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田野调查】羊坪彝族乡田野日志8：我的田野在村委会
摘要：羊坪村村委会长期一直发挥着协调羊坪乡党政府与村小组群众关系的纽带作用，从进入村委会到与村委会成员共同工作，笔者在基层工作中观察村委会运作，在观察中学习基层工作精神，探求田野的“知行合一”。
羊坪村曾是丽江市永胜县重点帮扶的脱贫攻坚镇，在摘掉贫困乡的帽子，脱贫攻坚政策告一段落后，乡村振兴战略紧随而来。在这样的国家政策衔接期的背景下，省内下达了基层村委会领导工作“一肩挑”——村务一把手既担任村党总支部书记，也兼任村委会主任的政策文件。为了弥补前者所导致的人手不足，帮扶基层振兴工作，脱贫攻坚驻村工作队之后，一批乡村振兴工作队又来到羊坪乡，其中三位工作人员被调派到羊坪村委会。
不大的上羊坪活动中心里分为羊坪村村委会办公室和喜彝洋芋合作社两个区域，中间被小小的篮球场隔开。村委会中有五位村委会书记、主任，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有三人。村干部平日都在办公室工作，需要时才会到合作社的二楼会议室开会。
村委会作为中国农村基层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却不属于基层权力组织，这种特殊的本质衍生出了一套独特的运作模式。村委会这一级权力虽小，但极为艰苦，责任重大。村委会与上级机关、人民群众工作对接的情况，会直接影响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和农村的社会稳定度。为了探究村委会的日常运作状况，我决定聚焦于此展开调查。
刚刚来到村委会时，村委会干部和驻村工作队成员都只把我作为一个从外地来到村子里调研的大学生，招待尽主人情谊，但始终保持距离。随着到访村委会的次数不断增多、深入，我逐步地进入到村委会的事务运转中并有了一些发现。
羊坪的村委会成员难以解决互联网时代扑面而来的技术体系问题，驻村工作队又陷入到不知如何在乡村振兴政策实施的准备期深入基层的尴尬境地中，这里需要可以帮助他们利用电脑来解决实际问题，具备可以在地方的各种场合掌握一定话语权的资本的人，如“大学生”这样的一个头衔在羊坪所带来的重视。而回到我的立场，作为一个渴望进入异文化的“他者”，渴望得到地方社会成员认同的学生，缺乏语言知识、日常行为规范等等羊坪村中应当拥有的“常识”，误打误撞走进了一处我可以发挥用处的地方。
开始是根据手写的清单计算每家农户的种养殖面积、将纸质资料录入电子表格，到后面一起商讨、交流党建材料，制作疫情接种情况表格等等。因为他们对Excel操作的不熟练，对于村委会与工作队成员来说，处理这些工作是繁琐而困难的。然而村委会的中年男人们并不绝对排斥着这些技术，反而对于他们自身所不熟悉的运作方式抱有很强的兴趣。他们开完会后，自然得都坐在电脑桌旁，看着我编辑表格、对照录入。帮我阅读村长们手写统计的村民土地面积，不时还会非常好奇地问我某一步骤是怎么操作的。他们并不会因无法理解而产生厌恶、排斥的态度，看别人使用时则还会出于善意的心态尽可能地帮忙去做自身知识范围内的事情。复杂的工作上，他们大多是需要有村小组组长在分社统计人口，来到村委会的工作场所统一整理的，短短时日，让我深深地体会到：这里需要鲜活的力量，需要更多的知识分子来到这里帮助村委会学习现代办公知识，分担互联网办公任务，破除基层工作中的技术体系困局。
文字体系的使用不成熟为村委会的工作带来很大不便。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受制于陌生的环境、语言不通与对彝族地方风俗等等原因，很难对自身工作进行长期安排。工作队与村干部之间的工作大体上是互帮互助的，双方在实际上遇到问题时都是随时咨询另一方意见以求解决问题。由于工作队刚驻村一个多月的时间，对乡内的情况不甚了解，往往还是村干部给了更多的意见与建议。如果想要一一开展入户调查，则又因为听不懂彝语，不知道如何找寻村民去处这样一系列困难而无从下手。例如，在遇到接收村民疫苗接种情况与未接种原因接留白的时，还是由村委会干部打电话给村民或向村小组组长询问。这些未统计资料中的许多样本实际上都存在着外出务工和嫁人生子、年迈无法接种等原因空缺，因而很多情况下都可以凭借其在乡内工作的时间与经验来完成。当胡建宏询问一位二十几岁的女性是否由于上学而不归属接种情况范畴时，才知道她在两年前便已经外嫁到别的地方去了，只是户口没有迁移。
基层工作量非常大，工作事务也相当复杂，涉及党建、医疗卫生、民众发展、协调纠纷各个领域，大部分对接群众的重担最终都是落实到“一肩挑”的杨学武书记上才能得以解决。正如前面提到的，十六位村长中有几位是不识字的。即使是上过学的人，文化水平也算不得太高，出错误是难免的。但是杨书记记得每一户村民的名字，汉名与彝名兼顾。很多表格与笔迹不匹配的现象都是名字的滥用、错用造成的，杨书记却可以识别出每个人的“真名”。他还可以凭借他在羊坪乡村委会工作十九年的经验，根据每个人平时的姓名使用习惯和统计效率的最大化选择性的指挥我录入最合适的名字。技术体系限制了他工作的范围，但他本身所掌握的工作经验、家支分布情况的掌握克服它，更可以解决汉文、彝文文字体系的差异。在这里，我看到了一个村干部真正将村民视为家人的公心，为所有村民谋事干事的为众之心。
