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亚平 | 多点民族志的提出与发展
原文发表于《广西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本文转载于微信公众号“民族学与人类学Anthropology”2019年10月6日文章。
摘要：田野研究是人类学的经典研究方法，马库斯提出多点民族志应对人类学面临的全球化挑战。通过多点田野的操作，跨越时间和空间对于单点田野研究的束缚。但是在民族志写作方法上，马库斯提倡的反讽写作模式和现实主义写作方式无法保证民族志的科学性，研究者视角的过分强调，阉割掉了研究对象的“声音”；过度强调与研究对象的共建违背了客观研究方法。本文认为，可以使用同质田野作为多点田野的选择原则，规范流动田野的选择方法；在写作和研究方法上，应遵循经典民族志原则，坚持科学方法，坚守客观。
关键词：多点民族志；全球化；表述危机；同质田野；客观性
多点民族志的提出和讨论兴起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但其在中国一直未成为显学，对于多点民族志的讨论也鲜少见到。但是，多点民族志对于人类学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应给予其该有的重视。
现代人类学田野工作开始于马林诺夫斯基。马林诺夫斯基将自己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研究作为示范，展示研究者深入研究田野、研究对象的功能，其研究方法得到人类学界的认可，成为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准则。自此，田野成为检验人类学学者功力的实验田，被誉为人类学学者的“成人礼”。但是这并不代表人类学固步自封，永远停留在初创者年代。兼容并包与反思一直是人类学的方法论传统，在认可既有研究方法价值的同时，人类学者也在寻求创新，以更好应对人类学面临的新变化。随着社会发展和全球化趋势的普及，人类学面临的社会环境和学术要求发生了重大变化。人类学的研究背景变得更加复杂，人类学面临的研究课题趋于多元，如研究问题的“跨境”特点以及同一研究问题在多领域出现的共性，这促发了学者对传统定点式、封闭的田野的思考。
一、多点民族志的提出及应用
科学技术的进步削弱了时间、空间对人类的束缚，全球化趋势发展愈发迅猛。人口流动、文化扩散，人类面临着比以往更多的选择。面对资本全球化发展现状，人类前所未有地意识到开放思维的重要性。学术界也正在经历着学科合作和文化共建的发展潮流。多元文化的蓬勃发展，学科交流的增多，促进了学科之间的批评讨论，也促进了学科内部的反思。面对全球化趋势，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写作也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一）人类学面临的全球化挑战
全球化时代下，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科技的发展、网络的普及，使天涯比邻成为现实，人类学研究也日益被卷入全球化的发展潮流。在经典的田野研究中，人类学的研究田野一般指一个特定的、实体的社区，如马林诺夫斯基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经典人类学那种封闭的、遥远的完美社区已难觅踪迹，人类学者面临的田野更加多元且相互渗透。移民、资本全球化等现象催生了新的田野，人类学的田野点甚至跨越了物质实体的存在。以网络世界作为田野点的虚拟民族志也得到学界的认可，经典田野研究关注的实体田野点不再是唯一的合法田野。
全球化不仅刺激了新的合法田野的出现，更促进了文化的扩散与传播。文化跨区域、跨时空的传播方式引发了人类学对文化研究方式的思考。经典田野研究封闭、定点式的研究方法是否能够满足跨区域文化研究的要求？全球化思维意味着对研究对象的复杂关系的全面考量，包括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以及对研究对象所在地域的选择。除了文化的跨时空传播，许多社会问题也逐渐成为跨区域、跨文化的普遍性问题，比如贫困问题、气候问题等。面对这些变化，经典田野研究方法如何跟进社会发展步伐进行更新成为现实问题。
（二）多点民族志的应用
作为对人类学面临的全球化挑战和表述危机的回应，马库斯提出了“多点民族志”。多点民族志是马库斯对实验民族志的探索。实验民族志并不是一种既定的、格式完整的民族志类型，而是指人类学对民族志的实验。实验的意思是探索，即面对全球化趋势下的各种变化，对民族志的创新和发展。马库斯的多点民族志来源于他对汤加人的研究。汤加王国处于波利尼西亚西部，在对其进行研究时，马库斯发现，汤加社会移民现象十分普遍，这引发了他对跨区域、多点田野研究的思考。他认为，为了更好地了解移民问题和移民特点，不仅要考察其在现住地的特点，还要询问他们的原籍地进行沟通。
