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1919：一位德国动物学家的川藏探险（二）
前情提要：
补图一张：
1914年探险队在四川映秀获得的大熊猫皮：
本要结束科考探险工作回国的Weigold，在出发去汉口前收到了大使馆的电报，他被准许暂缓兵役，继续留在四川进行未竟的科考工作。他得以进入梦寐以求的藏区，且收获颇丰。但是藏区工作结束之后却未能顺利回国，而是经历了北上北京、南下广州的波折之后，在1919年才等到回国的机会，而此时距他离开德累斯顿已历5年。
一、再入四川
收到德国大使馆的许可之后，Weigold欣喜过望。他与本要同行的两位广州教师朋友Mell和Lapper匆匆作别。但此时的Weigold可能并未想到，日后他们会成为同事。
Weigold开始为再次入川做准备。他找到当地的同胞，让其帮忙找了新的随从，并进行了简单的训练。1914年11月2日，Weigold再次溯长江而上，这一次他成为了船上唯一的外国人。在万县，他又在同胞的帮助下雇佣了两名苦力，因为接下来的是通过陆路去往成都。11月的西南腹地，天气渐寒，经过一段较为艰难的行程之后，Weigold于1914年11月下旬到达成都。
Weigold考察途中雇佣随从所立文书：
大意：具承保接收信电人彭玉山，现住上龙门？上新街粉红巷彭家院，情因李玉书今随同德国西人到西藏游猎，以后路途来往，无论遇有吉凶等事之信电，一切由彭玉山接收并无遗？，如有途中拐逃，一并负责，特立承保。（印：合记联星西餐馆）
1914年Weigold探险途中雇佣随从合影
再次回到四川时的Weigold
二、西进藏区
1914年11月21日-28日的一周里，Weigold开始为冬日的考察做准备。虽然春天时Stötzner曾经在山区捕获大型的哺乳动物。但是作为动物学家的Weigold更想了解它们的生活环境及方式，以及关于鸟类迁徙的更多的信息，而非简单的一个标本。所以，这一次Weigold打算往更远的山区中进发，开始他真正的动物学研究。
Weigold北上灌县后回到成都。自成都跨岷江向西，到达雅安（Yachow）后曾南下乐山（嘉定Kialing），而后再经雅安、康定（打箭炉Tatsienlu）、道孚、德格（Derge）、河坡（Horbo）、巴塘（Batang），最终到达现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德钦县（阿墩Atendse）。
Weigold绘制的探险路线（蓝色部分为1914年底至1915年间）
1914年底-1915年间，Weigold藏区探险途中拍摄的照片（幻灯片）：
由成都去雅安的途中
由成都去雅安的途中
乐山大佛
由雅安到康定途中
由雅安到康定途中
泸定桥（桥上立者为Fünke）
康定：
巴塘：
整个考察活动历时约一年。归国后1926年，他还将这段艰苦卓绝却收获颇丰的经历写入《在西藏雪峰间的岩羊》（Auf Blauschafe zwischen tibetischen Schneegipfeln）一文，并收录在其任教学校的教科书中。
Weigold幻灯片中的岩羊
Weigold与其猎获的岩羊
而我们也在中文文献中找到了与Weigold此次藏区之行的珍贵记录：
“而德人外格德至道孚后，坚欲前行巴塘，阻止再三，几乎决裂，劝阻无效，莫可如何，只得慎选护勇，沿途妥为照料。并乞飞谕营官寨、安良坝各处村长、头人，加意维护，免生意外。徐教士从旁婉说，居间力保，纵由该德国人外格德书一德文条约，如遇事变，不与中国政府相涉，更与知事无毫发担负也。乃请令徐教士译出中文存案。敝署本日，交请白玉宋、张两知事，沿途妥护，带同前进”。
——《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 上册》 道孚公牍 p.220
这次藏区之旅仿佛一次洗礼——在最艰难复杂的土地上探索丰富的物种资源。后来Weigold在给奥地利植物学家马志尼（Dr. Heinr. v.Handel-Mazzetti）[1]的书序中提及这段经历，并论及探险与科学的关系，“斯文·赫定是我们伟大的榜样”（Sven Hedin war unser großes Vorbild.），Weigold写道。
藏区考察告一段落之后，Weigold原路返回。
三、北上京城
在重庆，经历了与海关的协调后，他与Funke得以带着他们的狩猎成果离开，在北京的Stötzner也提前为他们做好了相关准备。Weigold一行在汉口转乘火车北上。于1915年12月30日到达北京。此时Stötzner是北京使馆区卫队指挥官。在Stötzner的安排下，Weigold也趁机游历了北京及周边地区，甚至去到了天津。
休息一段时间后，Weigold决定趁此机会在京展示探险队的成果——
“我有一种让更多人了解探险队工作的欲望。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鸟类收藏（展览）”。于是，Weigold便在北京的使馆区举办了一个小型展览，展出了包括他的鸟类标本、Stötzner的民族志收藏以及部分影像。展览持续了两周半的时间。
教育部、农商部、陆军部参观展览相关信件：
展览结束后，Weigold再次开始了考察工作。在Stötzner的安排下，他足迹到达山西、内蒙古、热河——这次的行程一直持续到1916年6月中旬。Weigold还特地提到了美国人哈克满对其进入内蒙古的帮助。
Weigold在华时收集的名帖
四、南下广州
1916年7月24日，在完成Stötzner探险队的所有工作之后。因为北方的考察收获寥寥，于是Weigold去了广州——“我申请到广州，因为这个亚热带地区对我来说非常新鲜，与中国其他地方完全不同的人、语言、植物和动物”。
1916年9月18日，Weigold到达广州，在一所德华学校任教，并与此前在宜昌遇到的Mell和Lapper成为同事。虽然通晓一些中文，但是Weigold在教学初期还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好在作为一个学者，他有足够的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同时，他依然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在周边做鸟类考察。为此，他甚至在广州买了一条小船，以方便在水系发达的广州出行。
Weigold在广州任教时与学生合影
Weigold拍摄的广州风光
在广州期间，Weigold与同事似乎遇到了限制离境的问题。所以，直至一战结束后的1919年4月，Weigold才得以踏上归国的船。也正是在归途的船舱中，他遇到了同在中国西南考察的奥地利植物学家马志尼（Freiherr von Handel-Mazzetti），相同的经历使他们一路畅谈，Weigold也得以在马志尼的书中找到了Weigold的身影。
这次航行并非没有科学意义。Stötzner四川探险队的成员Israel博士和H. Weigold博士加入了香港的船。 Weigold曾经是广州德中中学的老师，能够告诉我们所见到的海洋生物，包括新加坡海蛇（两种），飞鱼，海豚（普通和海豚）瓶鼻，鲸鱼，特别是鸟类，鸟类学是他的专长。
——Heinrich Handel-Mazzetti
A Botanical Pioneer In South West China
Chapter 42:Repatriated
至此，Weigold历史五年的中国之行终于落下帷幕。
但是，在前文给出的这张路线图中也可以看出，这并非Weigold唯一的中国之行。而十多年之后，Weigold作为带领者的再次造访，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1] 海因里希·冯亨德尔-马志尼（Heinrich von Handel-Mazzetti，1882年2月19日－1940年2月1日）为奥地利植物学家。其出版了多部关于中国植物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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