我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在村委会办公桌上便可以解决的，可是离开这里村委会的工作会延误，我也会走出小小的活动中心就无所适从，不知从何做起。不过倘若我将二者相结合，做到融入微观社会体系中，而非纠缠于基层工作制度运作的矛盾，见微知著，似乎从入户工作中可以探究一二。
在羊坪期间，我随村委会干部们做了三次入户调查，基本的模式大同小异，避免赘述，就择一例讲起：
7月30日，吃过午饭，我随朱永哈（村委会总党支部副书记）和胡建宏（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一起去做入户调查，主要目的是为了落实上级下达的新规定：所有户口为羊坪乡但接种疫苗时在县外的居民都需要提交一份健康码为资料，证实疫苗已经完成接种。和设想的入户调查不同，我们三人为了完成刘家村的指标，直接开车到刘家社村长刘莲发家，把这里作为临时的办公地点，做完了大部分的县外人口统计。
我们进去之后，朱书记很熟练地和村长打起了招呼，村长的妻子也就像知道我们要提前来一样为我们准备好了茶水和座椅，但其实朱贵荣并未提前联系。村长一家与村委会干部之间是非常自然的主客关系。在这里做的入户调查中，彝族的村民只要见到有外人进入家门，就很自然地履行起主人“坐庄”的义务。
朱贵荣在村长的家中承担着最为主要沟通的角色。这不仅是他与村长早已熟识，工作上互为帮扶决定的，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同是彝族，语言、血缘、地缘多个方面上他们都没有交流的障碍，而我与胡建宏在同样的位置上就会显得束手无策。说明来意后，他直接打电话帮我们联络县外接种人员。不出一会儿就落实了十人的情况和他们的健康码。
此时又有三位村民进到了村长家中，包括平时在村委会做饭的刘叔叔、村长的邻居和一位叫陆正海的外出务工人员。前两人是听闻这边比较热闹，于是过来看看情况，实际上对此工作不甚了解，就搬了板凳在旁边坐着，默不作声，似乎观察我们热火朝天的工作也是件趣事；陆正海则不同。刘家社人员众多，其中有几十人都在乡外打工。他也住在刘家社内，虽然不姓刘，但是几位刘姓子弟的堂兄，平日在外打工也和刘家社的人保持着密切联系。只见他风风火火的进到屋子里来，说是村长找他过来帮忙，很爽快地就坐了下来看着摸底表中的待核实人员姓名，一位位找出自己认识的人，帮我们联系；还不时和朱贵荣交流个人行踪和表中有所出入的地方。
这时实际上负责联络的就是朱贵荣、村长刘莲发与陆正海三人，不了解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和联系方式导致胡建宏和我是完全无法介入其中的。我们二人唯一可以做的即是检查人员名册是否有所缺漏和划去已提交健康码人员两项任务。显然这些其实就是我们在村委会做的工作，别无二致。
“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的工作便是协助村委会完成所有工作，不仅仅是关于乡村振兴的，或者可以说村委会所有的工作其实都是和乡村振兴工作相关的。”胡建宏在回村委会的路上对我这么说。如果没有对村民日益相处得到的了解是完全无法处理看似庞大的工作量的，可事实却是仅仅通过村长一家，工作就完成了一大半之多。在这个微观社会里，人情关系与行政制度是村委会（包括工作队）开展工作的两套方法，对“上”后者占有着绝对的优势，而一旦落实到群众之中，前者才是工作推进的最大动力，村委会和群众对接的独特之处便在此显露出来了。
多次入户调查中，朱副书记反而比我表现得更像一位受过训练的田野工作者。当他进入刘家社，是羊坪村中的“我者”，却是这个村小组中的“他者”，没有几位可以提供援助的熟人，却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联系关键访谈人、把握社会关系网络、高效收集资料、解决问题。老练地在工作与访谈中游刃有余，行云流水般地走完流程，又拉近了自身和村民的感情联络。这些虽是村委会必要的工作，却为我的调查提供了宝贵的学习范本。
入户调查时，“我们彝族是非常团结的，就像今天这样只要遇到事情我们就会大家一起齐心合力的解决。”联络稍闲时，陆正海这样对我说，说的同时他微微笑着，带着骄傲的神情。确实，从今天的工作来看，小凉山彝族的团结性不仅仅是家支内部的凝聚，更是一种广泛上的群体向心力。彝族团结正是在国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号召中才真正被发现、凝合起来的文化自觉体现，积极的价值观，它保证了彝族社会融入中国、和汉族文化保持联系、形成相互学习的关系，却不失文化自信，和国家一同走向现代化的全球发展潮流中。而村委会在其中保持着桥梁的沟通角色，协调彝族社会和国家意志的关系：巩固国家意志的规范作用，促进彝族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百花齐放”，恰恰成为了实现国家大政方针贯彻的最好方法。
在基层的一个月里，我所适应的角色仅仅止步于“村委会的帮手”，而非田野调查的实习生。但基层工作与田野有很强的相像性，皆是讲究“知行合一”，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甚至在村委会的待人接物，也是一番修行、一种田野。正如刘老师所言，在羊坪，我们所经历的是一场别样的“成人礼”……
文字/秦琨驭
图片/秦琨驭
主编：何明
编辑：潘奕菲