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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 | 人在囧途,看民国大咖们的“漫漫春运路”!

2017-01-25 现代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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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不放假

元旦放假,不少人赶回家过“元旦”


民国时期,是没有春节的。“国历”(即阳历)在民国之初就获政府承认。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又再次下令:全国使用公历,废除旧历和禁过旧年,年假只在元旦时放。


有意思的是,整个民国时期,新历元旦始终未深入普通民众的心。“人们在大门外挂起青天白日的国旗,在大门上贴一副春联,而大门以内却若无其事,照常生活。”


而“一到‘农历’的腊月,小康之家从二十三日送灶起便忙碌起来,一直到正月十五夜元宵以后……两两相形,冷暖顿见。”民俗最终打败了政令。


买票也很难

要“拼上性命”才能买到车票


相较于现在的“春运”,那时买张票难度不亚于现在。这跟铁路售票制度有关,1936年,国民政府铁道部颁布《中华民国铁路客车运输通则》,把客车车厢分为头等、二等、三等,票价之间差距甚大。大多数人坐的仍是三等车厢。


当时铁路没有预售制度,大站在开车前2小时、小站开车前1小时售票,要想抢一张便宜的“三等票”,时间、耐力和拼搏精神缺一不可。


郁达夫1923年从上海乘火车到杭州,找了一个人很少的窗口买了张票,正自鸣得意,结果发现居然是一张二等座,把接下来的膳宿费都一次性报销了。


郁达夫


晚点是常态

行车时刻表成废纸一张,旅馆滋生“看车”服务


买到了票,归乡的人们不一定能准时搭上火车,也不一定能够到达目的地,火车晚点惊人。大银行家陈光甫乘车从郑州到武汉,车足足晚了28个小时!


晚点频现一大原因是秩序混乱,因为民国铁路不实行对号入座,又没有排队检票程序,上车极为费时,加上此后的“抢位”大战,一趟车下来,晚点“28小时”,并非罕事。



民国铁路的基础设施极为脆弱,偶发的事故,也能导致列车晚点或停发。1933年12月20日湖南《大公报》载,长沙到武汉路段列车出轨,标题中出现“又出轨”字样,可见铁路出事率较高。


因为晚点太过频繁,行车时刻表成为废纸一张,也由此滋生了“看车”服务,不少旅馆都会派人专门在火车站盯防,避免客人在火车站傻等。


归途多坎坷

民国大先生们上演“人在囧途”


沈从文9天才回到家 


1934年1月7日,因为母亲病重,沈从文决定回家探母。他从北平坐火车到了长沙,转车去常德、到桃源,此间花去5天,再往前便没有公路了,他从桃源坐船到浦市后,在船上呆了7天,到家还得走陆路,他就又坐了2天的轿子才到凤凰,期间花去近半个月的时间


漫长的路途中,他给妻子张兆和写信讲述沿途过程。在信里,沈从文多次表达了对于路途遥远的不满,“我有点点不快乐处,便是路上恐怕太久了点,听船上人说至少得四天方可到辰州,或许还得九天方到家。”“每一桨下去,我皆希望它去得远一点,每一蒿撑去,我皆希望它走得快一点。”



除了路途遥远,一路上也是风险颇多,“中间小船在滩上歪了一下……”“又遭遇大滩了,我抱着你同四丫头的相片,若果浪把我卷去,我也得有个伴!”因为路上耽搁时间太长,沈从文不得不推迟回北平,在信里他也还叮嘱张兆和为其请假。


冰心:回家路见证民国交通条件


民国的交通究竟有多落后,咱们看看冰心的回家历程就知道了。


1929年12月14日,农历十一月十四,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那天一大早,冰心就给中国旅行社打电话,要求代订一张去上海的船票。


为什么去上海呢?因为冰心的父母这时候都在上海定居,所以冰心每次回娘家都得去上海,而不是回她的祖籍福建。



在当时的环境下,冰心从北京回上海,最快捷也最安全的方式是走海路:先乘坐“平津列车”去天津,再从天津坐轮船去浦东,然后再搭乘轮渡过黄浦江,然后换乘无轨电车去上海法租界,最后雇人力车回家。