多点民族志由马库斯提出，但是多点田野的研究方法并非起源于人类学。多点研究法在其他学科的应用十分广泛。多媒体研究，科技的社会与文化研究，以及基于女权主义的生殖医学和流行病学，都是应用多点田野研究的重要领域。
在国内，对于多点民族志的讨论并不多，通过查阅文献得知，对于多点民族志的应用最常见于电影纪录片。郭建斌在对其电影《大篷车》的研究进行回顾时，发现其研究方法就是对多点民族志的应用，在课题调研过程中，其调研区域跨越三个省区，访谈对象上到国家广电总局的相关领导，下到乡镇电影放映员；王庆福在讨论多点民族志对于影像实践的影响时提到，多点民族志为纪录片的拍摄提供了不同的视角，纪录片主角因为多点民族志所提倡的地方对世界的对话而显得更加开阔和丰富。
除了电影纪录片，国内的医学人类学率先引入了多点民族志的学习。赖立里在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医药调查时就借鉴了多点民族志的观点。她将多点民族志中对于合作的重视引入自己的研究，与研究对象建立共谋的合作关系，推动其研究的开展。
二、多点民族志的特点
（一）田野点的动态流转
田野点选择的灵活性和动态性是多点民族志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与经典民族志选择田野点的方法不同，多点民族志的田野选择处于一种动态的状态。
多点民族志最初关注的重点是田野点的移动和流变，随后重点转移到田野点移动的过程。移动过程直接与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契约相关，马库斯认为，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发展推动了田野的移动。马库斯多点民族志的关注重点前后发生了转变，但从本质上来讲，多点民族志最重要的变革即对于“多点”的思考。
“对于多点民族志，早期人们的理解是，在民族志各个调查点之间的活动和迁移—由于所谓的全球化带来的改变，人们从经验出发，对新的关系及变革进程进行集中深入研究。是这么回事，过去如此，现在亦然。”
但是，需要注意“‘多点’并非人类学家简单地在不同地点之间游走，而是将民族志研究本身看作各种网络运作及延伸的有机的知识生产过程”。多点田野并非是即兴选择，而是根据研究设计进行了合理转移和延伸。
（二）挣脱空间与时间的束缚
多点民族志优于经典民族志的原因之一，就是多点民族志对于空间和时间束缚的摆脱。多点民族志的这一优点通过两方面的特征表现：
其一，多点民族志对地方（local）和全球（global）的思考。马库斯使用的是global一词，但是根据本文的理解，该词可以引申为囊括田野点的更为广阔的区域范围，具体大小则依据研究者个人的研究设计和田野点的情况而定。多点民族志在设计中将田野点放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下，就是对经典田野法单一田野点的革新，跨越了传统田野点对于研究空间的限制。
其二，将时间维度引入民族志的研究。经典民族志中也有时间维度，但是更强调的是研究者在田野的调研期内，而多点民族志则将一条跨度更广的时间线放入田野点，通过对田野点过去材料的收集，与现在的现实状况进行对照，更好地把握田野点的变化与发展。
（三）比较研究的应用
田野数量的非唯一性必然会引导研究者对不同田野进行比较，比较法与多点民族志相伴而生。事实上摩尔根时代的亲属制度研究就已经有了先例，之后比较法为众多学者熟悉则源于弗雷泽的《金枝》。摩尔根的比较研究部分建立于印第安田野的基础上，但弗雷泽的研究则全部来源于书斋，是坐在“摇椅”上完成。因此，比较法一直被认为是空想人类学家的方法，与当时哈登所强调的要进行实地的、系统的研究相背离。随着田野工作的发展，比较法一时受到冷落。
学者对比较法的轻视源于其实验室性质，诸多运用比较法的学者缺少必要的田野材料支撑，不免有二手资料、道听途说之嫌。但是如果加上田野工作的配合，比较法就可以充分发挥其作用。许烺光的著作《美国人与中国人》就是通过使用比较法写出的优秀作品。许烺光通过对中国人和美国人性格以及行为方式的比较，总结出中国人与美国人的不同，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外在不同的表现分析两国文化的差异，进而分析中国人与美国人在各自文化场域内的行为内涵。多点民族志完全可以完成像《美国人与中国人》这样田野扎实的比较民族志研究。
（四）多元的研究者角色
人在环境中生存就必须拥有特定的身份，这个身份既是个人与他人相处的依据，也是获得社会关系的凭借，人类学者在田野研究中也不例外。当涉及多点民族志时，情况会更加复杂。由于田野点的非唯一性，研究者在不同的田野点中可能需要扮演不同的身份。
