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先声》书稿前言
潘光旦先生曾将天下学问的变化视为一个类似于“梭子形的公式”：起初笼统单一，中段分化复杂，末了又归于新的笼统或综合。不同时代的学问如水一般，或化分为“派”，沟壑纵横；或综合为“汇”，江河聚海。在为费孝通《生育制度》一书所作的序言《派与汇》中，潘光旦对费孝通不吝美言，但时刻提醒费孝通，不要因为保持“派”的立场而忘了“汇”的综合。功能主义的学问有其磅礴之处，但大庭院也可能有小气象。潘光旦先生不断告诫，在学派林立的时代，无论是社会思想研究者还是社会理想主义者，应该结合各家短长，共工合作，融为新“汇”，开新人文精神风气研究之先河。要祛除天下思想派系分流之弊，“关键均在一个汇字，治标的路莫忘旧汇，治本的路是寻求新汇”。没有对往届旧宗的真正尊重，就难以有锋利的新锐远见；没有对新时代进行综合的勇气，就难以呈现总体性的社会文化知识。关键的是，理论与思想的分歧即使再多，只要在产生分歧的同时，不忘合作，既发展自身又顾全别人的努力与观点，就有可能汇合一个新的人文时代。潘先生作为费先生的老师，将对学生的批评隐于期盼之中，这种师情友谊，可谓真兮切兮。而费孝通先生也未负潘望，他一生保持学术丰产的同时，时刻秉持潘光旦所追求的中和位育以及新人文思想，筚路蓝缕，在寻求富民道路的同时开启了文化自觉的时代。只要翻翻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学、民族学界的学位论文和期刊著作，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费先生的学问已成了时代之汇了。哪个研究者不在自己的文献回顾部分引用几句费孝通的话呢？
费孝通先生去世之后，中国学术界对他的态度似乎又在验证潘光旦有关天下学问的规律性总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的趋势体现于两个大的方面。一方面，对费先生的赞美与继承以各种形式涌现。各个分支学科的研究者继续引据费先生的概念与思想，但有不少形式主义的文献回顾者将费先生置于脚注或参考文献里，而不顾其内在的逻辑理路；几乎每年都会出现与费先生有关的论坛，这些论坛就像年度祭祀仪式一样跟随主流声音的节奏，不断抬出费先生来巡游，当然其中不乏洞见；还有一些文本阐释者与实践方案的继承者更多的是在学术舞台的背后耕耘，敬惜费先生留下来的字纸，寻求新的理论突破与实践路径；此外，希望与这位学科先贤对话的青年学者越来越多，费先生的文本不断被搬演，但阅读的态度不尽相同。另一方面，费先生去世之后，各种唯我至上的解释路径不断地对费先生的学术体系进行“靶向”批判，“费孝通为什么不关注这个问题”“费孝通没有注意到那个理论概念”“费孝通忽视了不该忽视的问题”，通过张扬费先生的“缺漏”和研究者自我的光环，俘获身处历史迷障中的观众。
对费先生的批评或反对的声音一直存在，但他的去世似乎构成了一个分水岭。新中国建立前，费先生就曾围绕乡村建设与民族国家问题，与一系列学者有过直接的论争。此后，埃德蒙德·利奇与莫里斯·弗里德曼在方法论上的评价构成了全球学界关注的学术事件。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当东亚社会学界对费先生一片叫好声时，日本学者横山广子就直接对话费先生，过度的乡土意识不是一种现代性自觉，应该“离开土范畴”去寻找适合中国发展的现代化方案。在费先生晚年尚属思维敏捷的时候，这样的对话声音很稀缺。新的世纪开启后，笔者还在大学里读社会学本科专业，清楚记得费先生是课堂上、文字中、会议里不断被搬演的学术神话，虽然彼时费孝通尚在人间。但自2005年之后，中国社会学界才开始“积极”的与费先生对话，一系列有关“新乡土中国”“后乡土中国”“告别乡土”“走出乡土”的研究不断登场，但很遗憾费先生已经去世，回声有限。但为什么在费先生去世之后，我们的对话者、批评者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赞美”与“批评”的声音重新在历史中分流，像笔者这样的学生娃或年轻学者，就在这些分流之声中聆听、呼应、喝彩、批判，却经常缺少对费先生总体文本的系统阅读与反思。对于我们这些年轻后生来说，缺乏与这位隔代大师的直接互动，也没有各种鲜活的记忆叙事，除了聆听50后、60后的老师们说谈费先生过去的故事之外，理解费孝通的最好工具只能首选阅读他写作的以及与他有关的文字。虽说罗兰·巴特、米歇尔·福柯等人宣称“作者已死”，从而怂恿读者去构建后现代时代的主体性。但是，如若忘了“旧汇”，没有对传统与现代的认识基础，建构从何构起？