冰心先通过北京的旅行社订船票,旅行社的人告诉她,年假(指元旦假期)快到了,回家过年的人特别多,这几年船只非常拥挤,最快也得等到19号才有舱位。冰心斩钉截铁地说:“那就订19号的,无论如何我是走定了,即使是猪圈,是狗窝,只要能把我渡过海去!”就这样她订好了船票。


轮船在12月19日出发,所以冰心必须在12月18日赶到天津。她去车站买18号的车票,发现火车站很拥挤,二等列车和三等列车的票早卖完了,于是她花高价买了一张“平津特快”。


12月18日下午4:50,冰心登上火车,当天晚上7:00抵达天津。从天津车站出来,冰心乘坐公共汽车去国民饭店开房休息,等候第二天的轮船。


12月19日下午2:30,冰心上了船,进了自己的舱位。她买的是“官舱”,是收入较高的乘客才会乘坐的包厢,低收入群体一般买“统舱票”,几百号人挤在一起。但是冰心发现那官舱也很拥挤:一个七八平米的小舱,居然安排了上下两层四个卧铺,而且除了冰心的铺位是独自一人外,其它乘客都带着孩子,箱子、篓子堆满一地,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了。



冰心在船上整整待了三天。如果加上冰心坐火车去天津的时间,以及在天津等船的时间,那么她在路上总共花了四天时间。这四天是在拥挤和嘈杂中度过的,用冰心自己的话说,“这一百多钟头之中,我已置身心于度外,不饮不食,只求能睡。”为什么不饮不食?没胃口! 


从北京去一趟上海,走海路得花四天时间,走陆路得花三天时间,您可以想见民国时的交通有多么落后。


鲁迅:北上广难,小城市乡村更难


但这还不是最落后的,毕竟上海和北京都是大都市,都是交通相对便利的地方,如果回小城市过年,旅程会更加艰辛。比如说鲁迅吧,当年他在教育部上班,1919年在北京买下第一所房子以后,赶在公历的年底回了一趟绍兴老家。他的“春运”历程是这样的:


凌晨启程,雇人力车去北京前门车站,挤上了去天津的火车,当天下午抵达天津。


在天津换乘津浦列车,一天零一夜以后抵达浦口。


在浦口雇人力车来到码头,坐上轮渡,渡过长江,又雇人力车去南京火车站。


在南京车站挤上开往上海的火车,一天以后抵达上海。


在上海找了家旅馆,睡了一夜,第二天凌晨雇人力车去车站,挤上去杭州的火车,中午抵达杭州。


在杭州找了家旅馆,一边休息,一边打电话订船票,又经过一天零一夜,终于把船票拿到手,然后又在旅馆等船。


一天以后,轮船开行的时间到了,鲁迅雇人力车去钱塘江码头,坐上了去绍兴的轮船,又过了整整一天,船只抵达绍兴。


鲁迅下船,雇轿,坐着轿回到绍兴老家。



这一路上,鲁迅不停地更换交通工具,先坐车,再坐船,再坐车,再坐船,光火车就换乘了四次,全程花了将近一个星期!


从前看《鲁迅日记》,发现鲁迅自从1912年去北京工作以后,一直到1926年辞掉铁饭碗,当中只回过两次绍兴,很奇怪他为什么回去得如此稀少。


后来我明白了:一是因为春节时很少放假(1918年以前,鲁迅供职的教育部从不在春节期间放假,后来才象征性地放假两三天),二是因为回一趟家太累,太耗时。鲁迅从轮船上下来,为什么最后一段路程非要坐轿?就是因为一路上的颠簸使他受够了洋罪,需要坐坐轿子犒劳自己一下。


当然,这里面也有“衣锦还乡”的意思,鲁迅想向乡亲们证明自己在外面混得不错。


中国人自古回家难!那时候的故乡,在他们眼中,似乎不仅是魂牵梦系的归宿,更是人在囧途。而现在的我们呢,虽然抢票难点,但毕竟总能按时回家,家人团聚。我们能给家人的最大幸福,就是一起吃个团圆饭!


来源:参考公众号雜書舘、中国教育报,综合整理

图片:网络

编辑:现教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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