例如，Martin在她的著作《灵活的身体》（FlexibleBodies）中写到，在她的调研过程中，她一直在经历着各种角色的转变，在第一个站点，她是一名艾滋病志愿者，另一个站点是医学院学生，第三个是公司培训生。她在政治上尽其所能，通过这种脱节的空间使她的运动具有某种统一性的身份或人格是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工作的间接活动。任何一个人的工作政治和道德都反映了其他人的工作。多元的研究者身份既可以帮助研究者扩展研究视角，也可能会模糊研究者立场，在多点田野的调研过程中，研究者尤其需要注意。
（五）与研究对象的合作
在现代社会中，以往人类学家观察的“他者”已不复存在，现在的“他者”是一个具有文化对话意义的他者。虽然列维—斯特劳斯一直强调“野性的思维”，强调原始族群的智慧和文化，但是从“对话”意义上讲，列维—斯特劳斯与其研究对象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他的研究对象根本无法想象列维—斯特劳斯的文化，也无法与其进行“对话”。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传播促进了世界各地人民的互相了解，因此研究者在田野工作时再也不能将“他者”仅仅视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要认识到“他者”是主动性、独立性极强的自由主体。双方在互动中产生的知识碰撞和思想共鸣则成为研究者需要关注的重点。
人类的文化现象本来就是多元的，但是，知识分工导致文化也被条割认知。仅以婚姻为例，它里面包含了天时、地利、经济、阶层、宗教、消费、仪式、跨文化、性别等诸多领域，人类学面对的研究对象并非由“纯净”的单一文化所形塑的“纯净”的个体，其同时也是多元文化的载体。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人类学必须加入对多元文化与研究对象传统文化之间的张力的思考。如今，全球化趋势进一步促进了文化主体自身接受文化多元属性以及文化的地域交叉性。人类学家“单打独斗”“一个人的交响曲”的研究方式正在面临时代的检验和挑战。
三、多点民族志存在的问题
（一）写作文本的非客观性
本文认为，多点民族志所存在的文本上的不客观，是多点民族志存在的最大的问题。
1. 马库斯的写文化
写文化集中表达了马库斯的民族志写作思想，即将民族志作为一种写作文本，通过写作技巧和修辞的使用，构建“优秀的”民族志。马库斯认为，一部好的民族志有三个特征：首先在民族志中应有对田野细节的描述，这样才能表明人类学者“曾身历其境”；其次，在对异乡文化和语言的翻译解释过程中，表明自己对异乡文化的掌握程度，至少证明自己的语言能力；最后，人类学家应该能够做到从整体观的角度对异乡文化进行意义系统的建设。马库斯列举的这三个特征中，前两个是指通过技术化手段来证明研究者自身田野工作的可信度，第三个特征是要求研究者建设异乡文化的意义系统，这三个特征都明确规定了研究者民族志写作的“努力”方向。
马库斯建议，通过结合反讽写作模式和现实主义写作方式为民族志建构一个可以抵挡外界批判的铠甲。“因为所有的观点和解释都将受到批评的检阅，所以它们最终都必须作为多元和开放性的选择性策略而获得共存”，所以在民族志写作时直接采用反讽的方式，置之死地而后生。现实主义写作风格是指，研究者在写作中通过对田野细节地描述，展现田野地点的风貌，同时证明研究者掌握“第一手资料”、不接受怀疑的地位。加深“合作”程度是指，在民族志写作中，充分肯定研究对象的存在价值，将研究对象的观点以及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对话作为民族志写作的重点。与马库斯持同样观点、同属于“写文化”派的拉比诺在论述当代人类学面临的表述危机时，也提出将自己的田野经历感受直接作为民族志文本的观点。
2. 对合作的认识
多点民族志对与研究对象的合作十分重视，提出应该通过共谋与研究对象一起完成田野研究，在共同建构文化过程中，研究对象就是潜在的民族志写作者。对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合作关系的思考是人类学面临的全球化挑战之一。面对全球化带来的知识爆炸性传播现象，人类学意识到，现代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主体性和能动思考性不断增强，不能将其视为静态的文化承载体，而应该与研究对象增强文化和观念的互动，在合作过程中完成研究任务。
但是马库斯所强调的那种合作关系与人类学的科学研究方法论并不相符。在合作互动过程中以及民族志写作中，研究者应处于主动者的地位。马林诺夫斯基在田野研究中强调研究者要与研究对象共情，更好地理解研究对象的文化与观念，在共情过程中，研究者是主动行为者。之所以要求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保持主动性，是因为研究者接受的训练能够帮助研究者更好地控制自己看问题的视角和想法，保证共情效果的达成。同理，一项人类学的研究要保证客观性，也需要专业研究者以科学的态度对整个合作过程进行审视，排除研究对象个人情感对田野工作客观性的影响。
