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唱】陶致君：让我们只唱花儿吧

    很小的时候，我就已经感受到了自己身上附有大量界限分明的矛盾——最典型的就是，我努力地完成每一项功课、一丝不苟地遵循着每一项规范，十分享受来自长辈的夸奖；同时，我的内心却又羡慕死了那些不务正业、成天疯玩的“差生”们，比起他们来我的世界似乎非常狭隘单一，除了那点可怜的知识，我的人生经历从未像他们的那般多元、丰富过。小时候我还不知道有“文化”、“社会”等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然而却几乎可以作为这些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的力量，但我的确又很不喜欢这种“对自己不诚实”的状态，或者说，这种病态的矛盾。出于自尊心，我一直把这种心理藏着掖着，试图通过“理性”的方法，从理论的层面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经过了高中又红又专、整齐划一的思想训练，在大学里，我第一次在文学领域接触到了“后现代主义”——《尤利西斯》，一本一百多万字的意识流小说，描写了一个人的一天。我简直像在听天方夜谭，却又叹为观止，心想着“这才是真正打破了传统的枷锁！这才是真正的先锋！”正因为他们意识到了人作为某种独立的实体、存在，其自身本来就已经足够复杂，足够伟大，所以才能明白语言（或者说符号）的无能。虽然我从未成功地读进去过任何一本废话连篇、令人头晕眼花的意识流小说，但从那时开始，我开始迷上了所谓后现代的一切——理论、思维、风格和品味。苏珊·桑塔格讲“反对阐释”，福柯讲疯癫，克利福德讲“写文化”——对于这些思想新颖、语出惊人的西方人，我总是抱有一种几近膜拜的态度，一遍又一遍地去读他们的作品，无知而又苍白地追求着一种狂热，一种似乎能够解放人类思想和灵魂的狂热。

    后现代艺术中的一些“解构”、“碎片化”等核心概念似乎为我的问题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解释方式：一个人的自我具有矛盾性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被各种各样的结构（不论是现实生活中的还是逻辑思维上的）框死得太久了，所以，很多我们与生俱来的天性就一直被这些出于种种贪婪的目的（其实说白了就是权力，控制资源的、能够利己的权力）从而在历史上形成且不断强化固化的结构所压抑着，为了在这个社会中生存下去，我们只得表里不一，默认并有意忽视这种矛盾的存在。可人类自身也在进步，人在不断深入地认识自我，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这种矛盾是有害的，并且我们也最终会有勇气和能力去摆脱它，真正实现自己与自己的和解、统一。而想要达成这一目标，我们就必须解构掉那些笨重而丑陋的结构，让自己在不停流变的时间和空间中重新拿回作为一个“人”的自由选择权。

    然而，我自己心里是非常清楚的，这些后现代的东西亦存在着太多的问题——就像世界上可能没几个人能读完（更不用说“读懂”）一本意识流小说一样，很多时候，“后现代风格”给我们的直观感受都是“玄乎”、“晦涩难懂”的，仿佛这些大师们过于严密的逻辑和高深的思想使他们只能同彼此交流对话，而其他人只能力不从心地去滞后地理解他们、对他们的思想进行再加工；并且，似乎所有自称“后现代主义者”的学者或哲人都在拼命地求新求异，好像越怪诞、越荒唐就越容易能够引来人们的关注和讨论一样。对于自己一直崇尚的“后现代气质”，它所掉入的怪圈并非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只是我自己不愿意承认罢了，毕竟，这种自我否认所需要的真诚，是后现代思维没办法带给我的。

    直到我今天看了《大河唱》这部影片。说实话，作为一个音乐的信徒，这部片子让我感动的地方实在是数不胜数，但最令我动容的，是那位名叫马风山的民间艺人，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整天什么事情都不想做，就只想唱花儿。多么坦率、多么真诚啊！生活中令人烦恼和悲伤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生计、争执、疾病、死亡，本来就不够长久的生命被这些琐事占据着，从而更显得仓促。可这又不是我的本意，我喜欢的是美好的东西，比如和家人朋友一起过平和幸福的日子，比如爱上一个人时心中羞涩又期待的感觉，比如音乐。我的歌声，或者说我像狂风、像响雷、像暴雨一样发出的振动，实际上是我对自己的放纵，即短暂地允许自己任性地为自己活着，而不是别人和准则活着。他就只在开满了紫色小花的山坡上唱着“清冰上开一朵牡丹”，不去操心别的“正事儿”，唱花儿——如此简单的活动，就能够让一个人变得满足而快乐，从他的状态里看不出来一星半点的矛盾和纠结。可他打碎了什么结构吗？他经历了什么思想斗争吗？他刻意地去追求什么自由了吗？——什么都没有，他只是唱了花儿呀。

