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雪华 | 乌克兰的语言政治

乌克兰的语言政治

乌克兰语起源于一千多年前的乌克兰东南部古东斯拉夫语，乌克兰著名作家伊·科特里亚列夫斯基（Котляревский И. П., 1769-1838）和诗人塔·舍甫琴科（Шевченко Т. Г.,1814-1861）的文学创作为现代标准乌克兰语奠定了基础。随着国家主权的艰难获得，乌语地位的提升成为建设新国家的中心工作议题之一。但由于历史渊源，俄语在乌克兰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政府一系列关于国家语言的语言改革措施引发了国内重大语言冲突，乃至在2014年演变成武装冲突和政变。刚刚爆发的乌克兰战争与之也不无渊源。

01
语言立法

1989年乌克兰制定了第一部语言法，规定乌语是乌克兰国家语言。1992年起乌克兰对这部法律予以修订，补充了乌语在应用方面的条款。该修订案虽经议会多次讨论，但就乌语为官方语言还是乌语和俄语同为官方语言的问题莫衷一是。

1996年最高议会通过的新宪法《乌克兰宪法》（Конституция Украины）再次确认了乌语的国语地位，宪法规定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必须使用国家语言，高校使用乌语教学等等。1999年《乌克兰宪法法院决议》（Решение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го суда Украины）中对《乌克兰宪法》第10条所提到的“国家语言”做了明确解释：“国家语言是指国家法定的在社会生活公共领域里交际时必须使用的语言”，该决议使乌语的国语地位和使用范围的确立有法可依。

1998年乌克兰最高拉达批准加入的《欧洲区域语言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Европейской харти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языков или языков меньшинств）在2006年生效，《宪章》鼓励在教育和媒体领域使用地区或者少数民族语言，也敦促在司法与行政、经济与社会生活以及文化活动中使用这些语言。乌克兰加入该宪章也就意味着确立了俄语的地区官方语言地位，俄语与国语乌语具有同等地位。

2010年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积极解决俄语在乌克兰的地位问题，2012年8月促使议会通过了《国家语言政策基本法》（Законопроект «Об основа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язык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基本法》再次明确了乌语的国语地位和使用范围，并且规定了区域语言和少数人使用的语言成为地区官方语言的条件。《基本法》标志着在乌克兰的一些区域可以正式实行多官方语言制度，区域语言可以同国语乌克兰语平等地使用于很多领域。《基本法》是一部体现人权的比较宽容的语言法，培养了公民对本民族及本民族语言与文化的尊重，有助于民族团结，但是在78%的居民使用俄语的语言状况下这就意味俄语将成为“第二国语”，所以遭到中乌和西乌的强烈抵制，2014年2月《基本法》被最高拉达宣布废除，取消了俄语的地区官方语言地位。

02
语言状况与语言政策

17世纪乌克兰著名诗人舍甫琴科的文学作品为乌克兰标准语奠定了基础，而在1654年东乌并入沙俄后俄语开始在东乌普及，英国语言学家尼·奥斯特勒在分析俄语的起源与传播时提到，“在1863年俄国人通过了一条关于乌克兰语的法律，这次他们更为苛刻，除民间故事、诗歌和小说以外，禁止出版所有以乌克兰语写作的书籍，后来在1867年又进一步禁止从国外进口上述书籍；乌克兰语也被明令禁止了。”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时期（1762-1796）沙俄政府在乌克兰积极实施俄化政策，乌语受到俄语的强烈影响。在苛刻的俄化政策高压下乌语得以保留下来，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西乌的加利西亚地区（今利沃夫以南地区）在当时归属奥匈帝国，而奥匈帝国对殖民地的管辖重点不在语言与文化的同化，而是在政治同化。

1922年苏联成立，在苏联时期确实得到改变的是语言政策。沙皇官方政策直到其统治的末期还是“增强俄罗斯国家的实力，它在精神上必须是俄罗斯的”，而苏联的官方政策则几乎完全相反，联盟内所有人民在原则上都是平等的，不存在官方的语言，而且，每个人都拥有权利，不仅能用自己的语言来做各种事情，而且还可以用来进行教育。苏联政府实施支持民族语言的语言政策（如在高校中开设乌克兰语课程），乌语被政府认可获得合法性，乌语保护政策促进了乌语的发展。乌语真正得以自由发展是在十月革命之后，这50年的发展之路等同于它在革命前数世纪的发展。但俄语毕竟是法定的国家语言，一些语言政策具有倾向性，如俄语是所有学校必修课等等。

