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杨德睿：人类学的修行

我是2003年从伦敦政经学院人类学系毕业的博士，我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是石瑞（Charles Stafford）和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两位先生，石瑞教授是致力于提倡认知人类学的宗师Maurice Bloch教授的弟子，专研中国儿童的认知与学习，而王斯福教授则是著名的中国民间宗教研究专家，这两位导师的专业领域联合塑造了我的学术方向。我的专业领域大体上是宗教人类学，但详细地说，我的兴趣一直都在于以“文化传播（cultural transmission）/学习的人类学”的视角、概念去研究宗教的传承、传播。我第一个研究对象是上海的道教，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就是在上海道教学院和上海的十多个宫观中做的，我对这个课题的关注一直持续至今，但从2005年到南京大学任教之后，我又开发了一些新的田野点，对一些别的汉族民间宗教做了点研究，比如河北的香门和弘阳教、南京的佛教放生群、苏州的上方山太姆及五通神崇拜等，但是我关切的问题大体上没改变过，一直想搞清楚的就是宗教传播/传承的成败因素，以及宗教怎么随着传播/传承的进展而变异。沿着这个核心思路一路走来，我从三、四年前开始和黄剑波、陈进国二位教授合作在宗教人类学界倡议展开针对“修行”的研究，因为“修”或“修行”是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把宗教和“文化传播/学习”连在一起最直白的联结点。

怎么用人类学来研究中国人的修行呢？我的构想是：首先得把宗教的修行“去神秘化”、“去个体化”，认清它是一种可观察的、集体性的社会文化现象，是琳琅满目的各种“文化传播/学习”现象当中的一种类型，然后开始以田野调查等方法对这类“文化传播/学习”的三个主要维度——“环境/制度框架”（也可以比喻成语境 context）、“媒介”和“信息形式”——进行经验性的研究，然后分析各维度上的一些特征怎么造成了不同的认知后果。把以上的学术语言翻译成“人话”，就是说我们要研究的是一群信众选择遵循某种法门（即通过某种特定的传习“语境”、“媒介”和“信息形式”）去修行，结果他们究竟修到了什么，也就是学到了什么。在理清了这些经验现象之后，我们最后再来分析它们如何能对我们揭示出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些普遍、重要的性质，换言之，我们的目的是要通过修行这个窗口去观测到当代中国文化的某些重要特征，而不是为了发掘出某种究极的修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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