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用”比“有用”更有用，育人比育才更根本
说到教育的问题，我想从多数人认可的教育观念开始。中国的家长或教师，对子女或学生的要求，大致都认同如下教育观念：子女或学生要学好知识，要学有用的知识，最终要成才。
今天，我想对这个多数人赞同的、听上去理所当然的教育观念，提出一些不同的思考。 这个教育观念中包含了教育的三个基本问题，即“学什么”，“怎样学”，“为什么学”，也就是关于教育的“What”、“How”、“Why”的三个问题。
清华大学经管院院长钱颖一
”
▲ 本文摘自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钱颖一院长的演讲。
学什么-WHAT
“无用”知识的有用性
中国学生普遍缺乏好奇心，是后天的教育把他们原始的好奇心磨灭了。
这个命题并不是我最先想出来的。1939年，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即“‘无用’知识的有用性”。
在这篇文章中，弗莱克斯纳对柯达公司创始人柯达先生认为“马可尼发明的无线电收音机是最有用的发明”这一观点提出疑问，认为麦克斯韦和赫兹的理论贡献更加有用。
他写道：
弗莱克斯纳写这篇文章是有原因的，因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使命，就是研究那些“无用”的知识。
再举一个工程中的例子。
这是乔布斯十年前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自己讲的故事。他在当年大学一年级辍学后并没有离开学校，而是听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课，其中一门是美术字课。这在当时看来完全无用的课，在十年后他设计电脑上的可变字体时发挥了作用。
乔布斯这样说：
以上两个例子告诉我们，对知识有用性的认识不能过于短视。当然，短视在全球都是一个问题，不过在我们中国人中尤其突出。
我们心目中的“有用”，往往是指立竿见影式的马上有用。我把这种急功近利式的功利主义叫作“短期功利主义”。短期功利主义使得我们把知识的“有用性”局限在极其小的范围内。
短期功利主义在教育中很严重。比如，大学中人文类的专业和课程不受青睐。又比如，学生在选课前总要先考虑这门课对找实习或找工作有什么用。
可是另一方面，毕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校友们，对他们在大学时期所上的课的评价，却与在校生很不一样：他们感到遗憾的是，当时学的所谓有用的课在后来变得如此无用；同时又后悔，当时没有更多地去学那些看上去“无用”但日后很有用的课，比如一些人文、艺术、社会科学类的课。
有许多原因，使得毕业时间较长的人对知识“有用”的看法会基于更加长远的考量。
人们预测未来的能力很有限，只有在事后才能看清。
乔布斯这样反思：
怎么学-HOW
“好学”比“学好”更重要
“好学”是懂得怎样学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中有若干要素，我特别要强调好奇、好问、好思这三点。
➤ 我把好奇放在首位。好奇是科技创新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始推动力。
多年前，四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到清华理学院与学生座谈。当被问及什么是科学发明最重要的要素时，他们没有选择基础扎实、数学好、勤奋、努力这些学生们提出来的选项，而是不约而同地说到了好奇心。
连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都说：“我没有特殊的才能，我只是激情般地好奇。”
好奇是好学的第一要素，好学源于好奇。然而，我们发现，中国学生普遍缺乏好奇心。我进一步的猜测是，人生来都是有好奇心的，是后天的教育把原始的好奇心磨灭了。
➤ 好奇往往导致好问，而好问是质疑既有知识、探求未知的起点。
但是，我们面临的情况是，学生不好问，也不会问。我们不仅不鼓励学生质疑老师，还往往对那些喜欢质疑的学生产生负面印象。我们的应试教育制度是不鼓励提问的：获得标准答案就能取得好成绩，而提出问题不仅对获得好成绩没有帮助，而且还有害，因为它让你不相信标准答案。
中国学生回到家里，家长会问：“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新知识？”据说，犹太学生回到家里，家长问的是：“你今天提出了什么好问题？”甚至还接着问，“你提出的问题有没有老师回答不出来的？”
以色列著名作家阿莫斯·奥兹（Amos Oz）说：
全球犹太人总数只有1000多万，还没有北京市人口多，而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犹太人以百计。这或许与他们的好问有关。
➤ 好思则是好学的核心。
17世纪的数学家、哲学家笛卡尔——就是发明坐标系的那位法国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思故我在”，他把“思”作为人存在的根本价值。
爱因斯坦把思考作为大学本科教育的根本，他说：
“大学本科教育的价值，不在于了解多少事实，而是训练大脑去思考。”
如何思考？不是人云亦云，而是独立思考。只有独立思考，才会有创造性思考，才会有批判性思考，才会有“Think Different”，即不同的思考。
彼得·蒂尔在《从0到1》这本书的一开头，就举出他在面试候选人时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哪些重要的真理，是很少有人同意你的？”
英文原文为：“What important truth do very few people agree with you on?”
