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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夏菲 | 想象的“他者”与泰国国家主义建构
原文发表于《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09期。本文转载于微信公众号“东南亚问题研究”2019年10月25日文章。
摘要：对于生活在当今世界的大多数人来说,国语(national language)被认为是国家认同的最重要和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在泰国,几乎所有公民都将标准泰语视为本国的官方语言。作为泰国的国家象征,上至泰国王室以及佛教僧侣下至普通百姓都为泰语的普及付出了共同的努力。为了建立一个更加统一的泰国,在拉玛六世和銮披汶期间,汉语的地位被人为改变,被建构为“他者(Other)”的象征。通过在教育系统和大众媒体中减少中文的使用,泰国国家主义得到了巩固。有鉴于此,本文作者认为,除了如Anderson提出的构建一个所有人皆可分享的共同体之外,对于“想象的他者(imagined other)”的建构在国家主义的形成过程中也扮演者极为重要的角色。
关键词：文化人类学; 想象的他者; 国家主义; 中国语言文字; 泰国华人
一、语言权力与国家建构
与语言相比,有许多其他因素被认为在促进国家主义方面起到更为强大的作用,如军队、君主和光辉的历史。但是,语言却总能以一种微妙但有效的方式将人们聚集在一起。Renan说过,“语言会邀请我们团结起来,而并不是迫使我们这样做”。虽然人们可能很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察觉到语言的力量,它却可以随时随地影响我们的思想和决策方式。例如,当一个孩子在刚刚开始学说话时被教授的是方言还是普通话将对这个孩子的一生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学校选择哪本教材,电视台播放什么电视节目,甚至人们在日常交流中的词汇选择都能体现出语言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正如Fairclough在他的书中提到,没有任何一个对现代社会以及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感兴趣的人能够忽略语言的重要性。语言不仅仅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它还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通过构建一个所有公民都应该遵守的标准语言,国家即规定了每一个公民如果想在社会舞台中央有一席之地的基本标准。Bourdieu在研究官方语言的作用时说过“通过确立和推广官方语言在一个统一国家的地位,统一语言的政策实际上有利于那些已经掌握这门语言的群体,而其他只会说方言的人则由于他们习惯使用的语言不同而处于从属和弱势的地位”。根据Bourdieu的观点,“语言的表达是一种实践(practice)的形式,因此,可以理解为语言习惯与语言市场之间关系的产物” ,“在这样的语言市场里,不同的语言产品被估计1,从而由不同的产品的不同的价值造成不同语言的等级层次结构。通过这种方式,一些语言被视为“高”,而其他语言被视为“低”。在一个国家有一个官方的国家语言的背景下,国家的正式语言被视为“高”语言,而方言和其他语言被视为“低”。语言不平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这些语言的使用者的社会地位不平等。正如Millar提出的“不同语言之间竞争代表了不同群体之间的竞争”2。语言赋予了语言使用者“能力(power)”,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各国政府都在努力构建一种“民族”语言,其意义在于这种语言将会赋予他们促进一个国家统一和团结的能力。在官方的国家语言被建构出来之前,很多国家并没有一个有绝对优势的统一的“国家语言”。虽然有些方言能够或多或少相互理解,但没有人可以标榜他们自己所使用方言具有国家地位,需要所有的国境线里面的人都明白。但后来,随着一个国家统一进程的加深,国家的统治阶层建构出了“国家语言”这个概念,作为巩固国家主义和增强其治理合法化的工具。因此,国家语言概念的出现是一种社会历史建构,而不是一种自然统一的过程。