tony认识了武汉盲校的老师，并去盲校做了一次分享。这触发了Tony给盲校做远程课程的想法。授课的内容是用Tony理解的美国教学体系教这些孩子英语，按分组和个体差异安排教学大纲。
“更多的不是因为同情，而是我觉得他们也应该接触我们现在的教育，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他们外面的世界是这个样子的。我可以告诉他们一条路，但是要走这条路还是要靠他们。”
Tony回答里的那份理性和成熟让我很震动。
“因为我自己没有在盲校上过学，所以我接触了盲校的孩子们后，发现他们看问题的方式让我很吃惊。第一个是他们的思想有点过于简单了，感觉明显低于同龄孩子对社会的认知。他们也有梦想，比如成为音乐家，但完全没有实际的计划。还有就是社交能力也比较弱，因为盲校比较封闭，他们很少接触社会上其他的人。他们也并没有任何的意愿去接触外面的社会。另外就是盲校的英文课跟一般学校差距很大，师资肯定也没有那么好。”
“所以我就想，如果我用美式的教育方式去教授这些零基础的孩子，对以后他们的国际化视野会很有帮助。一个是教他们语言，一个是教他们思维方式。”
Tony的学生中，表现最好的孩子是一名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已经以和他用英语讨论美国历史了。
▲卢旭初在给盲童上数学课。《武汉晨报》记者李子云 摄
如果当时没有来美国的，现在的你会是怎么样的？
这个还真不好想象。Tony说。我觉得美国对我改变真的挺大的。包括性格，思维方式，待人接物。在国内的话可能还真不知道会是怎样，我自己对我的改变其实也很惊讶。
➤性格：
在国内我是很内向的人，现在我也不是特别外向，但已经很不一样了。以前在国内我成绩很好，老师让我干嘛就干嘛，并没有自己的思考。在国外的话，老师完全不是这种风格，甚至有时候两小时的课就要你们自己去上，自己讨论发挥。我感觉美国的教育理念和课程设置把我的性格给改变了，变得更开朗健谈，整个思维方式也都变了。
➤同学：
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很多中国学生普遍的问题：要不就是中国人扎堆，要不就是为了交朋友去交朋友。但实质是，他们内心渴望交朋友，但他们又害怕被拒绝。但很多时候我觉得不用刻意想这个问题。当你接触一个新朋友的时候，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就行，这样就会慢慢交到新的朋友。而且美国的同学都会把我当正常人对待，在美国社会都是如此，不管是怎么样的残疾人，都被当做人正常对待，大家挺平常心的，不会特别优待你，也不会歧视你。
➤学习：
比如我高中物理老师就问过我说你学物理到底是为什么？很多科目老师都问过我这个问题。包括很多人都说美国的理科很简单，我不理解他们认为的“简单”到底是什么？如果是以国内的刷题来说，那确实挺简单的。但是题目背后到底是什么？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出了这么多科学家的原因。
➤运动：
我高中的时候去滑过雪。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危险，会有一个人在我旁边一起滑雪，然后有一个杆子拉着我，这样我们可以一起移动，转弯的时候也可以一起转弯。大学的暑假还经常爬山，因为我们学校周围有很多树林和山丘，经常和同学老师一起去爬山，因为文理学院的师生关系会很近。
➤对社会的认知：
在国内的时候我对未来没有任何想法，你也可以说我的知识面很广，因为我都知道一点，都记下来了，但是我并没有深究这是来源于哪里，为什么。在美国的话，我的经历就更丰富了。包括我高中时就有两个不一样的寄宿家庭。其实我对社会的思考也跟以前单一的思考角度不一样了。
▲在密苏里州高中生音乐节上拿了金奖
将来回国会不会水土不服？
我觉得这是心态的问题。
我当时出国的话，其实面临的也是同样的问题，不管你是回来还是出去，水土不服的本质是环境发生了变化。那么问题就来了，是你适应环境还是环境适应你？是抱怨这个环境还是改变这个环境？
将来如果我回国的话，我想做的事是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去改变这个社会。我想去改变我周围的人，去改变周围的社会。
我知道你在特殊教育这块是有理想的，具体来说呢？
美国的特殊教育理念比中国要先进很多。当然这个大前提是：社会的层次比中国要高。
美国的整个特殊教育体系本身，更看重如何培养出来一个融入社会，影响社会的人。
所以说很奇怪：美国的特殊教育老师非常累，因为他们要花更多的时间在每一个孩子身上，但是他们都非常开心。可能照我们国内的想法会认为他们是热爱这个职业，但美国的老师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亮点，他们愿意花时间发现这些闪光点。
举个例子，比如国内的盲校就是使用盲文教材，但是在美国的特殊学校，哪怕你什么都看不见，他们也要教你写自己的名字和阿拉伯数字。因为他们认为将来你到社会上总是有需要你签名或写数字的时候。
所以美国的特殊教育，我觉得总体思路是如何让特殊孩子和社会接轨，而不是社会来帮助他们。相比之下，国内的特殊学校的孩子，可以说99%的家长都是过于呵护孩子了。
当然美国也不是什么都比中国好。比如我觉得美国的医疗和教育都没那么好，政府对高中的重视也不够，很多特殊小孩到高中以后，高中会说抱歉，我们没有那么多钱了，你只能去盲校读书。而且也不是每个美国家长都这么开放，愿意自己的孩子跟特殊孩子一起上学。
国外特殊孩子高中毕业去向数据其实没有那么好。美国只有0.5%的视障的学生能够上大学。在这0.5%的学生里又可能绝大多数都去了社区大学。所以这点上来看能够获得优质高等教育的特殊孩子，无论在中外都是极少数。
毕业以后会做什么？
毕业以后我应该会从事跟教育有关的工作。不一定是当老师，但肯定跟教育相关。
我必须承认，采访Tony之前我是紧张的。生怕有什么用词不当，会让他敏感。聊天的过程中，反而是Tony的自信和自在感染了我。如果有机会能看到Tony在BenningtonCollege今年的春季音乐会上的钢琴表演视频，你一定会同意我这句话：这个来自中国的男孩，将来一定会走得更远。
早就想写一写特殊教育领域的故事。今天的主角Tony肯定算是视力障碍人群里既幸运又努力的那一个。最打动我的是他的努力和幸运获得了很好的回报，而且他不止于此，他想到的是更多和他一样的特殊孩子，并且能看出他对中国特殊教育的关注和思考。
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在一场名为《中国信心》的演讲中曾说过：
评价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判断标准不是强者的高度，而是弱者的地位。为弱者付出，这首先意味着成本收益完全不成比例的金钱付出（例如服务盲人和老人的公共设施不产生经济效益），这是社会强者为弱者买单。反之，过度追求金钱效益，由弱者为强者买单，则是社会不发达的表征（试想北京还有几条盲道没被车位或店铺占据）。当人道主义精神超越实用主义精神，当整个社会出现大量愿意不计成本服务弱者的社会群体时，这个国家必定是发达国家。
愿我们以此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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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真棒”固定栏目。主持人爱娃，是混血娃妈，资深媒体人，某国际教育刊物前主编，国际教育研究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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