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纳德·斯波尔斯基 | 李宇明著《中国语言规划》述评

《Language Planning in China》 

（《中国语言规划》 2015年）

李宇明  （著）

国际著名语言学家 伯纳德·斯波尔斯基(Bernard Spolsky)

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 王辉（译）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王亚蓝（译） 

正文

 在一篇有关中国语言管理的文章的脚注中（Spolsky 2014），我曾预言李宇明著作的出版会给这一主题提供额外的重要信息。李宇明曾深入参与中国语言的管理过程。李宇明和李嵬主编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8—2009）》（英文版） 也已出版，其中包括李宇明撰写的前言和翻译的一系列论文。此次第四卷的出版算是一个额外的贡献，体现了中国对语言管理的承诺及其学者的水平之高，这从李宇明被任命为北京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主任可以进一步看出。 
这本译文集提供的不仅仅是数据。它系统阐述了一位学者，同时也是一位长期活跃的管理者的观点，该观点是理解中国语言管理的基础，也为其他地方从事 类似工作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实用的模型。 
正如开篇引文所示，李宇明的主要贡献是认识到语言政策研究重点关注语言的使用和语言使用者，而非语言本身。李宇明虽然强调了标准语言变体对信息自由流通的必要性，但也同时指出了其他变体的重要价值。比如“方言”，他将其译为 dialects，即汉语的地域变体或“地方方言”。李宇明认可双语和双方言在健康的语言生态系统中的价值，这与他反复呼吁将一些国际性语言纳入中国语言能力体系相一致。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会意识到李宇明认为单语主义是一种有缺陷的观点，这也是许多语言政策制定者熟知的教训。李宇明强调多语主义的重要性，呼吁关注少数民族语言发展成为多语能力的组成部分的问题。 
 前言中，李宇明列举的中国“自然语言资源”不仅指通用语——普通话，同时还包括汉语方言和文字、少数民族语言、方言和书面语以及作为口语和书面语的外语。他进一步认识到这些语言资源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 移不断发展变化。他特别呼吁要进一步提升外语的地位。这种对于主流标准语以外的语言仍然表现出兼收并蓄的态度，在语言活动家中并不多见，因为语言活动 家往往只关注他们所青睐的语言变体，致力于促进该变体的传播。 

 当然，由于中国国土广袤，民族和语言模式极其复杂，语言管理面临严峻挑战。中国进行重大语言改革具备的一大优势是，两千年来人们一直使用一种共同 的书写系统，接受一种标准的核心变体。这种做法的成功之处体现在一种流行的理念中，即西方学者所谓的“方言”（topolects）实际上是汉语的方言（dialects of Chinese），并非独立的语言变体。用这种方法统计方言使用者类似于将印欧语看 作是一种单一的语言，更会导致“汉语”使用人数统计的混乱，但这恰恰彰显了 一个长久以来的神话的力量。 
 中国的语言管理是由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所支持的，这更易于政策的实施。大家可以想一想类似于美国这样的联邦制国家所面临的困境：政治斗争的重要一部分便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不断博弈。与此同时，即便主流标准语的有效性得到公认，但区域和少数民族一直持有强烈的地方忠诚感，再加上中国广袤的国土和复杂的国情，使得语言的多样性得到了保持。上述情况产生了李宇明所呼吁构建的多语生态体系。 
中国语言状况的另一显著特征，在于书写系统对产生强烈的民族感以及形成共同语所带来的影响。拥有能够使用多种地方方言阅读的单一书写系统，使得共同语概念得以极大的支持，这也是普通话的意义所在。但正如中国的语言管理者意识到的，在学习汉字和使用计算机时也会涉及到高成本的问题。通过简化汉字、 使用拼音作为初级教学媒介以及计算机语言输入方式可以部分解决这些问题。此外，这是一个需要经常再评估和管理的问题，同时也解释了计算机科学在“新中心”（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里的重要性。 
 中国的语言状况还有一些有趣的特征。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虽然讨论不多， 但是有人猜测可能会对语言的稳定性产生影响。在那些大家庭中，只要年长的孩子开始上学，年幼的孩子也开始接触社区和学校的语言；如果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父母的影响或许会更为持久。这很可能是一个保守性因素。但是大量农村人口从乡村涌入城市，城市的多样性又鼓励使用一种共同的语言变体。城市化正在影响中国的语言生态，这一现象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普遍，中国的案例非常值得研究。 
 李宇明这本全新的译文集，超越了中国语言规划的主题，为整个语言管理领域的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它证实了中国语言管理的复杂性，尤其是认识到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重要性。本书的出版将会为中西方语言政策与管理的研究者提供合作的可能性。
原文来源：     Language Policy 2019年第18卷第1期155-157页。

译文来自《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2019年第九辑81-83页。

参考文献 （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