1991年苏联解体，乌克兰开始了民族语言复兴的艰难旅程。1992年国家语言政策的主旨是大面积停用俄语，首先是官方公文处理中停用，接着是教育领域和媒体。1996年最高拉达通过的新宪法明确提出乌语为乌克兰国家语言并规定了其使用范围。2001年乌克兰国家统计局进行了人口普查，乌克兰有77.8%是乌克兰人，85.2%的乌克兰人认为乌语是自己的母语；14.8%认为俄语是自己的母语，俄罗斯人构成最大的少数民族——17.3%。对于绝大数俄罗斯族人来说母语仍是俄语，只有3.8%的俄罗斯族人认为乌语是母语。但是大部分乌克兰人的交际语不是乌语，而是俄语（独立十年的语言发展结果！）。英国学者奥斯特勒曾说，“任何一个来自国外的帝国都企图传播某种语言。但是在国外的控制势力离开之后这种语言未必能保留很久，就如俄语退出了俄罗斯的前殖民地一样。”但是有史可鉴，俄语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深远影响的褪去不是朝夕之功。

为应对俄语的强势局面，2005年得到美国和波兰等欧美国家支持的西方派代表尤先科当选总统后，开始实施“去俄罗斯化”（дерусификация）政策。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限制使用俄语的法令，教育系统受到严重影响，如缩减俄语学校、师范类院校停止培养俄语教师、取消学位的俄语答辩、在中小学和高职院校实施“乌克兰化”（украинизация）政策。乌克兰教学大纲中将俄语列入外语类。俄语创作的乌克兰经典作品和俄罗斯文学都被列入外国文学。开设俄语课的中学缩减至33%，在读俄语生减少至17%。出现俄乌混合学校。高校里学俄语和乌语的学生数量相同。

但是如果不立法，交际语自选，那么在乌语没有法律保障的情况下乌克兰人会自然而然地使用俄语。东乌和南乌全部地区、中乌和西乌部分地区、外喀尔巴阡山地区俄语是人们的交际语言。很长时期以来俄语是东南部使用最广的语言，其实这种情况从沙俄帝国至今已经存在几百年了。2006年乌克兰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围绕“用什么语言填写调查表更简单些？”进行了调查，在东南部各州选用俄语的人数超过4/5。

当代乌克兰语言状况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俄语和乌语双语并存。3/4的乌克兰居民认为自己能够自由掌握双语，口语交际是俄语，书面交际是乌语。年轻人在非正式交流中用俄语，一个人也可能在一天里交叉使用俄语和乌语，双语居民通常被称为“雅努斯（янус）”。商务领域主要使用俄语，电脑更常用俄语，乌克兰出版的刊物中85-90%是俄语版的，俄语版报纸的发行量是乌语版报纸的两倍。广播电视都是使用双语，节目安排是1:1。乌克兰政府通过立法规定官方语言只能是一种，而实际上使用的是两种，俄语更占优势。

很多人期望总统能签署关于使用俄语的法令。显而易见，法令签署成为名副其实的谣言。按照民族主义者的看法，承认俄语为第二官方语言意味着拒绝使用乌语。2003年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大多数居民希望使用俄语的州必须将俄语作为第二官方语言的支持率是52%，必须将俄语作为第二国语的支持率是19%，反对使用俄语的比例为21%，说不清楚的占6%，避而不答的占2%。

2015年基辅国际社会学学院再次进行了关于语言问题的社会调查，俄语作为第二官方语言的支持者约占被调查公民人数的33%，也就是全国居民人数的1/3，这已经是不小的数字了。在乌克兰少数民族语言（俄语）像国语（乌语）一样使用如此之广，而国语在某些地区几乎成了少数人的语言。但是乌克兰当局对如此之高的指数熟视无睹。尽管当局想尽快在所有社会生活领域乌化，但在各交际领域中俄乌双语并存状况依然如故。面对矛盾的语言现状乌政府试图通过立法强行实施单一语言政策，结果语言政策与语言状况不符，语言冲突不断爆发。