他的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绝大多数真理是大家都同意的，而要说明那些与“共识”相反的你的看法是真理，非独立思考是不能回答的。 真正的好学生，是“好学”的学生，是具有强烈好奇心的、好问且能问出有意思问题的、还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这种“好学”是一种可以伴随学生一生的有关“怎样学”的能力。
为什么-WHY
“育人”比“育才”更根本
在中文里，“人才”是一个词，而且我们经常都把“人才”简单地落脚为“才”。所谓“拔尖创新人才”、“杰出人才”，都是指“才”。但是，“人才”是由“人”与“才”两个汉字组成的。“才”的英文是talent，而“人”的英文是person或human being。
“才”关注的是“三力”：创造力、分析力、领导力。人有“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度量“才”的词是成绩、成功、成就，而形容“人”的词则是自由、快乐、幸福。
➤“育人”比“育才”更根本，是因为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
中华文化的传统、中国教育的传统，从来都是重视“人”的传统。“四书”中《大学》开头便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几乎每一个中国教育者都常引述的一句话，讲的是大学的目的是育人，是人的道德，是人的善。中国文化中的做人是非宗教的，这是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
梁启超1914年到清华演讲，题目是“君子”，对应的英文是gentlemen。梁启超以“君子”寄语清华学子，强调的是做人：清华学子，首先要做君子，之后才是做才子。在演讲中，他引用了《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说明的是做君子的条件。他还引用王阳明的话：“治山中贼易，治心中贼难”，说明“做人”比“做事”更难。正是由于此篇演讲，“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才成为了清华的校训。
但是，这个重“人”的传统后来发生了变化，使得重“才”逐渐压倒重“人”。直接原因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落后于西方了。落后就要挨打，因为西方有枪炮，西方有科学技术。所以我们要科学救国、技术救国、实业救国。因此，教育就转向科学知识、技术知识、专业知识的传授，转向对“才”的培养。不仅在中国，在所有落后国家实现追赶的过程中，都是一样的。
不过，这种由“人”向“才”的转向近年来在中国走向了极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经济增长似乎变成了唯一的价值和目标。即使当下讨论的转变发展方式和创新驱动，也仍然是把经济发展作为目的。在这种思维中，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人才就成为加速经济发展的动力。“育才”也随之变成了教育的最终目的。
在经济学中，人有两个作用：
一是作为劳动力，其中包括“才”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经济活动投入品，是工具；
二是人是消费者，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经济活动的目的。所以在经济学中，人不仅是工具，也是目的。
另一方面，在康德看来，人只能是目的，不能是工具。康德的哲学使得“人是目的”这一价值更加清晰和突显。无论如何，只要人是目的，不仅是工具，教育的目的中，“育人”就比“育才”更根本。
➤ 教育如何体现“育人”？
在我看来，作为目的的“人”包括“人文”、“人格”、“人生”三个方面，所以，关于人的教育，应该包括人文精神的教育、人格养成的教育和人生发展的教育。
人文是相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言的。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来都是科学进步与人文进步并举的。如果说科学是为了做事，那么人文是为了做人，做有品位的人。科学告诉你什么是真理，人文告诉你说真话的价值。龙应台女士这样解读人文：文学使你看见原来看不见的东西，可以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从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星，从而有了走出思想迷宫的可能；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所以，文学让你看见，哲学让你定位，历史让你连接，这些都是人文的价值。
➤ 以人文为基础的人格是做人的准则。
人格养成是人的教育的基础，正直诚实是对人格的基本要求，而对人格的起码要求就是人格底线。说话有底线，就是说话讲真话；做事有底线，就是做事有原则；做人有底线，就是做人有良知。人格的底线就是文明人的底线。钱理群教授曾经批评我们的一些精英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批评的不是一般的利己主义者，而是那些学过很多知识、善于利用制度的缺陷和传统的弊端，同时又没有人格底线的利己主义者。这从近期的“反腐”案例中可见一斑。
➤人生既有对人生发展的梦想，更有对人生意义的探索。
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过”（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应该成为每一个学生用以经常提醒自己和检讨自己的格言。大学是反省人生的开始，思考人生的起步。反省人生是发现自己，认识世界的过程。
在我们当前的教育中，相对而言，我们更缺乏对人文精神、人格养成、人生发展的教育。理解人文价值，坚守人格底线，反省人生意义，应该成为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必修课。
▲ 钱颖一院长在新书《大学的改革》里对中西方教育及改革进行深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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