业师麻国庆教授经常告诫学生，要从整体的视角看待费先生一生的学问。麻老师将费先生总的文字综合为三篇文章，分别是从汉人社会、民族地区以及全球化三个角度出发，去理解中国社会与新的时代。这种思路与王铭铭教授的“三圈说”有异曲同工之处。麻老师有关“三篇文章”的说法直观的体现了费先生的整体研究历程，以及汉人社会、民族地区和全球社会的跨区域互动体系。笔者曾经在研究珠三角这座世界工厂中的“代耕农”群体时，麻老师就不断提醒笔者要去注意费先生的村庄土地研究是如何兼顾文明的内发视野与全球化政治经济体系的接榫过程。这让我们在面对快速流通的工业商品、流动的劳力以及不断流变的地权问题时，能够同时坚持文化价值论以及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去解释流动与跨界的现象。
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的这几年，经常听到的先贤名字便是“费孝通”。一是作为这里具有深厚学统的象征出现，二是费先生有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及其承担的民族识别工作，不断被关心国家秩序的学者提及。这些当然都极为重要，而且契合这里的学术关怀，但对费先生有关中国的总体性问题的关注，由于过于坚持固守“少数民族”与“边疆”的领域而被削弱了。费先生有关东部地区的城市与乡村研究、有关全球社会与中国文明之间关系的思考，以及各种现代化的发展方案，要么就是被搁置了，要么就被简化了。那种提倡将“三篇文章”的交叉视野同时放置在海内外各个民族研究区域中去的观点，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践行。笔者初来民大工作的几年，每次去民族边疆地区做调查，觉得稍有惶惑。因为按照中央民大最近二十年的知识生产惯例，笔者原有的知识储备生产出来的知识，就会与这里的“场域”显得格格不入。因此，除了去学习其他民族研究“标准”之外，笔者一遍又一遍的追问《费孝通文集》或其他先贤的文字足迹，希望能得到一些答案。追问的结果就是这本著作，并得出这样的判断：从费孝通总体思路中考虑出的大多数问题，可以突破“少数民族”名相的研究限制。客观的综合性现实以及民族志应迈向总体性社会科学或人文研究的需求，提醒我们要摆脱过去的那种局促性研究视野。
关于费先生的各种研究已经浩如烟海了。阿古什、张冠生、杨清媚等人均可谓从费先生总体的人生实践与叙事文本出发，生产了诸多有继承和开拓意义的知识，并各有侧重。费先生那一代人的那些学生们，如今也是我辈的老师了，有很多是真正关心费先生总体文本的研究者，他们至今仍在不断的总结、发掘，补充完善“汇”的时代。笔者极为尊重这些不急于告别“汇”、不急于匆匆开启派系的前辈、同仁。诚恳的说，我个人能力有限，无法与这些研究一一系统对话。只能做一些笨功夫，立足于费先生留下来的文本以及自己关心的内容，阐释一些以往还不够充分重视的议题。本书中每个章节的内容，虽然并不都是新发现，但至少均是尊重费先生的总体文本的几次努力，而不是通过大刀阔斧的肢解文本，以达到毁宗破汇另立新说的目的。
“政治经济学”并非新说。费孝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两位老师，雷蒙德·弗斯和R.H.托尼为他种下了文化价值理论的种子，并在以后的几本民族志中生根发芽。强调费先生民族志中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一方面是为了纠正学科教育传统中过度赋予的“功能主义”形象，另一方面是要提醒自己及同仁，未来中国的民族志知识生产，还有很长时间要继续持有文化价值论与政治经济学的双重视角，这是兼顾历史与现实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费的研究虽然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之间有很大区别，但对社会平等与繁盛的追求是同一的。