03
语言冲突根源分析与解决途径

3.1 根源分析

语言问题是一个原则性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苏联时期就有学者探讨语言问题，如社会语言学家伊萨耶夫（Исаев М.И.）和斯捷潘诺夫（Степанов Г.В.）等。然而当代的乌克兰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并不是建立在对国内语言状况的认真探讨和研究的基础上，斯波斯基（Bernard Spolsky）指出，“苏联解体后，以前的加盟共和国为了提高本国名义语言的地位，并以此来抗衡俄语（主要目的）和本国的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次要目的），于是，对本国的语言政策进行了修改。”政府当局有意忽视不同区域的文化差别和民族语言差别，置全体居民的权益于不顾，盲目“去俄罗斯化”，轻率的语言政策必然要自相矛盾，漏洞百出，致使语言法屡立屡废，已经没有法律该有的威信。

语言政策不仅没有威信，而且正如许多学者所提出来的那样，乌克兰语言政策非常政治化。乌克兰政界分两大派：乌化的支持派和反对派。他们对峙的焦点是俄语在乌克兰的地位问题，双方各执一词，讨论犹如辩论，问题至今悬而未决。乌克兰当局通过语言政策吸引民众对自己的支持，而不惜在俄语民众和乌语民众之间设置矛盾，甚至冲突。乌克兰成为各种社会势力争夺语言地位的战场，语言迅速转变成社会稳定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执政者不是出于人民利益的考虑制定政策，其结果只能是人民对当局的不信任，说俄语的居民和说乌语的居民之间的相互敌对，引起社会动荡。

乌语作为国语在乌克兰推行遇阻，还有以下原因：亲俄罗斯倾向、双重文化思维、不必刻意学习乌语等。乌语和俄语同源于印欧语系，在语音、语法和词汇等语言本体方面彼此同多异少，因此说俄语的居民和说乌语的居民往往不影响语言交际，这也就从侧面削弱了说俄语的人掌握乌语的必要性。乌克兰部分地区还存在“语言虚无”现象（языковой нигилизм），即，对使用什么语言比较淡然，持无所谓的态度。因为没有必要学习乌语，也没有使用前景，也就不会刻意去掌握乌语。乌克兰人对本民族语言的认识态度也存在偏颇，乌语在沙俄时期被视为俄语方言，下里巴人的语言。还有书写规范的不统一，产生了像“суржик”这样的混合语言生成。

3.2解决途径

理论上多民族国家的语言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英国社会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说，“如果官方完全是以实用方便的原则来选定国语，那么问题就简单多了。只要选一种最多人使用或最便于大家沟通的方言，来作为一国的国语即可。”而实际上几乎所有多民族国家都深知语言问题的爆炸性，赵世举认为，“尽管乌克兰目前的严重局势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原因，但不可否认，语言问题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诱因，并贯穿动乱过程。” 为一个双语或多语种民族指定一种官方语言存在一定难度，英国学者苏·赖特（Sue Wright）提出，“理想的解决方案是从本国传统语言中找到一种国家语言，而前提是该语言不会提升某一人群的利益而牺牲别的人群的利益。”所以乌政府当局应谨小慎微、全面考量和分析国内语言状况，力求国家语言政策符合本国语言状况。

首先，乌语被视为乌克兰民族独立与统一的主要象征，国家语言政策中确定和优先发展乌语无可厚非。但是普及乌语的同时很多政策都表现出对俄语相当消极甚至抵制的态度，那么，脱离俄语能否解决当前紧迫的语言问题？进而也引出“能否脱离”的追问。俄语在乌克兰经济、商务、教育、宗教和大众交际等领域依然被积极使用，而且俄语也是乌克兰族际间重要的语言交际工具。面对俄语在乌克兰根深蒂固的使用传统和无法回避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乌克兰学者戈洛博罗季科（Голобородько Е.П.）提出，“出于国家利益考虑应当发展所有语言，但首先应当发展大多数人掌握的那种语言。”显然这是对使用俄语的支持意见，那么作为国语的乌语该何去何从？目前俄乌双语争辉的语言状况遇上了国家的单一语言政策：强行在所有领域推行乌语，缩减俄语使用范围，那么，后果如何？当前的武装冲突已经说明了一切。在乌克兰“和母语并行推广另一种语言，首先是俄语，不意味着对其他语言权利的侵犯；在苏联语言关系实践也是将双语理解为自由平等地掌握两种语言。”苏联语言政策自然有保护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的一面，当然也有借语言政策削弱少数民族力量的动机。在对苏联语言政策扬弃之后的当代俄罗斯语言政策可以借鉴：“《俄罗斯联邦宪法》明确规定，俄语是国家语言，同时民族共和国可以把冠名民族的语言也作为官方语言，但不能动摇俄语的国语地位。在民族自治区，主体民族语言和俄语都是官方语言。”同时，为了保证国语的发展，2001年5月20日，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专门制定和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国家语言法》。法国语言学家海然热强烈反对单一语言，他提出，“推崇多样性、肯定每种文化的独立性，非但不会在捍卫思想自由的阵营内部激起敌意，反而会成为这一阵营更新能量和信心的基础。”在乌克兰地区语言或少数民族语言，尤其是俄语和国语都有各自的价值和地位，语际间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有互动才会有发展。所以，现阶段在乌克兰实施双语语言政策，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单语政策可能会更适宜。