    与中国乡民的接触、进入他们的世界（不论是亲身实践，还是像观影、阅读等这类间接的方式），对我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这部影片和以往不同的是，它太过于真实，真实到你压根儿连一句出于某种目的（比如政治宣传，或迎合大众）而设计好的语句都看不到，只有被记录者在镜头下呈现出来的最简单的生活状态——谁都不会用多元、精彩纷呈等字眼去形容这种状态，在一些习惯了追求新奇事物的人看来，他们的活法是单调、甚至是乏味的。也是，每个人每天都在重复着几乎相同的事情：说书、演习、种田、治病；无言地靠在自家炕上的被褥旁，打着瞌睡，一迷糊就是几个小时；好不容易去一趟上海，还被几个“有主见”、“有品位”的城里人劝说，应该对自己的艺术做一些改变、创新，不要几十年如一日地守着那一套老旧的、已经没什么人喜欢了的东西。

    然而，即使他们根本都没有意识到，我们很多时候也都不屑于去观察、了解，他们事实上是有他们自己的结构的。这结构多好啊！它的“束缚”看似是苦难，把人们死死困在一个地方、几件事情上，让人们失去了去接触世界其他部分的自由和能力；可是，身处其中的人或思想多是对这种所谓的“苦难”习以为常，并不会真的有什么痛苦的感觉。反而，一旦聪明且意志坚定的人们（为什么说是“人们”呢，是因为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解构了原先简单的结构，变得“自由”了，等待他们的，将是失去了安稳之后的无所适从，是【焦虑】——影片里面的这段描述让我觉得感触颇多，大意为“我们还能从北京回到宁夏吗？留着也没有理由，不留着也没有理由，就是被北京吊住了，回得去和回不去都使人焦虑”。可绝大多数人（就像我一样）都不愿意承认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承认自己一往无前、内涵深刻的想法实际上是自己背离了故乡的土地赐予的桃花源；但有些敏感的人的确是忍受不住那种同时在现实与内心中出现的不安，于是，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地从那些仍过着安稳生活的人们那儿偷取一些影子——这就有了全世界去采风的艺术家、诗人，以及作为“边缘文化的记录者”（看看，这标签，多么讽刺）的文化人类学家，所谓的“推陈出新”也就是这么来的。但后现代的思想者们本质上来讲往往都是空虚的，他们没有根，于是有人试图去与“根”建立联系，有人干脆就继续沉醉在那一片支离破碎、千奇百怪的飘渺中，空中楼阁搭得一层比一次高。道理是：顺应比选择要简单，然而被诅咒了的人性让人类很难再回到简单。

     “根”是从哪里来的？很明显，不是城市，城市里都是一些可怜而不自知的学者，以及盲目崇拜这些学者的小市民；那难道是农村吗？好像也不准确，因为受到了城市商品和城市气质的影响，农村里也有不少焦虑、浮躁的人。这部影片给了我一个关键词：土地——至少这是我所认为的正确答案。只有当人们的生命与养活了他们世世代代的祖先的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时，他们才懂得尊重土地的无上价值，才会谦虚而恭敬地去为土地服务，而不是让土地来服务自己。老天爷降下大雨，地里的豆苗总算有了继续生长的希望，即使雨天大家都不来看戏了，但因为唱戏为大家求来了这一场好雨，这比演一台精彩的戏还要令人尊敬——这就是这些没什么见识、老实又善良的中国民间艺人的思维结构。在这个利益至上的原则世界，这种逻辑似乎有些不可理喻，但事实却是，这个戏班子的人非常开心快乐，甚至还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骄傲。

    我们又是什么时候丢掉了“根”呢？其实，尝试着打破结构的人在很早就出现了，真正完美的结构大概只存在于老子那一套“顺应自然”、“自给自足”的理想中，只存在于亚当和夏娃还没有偷吃智慧果、还没有意识到人“应该”与自然分裂之前。这么看来，矛头也不能直指后现代，只不过是在人类（文明）加速进步的过程中，人类莫须有的“打破枷锁，争取自由”的欲望，终究使得不幸的人由少数变为了多数。在这个人人都提倡破旧立新的时代里，我从那一句句无调性、节奏不规整的哼唱中生出了一个看似和孟子截然相反的观点：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为什么是“看似”呢，因为孟子所说的“人”指的是一群人，是社会，而我指的是自我，是个体。可李耳无为的目光是否只是人类历史上短暂出现而后又瞬间消失了的惊鸿一瞥？居住在伊甸园里的权利是否已经被上帝永久地收回？我不知道。但赫西俄德像先知一般地描写出了人类从黄金时代发展到黑铁时代的历程，其间虽有英雄，但那也只不过是人类命运的回光返照，我们注定是要走向破败的。

    中国人比西方人幸运的是，我们庞大而厚重的历史传统为我们好好地保存起了那种最简单、最珍贵的结构，就像我之前提到的，即使回不去了，但也可以找到有“根”的人们，真诚地走近（或者说“走进”）他们，以感受他们的幸福。没心学习家里一书柜的阿拉伯文古兰经，那就唱花儿吧！那些博大精深的知识放着就放着吧，也不用管顾了。不必再去猜想特朗斯特罗姆有关星座和马厩的隐喻了，多费脑筋！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我只需想念我心爱的美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