而且，费先生早期的民族志以及后来几乎所有的实践记录，所关怀的切入点与政治经济学分析的路径是一样的：从土地与地租、劳力与收入、资本与工资以及转型时代的商品流动等等角度出发，去探求全面的富民实践与协调的城乡发展法案。关键的是，费老的政治经济学不仅与文化价值理论相并列叙述，而且是以中国文明的内发视野为前提的。所以，其一生追求的平等富强，最终要通过重返土范畴的自我审视、以文化自觉的新人文思想来引导。
“类型学”就更是费孝通自己及相关研究中的老生常谈了。费先生一生贯通了从微观至宏观的各种分析单位，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分类。强调其类型学的多样性，也是希望补充学界不断复述的村庄社区、区域模式以及民族走廊等几个有限的类型学形态。实际上，费先生对“城市”“权力”“家庭”“经济”“知识分子”甚至乎“社会变迁分析视角”等等方面，都有过系统的类型表述。关键的是，他不仅阐释了类型的内涵和类型间的关系，还进一步展开了关系的类型分析，从而在方法论上打通了各分析单位的联结逻辑。与韦伯不同的是，费老的类型学立足于直接的经验观察，而不是停留在理论的云霄之上。
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笔者与中山大学的谭同学、云南民族大学的高朋、云南大学的张亮老等几个人，一致认为我国转型形态的民族志应该具有跨学科的学术视野。而政治经济学本身就带有对国家与地方政治、资本与生产体系、消费与社会生活等等方面的综合观察视角，它关心现实和发展问题，可以作为民族志的切入点。谭同学教授在2010年就专门发表过文章，强调转型期的中国研究需要重视政治经济学与人类学的交叉。政治经济学不是一种“庸俗”的权力学说和简单的平等召唤，它的价值论立场和对劳动力、商品、土地以及资本的分析性关照，可以与民族志对“人”与“物”的深描结合，并且对各个区域中出现的民族政策实践、资本运作以及社会关系提出批判与反思。此外，民族志的文化视野可以矫正普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在地方与国家、地方与全球之间寻求一条适合的文化自觉道路。在21世纪，我们国家将继续转型，面对过去、现在与未来持续出现的“不平衡”问题，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应该延续使用批判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框框架。在费先生总汇的文本中，这是他对转型社会的研究观察未完成的部分。如果说“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值得坚持的研究路径，那也得益于“汇”的综合。
本书开篇《<江村经济>与<禄村农田>：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就是对发展议题以及研究方法的一个呼应。费老在这两本书中兼顾了文化功能论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路径，但既不是纯粹功能论的写文化逻辑，也不愿意抱持武断的阶级立场，而是将其社会文化视野与宏观、微观的经济行为分析同时结合起来。两本书均拒绝了形式主义取向的经济社会学或人类学，也未完全走向相对主义的文化解释路径，而是在人类学社会学追求平等与繁荣的知识目的下，对社会文化实体中的经济生产行动展开探索的实质主义研究范式。书中对全球资本体系以及微观社区内土地、劳力、商品的深描，开创了中国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虽然笔者认为费先生提出的合作式工业发展方案有些模糊，叙事也缺少一种马克思主义式的张力，但两本书作为中国迈向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的先声典范，是毋庸置疑的。