Joseph表示,“国家语言实际上并不是一种给定的语言,而是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培养工作的一部分”。他认为,像“意大利人(Italian)”这样的民族认同概念始于一种 “愿景”,因为这是一种在人们心中还没出现的东西。然而,当建构一个统一的“官方意大利语”之后,这个虚无的愿景就变成了现实3,因为每个人的个人身份是由与同一个群体里的其他不同个体的相对等级序列关系而确立的”4。因此,国家语言的出现和普及,有利于一个群体中的各个成员在虽然并不能认识这个群体里的所有人的情况下,可以方便地想象出他们同属一个共同的集体,因为他们的语言是相同的。
二、泰国和泰国国家主义
泰文字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3世纪记录素可泰王兰甘亨大帝的兰甘亨石碑。泰国的语言其实是很多语言的混合体,如梵文、巴利文、古高棉语以及其他大大小小族群的语言文字如中文,马来语,老挝语,英语等等。即使在本土泰国人中,也存在各种各样的方言,如东北话,北部方言,南部方言,以及各种方言再细分的种类。被称为“标准泰语(Standard Thai)”的泰语国家语言对于大多数泰国人来说都是需要系统的学校教育而习得的。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泰国人在面对语言多样性时似乎感到十分有安全感。毫无疑问,泰国政府在推动国家主义进程中而统一的标准泰语也是营造这种“安全感”的因素之一。在1940年6月20 日,泰国政府规定了九条“泰国化(Thai- ification)”协定,而泰国的标准语言是泰国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规定反复谈到泰语是泰国身份认同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所有泰国人都必须考虑......他们的首要职责是做......合格的会读写泰语的公民。他们还必须知道自己的重要职责去帮助那些不懂泰语的人知道这一点,并鼓励那些不识字的人学习泰语。[此外]泰国人不应过分考虑他们个人的居住地或他们的出生地,也不应让这些不同导致他们在使用泰语时有语音语调差别。每个人都必须知道,他出生在泰国,无论是泰国领土的任何地方,他都拥有泰国血统,并且说泰国的国家语言”。在泰国,标准泰语在教育界和大众传播都是最主要的语言,并且也是地位的象征5。通过将标准泰语作为唯一可在学校教授的官方语言,年轻人将理所当然地认为标准泰语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泰国唯一的官方语言,也是泰国国家身份的象征。这也就意味着随着泰国社会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标准泰语的合法性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Anderson在研究印尼语言和印尼国家主义时写道,第一代的现代印尼国家主义者都非常明确不能允许自己的国家被殖民“分而治之”得更久,因此他们很早就很明确地看到了一个统一的国家语言的重要性,而且这个语言也一定不能是殖民者的语言。Bahasa Melayu 是一个具有数百年历史的语言,而且这个语言在印尼各岛都有所使用,所以这门语言非常适合地满足了印尼国家主义者的需求6。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在印度尼西亚,统一的国家语言被建构为印度尼西亚独立的象征,它可以作为反对殖民主义斗争中的重要利器。然而,跟印尼相比,泰国的历史有相对的独特性,因为泰国是东南亚唯一从未被殖民的国家。于是,这就使得泰国的国家主义兴起缺少了一个统一的可以将所有泰人统一在同一个旗帜下的“敌人”或“他者”。这样的历史对于泰国文化经济和语言的连续性来说是一件好事,但这对于巩固泰国民族语言的地位来说可能并不是。因为人们并不认为有必要通过学习相同的字母和相同的发音来团结国家,特别是当他们的方言可以相互理解时。例如 Smalley 在他的书中说,“泰国人非常随和且(对其他文化)缺乏严格的排他性”7。
鉴于泰国的这一特殊情况,泰国政府必须构建一个想象的“敌人”或想象的“他者”,以唤起泰国人民的国家主义以及提高加强标准泰语教育的必要性。于是,作为商业语言而广泛使用的中文被人为选定,被建构成为威胁泰国国家主义兴起的“他者”甚至是“敌人”。
三、中文和泰国对于“他者”的建构