3. 对多点民族志客观性的讨论
对多点民族志客观性的质疑主要来源于“写文化”。面对全球化趋势，人类学在反思田野工作的同时，也在思考人类学民族志的发展方向。在经典田野方式无力解决全球化课题之际，民族志也面临表述危机的质疑。表述危机直指民族志的写作方法论，是对人类学民族志文本的合法性进行质疑。克拉潘扎诺直言不讳地讲，人类学家在其民族志描述中会对颠覆因素进行掩饰，避免这些颠覆因素会导致研究者发现的无效。克利福德称民族志是虚构的，因为民族志的制作过程与研究者的知识背景和写作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每一位研究者在写作中都不可能完全排除自身的存在。拉比诺从学生时代就开始思考田野工作对人类学者的意义。在学校教育的影响下，拉比诺认可老师们传授的观念，即田野工作对一位人类学者的意义关键在于从田野工作中得到的理论意义。但是在摩洛哥的田野工作引起拉比诺对自己接受的这一套教育的反思，他发现经典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写作方法要求研究者“客观地”“置身事外”的这种方法行不通，因为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是实实在在的参与者，所谓的客观和置身事外是研究者通过写作技巧达成的“假象”。
人类学家写作民族志的根本依据来自于田野工作，有学者批评人类学家言行矛盾，通过玩弄文字利用所谓的客观的民族志来彰显自己田野工作的客观。这些质疑来源于人类学家的自省，是人类学学科内部反思和挣扎，也是当时学术背景的映照“现时代的表述危机是一种理论的转变过程……其产生的前提在于，人们越来越发现大理论无法解释社会现实的细节”。统一范式权威的缺失，致使学者们开始自行寻找合法化途径。马库斯、克拉潘扎诺、拉比诺等集合起来，希望通过创新民族志写作方式来对抗外界的质疑和内在的怀疑。
马库斯的民族志写作方式和研究方法引起本文对其客观性的质疑。质疑来源于两方面，第一，在研究过程中，将研究对象视为研究伙伴的合作关系；第二，将民族志视为一种写作文本的写作模式。
自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发表之后，客观性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准则之一。涂尔干认为，要做到客观的社会研究，需要将研究内容的特征进行一般性的概括和总结，这需要专业研究者来完成。马库斯将研究对象提高到研究伙伴的地位，出发点是想要更好地与研究对象进行对话，想要通过研究对象主体性视角的意见表达，保证研究的客观性。但直接将研究对象放置于研究者的位置恰好违背了研究方法的客观性。研究对象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贸然将其放置在研究者位置，是对研究过程的不负责，同时也无法做到对研究内容的客观总结。
同时，马库斯将民族志视为一种写作文本的方式既不科学也不符合人类学的民族志写作原则。无论是马林诺夫斯基式的对田野状况的直接描述，还是格尔茨式的对田野状况的阐释，依据的资料都是田野上发生的客观事实，虽然表述方式不尽相同，但都是对田野的真实记录和表达。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的高参与度确实会给研究者带来巨大的震撼，本文并不反对类似《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等文本的出现，这种反思性文本可以从反面促进人类学者田野工作的科学性体现，但是，不能将这种自我反思性的作品称为民族志。
（二）流动田野难以操作
根据多点民族志的操作策略，田野点的确定处于流动状态，除了前期设计中已经确定好的田野点，在研究过程中还可能需要根据研究需要继续寻找新的田野点。Vered Amit提到，田野点不会静静地待在那里等着你发现；合理的田野点必须经过完善的田野设计的检验，才能确定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合格的田野点。那么，在研究过程中即时性确定田野点，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对于田野新手和学生来讲，这种确定田野点的方式操作性较差。这可能会导致两种后果，其一，研究者无法找到合适的后续田野点；其二，找到的田野点并不适合研究主题。Matei Candea认为，马库斯的设想太过理想化，实际操作性不强。
（三）多点田野的可检验性差
