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尖投资人:基因疗法必须要在5年里证明自己 | 独家专访
▎药明康德/报道
编者按:MPM Capital的董事总经理Mitchell H. Finer博士在基因疗法和细胞疗法领域有着30年的丰富经验。这名bluebird bio的前任首席科学官在这一领域有着独到的看法与见解。他认为基因编辑,或基因组改造技术是相对较新的技术,但非常令人兴奋。不过它也指出,从基因组改造到上市的医药产品之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路上还要克服许多挑战。在药明康德的本次深度访谈中,各位读者将了解到这名资深投资人对基因编辑实际应用的诸多洞见。
本文是药明康德“基因编辑专家独家深度对话”的第3篇文章:
专访Cellectis首席执行官:基因编辑将创造人类历史 | 独家
独家专访George Church博士:基因编辑的下一个重大突破在哪里?
药明康德:Finer博士,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作为基因疗法的专家,您能谈谈在基因编辑领域,您的投资策略吗?
Mitchell Finer博士:我是在几年前加入MPM的。当我还是bluebird bio的首席科学官时,就非常关注基因编辑领域,也很早开始关注基因组的改造。bluebird在2014年收购了Pregenen,这是一家开发归巢内切核酸酶(homing endonuclease)的公司。当时,CRISPR技术已经吸引了不少风投机构的注意,但在2014年,这项技术还处于很早期。因此我们认为它还有非常长的一段路要走。和CRISPR相比,归巢内切核酸酶的改造要复杂得多,也不像CRISPR技术那样,能靶向那么多基因组里的序列。但它的好处是有许多蛋白与DNA的相互作用,因此有非常好的特异性。另外,这些分子相对小而紧实,方便递送。
▲归巢内切核酸酶(图片来源:bluebird官网)
后来,CRISPR领域出现了巨大的进步。MPM一直关注有创新技术的公司。作为MPM在基因疗法产品开发上最有经验的人之一,我继续关注着基于CRISPR的技术,以及其他的基因组改造技术。我认为这些技术目前的问题在于体内疗效,以及脱靶活性。我认为这些技术还没有让人兴奋到不断鼓掌的地步。CRISPR在解决脱靶编辑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另外,基于具体编辑位点的不同,我们还需要了解gRNA(guide RNA)的活性,确保它能覆盖整个人群——我们想要尽可能简单的产品。
如果只是考虑体外的基因组改造,这就不成问题,因为递送是最容易解决的。但我认为问题是:我们究竟是依照每名患者的不同来开发gRNA,还是开发出一种能应用在所有条件下的gRNA。
另外,在免疫疗法领域,如果我们要做体外的基因组改造,你会想一次性改造多条基因吗?这做起来的难度又有多大?当许多公司演示各自基因组改造技术时,这些都是我不断在问的问题。在人类原代细胞里使用什么递送技术?在这些细胞里的效率是多少?为了在生物学上有意义,要使用体外基因编辑技术改造多少条基因?人们想要在体外编辑T细胞,带来免疫疗法,这不仅仅是改造一条基因。这些是专注于体外基因组改造的公司正在努力解决的难题。
在MPM,当人们来寻求投资时,我会说:“我相信你们能做好科学的部分。现在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要怎么样来生产和开发这项产品?”我通常相信这些人是富有创造力的科学家,然后我会问,我们能在投资后,获得下一个里程碑吗?要在人体内进行测试,我们还需要做什么?我喜欢反推,这就是我看待所有技术的方法。有些瞬间,我会将一切现实问题抛之脑后,称赞这些科学发现,相信它们能取得成功。但随后,我又会问,我们要怎样开发这款产品?它的成本是多少?假设我看到的科学部分都真实有效,它在开发过程中又会遇到哪些技术阻碍?
药明康德:非常详细的解读!那在您看来,哪些疾病最适合用基因编辑的手段来治疗?在应用上,您觉得有哪些局限吗?
Mitchell Finer博士:一些公司正在探索体内基因递送的方法来治疗疾病,目前还没有获得成功。体外基因编辑明显是让基因进入细胞最简单的手段,领域内也有很多有趣的改造目标。
细胞分裂的过程中,有完整的修复机制。目前人们做的基因组改造是使双链DNA断裂,细胞就会变得非常“紧张”。细胞不喜欢双链DNA断裂,因为这是高致突变的,会导致染色体的重排。另外,细胞里有DNA损伤的检查点,一旦双链DNA断裂积累过多,就会导致细胞凋亡。当你用慢病毒(lentivirus)或HIV的病毒载体时,也会产生双链DNA断裂。但一般来说,我们引入的慢病毒整合酶蛋白分子数量非常少,因此产生的双链DNA断裂数量也很少。相对那些正在复制,有修复机制的细胞来说,那些没有复制的细胞会对这些断裂更敏感。
因此T细胞就是一个绝佳的改造目标。那些用体外基因编辑技术改造T细胞的公司的模式最合理。这些细胞最容易改造,而且不会一直存活。因此从安全性的角度讲,脱靶效应就不会是一个问题。造血干细胞也是一个有趣的改造目标,但它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造血干细胞的挑战在于恰到好处地表达核酸酶,而不引起DNA损伤反应以及凋亡。
利用体内基因编辑技术,单基因遗传病是非常好的治疗目标。当然,这具有体内递送上的挑战。我们必须考虑递送的问题。买房子时,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考虑位置,基因疗法也是一样。你需要在恰当的细胞内,做恰到好处的表达,不引起损伤。这就是体内递送需要考虑的。
所有CRISPR相关的公司在开发基因疗法产品上都经验有限。一定要让人们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复杂的基因组编辑问题,还是一个递送问题。治疗脑部或眼睛的疾病涉及的是基因组编辑和体内纠错,但在此之外,基因递送上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
药明康德:那您怎么看待基因编辑技术在未来5-10年里的发展?