(一)泰国华人和泰国社会虽然在泰国生活的华人华侨很大一部分都已经从泰国政府获得了官方认可的居民身份,但泰国护照并不等于他们的身份认同完全泰化并放弃了对中国的身份认同。虽然华人在泰国已生活数代,但即使在当今泰国,中国元素依然存在于大街小巷。中国的节日、文字、名字、饮食习惯、生活习惯等都被广泛保留,中文报纸、媒体、学校也普遍存在,泰国华人组织也经常举行祭祖、寻根等各种增强与中国联系的活动。所以,这些泰国华人并不能被简单地归为泰国人。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节日、家庭树木、语言、名字、城镇居民协会和报纸仍然存在于华人社区。因此,在讨论泰国华人的身份认同这个问题时 ,笔者更倾向于采用Coughlin提出的“双重身份”概念。
准确地统计出在泰的华人华侨数量是很难的,因为他们与泰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非常密切,在保留自己的中国传统的同时也深受泰族的影响。West在亚洲和大洋洲人口百科全书中写道,泰国有940万华人人口,占所有人口的14%,并有多达2600万泰国人有部分华人血统。华人在泰国社会的很多方面都发挥了主导作用,特别是在商业和政治上。Ahlstrom和Young 写过,在泰国,50个中国家族控制着该国大部分的商业部门,占泰国经济整体市场资本的81%到90%。已经有至少17位泰国总理有华人血统,甚至泰国国王本人和整个王室也有部分华人血统。
中国的国家语言普通话,以及五种中国方言( 潮州话,客家话,海南话,广东话和福建话),都是在泰国使用较为普遍的中国语言,其中潮州话和普通话在泰国华人中最为普遍。因为华人是泰国社会中数量最为众多而且影响最为强大的少数族裔,在贸易和商业上甚至比泰国本国人更有影响力8,中文被广泛使用在泰国商业领域。例如,有泰国华人表示“对于我来说在家说中文是更自然的选择,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的父母和长辈不喜欢我对他们说泰语。中文是商务语言。如果你不会说中文,你怎么在泰国做生意?”9
鉴于中国的语言在泰国社会所享有的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当泰国政府想要推行泰国国家主义的时候,采取一些降低华人影响力的措施也就成为水到渠成的选择了。这样一来,尽管受到华人社区的抵制,与被建构为唯一官方国家语言的标准泰语相对的中国语言被数次树立为“他者”。
(二)东方犹太人:拉玛六世和泰国国家主义的兴起拉玛六世,也被称为 Vajiravudh,是从1782年延续至今的泰国王朝却克里王朝(曼谷王朝)的第六位君主,他也是一位激进地通过推进泰国国家语言而强化泰国(暹罗)国家主义的君主。尽管由于腐败、婚姻失败和灾难性的统治,他被列为却克里王朝最不成功的国王,他至少因为相关言论和政策在泰国的华人社会中非常有名。对于拉玛六世来说,那些占领了泰国的商业市场的华人是泰国社会存在的“问题”,甚至危及到了他自己的王权统治。他以Asvabahu为笔名在一个英泰双语报纸中写文章指出,国王(拉玛六世)旨在推行泰国爱国主义并且批判他所看到的华人在泰国社会存在的危险特性,他将华人比作欧洲的犹太人,因此,“东方犹太人”的称呼在此后成为对泰国华人的种族歧视的耻辱。
在拉玛六世的统治之下,泰国开始推行迈向单一种族国家的进程,并基于在曼谷的精英所讲的泰语口音形成了标准泰语。标准泰语成为在学校教授的唯一语言,并被用来取代境内其他地区的当地剧本和方言。拉玛六世本人也是一位艺术家和作家,他自己的文学和戏剧都由简单易懂的标准泰语写成,使它们能够被全国各地的大多数观众所理解。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并激发泰国(暹罗)的国家主义, 拉玛六世提出并强调了“国家(the nation)”这个概念,并把这个概念与“君主”和“宗教”一道作为泰国(暹罗)身份的基石。通过构建一个统一的国家的语言,他将中国语言剥离出去,排除在了泰国身份之外,并将其作为“他者”的标志。就像Chaloemtiarana 所说,“泰国当地的中国人成了国王(拉玛六世)试图建构的泰国国家的内部的他者‘Other Within’”。
拉玛六世将“国家”翻译为“(Chad Ban Meang)”,意为“民族,家和国家”,正如他在对泰国国家主义的一次讲座中所示。
“我们的泰国在过去既没有国家也没有语言。然而,有一群勇敢的人,他们讨厌被奴役,他们努力组建一个独立的共同体。他们把它命名为泰国,因为他们完全独立,不是任何人的奴隶。”