《托尼的乡土中国重建方案与青年费孝通的三次系统回应》一文，指出了在吴文藻、史禄国、马林诺夫斯基、潘光旦、派克等先师之外，R.H.托尼教授如何对费老产生巨大的学术影响。托尼在《中国的土地劳动》一书中，细致的诊断了中国文明的特征，指出了农业和农民问题的症结是技术停滞、组织松散、政治无能以及知识分子的形式主义。并且，托尼发现了中国城市中不断涌现了“不在地主”现象，并以此判断中国的城乡关系是一种金融关系。上述问题与观点，在费老那里得到了最好的继承。二者的学承关系不应该仅仅是从宗教伦理角度出发去理解的，他们还共享了同样的文明观以及社会史、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此外，费先生还在《江村经济》《禄村农田》《乡土重建》三本著作中，逐渐修正了托尼的观点，他对乡土工业的实践道路、城乡关系的具体判断、不在地主现象的本质以及对知识分子的使命等方面的内容，作了更为系统的回答。在这篇文章中，笔者还引出了费老对卜凯的批评，目的是指出：如果没有民族志作为先锋，定量经济学的类型学方法非常容易出现缺陷。
《“新战国世纪”与“新圣贤”——费孝通先生晚年的世界秩序观》一文写完之后，笔者才注意到王铭铭教授已在《超越新战国》一书中注意到了费老的“新战国”理论（但尚未提及“新圣贤”之说）。即便如此，笔者仍然认为“新世纪圣贤论”是被学术界忽视的重要思想遗产，这是费孝通先生在世纪之交留给后世的一个伟大的世纪方案。这一方案由“新战国世纪论”与“新圣贤论”共同构成。如果说“新战国世纪论”是费老对21世纪的时代判断，那么“新圣贤论”就是费老在文化层面对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秩序展开的设计；“文化自觉”、“和而不同”等概念，则是“新圣贤论”中的具体内容和体现。“新战国世纪”与“新圣贤”，构成了费老晚年的世界秩序观，该世界秩序观是一系列重要思想的经纬背景，它与其他重要思想互为表述。不了解这一世界秩序观，我们就无法领悟费老在拒绝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时，倡导建立何种大同一体的世界；更无法通透理解费老晚年的美好社会说与王道霸道之争，遑论其文化自觉论和人文心态观。更为重要的是，面对当今世界格局与中国图景中呈现出来的问题，我们很可能会错过一次从费老学术遗产中提取宝贵经验的机会。
《重返土范畴》一文是2014年底写就的一篇较为幼稚的文字。这篇文字是结合自己的土地研究取向，从《费孝通文集》的总体阅读中提取的。虽然有些内容的叙事逻辑不够严谨，但它试图说明，作为中国社会文化传统有机体的土范畴，是度衡当代中国各种现代化方案是否合理的一种内在视野。费孝通先生穷尽一生设计的乡土重建方案、小城镇方案以及二十一世纪“新圣贤”方案，都是扎根于中国土范畴这一内在视野的基础上的。近二十年来出现了各种对土范畴的误读，是因为没有弄清土范畴本身的复合性与多样性、历史性与包容性、社会性与观念性等内在特征，以及其内涵的正义、平等与自主原则。要重新认识中国，我辈应激活费孝通等前辈的学术遗产，实现文化自觉，重返土范畴。
《理解费孝通的研究单位：中国作为“个案”》一文的内容梳理了费先生的大部分研究单位及其最终研究对象。在个案研究领域中，研究者的分析单位与最终探讨的研究单位有时相同，有时不同。费孝通先生一生的研究几乎涉猎从微观至宏观所有的分析单位，并且分别沿着三条进路最终向“中国”这个终极关怀靠拢（三条研究进路分别是“个案本身的研究”“个案之中的个案归纳”“收敛性的个案研究”）。在这篇文章中，笔者还要试图要说明的是，利奇、弗里德曼以及诸多当代关注个案研究的学者，简化了费孝通的方法论框架，忽略了其个案体系内部的复杂性、连接性与扩展性。