Mitchell Finer博士:对于早期的临床试验来说,一定要在5年里体现出临床益处,否则它的价值就会消失。在1990年代,癌症疫苗公司都有很高的估值,但后来它们都失败了。CRISPR公司也需要证明能够带来有意义的临床益处。这些公司面对的是全新的载荷问题,这方面的信息还不是很完整,而且有递送的挑战。谨慎选择临床适应症非常重要。因此我认为对所有的公司来说,挑战在于递送。目前基因疗法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它正在得到解决,CRISPR公司一定要仔细留意。
体外T细胞基因编辑也有着挑战。在针对恶性血液癌症之外,你还需要一个抗原受体,并调控肿瘤的微环境。这意味着你要修改多条基因。因此如果你要通过基因组改造的方法来实现这个目标,你就需要敲除或引入多条基因,这非常复杂。
▲ blurbird公司研发管线(图片来源:bluebird官网)
当然,基因组改造的前景还是非常令人兴奋的,我就是为之兴奋的人之一。因此,我在bluebird领导了对基因组改造公司的收购。但考虑到递送问题,我们目前的管线距离成功还挺遥远。我们必须找到证明它有效的最佳方式。bluebird有非常好的管线。我们并没有因为想在短期内取得成功,就把所有的宝都押在基因组改造上。bluebird的首席执行官Nick Leschly先生能够应用这个战略,真是非常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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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明康德:在您看来,基因编辑领域还有足够的空间留给创新公司吗?还是说这个领域已经趋于饱和了?
Mitchell Finer博士:我们会继续关注几种不同的全新基因组改造技术。但我希望新的技术不是依赖于已有的CRISPR Cas9知识产权。
归巢内切核酸酶的空间还非常广阔。Precision Biosciences,Cellectis,bluebird这几家公司都有各自的归巢内切核酸酶。Sangamo Therapeutics公司还有自己的锌指核酸酶(ZFN)技术,但设计ZFN是一件非常花时间的事。这就是为什么Sangamo也进入了TALEN(transcription activator-like effector nucleases)领域。在这个领域里,Sangamo和Cellectis占有统治性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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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趣的会是Cas9,或者是相关的技术。未来,如果有人和我介绍一个基于Cas9的公司,我只需要确认这是一个全新的平台就可以。我会反推说,假定它能工作,你怎么递送它,它的生物活性又怎样?我喜欢反推的工作,这样我能够真正地融入到科学中。
当然,在MPM,我们关注创新技术。我们也在投资的公司里发挥主动,扮演不同的合作角色——有些是投资上的合伙人,有些是运营上的合伙人。我们中的有些人喜欢汇总技术,在勾勒出的基础上创立新公司。当我们投资一家公司时,我们的合伙人会出任首席执行官、首席医学官、首席科学官这样的角色。我们同样承担其他主动的角色。如果一家公司带给我们有趣的技术,我们就会让我们的运营合伙人与这家公司合作,填补上初创团队的空缺。
我一直在积极寻找基因组改造方面的投资机会。
药明康德:您认为公众对基因编辑的接受上会有挑战吗?
Mitchell Finer博士:在1990年代晚期,当我说能用HIV病毒作为疗法时,别人看我的眼神就好像我是火星人一样。我知道bluebird的两款利用HIV慢病毒载体开发的产品已经上市很久了。如果人们能够接受一款基于病毒的疗法,那么他们相对更容易接受基因组的改造。
我认为公众应该得到保护。我们需要有风险和收益的评估,需要有临床上有意义的风险。在批准新药前做这样的评估是监管部门的工作。癌症免疫疗法具有破坏性,但当你熬过这一关,疾病复发的风险就会显著降低。这就是你应该接受这个风险的理由。
药明康德:在您看来,基因编辑在生物技术的进展史中能排到怎样的位置?
Mitchell Finer博士:这要看它是怎么使用的了。基因组改造能诞生许多种不同的东西,但关键在于知道怎样将它变成疗法。学术界的研究进展固然令人兴奋,但它不是新药开发。新药开发如此昂贵,从概念到上市要花上7-10年的时间,并不是没有理由的。这是因为我们需要严格的重现结果,并能扩大这些成果,来开发一款能被生产、复制、规模化的新药,治疗广大的患者群体。这是一个巨大的需求。
如果一个人说基因编辑的历史地位和原子分裂一样重要,我大概会不同意这个观点。基因编辑是许多种工具之一。举例来说,病毒载体对体内基因疗法来说是必须的,被称为“合成载体”的纳米颗粒也正在开发之中。基因组改造是武器库里的重要成员,但真正的进展,会是开发递送任何载荷的方法。它可以是通过病毒来实现的整合方式,也可以是仅仅转入细胞的非整合方式。目前,这些递送方法的重要性被低估了。我想说基因编辑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工具,但我总是要从药物开发者的角度来审视它。
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从事细胞疗法、基因疗法和胚胎干细胞疗法,至今已经有30年了。我喜欢其中的复杂性。但我还是想说,基因组改造只是武器库里的一员,它虽然令人兴奋,但我们不要忘记,武器库里还有其他重要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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