Matei Candea认为，多点民族志的多点田野不仅操作性差，而且无法得到有效的实验验证。经典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将一个有边界的固定田野点作为调研的对象，在该地生活的人以及该地的社会环境等因素都是可以进行再检验的。无论哪个人类学学者到该田野点调研，看到的都是一致的景物，纵然人类学学者分析的内容不尽相同，单就田野点的基本情况来讲，很容易检验一位人类学学者的田野研究是否客观真实。但是，如果采用多点田野研究法，首先需要对多点田野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多点民族志的产生源于世界是一个紧密联系的场域这一假设。那么在进行田野研究时，如何确定哪一个田野点应该被接纳进多点民族志，而哪个田野点应该被排除？马库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给予多点民族志自由之时，多点田野的确定就脱离了研究者的掌控。多点民族志田野点选择的灵活性特点注定了多点民族志无法进行实验性的验证和检验。
（四）对多点民族志存在问题的评价
针对多点民族志存在的上述问题，本文认为，写作文本的非客观性这一缺点是必须要摒弃的。民族志作为科学研究的一部分，无论是方法还是文本成果，都要保持其客观性原则。但是对于流动田野难以操作以及可检验性差这两个问题，并不能成为多点民族志推广发展道路上的终极障碍，虽然跨越障碍具有一定的困难，但如果在研究设计及研究过程中牢牢把握研究方向，仍然可以保证多点民族志的质量。
四、多点民族志的发展方向
本文认为，多点民族志作为一种具有创新性的人类学研究方法，纵然还存在一些争议，但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本身而言，十分有必要进行推广，针对其存在的一些缺陷，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法完善多点民族志的应用。
（一）同质田野
同质田野是指具有同样性质的田野点。性质的具体定义来源于研究者的研究设计，既可以是问题意识上的一致，也可以是现实中的相似性。问题意识上的一致是指，在研究设计中，选择的多点田野在外在形态、功能上可能并不相同，但是从研究问题出发，这些田野点都以问题意识为中心。现实中的相似性是指，选择的田野点从外在状况来讲，同属一个类型，比如位于不同地方的官方福利养老院。
其实马库斯在介绍其多点民族志建构策略时，其中隐含了对同质田野的认可。马库斯建构多点民族志的两种策略，包括根据研究需要进行田野转换以及根据研究设计进行田野点的策略性选择，前提都是要保证田野点的相关性，但是马库斯自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方法，在回应质疑时没有指出要害。本文将马库斯的这一想法提炼出来，提出同质田野的概念。罗红光在对志愿者的研究中，就使用了同质田野的方法；在他的研究中，16位志愿者虽然年龄、学历、社会经历各不相同，但都是作为非专业的利他行为的实践者；他们被分配到的机构虽然属于不同行业和不同城市，但都是具有成功经验的公共服务机构。实行多点田野研究的许多学者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践行着同质田野的选择原则。
同质田野具有一致性，研究者在选择田野点不会因为一时思维的发散而导致田野点的选择过于零散而无规律。在进行多点田野研究时选择同质田野，可以有效地避免田野点过多而导致的田野工作强度不足的问题，避免研究结果的分崩离析，难以整合。
（二）客观的民族志
人类学之所以可以被称为科学，就在于田野工作具有实验性和可验证性。尽管每一位研究者的课题是独立的，但是田野点是固定的，在当前和平时期，短时期内并不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因此，某个固定田野点的整体状况可以随时再次进行观察，后来的研究者可以通过自己的研究来检验先前研究者的研究。如果民族志的写作方法参考马库斯的建议，那么，研究者的客观研究者身份如何得到体现？民族志中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观点和视角如何做出区分？后续的研究者在阅读以此方法写成的民族志时，如何判断哪些是田野点的真实场景，哪些是民族志作者经过加工的写作？
马库斯想通过多点民族志来回应民族志面临的关于异文化差异表述肤浅以及仅重视文化主体性的批评，想要使民族志成为理论发展的工具。多点民族志的设想是为了发展民族志，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这种做法实际是在颠覆民族志的科学性。现代民族志的发展趋势之一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共建，但是二者仍然存在差别，共建的内容和二者视角的不同应该通过民族志内容得以体现。罗红光的“常人民族志”是重视研究对象“声音”的优秀示例。常人民族志以研究对象的个人日记和志愿服务心得作为民族志的写作资料来源，日记的志愿服务心得均是第一人称，充分表达了每一位研究对象的主体性活动；研究者作为专业研究者，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分析，客观分析志愿者的行为和心理，得出研究结论。
