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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教育 | 价值观、信念和态度(一)

康奈尔环境教育 CornellCEL
2024-09-05


人们为什么参与到环境行动中来呢?答案众多,价值观、信念、态度都会被用作解释促成环境行动这一复杂过程的因素。那这三者与环境行为本身是什么关系呢? 研究结果不一,有说它们与行为高度相关,也有说它们与行为之间没什么关系[1][2]。


今天我们来谈一谈什么是价值观、信念、态度,以及它们在环境教育中的重要性。

 

价值观(Values)

 

价值观指人们在生活中最重要的广泛目标或原则。价值观指引我们在不同情况下做出相应行为。 我们持有多种价值观,如呼吁平等或提倡环境保护,这些价值观随时间推移而趋于稳定,当我们打算采取某种行动时也优先基于这些价值观决策。价值观可以通过作为更具体的信念、规范和态度的基础,来直接或间接地确定行为[3][4][5]。


价值观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分别为利自然主义(biospheric),利他主义(altruistic),利己主义(egoistic)和享乐主义(hedonic),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在环境行为中发挥着作用。


利自然主义是指在不考虑人的需求下,对自然环境的关心[4]。利自然价值观被认为是产生于对环境退化的观察,对生态系统的直接依赖,乃至人类爱自然的天性[5][6][7]。因为价值观只提供“什么是正确的”的宽泛指导,并不识别特定行为正确与否,所以同为利自然主义的人也会决定采取不同的行为。例如,一位关心环境的人可能决定去加拉帕戈斯群岛生态旅游,而另一位同样关心环境的人则在意长途旅行产生的碳足迹而选择留在家中[4]。


Alex 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旅行


利他主义(或社会利他主义)是指对其他人福祉的关心[8]。当利他主义的人相信某一环境保护的行为能帮助其他人时,更可能采取该行动,例如,倡导改善空气质量因其对哮喘患儿的健康与生活有利。


利己主义则反映了对自身的关注,享乐主义则关注个人的愉悦。当采取环境行为可能会牺牲个人的舒适愉悦时,利己主义、享乐主义者就会抵制这样做。出于个人利益(如省钱或彰显地位),利己主义、享乐主义者也会采取环境行为。例如,光伏发电可能比使用火力发电所需费用低,所以某个社区可能流行安装太阳能板。类似地,获得愉快体验的愿望也会与环境行为重叠,比如人们建造一个吸引传粉昆虫的花园[5][8]。


这四类价值观的人对同一件事会有不同的看法。以拟议建造公园为例,利己主义者看到即将新建公园离自己家很近,自己可以带孩子去很方便,就自然会支持;利他主义者会基于建造公园对于社区、城市乃至国家有好处来支持这件事;利自然主义者则也许会因为建造公园有助于改善环境而支持;而享乐主义者也许会因为期待新建的公园会带给自己的游览体验而支持——虽然不同价值观的人对建造公园这件事看法不同,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支持与参与到同一事情中来。


总而言之,人们采取环境行为是因为他们感到这样做或对环境好或对社区及他人好或对自身及家人好。然而,只有那些利自然主义的人才可能具有环境信念[9]。


信念(Beliefs)


一个人的信念,可以理解为此人坚信某事是真实的,虽然这件事客观上不一定是真实的,但此人选择这么认为[2]。信念和知识同样属于认知范畴,但是知识建立于事实之上,这一点有别于信念。同时,信念不同于意涵广泛的价值观,信念关注特定的“对象”,比如海平面上升或气候变化[2][4]。

©NPS Climate Change Response


其中,生态世界观是指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某种信念[10][11]。生态世界观常用新生态范式量表(New Ecological Paradigm)来衡量,该量表涉及对生态平衡、增长极限和人与自然关系的信念。但与其他对特定行为的价值观或态度的衡量相比,新生态范式与环境行为的关系很弱。与环境行为有关的信念还包括:对人与环境状况的后果意识和对环境退化负有责任这一类信念[12]。

 

态度(Attitudes)


类似于信念,态度也指向一个较为具体的对象,比如海平面上升的环境议题、减少温室气体一类的行动策略。然而,除了认知成分之外,态度与信念的不同之处在于,态度包含情感,态度更多会和“赞成”、“很关心”、“不赞成”、“不关心”等词一同出现。态度还有评价的成分,表现为判断某一对象或行动是否有利[2]。