其次，语言和民族构成不一致也是产生语言冲突的因素之一。夏庆宇对民族交叉分布现象进行了研究，指出由于国境线穿越某个民族聚居区，造成了一个民族的人民生活在两个或多个国家中，这种现象被称为“民族跨境现象”，“跨境民族”一词通常指“被划到母国的国境线之外，成为另一个国家中的少数民族的那部分居民”。这是东欧地区民族分布状况复杂的一个重要特征。俄罗斯族是一个强大的民族，被划归到乌克兰的那部分居民被乌克兰政府视为少数民族，这必然在民族心理上造成巨大的矛盾和抵触。

乌克兰鲜明的分为“东乌地区”和“西乌地区”两部分，历史上东乌归属苏俄，“大俄罗斯”语言——俄语为主体语言，人们羞于说“小俄罗斯”语言——乌语，认为那是“下里巴人”的语言。西乌二战前一直是波兰和奥匈帝国的殖民地，抵制使用俄语，利沃夫市更是以乌语为主体语言。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乌语是独立的乌克兰的标志，在所有领域里故意使用乌语。一些政治激进的年轻人把乌语当做公民认同的标志。

由于民族差别和区域差别鲜明，在解决语言问题时应遵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原则。不仅要考虑区域语言特征还要考虑语言使用者的族群特征，如居住区的历史发展、年龄、价值观等等。所以，在区域和族群层面上，而不是简单的在国家层面上制定语言政策才是行之有效的做法。

再次，当民族主义含义被推置于政治层面，语言、文化、历史和宗教等等民族构成因素都无足轻重了，“民族主义”成为某些势力的目的明确的政治动员策略——拉拢选民，吸纳政党支持者。各种势力各持己见，将语言问题与政治立场问题混淆，各不让步。目前在乌克兰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两种思想是法国语言学家海然热所说的当代蒙昧主义和宗教狂热主义，它们只能设置危机和灾难。所以正如我国学者李发元提出的一样，“乌克兰要彻底解决语言问题，必须做到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另外，乌语要在社会生活所有领域通用，只通过立法是不够的，必须要建立执法机制和执法监督体系。国家语言政策需要系统的机构来落实，这个系统可以由下列机构组成：乌克兰总统领导的国家语言政策委员会、乌克兰司法部语言政策议员、乌科院国家语言规范委员会和国家广播电视问题委员会等。

最后，语言自身有其发展规律，随着时代的变迁乌语词汇中出现大量的从欧洲舶来的外来语，同时又寻找着这些外来语在俄语中的对应词，乌语的发展进程反而证明了它的功能的不称职与社会地位的低下。如果国家的民族、官方语言的书面形式稳定，语法、词汇、正字法规则清晰而且可以通过教育体系正式学习的话，那么，它在非官方语言使用者中便能得到最有效的传播。所以与其不遗余力地去俄罗斯化，不如在乌语本身优化上下功夫，规范语言，树立乌语良好的语言形象。国家应当采取切实的语言政策增强乌语的凝聚力，使国民的民族语言共鸣早日实现。

04
总结与启示

通过对乌克兰语言状况和语言政策的分析可以看出，乌克兰语言问题背后所牵带的民族认同问题和国家认同问题。面对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残酷定律，无论是语言方面还是文化方面的弱势民族似乎注定没有独立自主的未来。弱势民族如何在霸权世界中争得自己应有的生存空间、民族认同，在国内外获得国家认同？1991年乌克兰获得了国家主权，成为独立自由的国家，但是我们应当注意，“自立”只是一切的开始，而不是终点，“自强”更为重要。

参考文献略。

作者：赵雪华，博士，兰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副教授。

本文节选自王辉主编《“一带一路”国家语言状况与语言政策》（第三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出版。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并略作修改。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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