《费孝通先生的城镇类型观：兼论小城镇与城乡协同发展中的区域道义》一文比较系统的梳理了费先生的城镇类型观。费孝通先生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启，便展开了有关中国城市的类型学分析。他基于现实的关怀与文明的视野，区分出了中国的都会、城池、城镇、集市等四个大类的差异，而且在每个类别中还进一步区分出了次类型。基于城市类型的差异，我们能看到各种城乡关系的差异。在本文中，笔者进一步指出，费孝通的城镇类型观不仅能够回应马克斯·韦伯关于“东方城市类型”的单调说，而且给威廉·施坚雅的区域市场关系理论增加了一个维度：在城乡区域间的市场联系之外，还存在道义联系；区域秩序的关键并非一定是各级城镇市场，乡村社会与经济的顺畅运转才是维持城乡关系均衡的关键。
除了分析单位与城市观之外，为了系统呈现费先生的类型学，笔者还用了最后一章的篇幅，漫谈了费孝通先生在中观层次上的其他类型学概念。例如，费先生的权力类型说与经济类型说，这是当今学界尚未深掘的遗产；再如，费先生在三篇重要的文字中系统阐述了其对关家庭类型的变迁观（麻国庆教授《家与中国社会结构》一书系统继承了费先生的家庭研究）；最后，费老关于知识类型与社会变迁方法体系的划分，是知识社会学以及社会变迁研究所亟需注意的内容。虽然最后这章引用《费孝通文集》的段落较多，而自身的学理阐述较少，但我认为这样的文字强调仍然具有意义。
本书附录上了《工业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与魁阁学统》这篇文字。文字的内容是笔者和学生出于兴趣合作写出的一些想法。我们认为，民族志的方法和理念也可以用于重点关注身边的人类学和现代社会，尤其是用于观察转型时代的中国工业劳动现场。并且，对“工场”与“工业”的理解应该是多样的，现代都市工业、城镇工业体系与传统乡村工业，都可以作为民族志的研究内容。西敏司、沃尔夫、纳什等人，曾从政治经济学与文化人类学双重角度出发深描了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及劳工的生存境况。不过，费先生领导的魁阁学派所生产的工业民族志，要远远早于西敏司、沃尔夫等人。费孝通对乡土工业的研究、史国衡的《昆厂劳工》与田汝康的《内地女工》，就是这种开拓性的尝试。
本书最后还附上了《从“不在地主”到“不在农民”：百年中国乡村的断裂危机与嵌入式乡村振兴》一文，该文仍与费先生密切相关。两个危机的第一个是“不在地主”的危机：云集在城镇的地主集团不断加强了乡村地权的控制，并通过工商业摧毁了传统手工业。频发的土地投机行为使得小农更为直接的暴露在资本面前，成为资本渔猎利息的对象。另一个是改革开放之后出现并延续至今的“不在农民”危机。这是由于中青年农民工离土离乡，导致村庄社会内部出现了“无主体”状态。这种“无主体”状态伴生了社会整合程度下降、经济分化程度上升与较低的政治治理效率等等问题，并导致很多乡村振兴方案难以实现。因此，笔者认为要同时复原乡土精英与农民主体的双重在场，将不在地主与不在农民双双转化为在地精英、在地小农，重建一个充盈的乡村社会结构，推动嵌入式的乡村振兴。结合费孝通先生有关“分散的乡土工业”的重建方案，我们可以在经济层面倡导“分散的乡土商业”。此外，国家与基层政府也应该调整好自身在资本、项目引进过程中的角色，并给资本划好行动框架，确定村庄地方的主体性位置。最后，笔者在本文中再次强调需要恢复城乡之间有机的道义联系与人、物的均衡流动，在区域整体中推动嵌入式发展。
总之，本书中的文字都是近几年在民族大学工作间隙的阅读产物。每篇的写作都需要极为愚笨的看一遍《费孝通文集》以及相关的一些文献，才能整理出思路，没有阅读，就无从梳理、无法动笔。因此，笔者自认这些文章的创新性有限，前辈同仁的文字启发是本书的基石，“作者”在本书中彰显的主体性确实极为微茫。如果读者能够耐心阅读，笔者将非常感激。本文中有些内容在最近两三年发表过，非常感谢《开放时代》《思想战线》《世界民族》《西南边疆民族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建设》等几个刊物，能够接纳并发表这些文字。感谢九州出版社负责出版此书的编辑，感谢耐心等待与辛勤劳动。当然，本书中的文责均由笔者本人担负。
笔者想把本书给两岁的女儿黄霄，她与书中的很多文字内容同岁。
2017.12.25凌晨，北京木樨地南里1号院
黄志辉：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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