根据他的发言,我们可以看到,他赋予泰语与泰国国家平等的地位,泰国语言就是泰国身份的象征。鉴于此,使用中国语言显然违反了泰国国家主义和泰国身份。因此,泰国华人被迫放弃中文转而学习泰文以便在泰国继续从事商业活动。为了将泰国华人融入泰国社会并最终将他们的个人身份从中国人改为泰国人,拉玛六世引入了标准的泰语作为完成这种转变的重要工具。只有那些能够真正讲标准泰语的泰国华人才能被泰国接受为本地公民10。
(三)銮披汶和泰国国家主义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在任的泰国总理,銮披汶·颂堪是该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总理之一。他是1932年宪法革命的领导者之一并在1938年之后开始他的军事独裁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主张与日本结盟加入了轴心国集团,銮披汶被称为“东方墨索里尼”。虽然他自己本身也有华人血统,他却成为推行最严厉的排外主义的泰国总理。中文学校、媒体、报纸、协会和语言都成为了他严厉的打压的对象。在他的任期内,华人被严格定义是“他者”,并被认为是对泰国国家主义极为有害。
上台后,銮披汶宣布了被视为他为了刺激泰国国家主义的“文化沙文主义”的基础的12项法令。其中的第一条就是把泰国的国名从意味着黄金的“暹罗(Siam)”改为代表独立自由以及泰国最大种族群体泰族(Tai)的“泰(Thai)”。这项政策已经彰显出了銮披汶明显的种族主义倾向。在第三和第九条,他明确提出,居住在泰国所有的人都应该被称为“泰国人”,并且每个泰国人都应该学习和尊重泰国的国家语言并为之感到自豪11。他建立了泰国语言与文化委员会专门推进泰语标准,简化泰语字母和语法,旨在更加容易地推广标准泰语。在这个过程中,29个元音和31个辅音得以保留,5个元音和13个辅音以及敬语也被简化了。12
由于泰文已经被赋予了泰国民族身份象征的地位,那么中文作为他者的象征,在銮披汶治下显然会遭受严重的打压。1939年到1945年是泰国中文教育最黑暗的时期,因为华校和华文报纸都饱受泰国政府的打压破坏。泰国教育部规定,所有老师,包括教中文的老师,都必须懂泰语,还必须通过政府举行的泰国语言能力考试。华校的校长必须是泰国人,所有的华校都必须在泰国教育部的监督下办学13。此外,所有泰国华人的孩子必须进入教泰语为主要语言的泰国学校上学。而其他语言,特别是中文,每天只能教一小时,而且只能用泰语教授。在1938年泰国境内有293所华校,但到了1940年,中国51所学校被暂停办学,余下的242所被泰国政府完全关闭。等到1941年到来时,泰国境内已没有任何华校。
在銮披汶治下,不仅仅是中国的语言文字,泰国华人其他方方面面的行为都被定义为“他者”并被无情打压。例如,由于泰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日本结盟,銮披汶镇压了所有泰国华人发起的反日协会,并逮捕了数千名参与反日活动的泰国华人。他人为划出了10个“非中国”区并赶走了居住在这些地方的所有华人,这些地方从曾经由华人担任的工作全部移交给泰国工人和商人14。更直截了当的是有关泰国公民身份的政策规定。他规定,所有在泰国出生的人,无论父母的国籍如何,都是泰国公民15。这条规定也迫使在泰国长期生活的华人放弃自己的华人身份。
以上讨论的銮披汶的政策不能仅仅被视为单纯的排外政策,因为除了华人之外的其他种族并未被当时的泰国政府排斥。在他在任期间,西方人被视为朋友和榜样,而只有华人被视为敌人。泰国人被要求穿西式服装,如西装、帽子、手套、皮鞋,而且西方音乐的五线谱也被引入取代泰国传统记谱方法16。从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在銮披汶治下的泰国的命运的巨大反差,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华人”这些标签是被泰国政府故意选择并建构成“他者”的,旨在建构出一个假想的“威胁”从而成为激发泰国民众的国家主义情怀的工具。
四、华文与中文在泰国的新发展：泰国华人的“re-sinicization”