马库斯的民族志写作方式是对民族志文本的过度关注和解读，体现的仅是研究者的个人意志，会阉割掉研究对象的声音。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的文本将不再是民族志。经典民族志固然不一定是完美的作品，但其蕴含的最值得传承的就是让研究对象“发声”的精神，马库斯声称将民族志作为文本创作是为了“合作”，但是他的实际做法却将研究对象的声音淹没在了研究者的说辞中。马库斯走入歧途是因为他对科学研究方法的背离，他对合作共建的过度重视消解了研究方法的客观性。
结语
多点民族志在方法论上与经典民族志并无相悖之处。马库斯的多点民族志所使用的根本方法仍是田野研究，只是在研究细节上进行了创新处理。田野点的增加和研究内容的扩展，以及对合作的强调，都是马库斯多点民族志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在民族志写作方法上，马库斯的处理不是十分恰当，反讽写作模式和现实主义写作方式直接影响了民族志的科学性。马库斯本意是为了回应外界对人类学民族志的质疑，解决经典民族志面临的关于异文化差异表述肤浅以及仅重视文化主体性的批评，但是研究者视角的过分强调，阉割掉了研究对象的“声音”。马库斯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合作问题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无意中违背了研究方法的客观性，研究者的客观性无从体现。
本文认为，针对马库斯多点民族志在田野选择方面的缺陷，可以采取选择同质田野的方法。既满足多点田野的要求，又可以规范多点田野选择的流程。在写作方法上，本文对马库斯的写作形式予以否定，认为应坚持经典民族志的写作方法，以客观的方式记述民族志，避免研究者个人意志过多地体现。不仅要保证民族志的客观性，也要保证研究的客观性。人类学是为了科学而客观，并非是为了避免批评而客观。就像格尔茨所说，“研究这些龙，不是驯服之，不是厌恶之，也不是将其淹死在理论的大缸中，这是人类学所要做的事”。针对外界对人类学田野工作和民族志的怀疑，我们并不能像马库斯那样，通过策略手段直接回避那些质疑。坚持学科原则和工作方法，直面问题、解决问题，人类学才能与文化同步。在学科自我发展过程中，也要谨记本学科研究的初衷。
参考文献
［1］Geroge E.Marcus. Ethnography in/of the World System: the Emergence 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 ［J］ .Annual Reviewof Anthropology，1995（24）. ［2］郭建斌“. 电影大篷车”:关于“多点民族志”的实践与反思［J］.新闻大学，2014（3）. ［3］王庆福.多点民族志视野下的影像实践———以纪录片《棉花》《我爱高跟鞋》为例［J］.中国电视，2016（7）. ［4］赖立里.多点、合作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医药调查的启示［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 ［5］［美］乔治·马库斯，钱妤.合作的想象［J］.王文渊，译.思想战线，2007（4）. ［6］［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M］.高丙中，吴晓黎，李霞，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7］［美］克里夫德·吉尔兹.反“反相对主义”续［J］.李幼蒸，译.史学理论研究，1996（3）. ［8］［美］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科学的实验时代［M］. 王铭铭，蓝达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9］［法］E.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0］Matei Candea. Arbitrary Locations: In Defence of the Bounded Field-Site ［J］.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2007（1）. ［11］罗红光.常人民族志———利他行动的道德分析［J］，世界民族，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