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学期开学,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全面落实“双减”政策之际,日前教育部又规定,中小学要严格执行均衡编班的法律规定,不得以任何名义设置重点班,均衡配置师资,也不得按考试结果给学生调整分班、排座位、贴标签。消息一出,家长们就已在网上分成两派吵开了。一方认为,每个孩子的成绩都有起伏,人为将孩子按一时的成绩提前分出优劣,这既不利于个体发挥潜力,还会造成他们的心理创伤;而另一方则主张,取消重点班是对优秀学生的不公平,这样老师为了照顾学得慢的孩子,进度势必会受影响,反而难以因材施教。在“爸爸真棒”的专栏作者维舟看来,这两种观点可能都失之偏颇,而背后更需要家长思考的是,我们的教育思路该如何与时俱进。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欢迎文末讨论,本文配图来自电视剧《3年A班:从现在起,大家都是人质》剧照。#01为什么要有重点班?这个问题在国内由来已久,如果我们不了解重点班的由来,就很难辨清其中的利弊。确实,在国外是没有“重点班”的,这可说是近代中国的一项制度发明。重点班的想法,在1872年第一批留美幼童身上就已可见端倪:国家急需人才,但又一穷二白,不得不选拔极少数有天赋的孩子,将有限的教育资源集中在他们身上,指望这些未来的精英承担起国家现代化的使命。在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全国基础教育极为薄弱,能读到高中的就仅有3%的少数人。这还未必是根据孩子的智商选拔的重点班,而是与社会阶层有关:当时私立教会学校更为精英化,1935年圣约翰大学估算学生每年最低费用为600美元,远非当时一般家庭所能承担。不仅如此,一个尚未充分现代化的国家,其实也不需要太多精英。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国家很快就发现,限于种种现实原因,国家只能负担、供养相当有限的少部分干部和专业技术精英,因而明智的选择是努力推广初级教育,但中高等教育尚缺乏普及的基础——否则培养出来也无法充分就业。这样,再加上教育资源本身就有限,只能用在刀刃上,重点班、重点中学、重点大学的普遍设立也就顺理成章了。这是一个连贯一体的层层选拔机制,最终都是为了确保及早识别、选拔出少数适应国家需要的精英人才。几十年下来,这么做的效果如何?梁晨等人所著的《无声的革命》一书在利用1949-2002年间北京大学、苏州大学的学籍卡数据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新中国在农村和落后地区推广基础教育,这“使得精英教育具备了开放性和生源多样性的基础”。也就是说,重点中学看似得到了教育资源的倾斜,也确实为重点大学提供了主要生源(不到来源总数1%的前50所中学输送了20%多的北大学生),但由于重点中学本身的生源就有多样性,所以它在社会阶层上的分布仍是较为公平的。这种多样性、公平性才是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们在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大体都赞同这样一个结论:“在中国,无论成为哪种‘精英’,教育程度的作用都是显著的。”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教育还是可以改变命运的,仅靠有钱、有权,还不足以让你家的孩子也能子承父业,必须得让他接受良好教育才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校间的高低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像日本倒是没有重点中学,但中学的精英化程度相较国内有过之而无不及,加藤周一《羊之歌》中就回忆,一高的学生普遍自视为天之骄子,“就算现在天下还不在自己手里,但迟早都是他们的”;伊顿公学等英国九大公学,也是众所周知的“精英的摇篮”;至于韩国,本来国家就小,家长、学生的选择更少,能否进入排名靠前的一流中学,基本上就提前锁定了人生道路。在这些发达国家,精英教育已明显地成为一种社会精英再生产的工具,父母从小就为孩子铺垫好了道路。2008年美国精英私立大学中,家庭收入处于后50%的学生只占12%,而家庭收入处于前2.5%的学生却占了1/3强。相比起来,国内这两年虽然也有“寒门再难出贵子”的悲叹,但各校的重点班无论如何首先看重的还是孩子本身的天赋和成绩,至少兼顾了公平性和多样性。#02为什么要改革?如果这样一套做法在国内运作得还算不错,那么现在为什么又要取消?这就说来话长了。从大的方面说,自1999年大学扩招起,中国的教育已渐渐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阶段。1950年代全国仅5%的人口能读高中,但现在高中毛入学率已高达90%,接受大学教育的提升更为显著:同期从仅仅0.1%飙升至30%以上,增加了300多倍,相当于欧美发达国家1990年代的水准。大众化并不仅仅是“大学生不稀罕了”这么简单,它还意味着中国要改变原先的模式:过去是从5%的人口中选拔精英,现在则要在90%的适龄人口中择优录取,这就需要把机会公平摆在更突出的位置。因为现有的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证明,智力水平在大规模人口中的分布是随机的,这就意味着过早将教育资源偏重于任何一个群体,最终都可能有失公平。在这种情况下,以往那种教育资源的过度集中就不再适宜了,更何况,国内这些资源的分配主要并非依靠市场化的机制,而是通过行政系统划拨的。国家教育经费是按重点/非重点来分配的,而在学校内部,又是按重点班/普通班来调配的。教育家卿光亚几年前就曾说过,成都市20多所重点中学的基建费,就相当于另外3000多所非重点的总和。可想而知,这难免造成城乡、区域间基本公共教育的不平衡局面。由于重点大学的生源主要来自重点中学,又可能出现衡水中学这样独占大量资源的局面。2010年,北大曾赋予39所重点中学校长推荐学生资格,这一制度一旦大规模推广,势必会造成生源的过度集中。不仅如此,由于升学率与校长、教师的一系列待遇挂钩,这就自发产生了一种绩效激励机制,驱使各地学校都绞尽脑汁,将本校资源倾注在重点班上,煞费苦心地将一些“好苗子”送进重点中学或重点大学。作家沈书枝曾回忆,1990年代她读初中时,乡下各初中每年能有三四个学生考上县一中就已经谢天谢地,为此会有十来个孩子被选中“加强管理”,由老师开小灶另外补课。问题是,这样的做法看似是为了学生的前途,其实却是为了老师们达成绩效,并因此牺牲了其他学生的公平竞争机会,他们相当于提早被放弃了。正因此,教育部早在2015年就提出,将实行县(市、区)域内城乡中小学教师编制和工资待遇同一标准,以及教师、校长交流制度,逐步取消义务教育阶段重点校和重点班。值得注意的是:教育界一直以来呼吁和重视的,并非教育机会的平均分配,而是教育机会的公平竞争。取消重点班,并不意味着把所有教育资源平摊给各地,而是“不能让一个孩子掉队”,让那些因为地处偏远、家境贫寒但其实颇有天赋的孩子,能和那些含着银匙出生的孩子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换句话说,“初心”仍然没有变,是为了保持各级学校生源的多样性,让不同社会来源的人都有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流动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取消中小学义务阶段的重点班,但重点高中、重点大学仍在,因为只要实现公平竞争和生源多样化,没有必要搞平均主义。不是说分流不对,而是说不能在义务教育阶段就提早分流,那样既不利于孩子的成长,也不能为国家和社会公平选拔人才。#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