虽然有过几次浪潮将华人视为“他者”,但华人在泰国的地位在大部分时期内都是相对高的,特别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泰国政府对华人和中文的态度相比于銮披汶时期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据泰国媒体报道,中文现已成为泰国学生中最热门的外语,有近30万泰国学生在基础教育委员会(Obec)管理注册的700多所学校中学习中文。在銮披汶的黑暗时期过后,中国的语言文化在泰国迅速复兴得益于中国经济的腾飞、世界范围内话语权的提高,以及泰国华人不懈的努力。据中国媒体报道,泰国每年都从中国招收很多中文老师,仅2012年一年泰国就要求中国教育机构为泰国的中文学习者派遣1万名中文教师作为中泰教育和文化交流计划的一部分。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当代泰国出现的一个“re-sinicization”趋势。根据Caroline的定义,“被用来表示一直被贬低、排斥或压制的‘Chineseness’的迅速崛起,更普遍地来说是在东南亚及其他地区华人显著提高的可识别程度、被接纳程度和自信度”。正如在上面的分析中看到的,泰国华人在泰国社会的同化进程或多或少是在建构“他者”的过程中被强迫和被动完成的,所以当时机成熟时这些人以及后代的中国性会不可避免地再度迸发出来。Tong也注意到了泰国华人的再中国化趋势,他说,“在经过了几十年的抑制后和歧视并为了政治局势而被迫改变他们的种族与文化之后,现在许多泰国华人开始公开表达他们的华人身份和对中国的认同感。”。正如上文讨论过的语言在塑造个人身份认同时的力量,通过中国语言在泰国的进一步普及,中国文化在泰国的复兴和“再中国化”的潮流将是不可避免的。
除了中国国力的强大,泰国本土的政治局势变化也为再中国化的出现提供了方便。在拉玛六世和銮披汶时期,泰国的国家主义是相对薄弱的,但由于拉玛六世需要巩固个人统治而銮披汶需要推行反泰共等一系列政策,泰国政府必须采取一定的手段来刺激国家主义,于是华人与中文的“他者”地位需要被政府建构并强调。而当下的泰国相对稳定,并没有受到如銮披汶时期的内外挑战,所以并不需要强烈的国家主义支撑,于是政治环境较为轻松,就为再中国化趋势的出现营造了条件。所以,当有需要用强有力的国家主义团结国家之时,泰国政府就会将华人和中文“他者”的标签再次强调出来,而当外部威胁较弱时,泰国华人将有更多保持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的自由。因此,“他者”的建构和国家主义的兴衰与一国的政治局势有着密切的关系。
据Anderson说,一个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因为无论这个国家实际存在可能的不平等和剥削,这个国家的人总是被认为是深层的、统一阶层的同胞17。确实,国家主义会存在于在一个所有人因为使用同一种语言和文化而分享同胞关系的地方。而在本篇文章中,作者提出,还有一个影响国家主义的重要因素即“想象的他者(imagined Other)”,指的是为了刺激国家主义而建构起来的与自己的共同体不共享相同的语言和文化的另一群人。与想象的共同体相似,想象的他者也建构出来,因为人们并不可能认识所有被称为“他者”的人。虽然如此,但处于同一个共同体的人们很清楚他们与“他者”有很多不同,因为他们并没有相同的语言和文化。通过这种方式,一个国家的国家主义就在对比之中被唤醒了。
从泰国国家主义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华人的语言中文被泰国的两位政治领袖拉玛六世和銮披汶选为“他者”是为了激发泰国民众的国家主义。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并在泰国促进国家主义,他们统一了标准泰语,并迫使所有居住在泰国的人学习这个国家语言。许多华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语言而被动地融入泰国社会成为泰国公民。通过这样做,泰国国家主义得到了切实加强,如果这样的政策持续下去,年轻一代的华人将不再会有机会学习中国的语言,这将导致他们的中国身份认同的丧失,因为他们不再拥有相应的中文语言能力来进入中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然而,随着泰国政局的变化,激发国家主义不再是泰国政府的优先目标。同时,中国的飞速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中国语言文化在泰国的整体快速复苏,促进了“再中国化”趋势的出现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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