价值观和信念是态度形成的基础。基于坚定的价值观和信念发展起来的态度一般很难改变,与我们的身份认同相关或源于直接经验的态度同样是难以改变的。相反,那些基于脆弱的价值观,或者既与身份认同无关,也不来自于直接经验的态度,会相对容易改变。


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改变人们的态度,但是了解这些态度依然很重要。态度就像是“一条湍急的河流”, 难以改变河水流动的方向,可是了解它的流动模式、知道哪里有漩涡等则会帮助我们在河流中顺利前行,以实现我们的环境教育目标。


为什么价值观,信念和态度很重要?

 

传统的知识-态度-行为的模型逐步受到质疑,三者之间不只是简单的线性相关,价值观、信念和态度也在促成环境行为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


① 对儿童而言,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要比成年人的更加紧密[13];

② 环境教育能够帮助儿童塑造价值观、态度和信念[14][15][16];

③ 成年人通常持有强烈的价值观、态度和信念,难以通过环境教育项目来改变,这一点和儿童明显不同;

④ 对成年人而言,价值观和态度在特定情境下能预测行为,包括何时他们被激发,触及自我概念和自我认同,想要改变的某一行为[2] [5] [9][17];

⑤ 成年人会赞成和支持那些与他们价值观、信念和态度一致的政策和法律[2][13][18];

⑥ 在预测行为发生时,信念表现得不如价值观重要。环境教育项目中,广泛用于测量信念变化的新生态范式量表,事实上很少有它与实际环境行为有关的报告[9][19][20];

⑦ 价值观、信念和态度与其他因素如规范、身份认同和效能感交互作用来影响行为发生;

⑧ 情境因素,如缺乏便利性和标识清晰的垃圾回收箱,会抵消价值观、态度和信念与行为的联系[21]。


您的教育项目中传递着什么样的价值观呢?欢迎留言讨论。


下一篇将介绍价值观、信念和态度如何影响环境行为和环境教育项目如何培养价值观、信念和态度。


本文来自“环境教育成效”系列,根据Marianne Krasny教授即将问世的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Outcomes一书编写成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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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arianne Krasny

编译:史静文

审稿:李丹青

排版:于悦洋

系列环境教育推文主编:李悦


参考文献:

[1]Stern, P. C. (2000).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5): 523-530.

[2] Heberlein, T. A. (2012).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Schwartz, S. H. (1992).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5: 1-65.

[4] De Groot, J. I. M. and J. Thøgersen (2013). West Sussex, UK, John Wiley & Sons Ltd: 141-151.

[5] Steg, L., J. W. Bolderdijk, K. Keizer and G. Perlaviciute (2014).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8: 104-115.

[6] Kellert, S. R. and E. O. Wilson, Eds. (1993). Washington, DC, USA, Island Press.

[7] Brechin, S. R. and W. Kempton (1994).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75(2): 245-269.

[8] Stern, P. C. and T. Dietz (1994).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0(3): 65-84.

[9] Steg, L., J. I. M. De Groot, L. Dreijerink, W. Abrahamse and F. Siero (2011).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 24(4): 349-367.

[10] Dunlap, R. E. and K. D. Van Liere (1978).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9(4): 10-19.

[11] Dunlap, R. E., K. D. Van Liere, A. G. Mertig and R. E. Jones (2000).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6(3): 425-442.

[12] Stern, P. C., L. Kalof, T. Dietz and G. A. Guagnano (1995).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5(18): 1611-1636.

[13] Eilam, E. and T. Trop (2012). Sustainability 4: 2210-2246.

[14] Chawla, L. (2007). Children, Youth and Environments 17(4): 144-170.

[15] Chawla, L. and V. Derr (2012). New York City,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6] Duarte, R., J.-J. Escario and M.-V. Sanagustín (2017).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23(1): 23-42.

[17] Bamberg, S. (2003).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3(1): 21-32.

[18] Gifford, R. and R. Sussman (2012).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 Mayer, F. S. and C. M. Frantz (2004).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4: 503-515.

[20] Frantz, C. M. and F. S. Mayer (2014). Studies in Educational Evaluation 41: 85-89.

[21] Stern, P. C. (2000).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6(3): 407-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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